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南詔大理國佛教教育及其對政治文化的影響

田冬梅，張穎夫

（1.大理學院文學院,云南大理 671003；2.大理學院體育科學學院,云南大理 671003）

南詔統一大理地區，各部族之間雖獲得了地域上的統一，但“大部落有大鬼主，小部落有小鬼主”的狀況沒變，信仰的分裂嚴重阻礙了南詔境內各部族對南詔國思想上的認同。因此，南詔統治者需要一種新的宗教從思想上凝聚各部落。南詔晚期，勸豐佑廢道立佛，大理國時期更是以佛立國，“成為大理國統治階級最重要的意識形態”〔1〕，以至于大理“無山不寺、無寺不僧”“家有佛堂”，被稱為“妙香佛國”?！坝凶诮瘫阌凶诮探逃?，研究宗教是理解民族文化的關鍵；研究宗教教育則是全面認識傳承民族文化的民族教育的關鍵”〔2〕。宗教教育對于民族諸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凡經宗教整合的民族文化便獨具特色，并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世代相傳，這種傳承方式就是民族傳統教育。

一、南詔大理國佛教與教育的關系

南詔大理國的教育起源于原始宗教，南詔統一后，從清平官鄭回與南詔王室扶持道教，倡導用道教教育來對臣民實行精神統治，到勸豐佑廢道立佛，“釋儒”階層的出現，標志著南詔大理國建立起本地區獨特的教育體系。

（一）“釋儒”階層的出現，標志著南詔教育的形成

“考校史籍，唐代以前，云南尚無佛法可言，雖有傳說，亦多誣妄。其確知在云南有佛教者，則唐代始”〔3〕523。李京《云南志略》中記載：“晟羅皮立，是為太宗王?！_元二年（公元714年），遣其相張建成入朝，玄宗厚禮之，賜浮屠像，云南始有佛書”〔3〕524-527。由此可見，丞相張建成傳佛教于大理地區，應該是南詔官方主動傳播佛教的開始。至于民間傳教，從大理的地理位置來看，佛教由印度、緬甸、西藏和漢代中原傳入大理都有可能，印度僧人贊陀崛多在蒙氏保和十六年（唐開成四年，公元839年），從西藏至鶴慶傳佛教密宗（密宗梵文Acarya音譯為“阿叱力”）于洱海地區，在各種佛教教派的競爭中，密教的驅病趕鬼、法術神力與南詔原始宗教巫術相似，同時教義寬松、生活不受節制等，易于被南詔各部族接受，且贊陀崛多傳教走王室路線，“南詔王勸豐佑對他極為信任封他為國師，又以妹妹越英嫁給他”〔4〕167。豐佑最終選定佛教密宗為國教并建崇圣寺三塔，宣告佛教在南詔的神圣地位。從此，一部南詔大理國史，可視為佛教教化的歷史。

隨著豐佑以佛教立國，南詔王室和貴族都信奉佛教密宗，密宗僧人阿叱力成為南詔后期的一個權貴知識分子階層。他們“諭民虔敬三寶，恭誦三飯”，并“勸民每家供奉佛一堂，誦念經典，手拈素珠，口念佛號”“勸民每歲正、五、九月持齋，禁宰牲口”〔5〕。同時，在南詔與唐王朝長期的沖突與融合過程中，他們通曉漢文化，是漢文化修養較高的知識階層，在傳播密教的同時也傳授漢文化，被白族語稱為“師主薄”的教書先生?！赌显t圖傳·文字卷》將其稱為“釋儒”。

“釋儒”者，即“讀儒書，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事”的佛教密宗阿叱力僧（師僧）。郭松年《大理行記》說：“師僧有妻子，然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有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薄赌显t野史》說：“段氏有國，亦開科取士，所取悉僧道，讀儒書者，以僧道為官，屬亦即以佛法為治。稱之為佛教國，亦未始不可。故其民咸知佛法，易于治理，而不尚軍旅?！?/p>

南詔王室與貴族的阿叱力僧人與其他通過“仕途”進入南詔、大理國統治集團的阿叱力僧人，兩者成為一個新的社會權貴知識分子階層——“釋儒”?！搬屓濉彪A層的形成，開始了南詔大理國政教合一的歷史過程，同時也標志著南詔大理國教育國家化與制度化的形成。

