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山采藥”：清末直隸省留日運動鉤探

劉宏

(河北省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河北 石家莊 050051)

“瀛山采藥”：清末直隸省留日運動鉤探

劉宏

(河北省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河北 石家莊 050051)

甲午戰后，中國開始向日本派遣留學生，形成歷史上罕見的留日運動。直隸省是清末向日本派遣留學生、游歷官紳較多的省份，在北方各省中更是遙遙領先。這既得益于清政府的政策支持，直隸地方官員的積極響應，也是適應了直隸新政對人才的需求。留日人員歸國后，為清末民初直隸新式教育的快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直隸；留日運動；概況；原因；貢獻

甲午戰后，中國掀起向日本學習的熱潮，有越來越多的人走出國門，前往日本留學、考察，至1906年達到高潮，形成無可爭辯的留日運動。直隸省是清末向日本派遣留學生較多的省份，在北方各省中更是遙遙領先。有鑒于此，本文將對直隸留日運動的概況、形成原因及其影響等，作一探究。

一、留日運動概況

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之戰中，中國戰敗。這個結局極大地震撼了清政府和中國士人。此后，向日本學習成為一種輿論潮流。因此戰后第二年，即1896年，中國便向日本首次派遣13名留學生。1898年，光緒帝發布諭令，向日本派遣留學生作為一項政策被正式確定下來。1896-1900年，是中國人留學日本的早期。在早期赴日留學的人群中，即有直隸人的身影。

1899年，日本成城學校有中國學生49人，其中浙江3人，湖北20人，江蘇14人，北洋8人，湖南4人*(日)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中譯本)，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29頁。。北洋學生，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所派。同年在日本留學的，還有天津頭等學堂、水師學堂、二等學堂派來的學生12人，他們在專為中國學生補習語言文字及各種學科的日華學堂學習日語，其中有3月份入學的直隸籍人安慶瀾和蔡成煜*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頁。。

進入20世紀，隨著清末各項新政的次第舉辦，清廷迭令各省督撫，遴選在職官員和學生赴日留學，以后又陸續制訂頒布了有關鼓勵章程。于是，自1901-1906年間，國內掀起了留學日本的熱潮。據統計，官費、自費留學生一項，1899年是200名，1902年則增至四五百名，1903年有一千名，1906年高潮時，更達到8 000名左右*(日)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中譯本)，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15頁。,“實為任何時期與任何留學國所未有者”*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頁。。

袁世凱任直隸總督的1901-1907年，適值留日極盛時期，由于清政府在政策上提倡、鼓勵，加以直隸“新政繁興，儲才為亟”，而袁世凱本人對留學日本亦持積極態度，因此，這一時期，直隸人赴日留學在全國居于前列，在北方各省中更是遙遙領先。例如，1901年，各省留日官費、自費生總數269人，直隸留日人數為17人，僅次于湖北、江蘇、浙江、廣東、湖南，居第六位，在北方各省則居首位*田正平：《留學生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頁。；1904年初，據《東方雜志》登載，當時留日學生的籍貫是：旗籍27人，奉天1人，直隸77人，山西1人，陜西1人，河南7人，山東40人，湖南130人，湖北126人，江蘇175人，浙江142人，安徽55人，江西27人，福建42人，廣西8人，四川57人，廣東108人，貴州17人，云南21人*《東方雜志》，1904年第2期。?？梢钥闯?，這一年直隸留學生數僅次于江蘇、浙江、湖南、湖北、廣東，居第六位，而在北方各省中，則明顯高于河南、山西、山東等省，居首位。

袁世凱辭去直隸總督后，后繼者大都延續了對日派遣留學生政策，直隸留日學生數依然在全國保持領先地位。從1908-1911年各省留日畢業生統計來看，排在前六位的是：湖北410人，江蘇331人，浙江318人，四川302人，湖北239人，廣東213人；直隸位居第七，167人；至于北方其他省份，如遼寧84人，山東68人，山西66人，河南33人*沈殿成：《中國人留學日本百年史》(下)，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215頁。，既不若直隸人數之多，且差距較大。

