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構建我國礦業倫理的思考

胡 克，黃 煦，栗 欣，孔含笑

(1.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北京 100083；2.中國礦業聯合會，北京 100013)

1 礦業倫理研究的背景和意義

1.1 礦業倫理研究的背景

我國礦業開發歷史悠久，其特殊的發展歷史進程和國情決定了我國礦產資源開發的獨特性。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僅有礦山數百座，礦山數量持續穩定地增加直至20世紀70年代[1]。改革開放使中國壓抑了多年的生產力以裂變反應的速度爆發出來，1978～2012年，礦山企業的數量從幾千家陡增到二十多萬家，又回落到十余萬家，并保持相對穩定[1-2]。目前我國有大型礦山4000余座，中型礦山5000余座，小型礦山10萬余座[注]國土資源部副部長汪民2011年11月1日在“全國礦產資源開發整合暨礦業權實地核查總結表揚電視電話會議”上的講話。，數量之多、分布之廣在世界范圍內獨樹一幟。

我國礦業的發展為滿足經濟建設需要和推動區域經濟快速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目前礦業已成為我國經濟建設的支柱產業之一，超過 90%的一次能源、80%的工業原料、70%的農業生產資料和30%左右的生活用水都來自礦產資源。雖然我國在保護資源環境、促進科學發展等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效，但在礦業開發領域仍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管理粗放、消耗過大、技術落后、集中度低等現象，個別企業甚至走犧牲資源、破壞環境換取低成本經濟效益的道路。隨著礦產資源的開發和財富的積累，礦業開發導致了區域資源過度開采、生態環境受損、利益分配不均等問題，引發的爭議有愈演愈烈之勢。

2010年以來，國土資源部將建設綠色礦山、發展綠色礦業作為轉變礦業發展方式、提升礦業整體形象、促進礦業健康持續發展的重要平臺和抓手，按照“規劃統籌、政府引導、企業主體、協會促進、政策配套、試點先行、整體推進”的思路，將資源高效利用、節能減排、環境保護、礦地和諧作為核心任務，加快綠色礦山試點建設。截至2013年，全國遴選了三批、累計459家礦山企業開展國家級綠色礦山試點建設，樹立了一批綠色礦山建設的典型和范式，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引導作用。

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有十五處提到“生態文明”，提出：“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鄙鷳B文明是以生態倫理精神為基礎，以人與自然同生共榮、人與人全面發展、人與社會和諧共處、持續繁榮為基本宗旨的社會形態，建設生態文明離不開生態倫理這種文明理念[3-4]。

在開展綠色礦山建設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為數不少的礦山企業雖然擁有相似的資源儲備、人力組合和開發條件，但獲得的經濟、資源、環境、社會效益卻相差甚遠。究其原因，在于這些礦山企業的“綠色理念”差異較大。一般說來，“理念決定行為”, 而建設綠色礦山就需要一種新的文明理念。這種“理念”就是建設綠色礦山的指導思想，其中包括了礦業倫理的基本原則和道德標準。

1.2 礦業倫理研究的意義

倫理學是對道德、道德問題和道德判斷的哲學思考。礦業倫理是以倫理學為基礎，重點研究和探索礦山開發過程中的倫理道德問題，規范礦業領域的行為準則和道德標準，在實踐中驗證并豐富應用倫理學的理論和原則，以指導和推進礦山企業的可持續發展[5]。

不可否認，我國資源開發領域仍存在著諸多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僅僅依靠加強法律法規建設和嚴格執法是不夠的，必須從法制建設和文明建設兩方面同時著手[6]。針對礦產資源開發利用領域，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相應的法律法規體系，要求各利益主體依法履行職責、承擔義務；另一方面，應在道德層面加入合乎礦業規律的哲學思辨和行業倫理道德討論，制定合乎我國國情的礦業倫理道德標準和行為準則。

