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名家大姓與滇西鹽井開發

趙 敏

（大理學院，云南大理 671003）

滇西橫斷山縱谷區的沘江、濞水河谷鹽井較為集中。在此區域內的云龍縣，分布有被稱之為“五井”的石門井、雒馬井、諾鄧井、大井和天耳井。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在云龍設立“五井提舉司”作為鹽務管理機構，五井提舉司下設諾鄧、山井、師井、大井、順蕩井、劍川彌沙井、麗江蘭州井七個鹽課司，五井由此得名。五井因鹽井之利，商賈云集，各業盛興，很早就出現集市貿易。蘭州的拉雞井也曾作為州治及土司府治所。以鹽井為中心，鹽馬古道輻射的地域內出現了劍川沙溪、永平杉陽、云龍漕澗等較為發達的鹽市交易集鎮。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聚居于此的白族名家大姓成為鹽井資源的開發主體。

一、滇西鹽井地區的名家大姓

（一）石門井楊氏

鹽業經濟的發展，吸引了歷代外籍人戶前來石門落籍，促進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和鹽業經濟繁榮。嘉慶十三年舉人，曾出任陜西巡撫的石門井人楊名飏就是從石門井走出去的俊才。據清代嘉慶八年《弘農族譜》載：石門井楊氏“原籍山西大同府弘農舊族派衍九隆。前明洪武時始遷大理太和縣喜瞼上市?！睏钍霞易迨且螓}利而從大理喜洲遷至石門井的。楊名飏在《十二世祖楊當天行述》中記述，“家世以煎鹽為業，見有摻和泥土者，切為戒曰：如不足糊口別擇一術，不可作此忍心害理之事”〔1〕247。楊氏家族終因鹽利而得到興旺?！跋却蠓蚴蠗?，諱名飏，字實伯，號崈峰……明初，始祖勝入滇，聚族太和之喜洲。明末，六世祖一誠遷云龍之金泉（寶豐）。國初，九世祖寅儒分支石門”〔1〕243。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楊名飏升任陜西按察使，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任陜西布政使，同年九月任陜西巡撫，授資政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其治秦期間政績卓著，他主張捐資置田以獎勵應試學子，重建書院促進文化教育?；I息谷，修社倉以賑災荒。因地制宜，發展農業。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他在秦省頒諭《種洋芋法》，要求各府州擇地播種。并采買洋芋種一萬余斤，分發至延、榆、鄜、綏四府播種，改變了南山一帶“多賴包谷以養生”的單一農作物結構。并著《蠶桑簡編》以指導秦民，經6年后，栽成桑樹64萬余株，使養蠶織縑之家獲食其利，以厚民生。力主維修“三秦”古建筑，保護文物。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他征集附近官紳士民及橋匠民工，對著名的灞橋進行重建。重修的灞橋在技術上有了新的突破，采用多跨的樁基礎石制排墩簡支木梁，長近400米，67跨，每跨長6米，寬約7米，基礎牢固，造型美觀，歷120多年而安然凌架于灞水之上。楊名飏離任之時，“秦境士民扶老攜幼郊送千五百里”〔1〕248。

回到家鄉云龍后，他把“三秦”文化和中原生產技術傳播于鄉里。他用通俗民歌體寫成《勸桑行》在云龍廣為流傳。詩中道“卒歲無衣怎樣好，豳風自有蠶桑道。綺羅豈是天孫裁，全在人工勤織造?！薄疤柡┮箍毡t，勸爾栽桑要及早。盤條最愛春風嫩，采葚須知芒種老。路旁墻下隨意插，一片荒郊綠野繞?！边@些淺顯易懂的農謠在云龍民間深入人心，促進了云龍蠶桑業的發展。由他主要捐資，在同鄉馬錦文、楊明經兩族捐獻的田地上建起了“彩云書院”，共置校舍83間，置租谷700余擔，共集資銀9 420兩。楊名飏認為：教育之設“攸治化本源”，故應“以振興學校為先務”。解職還鄉后，他自任彩云書院主講，為云龍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有《學祀簡編》《四書五經字音辨異》《關中集》等著作傳世。咸豐元年五月十三日逝世，享年79歲。

