陜北窯居文化探析

陳強強　汪常明

摘要：窯居文化是中國民居文化的重要分支之一，而陜北地區的窯居文化又最為典型。在現代民居文化整齊劃一趨勢的沖擊下，陜北窯居文化的發展面臨著新的困境和機遇，協調“困境”與“機遇”的關系是陜北窯居文化能否突破目前生存困境從而再度煥發生機的關鍵所在；陜北窯居文化中的優秀思想理念在現當代及未來民居文化發展道路上仍存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窯居文化；陜北；影響因素；思想內涵；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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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嚴格受地理環境限制的地區，其民居形式往往是該地區人們歷史生活的縮影，也是該地區傳統文化、思想理念的相應物化，陜北黃土高原即是這樣的一個典型地區。窯洞是黃土高原地區居主導地位的傳統民居形式，與此種民居形式相輔相成的是本文所謂的窯居文化。與其他傳統民居文化類似，窯居文化有其自身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而特殊性又是其文化的精髓所在，這也將是本文關注的焦點。無需諱言的是，以窯洞及其文化為論述對象的相關工作已有很多，由于所取視角的局限，其中多數工作難免拘泥于對現象的描述和介紹，以致對某些問題并未能作深入探究，因而有對與窯居文化相關的一些問題進行“老生常談”的必要。本文嘗試在剖析陜北地區典型窯居文化的基礎上，對窯居文化的基本內容、形成及發展的影響因素、內含的人文思想、協調自身面臨的困境與機遇的對策及對現當代及未來民居發展的借鑒意義等方面進行較為專業的學術闡述。

一、陜北窯居文化概說

陜北是擁有優良紅色文化傳統的革命老區之一，“陜北”一詞也常被用以指稱現今榆林市和延安市所轄的廣袤區域，其位于黃土高原的腹地及毛烏素沙漠南緣。由于特殊的高原地理環境及黃河的割裂作用，使得陜北成為一個與周邊地區在地理、經濟及文化方面差異較大的獨立性區域。陜北區域的這種獨立性造就了其歷史文化的特殊性，窯居文化即是這種特殊性的縮影之一。窯洞這種民居形式雖可見于陜北、隴東、晉中及豫西等地區，但各地區在地理環境和歷史人文等方面皆存有區別，而陜北地區的窯居文化又最為典型。所謂窯居文化，是人們與窯洞及其所處的自然環境在漫長的歷史中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種區域民居文化，其凝煉了所屬區域人們的自然理念、精神狀態、文化心理及生存模式，這也是窯居文化的主要內容。從建筑變革史、歷史作用及文化內涵而言，陜北窯居文化無疑是各窯居文化的主流。事實上，窯居文化不單是一種民居文化或建筑文化，更是一種人類與區域生態相適應的生存模式，它集中反映了區域人類在協調自身與所處環境關系時的才智。而今，窯居文化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然而，若對此換位思考，“困境”也可被視為窯居文化藉此挑戰得以轉型的機遇。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民居形式有整齊劃一的趨勢，因此，如何在與現代化建筑需求相調和的情況下保持自身的文化獨特性，已成為窯居文化面臨的最現實的挑戰，這也為窯居文化再度提升自我提供了歷史機遇。面對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我們需接受其不合時宜的部分尤其是外在形式部分的歷史淘汰過程，與此同時，我們也應重視積淀在其中的普適性思想理念的承續。具體而言，窯洞這種民居形式及其窯居文化所體現的人類適應自然的建筑理念和生態理念值得我們去深刻反思，也需我們去發掘和申訴其對當代及未來民居形式的選擇及發展所具有的借鑒意義。

二、影響窯居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因素

影響一種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因素是多種的。在一定層面上，地理因素決定文化的物質基礎和原始性格，歷史因素左右文化的發展脈絡，人文因素為文化注入精神血液。與每種區域文化類似，陜北窯居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也與這三種因素息息相關。接下來，我們簡要分析一下影響陜北窯居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因素。

