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保定城市鼠疫防治研究

張 靜，李慧慧

(河北省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河北 石家莊 050051)

1911年保定城市鼠疫防治研究

張 靜，李慧慧

(河北省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河北 石家莊 050051)

1910年東北爆發大規模鼠疫，疫情在短時間內迅速蔓延至關內直隸、山東等地。直隸省城保定成為直隸防疫的重鎮。面對嚴峻的形勢，地方政府建立起專業的醫療防疫機構，調集警察、醫生等力量參與城市防疫，并利用報刊等媒介對民眾進行防疫方面知識的普及和教育，防疫的措施較多地呈現出近代防疫色彩。借助呈現和透視這次鼠疫中保定的防控情況來看待保定城市近代醫療衛生機制的建構，有助于我們了解衛生防疫體系在近代城市的建立情況。通過疫病的防控來透視政府的社會動員與社會控制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和理解當時的保定社會。

保定；城市；鼠疫；防疫

鼠疫是一種古老的疾病，其在地球上不但早已形成而且分布很廣。它是由鼠疫桿菌引起的一種烈性傳染病，患者患病后皮膚呈紫黑色，故又被稱為“黑死病”。人類歷史上有記載的第一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發生于公元6世紀查士丁尼統治的東羅馬帝國時期。據記載，在疫病流行的高峰期，君士坦丁堡每天有5 000多人染疫死亡，總死亡人數在20萬人以上。*賴明生：《中國防治疫病的制度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南京中醫藥大學，2008年。

在中國，鼠疫又有癢子疫、耗子病、核子瘟等病名。由于中國史書中的記載往往將造成大范圍的人口死亡的疾病統稱為“疫”，因此具體區分為何種疾病就有一定的困難。目前，學界對于鼠疫在中國的歷史起源并無定論，主要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鼠疫在中國的發生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方喜業、王光明：《鼠疫》，《生物學通報》，2006年第9期。；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鼠疫在中國最早發生于秦漢時期*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此后，鼠疫在宋元時期和明朝末期都有較大范圍的流行。

1910年秋，東北地區爆發大規模鼠疫，疫情迅速蔓延至關內直隸、山東等地，造成6萬余人死亡。學界關于這次鼠疫的研究成果頗豐，特別是對于東北地區的鼠疫研究較多，對于關內直隸、山東等地區的鼠疫研究相對較少。*著作方面張劍光主編的《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其中清代后期疫情中有一部分論及1910-1911年的東北鼠疫及其相關防疫情況；(日)飯島涉：《鼠疫與近代中國》(研文出版，2000年版)，書中第四章詳細介紹了1910-1911年東北肺鼠疫的流行情況；余新忠等著《瘟疫下的社會拯救——中國近世重大疫情與社會反應》(中國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曹樹基、李玉尚所著《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版)；焦潤明所著《清末東北三省鼠疫災難及防疫措施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對此次鼠疫都有詳細研究。論文方面：胡成《清末瘟疫與民眾心態》(《史學月刊》2003年第10期)；焦潤明《1910—1911年的東北大鼠疫及朝野應對措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等都從不同角度探討了這次東北鼠疫。僅就直隸地區而言，對京師及天津的情況論及較多，而對于直隸省會保定的論述較少。*路彩霞所著《清末京津公共衛生機制演進研究(1900-1911)》(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書中第八章分析了此次東北鼠疫中，京津地區在防疫過程中的沖突與調適情況；尤敬民《1911年直隸鼠疫防治研究——以媒體的相關報道為中心》(河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版)對京津地區的論述也比較詳細；張鵬《略論1911年保定鼠疫》(《保定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李長莉《清代救災體制轉換與公共管理近代轉型——效能分析與基層案例比較》(《江海學刊》，2012年第1期)都對這次東北鼠疫中，保定地區的情況有所論及。實際上，東北三省鼠疫由陸路進入關內的第一站就是直隸，作為緊鄰京師的“首善之區”，直隸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對于京師的疫情防控及疫情向中原蔓延負有重要責任。而直隸省會保定素來被看作京師的南大門，作為“都南屏翰”，其在此次直隸防疫中的地位尤為重要。1911年1月下旬，與省城保定接壤的滿城縣發現鼠疫，且疫情蔓延迅速。*據當時主持保定地區防疫的保定知府延齡在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1年1月24日)電文所稟，滿城縣此時已經發現疫情。詳情參見(清)延齡：《直隸省城辦理臨時防疫紀實》，卷一，往來電文，清宣統三年(1911)鉛印本。李文海、夏明方、朱滸主編：《中國荒政書集成》(第十二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面對當時嚴峻的防疫形勢，保定城內的防疫情況如何？城市中的各方力量對疫情的反應及應對又是如何？