（二）寶豐井董氏

云龍寶豐井的董氏為南詔大理國時期的董伽羅尤的后代。據董氏族譜記載：“始祖仙胎伽羅尤，系出大唐。生于洱河東巖上草茅中。仙鸞覆育”〔1〕25。云龍寶豐井《太和寺功德碑記》載：“（寶豐董氏原為）東吳縉紳望族，世家金陵。自唐貞觀間筮仕南詔，以咸通元年，奉遺入覲，八年歸國，擢布燮官者，鼻祖諱成公也?！惫饩w十年石門井《重修董氏族譜序》中有：“憶我董氏，自江南金陵縣于唐時入滇，始祖董成居大理國，蒙氏舉之入朝，賜以清平之官，其后襲職守籍”的記載。咸豐十年寶豐井《寶豐董氏族譜》也對董氏的家世淵源作了記述：“董氏原藉南京應天府金陵縣五里橋人氏，始祖府君諱成唐時入滇為南詔清平官”〔2〕72。另據大理喜洲董汝舟家藏《大理史城董氏族譜》記載：“該董氏為唐代南詔國清平官董成后裔，董慶為董成第十二代孫”〔1〕25。綜觀以上的族譜資料，寶豐井董氏即為大理喜洲董氏家族的后裔。

寶豐井董氏家族的興起與云龍鹽井的開發有著直接的關系。據《寶豐董氏族譜》載：“董慶為云龍石門井及寶豐井董氏的共同始祖。董萬章、董萬鈞均因鹽井之利而遷居楚雄黑井，董萬卷亦因寶豐井的鹽利而遷居寶豐”。寶豐《太和寺功德碑記》說董萬卷至探得鹵脈靈源，糾合三五大戶道事開井。所說的三五大戶即包括同宗同姓的董詩、董詔和董誥三支，所以推斷當時喜洲董家即為鹽業經營大族，不僅開發云龍鹽井，還掌握了楚雄黑井的鹽利。

董萬卷，字宗儒，號懷山，為云龍縣寶豐井董氏的一世祖。大約于明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前后，攜子董漢紀，孫董邦憲三代從大理喜洲遷居寶豐。董邦憲曾“生平好善，造漾濞云龍橋；建永邑（永平縣）之玉皇閣；起太和之寶剎（云龍寶豐太和寺）；置報安之小莊，名揚六詔”〔2〕174。

寶豐井的董氏家族于鹽井獲利后，十分重視公益，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云龍董欽輯《云龍董氏家乘》，比較祥細地記載了時任保山縣長的董坊捐資主持在距云龍縣一百二十里的沘、滄二江上修建功果橋的事跡。功果橋從民國十一年（1922年）二月動工，至民國十二年二月初步完成。民國十九年（1930年）復修。初次建成的功果橋，橋身長二十八丈五，鐵鏈共十八串，每串連系兩頭龍窩，約需三十三四丈，地扣平均五斤零，長八寸零。第二次復修，鑒于烈風鼓蕩，吹折堪虞，又復添砌一重橋墩，將橋身縮短為二十四丈零，橋墩高四丈二尺，周圍約十五丈，鐵鏈系沿舊日龍窩。所耗費用四萬多元。功果橋的建造，為云龍鹽商行人通往保山等地打通了捷徑，解決了瀾滄江兩岸人民過江難的問題。在功果橋未修造前，云龍鹽井商人馱鹽銷售到保山地區只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是經（舊州橋街）飛龍橋過春塘達保山，行程達四百里；另一條是經永平過霽虹橋過瀾滄江達保山，行程約三百八十里，而從功果橋上通過，直抵保山則只有二百八九十里。路程大大縮短，且較以上二路平坦，毫不迂回峻嶺……功果橋修建主持人董坊去世后，其后裔董澤、董欽呈報民國云南省政府為董坊立祠旌揚，龍云批示“前教育司長董澤之兄董坊，因兩度建筑云龍屬之功果橋，不惜毀家以達其成，且一生盡瘁開辟狗吊窩及該橋工程，以至于死，實屬當代不可多得之人”〔1〕26。

寶豐董氏家族中，深為云龍人所誦揚和銘記的當推董澤。董澤，字雨蒼，白族，云龍縣寶豐井人，生于清光緒戊子年（公元1888年）。東陸大學（云南大學前身）創建者、首任校長，著名教育家、經濟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教育學碩士，美國伊里那大學經濟學碩士，法國法蘭西科學院院士。