（一）作為基層影響因素的自然地理

地理環境是一個地區文化生成和發展的重要基礎，其深刻影響著該地區歷史文化性格和精神面貌的塑造。作為陜北地區地理基質的黃土構造，其自身的發育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第三紀晚期的紅土高原期，該期內大型河流發育并未成熟，因而無相應侵蝕物質的外輸，黃土高原地表較為平展；第二階段是1.4～ 0.004MaB.P時間段內的黃土物質自然侵蝕的加強期，即高原內部大型河流發育的成熟使得大量物質被帶出，地表遭到流水侵蝕切割；最后的階段是0.004MaB.P以來的地貌發育，即因人們對黃土地表植被的破壞所致的地質侵蝕的加強，基本形成了目前的地貌。[1]而今的黃土高原的地理格局基本由此而來，另一個重要因素是黃河的割裂作用，即黃河由河套平原向東平伸，繼而猛然轉折朝南。地理格局上的封閉性長遠深刻地影響了陜北區域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若把陜北放入歷史長河中觀照，其文化主要是建立在當地創造的基礎之上，其雖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關中文化及三晉文化的影響，但后者并不曾起到主導作用。肇始時期的文化的形成和存活，對自然地理的依賴尤為突出。首先，陜北地區地表溝壑縱橫，平地乏匱，如此地理結構決定構建地面建筑的大勞動量及高難度性，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陜北民居形式向平地建筑的發展。再次，黃土廣闊深厚，且韌性強及直立性好，這些地質因素為窯洞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物質保障，同時在無形中把人類的設計理念向洞式居室方向引導，這就是促使窯洞及窯居文化萌生的基層影響因素。其次，黃土高原艱苦的環境背景也決定陜北人需要去深刻地認識自然、適應自然及改造自然。為此，陜北人在與周邊自然環境的長期互動中，漸漸生成與其和諧相處的思想理念及生存策略，即與環境融為一體。這種現代人熟稔的“因地制宜”思維模式下的文化建構，卻絕非想象中那么簡單，它是先民對自身之外的地理環境進行深刻認識的早期碩果之一。

（二）作為初始影響因素的居室選擇

人類創造的各種文化首先是作為歷史過程而得以存續的，窯居文化也不例外。影響陜北窯居文化生成和發展的歷史因素是復雜的，主要緣由是窯居文化本身就是多種歷史性選擇共同所致的結果。從狹義而言，陜北地區初期居室形式的選擇和發展即是影響窯居文化形成的歷史因素問題，但又不止于此。關于陜北窯洞的起源，大體有以下幾種說法。第一種：起源于原始社會的半地穴式建筑說。[2]考古發掘表明，距今4800年左右的陜北吳堡縣后寨子峁遺址已有窯洞式、半地穴式以及半地穴式與窯洞式相結合的復合式等3種民居形式，這些建筑遺址是陜北可見的最早“類窯洞式”考古遺存，由此推測這些“類窯洞式”居址可能是陜北窯洞的早期雛形；第二種看法認為窯洞起源于早期陶窯。[3]《詩經·大雅·綿》載“古公亶父， 陶復陶穴， 未有家室”。又據鄭玄箋“復者， 復于土上；鑿地曰穴，皆入陶然”，方李莉認為，“陶復”和“陶穴”分指兩種居室的形態，即平地之上的明莊子式窯洞及土崖之上的靠山式窯洞，因為在古時陶和窯同音義通，且陜西、河南、山東的民間窯工常稱陶瓷為“窯活”、“窯貨”等，由此推定窯洞是受到土崖上所掘陶窯的啟發而來；第三種，筆者認為，起源于人類對自然的歷史性認識及適應。一切文化皆建立在人類對自然的深刻性認識、歷史性認識及反復性認識之上，這種認識是人類對自身與自然關系不斷反思的結果。在窯洞出現之前，陜北及其他地區曾普遍流行半地穴式居室，這種居室與窯洞在某些方面具有共性，譬如巧妙利用自然條件的優勢，鑿地為穴。但半地穴式居室的普遍流行還不足以直接刺激窯洞居室的生成和普及。任何的平地式居室的被使用只為窯洞居室的生成提供了基礎前提，即除“基礎前提”外仍需其他的誘因，這種誘因可能即是陜北先人認識所處環境的必然：與環境融為一體。從利用自然的建筑理念和歷史性繼承來看，窯洞的早期雛形即很可能是半地穴式居室。窯洞的外在形式也經歷了一個不斷更新的過程，從早期的半地穴式到后來的土洞式，再到現當代的石磚式。窯洞形式的每次革新都是窯居文化的一次變遷與深化。窯洞形式及窯居文化的每次變遷都是人類對自然認識深化的結果，也是歷史文化對窯居文化作用的結果。所以，窯洞及窯居文化的出現與發展是一個歷史性過程?？傊?，影響陜北窯居文化形成與發展的歷史因素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更多地表現為人類對所處自然環境的歷史性、反復性認識和適應。窯居文化愈是成熟，歷史文化對其的影響愈是深刻，二者始終相互作用，共同發展。