本文擬以1911年保定城市鼠疫防治作為研究對象，*本文所考察的保定僅指省城，即城墻內部之城市以及四鄉，不包括保定府屬其他州縣農村地區。通過對此次防疫情況的考察，來探討在鼠疫流行過程中新的城市防疫體系是如何建立的，以及在實行過程中的實際效能。

一、疫情流行與保定的防疫形勢

1910年10月25日，東北滿洲里地區爆發鼠疫，疫情迅速蔓延至東北全境，并波及關內京師、直隸、山東等地，直至1911年4月18日結束，疫死六萬余人，肆虐時間達半年之久，給中國北方地區帶來了嚴重的災難。這次鼠疫流行過程中，直隸的疫情雖不及東北地區嚴重，但從1911年1月中下旬開始，直隸永平府、天津等地發現疫情，此后三月之間，“保(保定府)、河(河間府)兩郡，深、冀、定三州，蔓延者十六州縣，傳染者百余村，死亡者千余人”*《防疫紀實序》，(清)延齡：《直隸省城辦理臨時防疫紀實》，清宣統三年(1911)鉛印本。李文海、夏明方、朱滸主編：《中國荒政書集成》(第十二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015頁。。

鼠疫流行之初，因清政府重視不夠，疫情發展迅速。隨著鼠疫向關內蔓延，直隸尤其是京師地區面臨著被大規模傳染、蔓延的危險。嚴重的疫情使清政府充分認識到防疫的重要性。1911年1月12日(宣統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清廷電諭直隸總督陳夔龍：“東三省鼠疫流行，著預于山海關一帶設局嚴防，毋任傳染內地?！?《清末東北地區爆發鼠疫史料(上)》，《歷史檔案》，2005年第1期。1月20日(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再次諭令直督：“務當嚴密查防，總以京津一帶不致染疫為要?！?同上。為此，直隸地方政府高度重視，在“津保附京預防于未患”*同上。。然而，1911年1月中下旬開始，直隸天津、永平府、河間府等地都發現疫情，防疫形勢驟然緊張起來。1月22日(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直隸布政使凌福彭電稟直督陳夔龍，據保定知府延齡查復，保定府屬滿城縣境內發現疫情*(清)延齡：《直隸省城辦理臨時防疫紀實》，清宣統三年(1911)鉛印本。李文海、夏明方、朱滸主編《中國荒政書集成》(第十二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037頁。。滿城縣成為保定地區最早發現疫情的地方。滿城距離省城保定較近，其縣東與保定城郊相接壤，發現疫情的滿城縣湯村距離保定城僅四十里，這就使得當時保定城內的防疫形勢極為嚴峻。面對鼠疫的不斷逼近，保定城內各界積極籌措，應對鼠疫。