（二）以寺院為學校、僧侶為教師、佛儒經典為課本的南詔大理國教育

南詔大理國時期的文化教育，深受佛教的影響。李京《云南志略》稱大理地區“師僧教童子，多讀佛書，少知六經者?！惫赡辍洞罄砺放d舉學校記》載：“云南西陲，俗通天竺，徒事釋氏之書，雖有設科選士，未得其正?！睆脑踹@些著述推知，南詔大理國時期佛教僧人既是傳教者，又是對兒童的文化教育者，寺院是施教的場所。

王崧本《南詔野史》中說“段氏有國，亦設科取士，所取悉僧道、讀儒書者”。據載，宋真宗六年（公元1013年），大理國王段素廉開科取士，“定制以僧道、讀儒書者應舉”“師僧、童子多讀佛書，又受到儒、道漢文化思想的影響，考試的內容以釋、儒、道經典為主”〔6〕。南詔后期與大理國時期選擇的官員，多為僧、儒之徒及其弟子。

因此，佛教的傳播與發展推動了南詔大理國教育的發展，教育同佛寺有著密切的聯系。寺院教育主要是傳授佛教教義，儒家思想，實行佛教與儒學的道德訓練，傳授佛教與儒家儀禮和學習文字等，在這種情況下，教育只能由“釋儒”控制。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教育兒童對阿嵯耶觀音的崇拜和對王室的忠誠，同時傳授生產技能，佛教教育和世俗教育都由“釋儒”承擔。在南詔大理國時期，形成了一種世俗教育依附于佛教教育，學校依附于寺廟的特殊教育制度。

除寺廟教育以外，“釋儒”貴族通過家庭教育使兒童接受佛教教育、文化知識和政治教育，形成貴族生活的初步規范，并學習南詔大理國的王權與社會制度，長大后再到寺廟進行更高層次的教育，因此，“釋儒”的家庭教育和寺廟教育起著同樣關鍵的作用。

二、佛教教育與南詔大理國政治

宗教教育的功用不僅可用來統一思想，增強民族凝聚力，更為重要的是，還可用來神化王權、教化臣民、加強統治。

（一）通過君權佛授來鞏固王權、教化百姓

觀音是佛教重要的神祗，“觀音斗羅剎”“觀音負石阻漢兵”的故事在大理地區現在還家喻戶曉，其教育意義在于觀音法力無邊，可以拯救眾生。這些意義深遠，目的明確的神話故事，應該是知識分子階層的“釋儒”精心編撰的，并通過寺廟教育向民間散播，來達到良好的社會教育目的。有了佛教在民間的普及，才有可能進一步神化君主的權力?！坝^音六化”來點化南詔始祖細奴邏為國君，觀音保佑并指點段思平滅大義寧建立大理國的故事是典型的“君權佛授”的思想。段氏大理國時期，把阿嵯耶觀音奉為家族王權的保護神，大量地鑄造阿嵯耶觀音造像。

大理國建國之初，為了神化王權、穩定政局，段思平就制定了以佛立國，以“釋儒”治國的基本策略。佛教教育使人們相信王權的神圣，王權成了天賦的結果，各種故事就是王權合法性的證明。因此，南詔大理國時期的國王造像呈現出佛與王的雙重特征，民間關于南詔大理國王的認識逐漸神化，最終成為百姓信奉的本主神?！澳显t大理國統治者借助佛教的精神影響力進行政治統治的精神工具和思想武器，通過‘君權佛授’的帝王建國意識的宣揚，從而確立南詔、大理國帝王的最高統治地位，使臣民服從帝王統治，最終達到帝王政治統治的目的”〔7〕。

（二）通過佛教統一思想、加強意識形態教育

新加坡的古正美認為“中國中世佛教發展的高峰與帝王使用佛教意識形態治國的活動有密切的關系，成為一種統治術”〔8〕。南詔大理國王室崇信佛教密宗，并用密宗來改組原有宗教格局，以實現對南詔之精神統治，王室相信佛能維持“四方八表夷民臣服，故方大興佛教”。丁石僧闡釋的《南詔大義國楊干貞故里碑記》云：“依南詔舊習，南詔王為維持佛教而正王統，歷史昭然，以佛法能統六詔，渡脫眾生。且安定國家，以安定人心為首。佛法者，安心之妙諦也?！背绶饘崬榻y一思想，安定人心用，通過加強意識形態教育，達到維持王權統治的真實目的。