（三）作為文化間互鑒基因的人文氣息

1975年，陜北黃龍縣出土了一枚人類早期頭骨化石，研究者稱其為“黃龍人”。[4]研究[5]表明黃龍頭蓋骨所代表的黃龍人可能是東亞解剖學上現代智人的一古老種群。這一發現說明在距今3-4萬年的陜北就已有具有現代人智力能力的人類在繁衍生息。延至人類文明前夜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陜北大地上人類生活遺存普遍可見，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黃帝文化。黃帝文化是中華文化最重要的源頭，也是陜北文化最根本的源頭。黃帝身為傳說中的圣賢帝王，其人勤政惜民，銳意進取，善于發明，注重實際，這些人文品性仍存活于當今陜北人和陜北各種文化當中。黃帝時期應是陜北文化的初創期及窯居文化的萌生期，人們可能已經逐漸開始接受窯居這一居室形式。西周之前，陜北（尤其指榆林）居民種族復雜，祖源難辨，其有據可考的當屬鬼方、獫狁。[6][7]依考古出土的文化遺存及歷史文獻分析可知，鬼方種族實為殷周時期農牧混合種群的一支，其有著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成分，同時也深受商周文化的影響，這種農牧混合文化主要體現于出土的各類考古遺存之上。[8]較之于鬼方，獫狁種族的游牧性更強，且活動范圍更廣。其早期又名犬戎，西周穆王時其一支南遷太原，后殺幽王于驪山腳下，平王被逼東遷。由此可見，西周之前，陜北民族混雜，文化呈多樣性，農牧因素皆具。東周至秦代，戎狄族群活躍于陜北北部，其文化也是一種農牧混合的多樣性文化。[9]而陜北南部，即黃帝文化存在過的地區（今黃陵縣一帶），農耕文化較之游牧文化盛行，也多受關中農耕文化的影響。在現今陜北，這種農牧結合的文化仍有孑遺。秦代之前，陜北人文成分復雜，呈現兼容并蓄的情狀。如此人文情狀為陜北窯居文化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礎，自此，歷代窯居文化雖略有變革，但不失左右。陜北人，粗獷豪放、淳樸敦厚、內斂含蓄、注重實際，這些性格鑄就了陜北各種文化的主軸。陜北窯居文化主要反映在人與物和諧的自然理念、內斂厚重的精神狀態及兼容并蓄的文化心理等三個方面，陜北窯洞的設計、修建及裝飾的思想皆源于此三方面。窯洞在修建上節約土地，設計思想上突出“無之以為用”，裝飾上強調樸素內斂、兼容并蓄。秦漢以降，陜北時常作為中土文化與草原文化的碰撞和交融的地帶，但地區經濟模式仍沿襲農牧互補的模式，陜北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前提下，吸收外來有利因素而不斷完善自己。在漫漫歷史歲月里，陜北的人文氣息悄無聲息地影響著窯居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與此同時，陜北窯居文化也處處體現著陜北特有的人文氣息。

三、陜北窯居文化表征的思想內涵

思想賦予文化生命，與此同時，文化又孕育思想。陜北窯居文化的思想內涵豐富而精彩， 折射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作為陜北文化重要一支的窯居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其部分地表征著陜北地區自古以來的主軸性思想內涵。

（一）人地和諧

發現和利用自然規律是人類亙古不變的追求，人類從未停止追求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努力。在一定層面，人類的文明史也可謂一部人類自身適應外部環境的生存文化史。在日新月異的當代，一些古老的文化貌似過時了，但正是在這些“過時”的外貌（表象）下，仍涌動著一些不失為人類處理自身與外界存在物關系時可加以借鑒的思維范式，而各種“思維范式”則以思想的形式在歷史中長期延續。陜北窯居文化是人類認識及利用自然規律的早期成就之一。窯洞及窯居文化從萌生之日起就伴隨著天然性，這種天然性更多地表現為人類與所處環境和諧共處。黃土高原溝壑縱橫，地理破碎，水土易流失，如何在如此地理環境下安居，儼然是陜北人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之一。從地穴式到土洞式，再到石磚式，其設計理念始終遵循人地和諧的思想。地穴式及土洞式巧妙地利用了陜北黃土及地理的特性，鑿土為窯，且裝飾風格樸素無華、貼近生活，這兩種窯居形式在很純的程度上體現了人地和諧的思想內涵。伴隨窯居模式的是生存模式，陜北地區的自然環境甚為惡劣，陜北人長期以來以農牧互補為經濟生產的主要途徑，盡管歷史上的生產模式與自然環境偶有相悖，[10]但是我們首先要思考的是陜北人在如此的環境下能夠延續本身已屬不易。我們需申訴的是，陜北窯居文化所體現和實踐的人地和諧不是其自身獨有的什么思想理念，它是人類共產和共有的。我們對此思想不厭其煩地闡述的主要動因是現代文化中此種思想的缺失。