以上是游學(留學)情況。再以赴日考察的官紳游歷來看。直隸省一級官員多有赴日考察的經歷，例如，早在1902年7月，袁世凱即派直隸農務局總辦黃璟與日本農學士楠原正三一起，赴日本“購辦農學器具，就場試驗，設學教授，并查考該國農務各新法回直仿行”*天津圖書館、天津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袁世凱奏議》(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77頁。。1903年，直隸學校司督辦胡景桂，奉派前往日本考察學務，“其為學自帝國大學下逮幼稚園；其為科，自工醫?？?、地理、歷史，以及國語、自修、算學、習字、圖畫、唱歌、體操各式；其為學堂所需，自標本、圖書、實驗、講堂、自習室、寄宿舍，下至飲食器用之具……靡不周流遍觀、悉心考究”*田正平：《留學生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頁。，著有《東瀛紀行》一書。1903年4月，直隸銀元局總辦周學熙奉袁世凱札委，赴日本考察工商幣制，“積六旬乃歸”。在日期間，“周歷各處，備得工商富強之狀”，以調查所得著為《東游日記》，“所記錄者多工商實業之事”*周小鵑：《周學熙傳記匯編》，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頁、第83頁。。著名近代教育家嚴修曾于1902年東渡，著有《壬寅東游日記》。1904年4月，奉袁世凱札委任直隸學校司督辦，5月，即再次東渡考察教育。

1905年下半年，直隸省出臺遣派官紳出洋游歷辦法，袁世凱對各州縣官紳赴日游歷做了硬性規定，要求實缺州縣人員，其新選新補各員，未到任以前，“先赴日本游歷三月，參觀行政、司法各署及學校實業大概情形，期滿回國，然后飭赴新任”；各屬品端學粹之紳士，亦須“咨送日本游歷四月”，“每州縣至少須送一人”*天津圖書館、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袁世凱奏議》(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2頁。。此后，直隸官紳赴日游歷即成熱潮。其中，1905-1907年，以知縣名義赴日直隸省官員，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的《外國官民本邦及鮮滿視察雜件》(清國之部)中，有名可查者就有40多人，分別來自直隸省保定、撫寧、西寧、欒城、邢臺、博野、清豐、無極、高邑、趙州、寧津、巨鹿、滿城、廣昌、容城、任丘、遷安、柏鄉、曲州等府、州、縣*王倩、羅?；荩骸肚迥┝羧諏W生與游日官紳之比較——以立憲風潮中直隸游日官紳為中心的考察》，《鄂州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梢娖涞赜蚍植贾畯V。另據《嚴修年譜》記載，1905年5-6月間，由嚴修派赴日本的游歷官紳達百人之多，“紳董赴日游歷者，到津經考詢后赴日，隨到隨考，不拘人數，有一次數十人者，亦有數人者，自四月(5月)起，考驗若干次，共百余人”*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90年版，第168頁。。

總計1901-1910年間，全國共派遣916名官紳赴日考察，其中由直隸省派出的官紳達225名，高居各地之首*江沛：《留日學生、東游官紳與直隸省的近代化進程(1900-1928)》，《史學月刊》，2005年第5期。。

二、留日運動之形成原因

綜合直隸人赴日游學、游歷的情況來看，清末直隸人留學日本已然形成規模，在全國具有重要影響，稱得上是一場“留日運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這一運動？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清政府的政策支持

直隸省地處京畿要地，這樣的地理位置，使直隸總督負有拱衛京師的責任和義務。因此，在清代督撫制度中，直隸總督職位最高。特別是1870年李鴻章擔任直隸總督時，決定不再專設北洋通商大臣，而仿南洋之例，由直隸總督兼任，于是直隸總督地位更加重要，甚至分掌一部分外交、洋務之權，其影響遠在南洋大臣之上。由于這一緣故，清政府在制定對日遣派留學生政策時，對直隸省有所傾斜，分配的名額也要多于其他省份。例如，早在1898年7月19日，對于日本駐京公使希望中國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學生的建議，總理衙門覆奏稱：“同文館東文學生，酌派數人；并咨行南北洋大臣以及兩廣閩浙各督撫，就現設學堂中，遴選年幼聰悟、粗通東文諸生……陸續派往?！?(日)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中譯本)，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16頁?？梢娫谇逭钤鐢M定的向日本派遣留學生的少數幾個省份中，直隸省即榜上有名。又如，1904年5月練兵處奏定《陸軍學生分班游學章程》，從此，各省始按年派遣大批學生至日本振武學校習陸軍。其章程規定：“選派學生各省須有定額，京旗直隸、江蘇、湖北、四川、廣東各六名，奉天、山東、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云南各四名，山西、陜西、甘肅、廣西、貴州各三名……計其一百名為第一班?！?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頁。直隸省是派遣陸軍生名額最多的省份之一。再如，1907年，中國駐日公使李家駒與日本文部省簽訂協定，由五所日本官立學校接受中國學生入學，每年招收165名，其名額分配是：“由直隸、奉天、山東、河南、江蘇、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廣東、四川等大省各派九名。吉林、黑龍江、山西、陜西、甘肅、新疆、廣西、貴州、云南等各派六名?！?(日)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中譯本)，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50頁。直隸被列為“大省”，名額仍然最高。