作為外來教派的佛教密宗，超越了南詔大理國各部族的血緣、族緣和地緣，有效地化解了由于各部族信仰不同所導致的矛盾，使各部族在信奉巫教的同時，也信奉由王室倡導的密宗神祗。通過對佛教神祗的認同，在政治關系中必然也體現為對南詔大理國王室的服從，通過共同的信仰，南詔大理國王室把各部族統一起來。同時，由于信仰的不同，又能為南詔大理國在唐宋與吐蕃之間建立起一道強有力的意識形態屏障，維護南詔大理國的相對獨立。

在南詔大理國政教合一的體制下，“建大寺八百、小寺三千，遍于云南境中，家知戶達，皆以敬佛為務”〔9〕。信佛從王室到“釋儒”再到民間，佛教逐漸成為一種社會化的教育，通過寺院教育和社會教育，百姓從信佛到忠君，在崇佛的神圣生活中，佛教意識滲透到現實生活的各方面，大理地區百姓的現實生活也需要佛的保護，百姓少了野性多了安分，這正是統治階層所需要的結果。

三、佛教教育與南詔大理國文化

一種宗教就是一種文化，任何一個地域的文化一經宗教整合就獨具特色，并且對其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產生深廣的影響，這種教育無可替代。

（一）佛教教育與大理白族特色文化的形成

“古代地域性國家的凝聚，大約總不外乎有兩種重要的因素，一是軍事的強力，二是文化的粘力。一般說來，軍事帝國的建立往往是文化定向積淀以及民族文化形成的前提，而后者又是前者的必然結果。如果沒有文化的定向積淀，那么，離開了文化的粘力，而僅僅依靠軍事的強力，無論多么強大的軍事帝國也是很難長久的”〔10〕。南詔大理國的建立，是大理白族文化形成的前提，王國能持續500余年，是以佛立國為基礎，是白族特色文化具有強大凝聚力的結果。

南詔統一后各部族的鬼神崇拜沒有改變，信仰不相統屬?，F居住在蘭坪、維西的勒墨人、那馬人，許多家庭月月祭鬼驅鬼，甚至一月數次，至今還保留著白族先民的鬼神崇拜文化特征?！芭粠У陌兹怂赖墓砉灿兴奈迨N，則為此項觀念的活化石”〔11〕。沒有凝聚力的鬼神崇拜，不利于南詔國的統治，道教的巫文化與南詔的鬼文化有許多相似之處，南詔前期統治者在鄭回的建議下信道抑佛，道教承擔著整合南詔原始宗教的重任。南詔后期由于密教僧人的法力與王室打擊貴族的需要，勸豐佑“廢道立佛”，直到大理國代代崇佛，幾百年以來佛教徹底改變了大理人的攻擊性，統治階級主要采取內守治國政策，沒有了擴張野心，由于兩宋亦無暇外顧，云南境內處于相對穩定獨立發展的歷史時期，正是在這一和平時期，白族文化不斷發展與完善、成熟與定型，形成獨具特色的白族文化——本主崇拜?？梢哉f沒有佛教教育形成大理國人上至王公貴族下到普通百姓內忍不嗜殺、安分不凌人的性格特征，大理人一定還是如南詔初期一樣具有攻擊性，強大的唐王朝都敢進攻，何況一個弱宋，如果大理國大舉攻宋開疆拓土，白族人文化的演進一定會是另一種結果。

具有強烈巫教性質的佛教密宗，傳入大理地區后，在王室的大力支持下，吸納了本地巫教的一些特點，迅速發展壯大，佛教的盛行，道教的余威，無疑給洱海地區正在由鬼神崇拜向本主崇拜發展中的地方化宗教造成巨大沖擊，這種沖擊帶來了洱海地區的宗教改革：主動吸收佛道教義、祭祀儀禮、地方文化和漢文化等因素，自我更新尋找新的生存方式及發展道路，形成白族獨具特色的本主信仰文化。這種文化最終在大理地區形成佛教居廟堂之高，本主處江湖之遠的宗教教育與祭祀格局。這種格局在村落內部統一祭拜本主神，從區域來看各村落又彼此獨立各奉其主，而王國的祭祀則是佛教的儀式。這種宗教教育與祭祀格局成為白族宗教信仰的基本框架體系，隨著白族的形成，又使這種宗教形式衍生成了民族宗教。