實踐證明，綠色礦山建設的九條標準是符合綠色、文明、可持續發展要求的。但是，要使礦山企業自覺開展綠色礦山建設，提高其主動性，僅僅依靠標準條件的約束是不夠的，還要探索和推行一種適應我國國情和礦情的文明理念和道德體系。將十八大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切實貫徹到礦業領域，融入建設綠色礦山、發展綠色礦業的各個層面，使礦山企業真正實現安全高效、智慧科技、綠色生態、文化引領、幸福和諧的新格局。只有進行深入和廣泛的礦業倫理研究，制定符合生態文明理念的礦山企業道德標準和行為準則，才能推進我國綠色礦山建設向更深層次發展。

開展礦業倫理研究，將我國傳統倫理與西方生態倫理學相整合、與新時代的文明理念和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相結合，能夠為我國在礦業領域實踐生態文明理念、建設綠色礦山提供豐富的理論基礎。開展礦業倫理研究，建立符合我國礦業發展特點的道德標準和行為規范體系，處理好礦業開發過程中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是生態文明理念在礦山企業建設和發展過程中的具體體現。開展礦業倫理研究，為我國綠色礦山建設注入新的理念和內涵，是推動礦山企業朝著更為綠色、文明、可持續方向發展的價值取向和時代要求。

2 礦業倫理研究的理論基礎

應用倫理學研究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國外礦業倫理探索發端于20世紀末，是生態倫理和環境倫理研究的繼承和深化。筆者認為，我國礦業倫理研究可以借鑒西方生態倫理學的科學性和方法論，但更重要的是繼承和發揚我國傳統倫理思想的精髓，使之符合生態文明的時代精神。

2.1 西方生態倫理學

生態倫理學是以“生態倫理”或“生態道德”為研究對象，以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道德關系與道德責任和義務為內容的應用倫理學分支學科，是調節人類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倫理學說[7]。西方生態倫理學從萌芽、提出到發展經歷了近百年的歷史，它主張將道德共同體的范圍擴展到整個自然界，用道德教化的力量重新認識人與自然的共生關系，為環境保護提供道義上的支持和應有的價值取向[8]。

從人類對自然界倫理信念的演進過程來看，生態倫理學始于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有兩種意義，一種是把人看作宇宙的中心，另一種是根據人類的價值觀決定宇宙中一切事物的思維方式。人類中心主義生態倫理的出發點和歸宿始終是以人為中心，認為人是唯一具有內在價值的存在物，其他存在物只具有工具價值，人類能解決所有問題。自古希臘以來，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一直是支配人類文明進程的主導力量。至20世紀初，出現了非人類中心主義生態倫理，認為所有生命的存在物都具有內在價值，其他生命的存在和生態系統的完整性息息相關，都應該受到人類道德的關懷。該理論又稱為“生命中心倫理”，強調對生命的尊重，給予生命以善意，把自然界視為一個相互依存的系統，所以生命個體都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實現自己的內在價值[7]。這種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態倫理價值觀符合當代的生態文明理念。

生態倫理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不僅有助于人們對世界性生態危機的根源進行反思、謀求出路，也有利于人類新的文明形態的形成，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理論支撐。進入21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從企業社會責任出發，將西方生態倫理應用到礦業領域，從企業利益分配、礦區廢棄、當地生態環境、社區居民生活等多個角度研究礦業領域的生態倫理問題[8]。

2.2 我國傳統倫理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值得仔細研究、認真回味的精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倫理思想是由敬天、尊祖、仁人、愛物等構成的一個統一和諧的整體，是中國古代哲人在傳統的社會結構、經濟形態下對人與自然關系思考和追問的智慧結晶。中國傳統文化沒有明顯的、自覺的征服自然的觀念。最具代表的儒家思想，主張“仁愛”、“和諧”，倡導以人為本，認為人道與天道相互貫通，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倡導并弘揚的主導思想是“天人合一”，即把人和自然看作一個整體，把自然之法作為人類生活的基本法則[9]。古代中國人對于自然始終保持一種尊敬與愛護的態度。