二、以防疫局為中心的各級防疫機構的建立

1911年1月23日，即布政使凌福彭將“滿城確有疫癥”的情況電稟直隸總督的第二天，保定知府延齡便收到了北京民政部發來的電文：“據日使函稱，風聞保府鼠疫流行，該國旅保教習人等已共籌防疫事宜等語。防疫關系重要，亟應該地方官迅速布置，并將該教習等妥為照料。切切?！?同上書，第8019頁。民政部對保定疫情的嚴重關切，在保日本人以共籌防疫之名要求參與地方事務，都使得保定知府深感問題的嚴重，一面招集城內紳董，仿照天津防疫會，迅速布置一切；一面將防疫辦法電稟直隸總督，并稱“保定非商埠可比，防疫為地方官責任，未便聯合外人”*同上書，第8019頁。，將試圖參與地方防疫的旅保日人排斥在外。三日后，由地方官紳共同組織的直隸省城臨時防疫會倉促成立，會址設在保定文學館內(原保定蓮池書院)。此前保定城內并無專門的防疫機構，其衛生防疫事務主要由保定工巡總局*光緒二十八年(1902)，直隸總督袁世凱于保定貢院街設立保定工巡總局(民國二年改稱保定警察廳)，內設總務、行政、司法、衛生四科，管理城市的衛生事務。參見金良驥等修，姚壽昌等纂：《清苑縣志》，卷二，職官，民國二十三年(1934)鉛印本，第十六頁。負責，臨時防疫會成為保定首個專門防疫機構。地方官紳公推直隸布政使凌福彭為臨時防疫會會長，并經官紳集議籌擬章程規則，由官方派委兩員、紳界公推兩員常川駐會，辦理一切事宜*(清)延齡：《直隸省城辦理臨時防疫紀實》，清宣統三年(1911)鉛印本。李文海、夏明方、朱滸主編：《中國荒政書集成》(第十二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074頁。。凌福彭旋即委派保定知府延齡和清苑縣令呂調元為正副提調，與地方士紳共同負責防疫會的日常事務。臨時防疫會下設檢疫所、臨時養病院及熏洗衣局各一處，并于保定城西門外火車站設檢驗所、養病室、隔離病室，東門外八臘廟設檢查所一處。*同上書，第8038頁、第8039頁。臨時防疫會成立后，保定城內的防疫工作迅速開展起來。

1911年2月中旬，參照民政部所設立的京師臨時防疫事務局*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民政部奉旨設立京師臨時防疫事務局，是為北京第一個專門防疫機構。參見《清末東北地區爆發鼠疫史料(上)》，《歷史檔案》，2005年第1期。及其相關章程，直隸省城臨時防疫會改為直隸省城臨時防疫事務局，歸布政司監督，以署保定府知府延齡充任局長，工巡總局局長崔延魁為副局長，以清苑縣令呂調元為提調。*(清)延齡：《直隸省城辦理臨時防疫紀實》，清宣統三年(1911)鉛印本。李文海、夏明方、朱滸主編：《中國荒政書集成》(第十二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039頁。局內另設委員、官醫、書記、司事、雜役若干，衛生隊四十人。

臨時防疫會于1911年1月26日(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成立，僅半月之余，旋即改組為臨時防疫局。由會改局并不僅僅是名稱的變化，其性質也發生了根本變化。防疫會仿照天津臨時防疫會創立，“以在城內官紳組織……由藩臺派委兩員、紳界公推兩員常川駐會，辦理一切事宜”*同上書，第8074頁。，其性質為地方官紳合辦。而臨時防疫局是仿照京師臨時防疫事務局改組的，其性質實為官辦。臨時防疫會雖然公推布政使為會長，但是實際負責會務的是布政使委派之保定知府和清苑縣令以及城內士紳，“藩臺派委兩員、紳界公推兩員常川駐會，辦理一切事宜”可以看出士紳在防疫會中的地位重要，和地方官員共同負責防疫會事宜，這也體現了士紳在保定城市防疫中的重要地位。臨時防疫會過渡到臨時防疫局后，其性質發生了變化，由最初的官紳合辦變為以官辦為主，這由防疫局的職員情況即可以看出。防疫局章程所規定的局內職員包括局長、副局長、提調、委員、醫官、衛生隊、書記、司事、雜役等，其中局長，副局長，提調由直隸布政司詳請，分別以保定知府、工巡總局局長、清苑縣充之，委員及中醫、書記、司事由局長札委遴選，西醫由局長與訂合同聘訂。另設顧問員四人，由局長約請城紳。*同上書，第8076頁、第8077頁。由此可見，士紳已經由最初的合辦者變成了顧問輔員，被排斥在防疫局的領導核心之外，防疫局成為官方領導防疫的核心機構。