總之，是清政府的政策支持，為直隸省留日運動的形成創造了前提條件。

2.直隸省地方官員的積極響應

向日本派遣留學生是清政府的一項基本政策，直隸省地方官員，無論是總督袁世凱還是主抓教育的直隸學校司督辦嚴修等人，均不得不遵照執行。除此之外，就他們個人來說，對向日本派遣留學生，亦持積極態度。

早在任山東巡撫時，袁世凱就提出“教官吏”“重游歷”等主張，稱“倘若親貴中有以海外風濤為慮者，不妨先赴日本或中國通商各埠，就近游覽，亦足以通知時局，稍識洋情，未始非成材捷速之一道”*天津圖書館、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袁世凱奏議》(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頁。。就任直隸總督后，袁世凱更是積極推進直隸向日本學習的熱潮。他說，“北洋籌辦新政，參酌東西各國成規，而日本步武泰西，最著明效”*天津圖書館、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袁世凱奏議》(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7頁。。因此，對于派遣留學生、游歷官紳赴日本學習、考察，持贊賞和支持的態度。截至1905年7月，由袁世凱先后派遣的直隸官費、自費留學生計一百數十人*同上書，第1161-1162頁。。但袁認為，留學一項“費重時長，暫難普及”，因而更傾向于派遣官紳赴日游歷考察，并且出臺遣派官紳出洋游歷辦法，硬性規定各州縣官紳須赴日游歷三至四月。正是由于袁世凱作為直隸總督的提倡、支持，直隸省才形成赴日游學、游歷的熱潮，特別是官紳赴日游歷，更是走在各省前列。

嚴修，字范孫，直隸三河人。戊戌變法失敗后，隱居天津，致力于地方興學，受到袁世凱的賞識，特奏請賜予五品卿銜恩賞，并奏派直隸學校司督辦。嚴修十分重視學習日本的先進經驗，稱“若肯出洋游學，尤為事半功倍”*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90年版，第151頁。。曾于1902、1904年兩度赴日考察。任職期間，積極向日本派遣留學生。例如，1904年9月，“派官紳赴日本習法政”；是年底，又將“天津教員輪派出洋”；1905年5-6月，“派人赴日本學習印刷”；“派各縣紳士出洋游歷”*同上書，第8頁、第166頁、第168頁。等。雖然嚴修在任僅一年多，卻奠定了直隸教育全面振興的基礎。袁世凱曾對人說：“吾治直隸之政策，曰練兵，曰興學，兵事自任之，學則聽嚴先生(指嚴修——引者)之所為，予供指揮而已?！?璩鑫圭、童富勇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教育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30-531頁。嚴修對清末直隸省教育改革的貢獻是多方面的，盡量多派直隸人赴日游學、游歷，即其一大貢獻。

3.直隸新政對人才之需求

清末新政開始后，各省地方官亦紛紛響應，在其轄區內實施政治、經濟、軍事等改革措施，而實行得最好的無疑是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凱的所謂“北洋新政”。周學熙的后人對這段歷史評說道：“朝廷既議改制，地方亦談新政，一時各督撫如吾曾祖愨慎公(周馥——引者)之于山東及南洋，如張文襄之于兩湖，如袁世凱之于北洋，皆以興學、勸工、練兵諸新政為首要，而北洋之治績尤著?！?周小鵑編：《周學熙傳記匯編》，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頁。袁世凱在直隸推行的新政，以軍事、實業、教育、司法為其大端。這些新政的次第舉辦，需要大量具有專門知識的人才參與其中。而培養新式人才，除了在國內大量開辦新式學堂外，派遣留學生、游歷官紳赴日本學習、考察，亦是重要途徑。中國人赴日留學、考察，當然是希望歸國后能夠學有所用，因此，所學專業都與當時國內舉辦的新政緊密相關。清末直隸人赴日留學、考察，研習科目多在軍事、教育、法政三個方面，這正是適應了直隸新政的需要。