（三）諾鄧井黃氏

被世人冠之以“千年白族古鹽村”美稱的云龍諾鄧，自古就有“九楊十八姓”之說?！熬艞钍诵铡爆F在都是地道的當地白族，但根據各姓氏傳下來的族譜記載，由江蘇、浙江、福建、湖南、江西、山西等地的漢民陸續遷來，逐漸與當地的主體白族融合成為一個新的群體，他們既保持了中原的文化傳統，又吸納了邊地的鄉風民俗。是鹽利使這里的人口與民族結構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發生了演化。

洪武年間，明朝中央政府在諾鄧設提舉司衙門，福建籍黃孟通，江西籍李瓊，河南籍李山峰等歷任提舉先后落籍諾鄧。在外來姓氏中，福建黃氏家族對諾鄧的發展貢獻最為突出。據明代李元陽《明處士黃公孺人段氏墓銘》載：“黃公諱本清，字元杰……世為閩邦邵武郡三十都人。成化二年，公之曾大父黃孟通以鄉進士提舉五井?！泵髂?，黃文魁首貢并出仕廣東提舉之后，諾鄧文風漸趨鼎盛，形成了“二進士、五舉人、貢爺五十八、秀才四百零”的局面。在這些燦若星辰的人物中，黃孟通、黃文魁、黃桂、黃超香、黃翔龍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全都出自黃家。黃氏一門中，又以黃桂最為杰出。

黃桂，字月軒，號清華，生于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黃桂自幼嗜學如飴，熟讀經史子集，“揮毫發論，往往別具手眼”“沐其教者，莫不望為山斗?！鼻迩∈辏ü?747年），年愈47歲赴鄉試，中亞元，授昭通府永善縣教諭。他學識淵邃，一生留下許多著作，一部分收入《皇朝經世文編》，其中有上書朝廷的靖邊之策，受到當朝重視，有的收入《滇系》和《清華文集》。云南最早的詩歌總集《滇南詩略》，收錄他的詩詞多首，并評論他“詩名噪甚”，是聲聞一時的名士，被譽為“滇中一儒杰”。黃桂對振興家鄉教育，培養人才方面可謂功勞卓著。云龍歷史上第一位進士大井人馬錦文曾是他的學生。第二位進士黃紹魁是他的侄子，多受其教益。他和同村貢生楊元復、廩生楊瑗、生員楊秉正等首倡修建了諾鄧孔廟和崇圣宮，并設學舍倡教，前后幾十年間涌現的大批學子無不因其教侮受益。在開科取士的年代里，黃氏一門的榮耀，古宅紙墨的芳香，曾縈繞過一代代書生的夢，也曾激發過莘莘學子博取功名的熱情。

至清康熙年間，諾鄧已是“書聲響逸、鼓樂喧嘩”。乾隆時期，村內建筑及人口已具規模，并在其后的40年里連續出了5位舉人。由于大量有著中原文化背景的人士入籍，諾鄧人對儒家文化大加推崇，儒家思想逐漸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諾鄧人思想信仰的主流。

（四）大井馬氏

馬錦文，字梅阿，云龍大井人，生于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卒于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原籍江西撫州臨川縣，據大井馬氏族譜載：“遠祖來云龍作吏，因愛慕山川之美，落籍金泉（今云龍縣寶豐鎮），后定居大井?！彼吧诋愘|，聰明絕倫，登乾隆丁卯科舉人，壬申科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山東道監察院掌管、廣西道監察御史、署戶科掌印給事中”（光緒《云龍州志》）。

馬錦文入朝供職期間，“正色立朝，敢直抗言，有古名臣風。所上奏章多中時弊?；鹿贋橹當扣E，名震京師?！焙笕朔Q：“題諫院之名，馬侍御直聲丕振”，對馬錦文為官清正，剛直不阿高度贊譽。馬錦文以夙夜勤勞國事，積勞成疾，中年卒于京，為此，乾隆特頒諭“素旗出都門，公卿大臣設酬奠送”，由親人扶櫬歸里，所經地方，穿城而過，官紳士民同辭交贊。