同時，作為官方的防控中心，防疫局始終與中央地方各級機關保持密切聯系，通過電報等方式，不僅與駐天津的直隸總督和布政使、交涉司、衛生局、巡警道等衙門的官員互通消息，而且與民政部、外務部、郵傳部、鐵路總局等保持聯絡。據統計，在臨時防疫局存續的三個月期間，“總計收發電文、札批、批示等公文共238件，平均每天2-3件”*李長莉：《清代救災體制轉換與公共管理近代轉型——效能分析與基層案例比較》，《江海學刊》，2012年第1期。。這樣，防疫局加強了與上面的聯系，確保了政令的快速暢通。

保定防疫局為防疫需要設立臨時防疫病院，地址在廣阜橋(原)淮軍兵營址*保定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保定市志》(第四冊)，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410頁。。病院受防疫局領導，設經理紳董一人、西醫一人、中醫二人，兼辦收支?？醋o二人(另看護婦一人應俟收有女病人時再住院)，均須常川駐院。*《省城防疫局設立病院章程》，《北洋官報》1911年3月23日，第二千七百二十七冊。

（2）整合業務流程及數據信息，實現跨部門協同服務。開放式流程平臺打破了各部門、各系統間的壁壘，以先進的流程服務理念，將分散在各領域的業務流程及數據信息有效的整合起來，使高校各部門真正協同服務成為可能。

此外，清政府采納錫良建議，在直隸、山東趕建留驗所，查驗行人，“以期防疫與交通兩無阻礙”*《宣統政紀》(第49卷)，《清實錄》(第60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保定亦設立留驗所。由于省城學堂林立，地方官員還專設了學界防疫留驗所。

除了上述衛生防疫組織機構外，直隸政府的其他相關部門也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防疫工作。如對由日本所購各種防疫藥品，津海關道、津關稅務司免稅查驗放行。保定捐務局發出告示稱“臨時防疫，清理街道宜勤。四鄉除穢車輛，亟須招覓入城，任憑拉載糞上，概免捐納錢文”。*《保定捐務局告示》，《北洋官報》1911年2月10日，第二千六百八十六冊。直到疫情消弭，再依照捐章繳納車輛入城費。保定工巡總局與防疫局密切配合，局內及所屬各區巡警積極參與防疫。直隸地方政府積極籌措防疫款項，防疫會成立之初，布政使飭直隸省分銀行先后撥墊款項，用于購買藥材，添置防疫設備，防疫人員的相關開銷等費用。防疫會改防疫局后，直隸布政司又籌撥庫平銀一萬兩，以資應用。此后保定防疫經費從直隸防疫經費中劃撥，經費的充足保證了防疫機構的正常運轉以及相關防疫事務的展開。

這樣，以防疫局為核心，各級機關密切配合的防疫機構建立并逐步完善起來了。

三、具體的防疫措施

1.建立規章制度

為保障防疫工作的順利開展，直隸相關政府部門以及防疫機構制定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主要包括《直隸省城臨時防疫會辦事章程》《直隸省城臨時防疫局普通防疫規則》《臨時防疫事務局章程》《直隸臨時防疫局病院章程》《直隸省城臨時檢疫所章程》《直隸省城臨時防疫局分區調查客店章程》以及民政部與直隸巡警道、直隸交涉司、津海關道、天津衛生局，共同商訂了保定臨時防疫局的“防疫辦法”四條等。這些規章制度為保定的防疫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疫情信息的收集與防疫政策、法規的制定和實施有著密切聯系。按照民政部的要求，臨時防疫局設立了疫情報告制度。臨時防疫局所派的調查員、醫官與保定城內東西南北中五區及四鄉巡警局密切配合，每日將所管轄區內的防疫情況上報防疫局。報告內容包括各區每日患病人員及死亡人員的詳情：包括報告人員的姓名、身份、所報告患病人員或死亡人員的住址門牌、性別、病情或死因、是否染疫等項。并派醫官對患病人員進行查驗、診治，對病患情況進行后續的跟蹤調查。如宣統三年正月初七，“醫官俞濟廣驗稱，東區巡警局報告東河沿門牌二十四號王乾之妻王李氏，系肺胃有熱，又受風濕，是以寒熱交作，肢節冬痛，并非染疫”。正月初八，“醫官俞濟廣驗稱，東區王乾之妻王李氏服藥有效，病已痊愈”。*《省城臨時防疫局逐日報告》，(清)延齡：《直隸省城辦理臨時防疫紀實》，清宣統三年(1911)鉛印本。李文海、夏明方、朱滸主編：《中國荒政書集成》(第十二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094頁。調查員還對火車站、客站、監獄、習藝所、工藝局、看守所等人員較為集中的場所進行定期排查。此外，臨時檢疫所、病院、熏洗售賣舊衣所等相關防疫部門也將其防疫情況及時匯報臨時防疫局。防疫局將所有相關防疫事宜列表，逐日呈報直隸總督；同時將疫情報告在《北洋官報》上分期發布，讓市民知曉。報告從保定臨時防疫會成立后的第二天起(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宣統三年三月十四日，即保定臨時防疫局裁撤的前一天止。即便春節期間也從未間斷。