袁世凱是清末軍事改革的集大成者。為了解決編練新軍所急需的將帥問題，除了自辦大量軍事學堂外，還向日本派遣留學生。1902年4月6日，袁世凱奏派他創辦的武衛右軍隨營學堂畢業生55名，赴日留學軍事*天津圖書館、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袁世凱奏議》(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87頁。；1905年9月，另一所由他創辦的軍事學堂——北洋速成武備學堂考選學生104人，赴日本學習軍事，畢業期限為3年*《大公報》，1905年9月27日。。1906年，該堂劃歸陸軍部管轄，改名為陸軍速成學堂，設有留學生預備班，蔣介石便是上預備班后留學日本的。從這里留學日本的還有楊杰、王柏齡、張群、馬登瀛、楊侃、林志雄、項鵬等。

創辦新式教育是直隸省的“新政大端”。鑒于新式學堂大量開辦，急需大批師資，并學習借鑒日本教育的先進經驗，有大批直隸人赴日習師范、教育。1903年10月，直隸學校司派遣游學生21人，赴日本宏文書院學習速成師范*《大公報》，1903年10月10日。；1904年8月，袁世凱考取學生50名赴日本留學，其中絕大多數習“師范”“教育學及管理法”*《大公報》，1904年8月29日。等。游歷官紳亦以教育為考察重點。1905年袁世凱在《遣派官紳出洋游歷辦法片》中，將“參觀學?！弊鳛楣偌澑叭沼螝v的要項之一。根據江沛“1893-1927年間直隸省東游官紳一覽表”可知，自1901年至1910年間，幾乎每年都有一定數量的官紳赴日，考察內容或“師范”或“教育”或“學?！?江沛：《留日學生、東游官紳與直隸省的近代化進程(1900-1928)》，《史學月刊》，2005年第5期。。

直隸人赴日研習或考察法政(法律)，則與省內立憲政治改革緊密相關。袁世凱是清末立憲的積極推動者，試辦天津自治、改良天津司法制度均取得較大成功，并在直隸各地推廣。為了配合這一新政舉措，便派人赴日本學習、考察。1904年10月，袁世凱選派直隸官紳50人，赴日本法政大學學習速成科*天津圖書館、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袁世凱奏議》(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9頁。。1905年7月，當憲政改革剛剛提上議事日程，袁世凱就在為直隸地方自治做準備，他在此時做出各州縣官紳赴日游歷三至四月的規定，“參觀行政、司法各署及學校實業大概情形”，“庶新政不致隔膜”；又說“此項官紳游歷為目前行政改良之漸，即將來地方自治之基”*同上書，第1162頁。?？梢娕汕补偌澑叭沼螝v，乃與即將開展的直隸憲政改革密切關聯。袁世凱之后的直隸總督，亦大都延續了憲政改革的思路。上引江沛統計表顯示，從1901年至1910年，直隸幾乎每年都有官紳赴日本考察法政，內容涉及“行政”“法律”“監獄”“司法”“地方自治”等項，其中在天津地方自治達到高潮的1907年，考察地方自治的官紳也最多，達86人*江沛：《留日學生、東游官紳與直隸省的近代化進程(1900-1928)》，《史學月刊》，2005年第5期。，可見兩者之適應關系。

三、留日人員對新式教育的貢獻

袁世凱督直期間，大力興辦新式教育，從那時起至民國初年，直隸教育一直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據統計，1907-1909年，直隸省初、高兩等小學堂數量及學生數僅次于四川省，居第二位；而初等小學堂數量，則連續三年超過四川，居全國首位。1912-1919年，直隸初、高等小學校及學生數仍保持在全國第一、二位的水平*李桂林等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普通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5-89頁。。造成直隸教育快速發展的原因很多，如清政府?？婆e、辦學堂、直隸總督的重視和士紳熱心教育等，但有一點不應忽視，即赴日游學、游歷人員歸國后投身教育事業，對直隸新式教育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從直隸省主抓教育的官員到其他部門的官員，再到致力于興學的士紳，許多人都有赴日考察學務的經歷。他們考察歸來后，或具體籌劃，或親自興學，直接或間接推動了清末民初直隸教育的發展。

胡景桂是直隸學校司第一任督辦，1902年就任。次年，奉袁世凱之命前往日本考察學務。歸國后，“凡有心得，次第施行”。在任兩年，直隸教育有蒸蒸日上之勢，“省垣各學，開辦在先，各屬中、小學堂亦設殆遍，兩年以來，士氣民情，均有鼓舞奮興，蒸蒸丕變之勢”*天津圖書館、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袁世凱奏議》(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21頁。。