（二）安土重遷

安土重遷常被用以形容保守落后的小農思想，然而，這種思想也曾是農耕文化及其子文化的重要思想之一，它也深刻地滲透于陜北各種文化的血脈中。窯洞是陜北人千年不易的民居形式。陜北人對窯洞有著深厚的情感。這種情感的產生和寄托不僅停留于窯居形式本身，更多的是陜北人深刻的生命體驗和文化情結。陜北生業以農業為主，牧業為輔，現實中，陜北生業更加傾向農業。陜北人對土地依賴的程度無疑勝于其他地區。首先，陜北人的居室得依賴土地；其次，陜北人的生業離不開土地。再次，陜北人的情感扎根于土地。這些前提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決定陜北人安土重遷。至今流唱在民間的那一首首信天游，就是活著的陜北地區獨有的“風雅頌”。正如《信天游永世唱不完》[11]2中“陜北的山來山套著山，誰不說這里金疙瘩瘩來銀疙瘩瘩，咱們黃土里笑來黃土里哭，甚會兒想唱甚會兒唱”一樣，陜北人自由、真摯、淳樸、粗獷的情感深刻地扎根于黃土地。我們說陜北人安土重遷，更多的是指這一區域的人們對黃土地的深刻理解和對黃土地的依戀情結。在未現代化的曾經，許多地區的人們對土地的依賴和理解皆然，然而，很難有誰像陜北人對黃土地那般深沉過。改革開放以來，陜北地區也逐步走上工業化的道路，陜北人的思想觀念也漸漸發生了變化。部分人（以青年為主）愿意走出去，安土重遷的思想在他們的意識里漸漸淡漠。實質上，這種現象即是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面臨轉型的困境之一。有些思想理念的消失和走遠是歷史的必然，這是我們需接受的。然而，有些文化理念的困境是時代文化襲卷所致，對某些文化理念的淡漠往往帶有盲目性，陜北年輕人對“安土重遷”文化理念的淡漠可能正是現代化文化潮流裹挾下的結果。

（三）無之以為用

“無之以為用”之說系出自《道德經》第十一章。原話是“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12]22，講的是生活中十分樸素的、常見的以無為用的設計思想，其強調“當其無”的作用，即合理科學地利用“實虛”空間互補原理以達到為人類所用的目的。窯洞及窯居文化的萌生是人類對“無之以為用”思想認識的早期成果之一，窯洞的設計理念及建筑原理都體現“無之以為用”的思想，即鑿土為窯。較之于平面建筑，窯洞占地少，對環境的破壞小，節省資源，具體可以陳述為如下兩方面：首先，窯洞不占用耕地，多在土崖上辟地鑿土；其次，窯洞基本不需要建筑材料（石磚式除外）。窯洞的外觀和內飾都是簡樸無華的，追求實用?；蛟S有人會認為，對于窯洞所體現的“無之以為用”思想在歷史時空內隨處可見，于此重申難免有小題大做之嫌。我們的觀點是，貌似淺顯的“無之以為用”等生存理念已被所謂現代化從人們的腦海遮蔽了。如今，建筑物的不合理設計和利用，對華而不實風潮的追逐，使得資源分配難盡合理。事實上，在建筑物追求奢華的背后，隱藏著現代人的某些不健康的生存企求。簡單的往往就是合理的。我們應該相信，在民居理念向生態、節能方向發展的過程中，作為人類共同財富的“無之以為用”的建筑設計思想或者說生存理念會被人們再次重視，發揮其應有的歷史作用。