2.重視公共防疫

作為直隸省會，保定城內人口密集，流動人口相對較多。因此，對于重要公共場所的防疫，地方政府尤為重視，進行了一系列的防控布置。

車站是旅客的集散地，因此也就成了疫病的重要出入口。為防止“病從口入”，保定知府延齡聘訂西醫二人，西醫學堂畢業生二人，專備省城及車站，診察布置。以西關車站官廳作為檢查處，設立臨時檢疫所，設經理二員，常川駐所，經理一切事宜。延聘西醫專家切實檢察?！胺不疖嚧羁驮诒６ㄏ萝囌?，無論何人，均須一律受檢。查明無疫者，即刻放行。女客下車，均由女醫檢察。過客下車受檢，有一定路線，由巡警隨時指引，并嚴防由他路潛去，以免漏檢。凡檢有身染鼠疫者，即時送往臨時病院醫治。其攜帶行李、衣服等件，一并送往消毒。如遇有不受檢察之人及染疫不肯入院者，由巡警迫令前往?！?《直隸省城臨時檢疫所章程》，(清)延齡：《直隸省城辦理臨時防疫紀實》，清宣統三年(1911)鉛印本。李文海、夏明方、朱滸主編：《中國荒政書集成》(第十二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077頁。為了檢驗的方便，直隸總督與郵傳部協商，從宣統三年正月二十六日開始，“南來票車到保停輪，較向日延長十五分，以便從容檢驗”*(清)延齡：《直隸省城辦理臨時防疫紀實》，清宣統三年(1911)鉛印本。李文海、夏明方、朱滸主編：《中國荒政書集成》(第十二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026頁。。

保定城內外學堂林立，學生人數眾多。春節過后，學校開學在即，學生難免由有疫之區而來，為了避免染疫，直隸總督陳夔龍與學部商榷將津、保各地學堂開學日期暫緩一月。同時，直隸提學司在省城保定開辦學界防疫留驗所，選派員紳與臨時防疫局一同辦理學界防疫事宜?！胺残T學生來者，不得入校，先令在所由醫士按日驗視，實系無疫，出具證書，始可到堂。其相距較近各生，應準暫回。屆開學時，先期到保驗視入堂?！?(清)延齡：《直隸省城辦理臨時防疫紀實》，清宣統三年(1911)鉛印本。李文海、夏明方、朱滸主編：《中國荒政書集成》(第十二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039頁。保定學界留驗所開所共四十三日，每七日匯齊各書報告有疫無疫情形登報。留驗所于宣統三年(1911)三月初十日始行裁撤。所內共留驗過“職教員及學生共一千七百六十二人”*《直隸教育官報》，辛亥第六期，原第一百三十號，宣統三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第47頁。，并無染疫人員。

作為傳統的政治中心城市，保定官商云集，城內消費娛樂場所眾多，這些地方也是疫病的重要防控地。臨時防疫局對此采取嚴密防控措施。外來人員集中的客店，最易染病。防疫局派調查員每日挨店挨號切實查察，飭令各店將院內屋內逐日一律掃除潔凈。店內住客如有病涉疑似之人，調查員須立刻報知，以便立請西醫前往診斷。店內住客出店后由店主將該客所住之號舍掃除干凈，方許另住新客?！案鞯曛袔?、馬棚及潮濕處所，除掃除外，并須鋪灑石灰?！?《直隸省城臨時防疫局分區調查客店章程》，(清)延齡：《直隸省城辦理臨時防疫紀實》，清宣統三年(1911)鉛印本。李文海、夏明方、朱滸主編：《中國荒政書集成》(第十二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078頁。其他，如飯鋪、茶館、澡堂、妓院等場所亦均由該管巡警迫令灑掃潔凈，遍布白灰。戲園則暫行停演。當鋪及押衣服小攤，“如收有舊破污穢衣服，均宜另貯專箱，以送熏洗衣局以硫磺熏過后發還，方準售賣”。*《保定臨時防疫會普通防疫辦法》，《北洋官報》1911年2月23日，第二千六百九十九冊。