（五）沙溪段氏、歐陽氏

鹽馬古道上的劍川沙溪，歷史上曾經是鹽馬集散的重鎮。直至民國年間，沙溪仍是“茶馬古道”上的鹽茶集散地，南來北往的馬幫絡繹不絕。沙溪寺登街一帶馬店、鋪臺、街面、寨門一應齊備，往日鹽馬古道上的鹽馬重鎮宏大規模遺跡至今依稀可辨。在沙溪的名家大姓中，江尾村的段氏家族和寺登街的歐陽氏家族最具代表性。

段良（？-公元1585年），沙溪江尾村人，明朝萬歷年間太學生，曾任萬歷皇帝太師，被世人尊為“天下貢元”。他告老返鄉后，定居在沙溪江尾村，現該村仍保存有段良府第遺址。段良回故里后，整修鹽馬古道，重整沙溪鹽關稅卡，征募鄉丁，打擊鹽馬古道上的路匪劫賊，加強關、卡、哨的力量，為過往客商和馬幫提供安全保證，保障鹽馬古道的使命通暢?，F沙溪四鹽卡之一的馬坪關上留落下來段姓人家，多為段良的守關人員段氏后裔。段良后裔中學富才高者累世不絕，段良之子段廷用曾任江西建昌知府，段九章曾任海洲知州奉直大夫。

歐陽家族是沙溪有名的“馬鍋頭”世家?！榜R鍋頭”是鹽馬古道上馬幫頭目特有的稱謂。他們是率先在鹽馬古道鹽運中發跡的商人，富甲一方。他們在古道集鎮上所建的住宅和馬房客棧別具特色，至今保存較為完好。其中，最為知名的有沙溪古鎮的歐陽大院。

歐陽家族原為江西人氏，落籍沙溪后其后裔全被白族化。據歐陽家譜載：“始祖子群，江西廬陵明宦官，游至，繼承數年則遷于溪……謫壘成金，起房蓋屋，生有二子?！奔易V中所記“起房蓋屋”指的就是興建歐陽大院，建設者為歐陽景和（見《劍川文史資料選編》）。歐陽景和起初只是鹽馬古道馬幫里的一名普通馬夫。由于他善于經營，勤勞節儉，從無到有，從小做大，逐漸發展成為沙溪一帶最富有的馬鍋頭。后修建了歐陽大院兼營古道客棧和馬店。歐陽大院坐落在沙溪寺登街西北側，是馬鍋頭歐陽景和于清末民國初所建，為白族典型的“三坊一照壁”式建筑。附屬建筑有一排馬店，兩處花園，整個建筑規模占地1 300多平方米。

歐陽大院門樓為石結構圓拱頂門，上有浮雕石獅裝飾。門頂兩端雕有花鳥魚蟲，并繪字畫，顯得優雅而不失大氣。門樓兩側的浮雕內容左為農耕，右為讀書，襯托有一幅構思精巧的對聯：“歐脈鐘靈地，陽光麗普天?！睂β撌孜菜淖诌B起來讀便是“歐陽天地”，意喻歐陽天地福光普照，耕讀傳家。院中的照壁上題寫行書“六一家聲”四個大字，以唐宋八大家的六一居士歐陽修家門比附，座佑家訓，勵志后代。為白族民居建筑中不可多得的典范之作。

（六）營盤鎮楊氏

瀾滄江邊的營盤鎮東靠拉井，自古就是鹽馬古道必經的鹽市。據1932年繆悔一《滄怒兩江見聞錄》中記載：“營盤街，是楊武愍公——玉科的故里。為大理、麗江、鶴慶、劍川、維西、蘭坪、喇井、瀘水、知子羅、上帕等地的貿易中心，是滄江邊一大市場……街場周圍，瓦房最多，有十字街一條，鋪面很多……所有一切洋廣雜貨，應有盡有”。

楊玉科出生于蘭坪縣營盤鎮，那馬人（白族支系）。清同治年間，滇西杜文秀起義軍占領了蘭坪，控制了喇雞鹽井，以鹽利收入作為大理政權的開支。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楊玉科鎮壓了回民起義，并被清王朝封為將軍后返鄉興建營盤街。從劍川等地請來建筑工人，建造住宅，為他死去的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壘墳立碑，還為楊姓建造了一所宗祠。他的住宅叫做“爵府”，當地人稱為“爵府衙門”，門口掛有“將軍第”的橫匾，爵府規模宏大，有三個院落，共七十二道門。