面對佛教傳入洱海區域，本主崇拜并沒有排斥，也未屈服于佛教勢力，而是積極地同佛教協調，共同發展?，F在喜洲上村大慈寺內不僅供有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的神祗，也塑著彌勒佛、護法神、四大天王的塑像，還在“奇觀堂”敬有孔子和72賢士。在其他村寨，南詔大理國的歷史人物如細奴邏、世隆、鄭回、張樂進求、段宗榜、段思平、楊干貞等也登上了白族本主的神壇。

白族本主文化之所以獨具特色，是南詔大理國的政治經濟、生活方式和地方文化綜合作用的結果，是和諸多外來文化融合的產物。更為重要的是，本主信仰是佛教教育改造白族民族性格的反映，佛教教育使白族先民由攻擊型性格特征轉變成平和兼容的性格特征，才能把各種文化整合在本主文化之中，這種民族性格是本主信仰文化形成必不可少的條件。

（二）佛教教育與大理白族習俗、道德的變化

自南詔后期至大理國400余年，通過佛教教育的洗禮，大理國人最顯著的性格特征就是和順，價值觀傾向和平。因為佛教教義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不殺生，反對暴力，崇尚和平，相信開殺戒將種下惡因結出惡果。因此，南詔人桀驁攻擊的性格也逐漸被感化。全民信佛給大理地區的風俗習慣與倫理道德帶來了深刻的變化。

正如元人李京在《云南志略》“白人”條中比較了云南諸民族后說：“諸神蠻夷剛愎嗜殺，骨肉之間一言不和，則白刃相搏；不知事神佛，若裊境然。惟白人事佛惟謹，故殺心差少。由是言之，佛法之設，其于異俗亦自有益?！币簿褪钦f和云南其他民族相比，白族人和睦、愛生且做事謹慎。直到現在白族仍然將佛家的慈悲、儒家的忠恕作為為人準則，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與人為善、同情弱小、民風純樸，這與南詔大理國時期的佛教教育密切相關。

習俗的最大變化就是信佛變成日常生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李京《云南志略·白夷風俗條》中說白人“民俗家無貧富，皆有佛堂，旦夕擊鼓恭禮，少年手不釋珠。一歲之中，齋戒幾半”。禮佛拜佛、吃齋誦經已經成為古代白族民間的重要生活習俗。王室同樣如此，南詔王勸豐佑的母親出家為尼，蒙世隆之母段氏信佛，“世隆以四方八表、夷民臣服，皆感佛維持。于是建大寺八百，謂之蘭若，小寺三千，謂之迦藍，遍于云南境之中，家知戶到，皆以敬佛為首務”〔4〕177。大理國段思平登位為感佛恩德，年年鑄佛逾萬尊，大理國22位國王中，7位禪位為僧，1位被廢為僧。官員上至相國下到一般官吏，多從佛教徒中選拔。信佛使白族人由原來的騎射尚武到念佛拜佛，其日常生活習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此外取名方式、節日集會和喪葬習俗等也深深打上了佛教的烙印。

白族人通過寺廟學校教育與“家無貧富，皆有佛堂，旦夕擊鼓恭禮”的家庭佛教教育和節日禮佛的社會教育，達到“上至帝王，下至臣民，見佛下馬，見寺拜之。家有經佛為貴，知書為榮”〔12〕。這種尊師（師僧）重教（佛教）的傳統，對其倫理道德亦產生深廣的影響。佛教觀音的慈悲，密宗守護神大黑天神的心地善良與舍己救人，都成了白族人敬拜與效仿的對象。大黑天神死后，南詔后裔大理上灣橋和下灣橋的人民感激他的救命之恩，為他蓋了一座本主廟，尊奉他為本主。白族人對外祈求佛神，對內修養身心，相信生命中有神靈主宰，有佛的保佑，有意識地約束自己的言行，拒惡而從善。多做善事好事，尊老愛幼，扶危救困，變成日常生活中一種自覺的行動，自我約束與自我教育，最終改變了全社會的倫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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