3.加強防疫宣傳

為彌補日常防疫工作之不足，宣傳成為推行防疫的必備手段。直隸地方相關部門通過張貼告示、發放傳單、登報等多種措施向保定民眾廣為宣傳防疫事宜。

直隸總督對直隸各地的防疫十分關注，飭令地方官將防疫治疫方法曉諭民間。保定地區尚未發現疫情之時，知府延齡就會同保定工巡總局出示曉諭，條列防疫之法，張貼于城內各街衢。防疫局成立后又發布了若干防疫告示，如《諭示車站文》，告知民眾車站檢疫情況；將《民興報》上的白話演說《二不可》貼示通區，向民眾宣傳防疫的重要性。此后，防疫局又將一些治療疫情的中醫藥方張貼，向民眾介紹防疫治疫的方法。

為了讓更多民眾知曉防疫事宜，防疫局廣為散發防疫材料。如印發《惡核良方》，將以往防疫治疫效果明顯的中醫藥方發放給民眾。防疫局醫官等共同擬定的《省城防疫局防疫傳單》，詳列鼠疫原因、捕鼠方法、檢疫標準、治疫方藥四項*《省城防疫局防疫傳單》，《北洋官報》1911年3月18日，第二千七百二十二冊。，向民眾普及相關的衛生防疫知識。同時，保定城內的宣講所也積極宣講防疫事宜。由于宣講主要采用白話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民眾宣傳，這使得讀書識字不多的普通百姓更易于了解相關的防疫知識。

地方報刊也加入宣傳防疫中來，直隸地方官報《北洋官報》除刊登防疫的相關規章制度外，還將臨時防疫局的防疫報告連續刊登，讓民眾切實知曉城內的防疫情況，并將防疫局發表的告示、散發的防疫資料刊登在報上，同時還登載了很多白話寫的防疫文章。直隸學司每七日匯齊各書報告有疫無疫情形，登報以供眾覽。*《直隸教育官報》，辛亥第六期，原第一百三十號，宣統三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第47頁?！洞蠊珗蟆房窍嚓P防疫文章，如《戲園防疫辦法八條》*《戲園防疫辦法八條》，《大公報》1911年2月16 日。，介紹了臨時防疫會對保定戲園的防疫規則。

宣統三年二月末，保定地區的鼠疫漸消，三月十五日(1911年4月13日)，臨時防疫局正式裁撤。至此，省城保定近三個月的防疫工作基本結束。此次鼠疫是由東三省大鼠疫傳播至關內而引發的，直隸省內的疫情以保定府與河間府的疫情較為嚴重，但與東三省相比，直隸地區的總體疫情較輕，但防疫的規模和力度較大。此次鼠疫流行過程中，保定府屬二州十四縣中，共有滿城、博野、束鹿、祁州、蠡縣五個地區發生鼠疫疫情*參見《直隸臨時防疫局先后辦理各州縣染疫村莊傷亡人數表》，(清)延齡：《直隸省城辦理臨時防疫紀實》，清宣統三年(1911)鉛印本。李文海、夏明方、朱滸主編：《中國荒政書集成》(第十二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126頁。，保定城內以臨時防疫局為防疫領導核心，社會各界共同參與防疫，直至鼠疫消弭，城內并未出現染疫之人，直隸總督陳夔龍在給清廷的籌辦防疫情形的奏折中稱保定“辦理尚屬得力”*(清)延齡：《直隸省城辦理臨時防疫紀實》，清宣統三年(1911)鉛印本。李文海、夏明方、朱滸主編：《中國荒政書集成》(第十二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048頁。，肯定了保定的防疫效果。