他在鹽馬古道上的家鄉營盤街率先修建了兩排各約十來間的鋪面，邀請劍川、鶴慶、大理等地的白族、漢族商人前往經商，做生意。在楊玉科住宅周圍，逐漸形成一個丁字形的街道，楊玉科將此街道命名為營盤街，街道上有大小店鋪近百家。使營盤街成為滇西北一帶各族人民進行商品交換的較大集市。到這里進行交換的，除了大理、下關、保山、麗江的商人外，還有瀾滄江兩岸的傈僳族、那馬人，碧江、福貢的傈僳族、怒族和勒墨人。當地絕大多數傈僳族和勒墨人。從營盤街形成之日起，就到營盤街交換各種物品，以滿足他們的生產和生活需要。直到現在，營盤街還居住著不少漢族、回族和劍川、鶴慶的白族居民，他們的祖先大多是從外地遷來的。

與此同時，他舉力興辦學校，在營盤街創辦了“滄江書院”。他捐獻年收地租七十二石的田地，作為書院基金，主要支付教師的薪金和書院的雜費?！皽娼瓡骸痹谛梁ジ锩蟾某砂ǔ跣?、高小的小學，經常有學生百人左右。學生可以在校寄宿，伙食自理。學校免收所有學生的的學雜費。

二、白族名家大姓與鹽井地區社會發展

洱海區域鹽井地區經歷了無數風云變幻，有的鹽井地曾幾易其主。但始終不變的是，在滇西鹽井區域生存和發展的族群及其文化互動與調適莫不圍繞著鹽這一核心物質。各民族正是在鹽井地區長期相互調適與融合，走向最終的民族認同。南詔大理國時期，這種以開放的心態接受民族融合和調適文化認同的傳統就已經形成。南詔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上層分子到統治集團之中，在南詔統治集團中，就有白蠻、漢族、傣族和么些等民族成分?！赌显t德化碑》碑陰所載官吏題名，白蠻貴族可見姓或名者64人，其中有段、楊、尹、趙等姓者37人，占總數過半〔3〕。

在近代鹽井地及其輻射的鹽運鹽市集鎮的族群結構變化和民族變遷中，這一特點更加明顯。許多鹽官、鹽商在鹽井地區長期落籍，孕育出了一大批白族名家大姓。不管他們的祖先是漢族還是其他民族，在洱海區域鹽井地區，他們已經完全認同于白族之中，并發展了白族的內涵，已然成為了白族中的精英，標畫著白族文化發展的方向。明清時期，這一族群以“明家”或“名家”自稱。有學者研究認為白族人以“明家”自稱，是因為他們的祖先血統中有古“昆明人”成分；有學者認為白族以“名家”自稱，是因為他們是西南少數民族中最早接受漢文化，從而貫之以漢姓的有名有姓的族群。經過歷史融合后的白族既是中國西南地區最早認識和利用鹽泉的“昆明人”的后代，也是較早認同于先進的漢文化特殊民族?！拔拿鳑]有財富是建造不起來的，而財富本身有兩種表現，一是絕對的，另一是相對的。換言之，文明的基礎是財富在絕對程度上的累積。很貧乏的文化，很難產生我們在歷史學或考古學上所說的那種文明。另一方面，僅有財富的絕對累積還不夠，還需要財富的相對集中。在一個財富積累得很富裕的社會里面，它會進一步地使社會之內的財富相對地集中到少數人手里，而這少數人就使用這種集中起來的財富和大部分人的勞力來制造和產生文明的一些現象”〔4〕。白族鹽井地區名家大姓的出現，就是因為鹽這一財富資源導致的必然歷史結果。也正因為名家大姓的崛起而推動了白族鹽井地區社會向更高層次的發展，為后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文明印記。

其一是改變與整合了白族鹽井區域的人口結構，調適了族群認同內涵。

歷史上，滇西鹽井地區的漢族移民主要有因擔任歷代朝庭官宦流寓，因商流寓或因軍屯而流寓等情況?！爸轂橐腿?，自設流遷治后，漢人慕煎煮之利，多寓焉”〔5〕。遷入滇西鹽井地區的漢民數量有限，少數民族人口占絕對優勢，因而在文化涵化過程中主要體現為漢移民較多地喪失他們的民族特性，變服從俗融合于當地少數民族。但是，這一涵化過程并非單向的漢移民被夷化的過程，漢移民文化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繼續在鹽井地區發揮著其涵化功能。