四、發展困境與新途

對傳統文化而言，現代化的到來既是挑戰又是機遇。在現代化的沖擊下，一些過去輝煌的文化漸漸失去活力，甚至走向滅亡。陜北窯居文化歷五千年風雨滄桑向現代走來。如何在適應現代化建筑要求的同時保留及發揚窯居文化的優秀部分，如何在新的歷史背景下使之煥發生機，是陜北窯居文化面臨的首要問題。

（一）發展困境

隨著樓居形式的興起，窯洞在陜北的城鎮區域漸漸退出了舞臺。而在農村，窯洞這一民居形式仍被大多數人所接受，但窯居文化的某些部分已不再被繼承。窯洞的被擯棄或居于次位不僅是窯洞這一民居形式的沒落，更是陜北窯居文化某些內涵的喪失。這種喪失體現在人類對自然理解的淺化、人類文化心理的變更。這是千年窯居文化面對的最大挑戰，亦即發展困境。這種困境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現代樓居文化對陜北窯居文化的沖擊，使得某些窯居建筑理念不能與現代建筑理念同步伐。例如，與樓房相比，窯居室內空間較狹小且功能區區分不明顯、裝飾老套、采光差及取暖不便等；然而，在這些表象化的困境下，人們對一些優秀的傳統文化理念也盲目擯棄，這是不可取的。第二，工業化使得陜北人的農牧生存模式逐漸向工業生存模式轉變，人們對土地及窯洞的依賴性減弱，對樓房的需求性加強，然而樓房在價格及數量上卻不能很好地滿足人們的住房需求，且這種變遷往往是人們對現代化樓居居室形式的盲目追逐所致。第三，在這些原因之下，隱匿的是深刻的文化變遷，其不僅是對窯居文化的外在表現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更是對人們的傳統文化取舍的考驗。陜北窯居形式及窯居文化在今天雖處于如此困境，但仍有回旋的余地和改進的空間。

（二）發展新途

持續、生態及節能已然成為本世紀發展模式的重要話題之一，人類已經意識到要想持續發展就得與自然和諧相處。然而，在如何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方面，人類似乎是繞了一個圈。如今所倡導的一些新的文化發展理念，無不有著久遠的傳統淵源。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裹挾下，文化往往也難免走上被“物質化”、“經濟化”的命運，而在一些區域性、地方性文化中，這種命運的跡象尤為明顯，陜北窯居文化即是例證。毋庸置疑，陜北窯居這種居室形式及其文化在某些方面確實不再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了，然而，它所蘊含的人地和諧、“無之以為用”、安土重遷的思想理念對當代及未來民居的發展都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如民居形式的選擇及構想需遵循自然規律、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此外，窯居形式體現的節約資源和生態環保的可持續發展理念也是將來民居發展的趨勢之一。

現今，陜北人已經意識到了窯居文化的不足，已開始對現代樓房民居文化的優秀因素進行吸收。在窯居文化的外在表現方面（窯洞），為了增加室內采光和溫度，大部分窯洞已采用透明度和保暖度較好的玻璃門窗；出于衛生清潔的考慮，已采用白灰粉刷窯壁及瓷磚鋪設地面。另外，也保留了一些合理的室內設施，如仍舊采用“炕灶一體”做飯與取暖的模式。部分窯居家庭已裝有太陽能熱水器用以洗浴。在窯居文化的內在表現方面，陜北地區的青壯年已經逐漸擺脫了“靠天吃飯”的傳統生計模式，而多數投身于服務業或建筑業。然而，在中央及地方政府“植樹造林”工程的推動下，陜北人民將閑置不耕的土地進行綠化，陜北人的生計模式得到了成功的現代化轉型。這也是陜北人對自身傳統文化中追求人地和諧的精神理念的再一次認識與踐行。

總之，我們希望的是，人們在客觀合理批判的基礎上，能夠充分重視和理解陜北窯居文化等傳統文化的優秀理念，并將之付諸實際。即將發展中的挑戰轉化為機遇。這不僅是各種區域性傳統文化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整個傳統文化轉型期的應有意識。若此，陜北窯居文化等優秀傳統文化則有望走出自身困境，贏取一個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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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老聃.老子[M].范永勝，譯注.合肥：黃山書社，2005.

作者簡介：陳強強（1988―），男，陜西清澗人，廣西民族大學碩士研究生。

汪常明（1978―），男，湖北通城人，中國科學院自然史所在站博士后，廣西民族大學副教授。

（責任編輯：李直）

基金項目：廣西民族大學引進人才項目（編號：2010QD023）、廣西民族大學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gxun-chx2012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