四、防疫特點

防疫在我國存在的歷史很早。在疫病的防治上，承擔主體角色的是政府，同時也包括政府之外的組織，如社會團體、醫家等。但因為古代的社會組織并不發達，因而防疫的主體最主要的就是政府組織?？梢哉f，古代的疫病防治，主要是由政府來完成的?？傮w看來，宣統保定鼠疫的防疫過程主要還是以官方為主，但也與舊時有了一些新的特點，體現了防疫的近代化趨勢。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1.權責明確的防疫領導核心的建立

政府負有保護民眾生命健康的職責，是疫病防治的統率機關，因而在疫病的防治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910年東北大鼠疫發生以前，政府在地方設立專門的防疫機構較少。此次鼠疫發生后，基層防疫機構陸續建立起來。保定臨時防疫會的成立標志著保定專業防疫機構的建立。其性質為官紳合辦，很快防疫會改為防疫局，其性質亦過渡為官辦，防疫局實際為官方主導的政府臨時派駐機構。保定的防疫機構經歷了官紳合辦到官排紳主持，再到官紳合流的一個過程。這一變化過程反映了官方對地方防疫力量的整合，其結果是實現了紳民更好地參與防疫。防疫局成立后一直在防疫事務中處于領導核心的地位，并且局內權責明確，發揮了其積極作用。防疫局成立之初，由署理保定知府延齡兼任局長，后延齡卸任保定知府。直隸總督陳夔龍認為防疫事務殷繁，必須特派專員綜理其事。為保證防疫的順利進行，命其繼續專職擔任防疫局局長。防疫局章程中規定：“局長總理本局一切事務，指揮監督所屬職員。局長有事故時，由副局長代理其職務。副局長輔佐局長，監督所屬職員處理局務。提調承長官之命令，分掌局務。委員承長官之命令，聽候派遣差務。醫官承長官之指揮，經理檢疫事務。醫生承長官之命令，從事檢疫事務，并教練衛生隊應有學識。書記承長官之指揮，繕寫文牘，從事庶務。衛生隊承長官之命令，從醫生學習應有學識。司事承長官之指揮，稽查清潔方法，消毒方法之施行。顧問員關于防疫事務，應長官之質詢并得自行陳意見?！?同上書，第8076頁。對局內的各項權力分配有了明確的規定，保障了局內權責的明確。局內醫官湯富禮(從其辦理的各項事務來看，應是由天津方面派來保定的官醫)在保定車站的防疫事務中攙越事權，支配員醫，變亂有效之局章，以致局內西醫陸長樂、狄麗皆欲辭職。局長延齡挽留，咸謂局長無權主持，何以取信外人？未果。因為湯為省里所派醫官，權力較大，延齡將情況電稟在天津的直隸布政使，布政使電告延齡：“湯醫官只任施藥療治，并無更改局章之權。防疫責成，專在局長，可飭員司遵照?！彪娢拿鞔_肯定了局長的領導權，延齡一方面將電文于局內宣示，員司感奮維持，眾情鼓舞。另一方面向西醫陸長樂轉達布政使對其工作的肯定。至此，一場局內醫官攙權引發的矛盾得以化解，而布政使的電文更是明確肯定了防疫局長的領導權。

領導權責的明確也為防疫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了保障。由于防疫局辦理保定地區的防疫事務較為得當，因而直隸總督讓其兼辦直南，包括河間等處的防疫。