漢族的移民文化隱去其顯在的文化特征來適應白族文化，并逐漸躋身于白族的意識形態圈，潛移默化地發揮著涵化的功能。漢族移民文化強調了土著白族文化中所缺乏的內容，即族群的祖源合法性及社會等級性。在漢文化與白族文化整合過程中，漢族移民文化實現了白族化，白族文化中也帶有了漢文化因素，相應地在漢移民被夷化的同時少數民族也因其文化中吸納了漢文化特質而產生區域性涵化，特別是對漢移民先進的生產技術，勞動工具和參與科舉等文化特質的吸納。滇西鹽井地區在名家大姓統領下，關系已經非常密切而很難區別了。漢戶最終消失在鹽井地的白族之中，夷漢相互涵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實，關系密切而難區分，至明清時期，大都以“名家人”（或明家人）來稱呼這一正在融合中的民族群體。

其二是引進了相對發達的觀念和技術，從而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鹽井區域的經濟社會結構。

云龍石門井楊名飏回到家鄉后，把“三秦”文化和中原生產技術傳播于鄉里。他用通俗民歌體寫成《勸桑行》在云龍廣為流傳。淺顯易懂的農謠在云龍民間深入人心，促進了云龍蠶桑業的發展。寶豐井的董氏家族引進先進技術，在鹽馬古道必經的瀾滄江上修建了功果橋。董澤將私產大栗樹嘎窩田莊捐贈給家鄉用于發展教育，資助創立云龍縣第一所農業職業學校。在縣級舉辦中等專業學校，這在滇省亦為罕見。至1952年，云龍農業職業學校改為公立，并入云南省農校，培養了一批云龍籍的農業技術人才。營盤街的楊玉科在鹽馬古道上的家鄉營盤街率先修建了兩排各約十來間的鋪面，邀請劍川、鶴慶、大理等地的白族、漢族商人前往經商，做生意。促進了鹽井地區民間商貿的發展。

其三是帶來了發達的中原文化，從而沖擊、整合了鹽井區域的白族文化。

由于各名家大姓遷居白族鹽井地區，且多為“中原衣冠”的名門士族，有的本身就是宿儒名宦。他們一方面嚴守譜系，完善鹽井地區的宗法文化；另一方面，自覺或不自覺地在白族鹽井地區傳播儒家文化，敦進儒學文禮。白族鹽井集鎮較早地設立了書院廟學?？滴踔劣赫g，云龍州的義學達到了一定的規模?！翱滴醵四?，知州丁亮工始設于福隆寺，后生員尹道南、尹文林捐屋一所，在州治東北。四十五年，知州畢仕魁見其狹隘，捐俸買其旁地，重建書舍，顏曰‘教育堂’。五十二年，知州王氵符捐俸設館，知州李元英因之。雍正三年，知州陳希芳設傳心、修瓴二書院，更于天耳、諾鄧、江外分設，訓誨子弟，以廣文治”〔6〕。劍川州的喬后井、彌沙井亦先后設立書院?！皬浬尘^（義學館），在城西南一百六十里彌沙井昭應寺。雍正七年，大使聞韶設，每年束修銀十兩，今就橋頭關圣宮，改為和羹書院，束修銀十八兩……新設喬后義學三館，皆在喬后井，光緒三年設，由鹽井厘金公費內歲共給束修脩銀六十兩……新設喬川書院，在城南一百三十里喬后井。光緒三年設，由鹽井釐金公費內歲給束脩膏火銀六十兩。新設敷文館，在喬后大村，同治十二年地方公建，鋪面歲收租錢二十四千以作束脩”?！把┌邥?，在蘭州求仁甸（今劍川馬登鎮）”，見光緒《劍川州志》。

白族名家大姓對鹽井的經營促進了滇西鹽井區域人口、經濟和文化這三大過程的整合與變化，使偏于一隅的白族鹽井地區社會進入了“略與中夏同”發展層面，為祖國西南邊疆各民族的融合與國家認同作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

〔1〕云南省編輯組.白族社會歷史調查：四［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2〕陳云華.董澤〔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

〔3〕孫太初.云南古代石刻叢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59-61.

〔4〕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M〕.北京：三聯書店，1990：199.

〔5〕黃金鼎，李文筆.千年白族村：諾鄧〔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