1902年8月，嚴修攜子赴日。在東京期間，正值吳汝綸訪日，與其相伴游覽?；亟蛞院?，將考察所得“取有益者用之，或變通之，或于家塾試驗之”*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90年版，第8頁。。1904年嚴修任直隸學校司督辦后，再赴日本考察。歸國后，即銳意興學，所辦教育事項如：于保定創辦初級師范學堂，派官紳赴日本習法政，改家塾英文館為敬業中學堂(南開中學前身)；1905年，又在直隸創辦各級各類學堂多處，于家設女子小學堂、保姆(幼兒師資)講習所、蒙養園(幼兒園)，為我國北方私人辦女子小學、蒙養園最早者，培養幼兒師資為全國之先導。特別是各縣設勸學所，系嚴修仿日本地方教育行政管理辦法而首創，并由直隸推廣至全國?！肚迨犯濉酚洠骸皠駥W所之設，創始于直隸學務處。時嚴修任學務處督辦，提倡小學教育，設勸學所，為廳、州、縣行政機關。仿警察分區辦法，采日本地方教育行政及學校管理法，訂定章程，頗著成效。三十二年(1906年)，學部奏定勸學所章程，通行全國，即修呈訂原章也?！?趙爾巽等撰：《清史稿》(第12冊)，卷107，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144頁。

總之，嚴修在任期間，直隸“各縣教育無不蒸蒸有起色”，清末直隸新式教育的創辦，與他的精心籌劃有很大關系。當然，其他主抓教育的官員亦不容忽視，除上述學校司第一任督辦胡景桂外，還有1906-1908年任直隸提學使的盧靖(字木齋)，1905年曾率直隸官紳赴日本考察學務，任職期間正值罷除科舉，大力興辦新式學堂，其著者如北洋女子師范學堂、北洋法政學堂、長蘆女子醫學堂、天津中等商業學堂，等等。因此，袁世凱督直期間直隸新式教育的快速發展，應是他們三人以及其他學務官員共同努力的結果，其中，“有為胡月舫(胡景桂——引者)總理直隸學校司創辦，繼而先生(指嚴修——引者)又開設大半，盧靖又續辦”*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90年版，第191頁。。而赴日考察教育的經歷和收獲，使他們開闊了眼界，對興辦新式教育產生了積極影響。

作為直隸舊式學校的教員，赴日本考察學務的經歷，對其回國后繼續從事教育工作，特別是改辦新式教育無疑具有巨大幫助。曾任嚴修家塾教員的張伯苓，1904年偕嚴修專程赴日考察教育，深感“彼邦富強，實由于教育之振興，益信欲救中國，須從教育著手”*崔國良：《張伯苓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頁。，回國后，即將原有的兩所家塾合并擴充，成立中學，1906年改稱南開中學，任校長。

從事教育工作的留學生也有很多，以清末民初直隸各學堂齋務長、監督、校長等職來說，多由留學生擔任。例如：金邦平曾一度兼任直隸師范學堂齋務長，高淑琦任直隸師范學堂教員兼齋務長，張瑛緒為該堂監督，此三人曾留學日本，被袁世凱稱為“本省不可多得之人才”；1907年成立的北洋師范學堂，以留日學生李士偉為監督；留日學生李偉章，曾任保定高等師范學堂監督；胡家祺，任天津府中學堂監督、直隸初級師范學堂監督；胡源匯，任北洋法政學堂監督；黎淵，任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第一任校長；武濬源，任直隸工業專門學校校長；劉寶慈，任天津官立模范兩等小學堂堂長，等等。至于留日生擔任各新式學堂教習者，更是不計其數。

1909年嚴修50歲生日那天，賦詩云“兩度瀛山采藥歸”，系指他兩次赴日本考察教育的經歷。以“采藥”比喻向日本學習，汲取其近代文化的長處，為內憂外患的祖國尋覓求存圖強的良方，最是恰當貼切。清末直隸省的留日運動，造就了一大批新型知識分子，他們在直隸各級各類新式學堂的教學及管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并由此奠定了清末民初直隸新式教育快速發展的基礎。

“YingShanHerbs”：OntheMovementofStudyinJapaninZhiliProvinceinLateQingDynasty

LIU Hong

(Institute of History, He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51, China)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China began to send students to Japan, which formed the rare movement to study in Japan. More students and traveling gentry were sent by Zhili province, which was especially far ahead of other northern provinces. It was not only due to late Qing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s, the positive response of local officials of Zhili, and also due to the adaptation to the demand for talents by the new policy of Zhili. When the students and gentry returned, they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in Zhili province.

Zhili province; the movement of study in Japan; overview; reasons; contribution

2014-06-25

劉宏(1962-)，女，天津人，歷史學博士，副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河北地方史研究。

K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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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69X(2014)05-0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