2.完善的監管體制

此次防疫過程中，除了防疫局內部權責明確，統一集中的防疫領導外，完善的監管體制也是防疫的一個顯著特點。以往的官方防疫中，缺乏應有的監管，致使權力集中于防疫官員手中，使得內部權力極大，難免出現問題而無人過問。此次防疫中，除了內部的統一領導外，外部的監督也比較及時到位。在整個防疫中，包括北京民政部、外國公使、直隸總督、布政使等各級相關部門隨時監督保定的防疫情況。如宣統三年正月二十日，民政部防疫局來電：聞十七日火車到保，有二人抬下即死。希將詳情電復。次日，保定防疫局長將查驗情況及時匯報給民政部防疫局，稱保定十六日檢有下車帶病之邵理綱、王蘊二人。王病愈已放行；邵系寒疾，暫留院醫治。十七日并無病人。*同上書，第8022頁。又如，英國公使函稱，保定巡警總局內疫死一人，而保定防疫局并沒有報告，直隸總督電飭防疫局長將防疫情形確切具報，以憑考核。延齡收信當日即將詳細情況電稟直隸總督，稟稱：保定工巡局探防隊黃殿金聲稱有病，僅一小時猝斃。經中醫等驗，系虛脫。西醫狄麗診察疑似，即刻迫令，照疫死癥用油布裹尸，棺內實灰。其妻哭罵撞頭，堅不允許。竭力勸慰，卒如西醫法斂訖，立即抬理，并將其家屋消毒。當時恐該隊同伴之七人受染，送入留驗院住三日夜，并無情形，各令歸隊。因輿論僉稱疑似，故未具報。*(清)延齡：《直隸省城辦理臨時防疫紀實》，清宣統三年(1911)鉛印本。李文海、夏明方、朱滸主編：《中國荒政書集成》(第十二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025頁。上級部門對保定防疫的監督保證了防疫的順利進行，有效的監督也避免了官員的隱瞞不報。

3.士紳的積極參與

此次保定城市防疫過程中，地方士紳積極參與。從臨時防疫會的籌辦到防疫局的成立，士紳發揮了重要作用。盡管期間士紳在防疫中的地位由領導變成協助，但其與官方的配合一直比較默契。特別是在學界防疫事宜中，士紳更發揮了主要作用。保定開辦學界防疫留驗所等事，保定第二師范學堂監督劉續曾、補習學堂堂長張良弼以及清苑勸學總董張國浚都積極參與其中，與學司所派官員密切配合，共同辦理相關事宜。與此同時，保定商務總會也于宣統三年正月二十九日召集相關士紳開會，商討商界檢疫辦法，并選舉相關代表到防疫局會商防疫事宜。*同上書，第8106頁。城內士紳與官方的密切協作，也成為防疫順利進行的重要保障。

總體看來，此次保定的城市防疫以政府為主導，城內各界士紳積極參與其中。臨時防疫局作為此次防疫的領導核心，發揮了重要作用。防疫局作為臨時機構在防疫結束后被裁撤，但其所辦的一些防疫機構被保留下來，成為常規機構。如臨時病院改為保定衛生醫院，歸并官藥局。專業化的防疫體系的建立、警察與中西醫參與地方防疫，報刊等媒體進行防疫宣傳，這些都體現了防疫的現代性。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防疫的規模比實際的疫情規模更大。如此重視保定省城的防疫，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保定城地位的重要性。雖然直隸總督自1870年天津開埠后常駐天津，但是保定城的地位仍然十分重要，既是直隸的省會，又是北京的南大門。作為“都南屏翰”，保定城在這次防疫中受到中央政府、直隸總督，甚至各國公使的關注就十分容易理解了。為了保證省城內的絕對安全，官方對于城外一些染疫地區實行徹底的隔離，派兵前往圍扎，禁絕往來。防疫期間，禁止外地難民進入保定城內。這些強制措施與近代的防疫形成了鮮明對比，反映了政治性是保定城市防疫的一個重要因素。

ResearchofPlaguePreventionandTreatmentinBaodingCityin1911

ZHANG Jing, LI Huihui

(Institute of History, He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51, China)

Massive plague broke out in the Northeast in 1910. The epidemic quickly spread over the Northeast to Zhili, Shandong and other places in a short time. The provincial capital of Baoding became a center for Plague prevention. Facing the grim situation,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Baoding established medical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institutions, mobilizing the police, doctors and other forces joining in the city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using newspapers and other media to the popularization and education of prevention knowledge to the public.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were showing a modern epidemic prevention. Revealing the plague preven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medical mechanism through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plague in Baoding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health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system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rn city. Through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o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of the government will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society of Baoding at that time.

Baoding; city; plagu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2014-10-14

2014年度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課題《1911年保定城市鼠疫防治研究》(2014B04)

張靜(1980-)，女，河北保定人，歷史學博士，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城市史研究。

K252

A

1008-469X(2014)06-0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