我國傳統倫理思想為當代生態倫理學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養料，對其發展具有重要的啟蒙價值，西方學者在創立生態倫理學時就曾吸收借鑒中國古代生態倫理的智慧[2，9]。

我國當代生態倫理學者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的生態倫理思想進行研究，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包括“天人合一”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想，“道法自然”、“無為而治”等尊重自然固有價值的思想，“萬物平等”、“仁者愛物”等敬畏生命的實踐取向思想和“知足常樂”、“少私寡欲”等勤儉節約、適度發展的生態消費觀。但環境倫理學者很少關注我國礦業領域，這一領域的倫理問題研究目前仍屬空白。

2.3 西方生態倫理與我國傳統倫理對比

西方生態倫理學和我國傳統倫理思想是開展礦業倫理研究的理論基礎，想要更好地學習和借鑒這些思想，就要對兩種學說進行對比，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筆者認為，西方生態倫理和我國傳統倫理存在以下幾方面的不同之處。

1)歷史底蘊：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形成始于2500年前，詞句簡短、寓意深厚，飽含著先哲的生命智慧，但常常沒有標準的解釋和闡述。西方生態倫理形成源于對生態環境的深入思考，其發展歷史不過百年，具有明確的、現代科學的結構性和邏輯性。

2)研究領域：中國傳統文化講究“天人合一”，強調“人”是自然的組成部分，對“天、地”自然的倫理關照是應有之義。而西方生態倫理學者認為，生態倫理學的一個重大理論突破就是將道德對象的研究范圍從人際關系擴展到人與自然的關系[2]。

3)思維方式：中國古代生態倫理思想以直觀性和思辨性為特點，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貫穿始終。西方生態倫理學的發展反映了當代西方從主、客二分思維方式向整體有機思維方式的轉變，一些學者更是直接借鑒我國古代整體性的思維方式來克服西方形而上學思維的偏頗[2，10]。

4)目標取向：西方文化在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存在“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兩種觀點，強調人的責任，重視人對于自然界本質的認識[11]。而中國古代生態倫理思想中“物我兩忘”、“德生敬命”等思想講求人與自然的和諧，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尊重自然固有價值的價值取向和遵奉敬畏生命的實踐取向[12]。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二者在指導實踐方面有所不同，西方強調企業或人的重要性，可操作性較強；我國強調人與自然的整體性，指導實踐方面內容較少。

將我國傳統倫理與西方生態倫理學相聯系，找到二者的契合點并進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礦業倫理觀，從而指導實踐，促進生態文明建設。

3 礦業倫理構建

3.1 礦業倫理的定義

礦業倫理是在礦業活動中處理相關主體之間關系的倫理精神、倫理原則、倫理規范和方式方法的總和。礦業倫理研究是以倫理學為基礎，以礦業道德為研究對象，以規范人們行為和道德標準、指導礦山建設的具體實踐為目的的應用倫理學分支學科。在這一定義中，礦業道德包含著礦產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礦業倫理研究是礦業可持續發展的道德訴求，是協調礦業領域人、自然、社會三者關系的必要手段，礦業倫理的研究目標是揭示和探討礦業活動中倫理道德問題的現狀、成因與相應對策。

我國礦業倫理是通過汲取中國傳統倫理的精髓、借鑒西方生態倫理學的研究方法而構建的。作為應用倫理學的分支學科，完善的礦業倫理體系是礦業開發領域貫徹落實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理論支撐，也是促進礦山企業自覺、主動、積極開展綠色礦山建設的道德約束和價值取向。

3.2 礦業倫理的研究內容

我國礦業倫理的研究，應盡可能規避西方生態倫理學關于人或自然中心論的爭論，以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為根基，以生態文明的時代精神為指導，總結與反思我國礦業發展的經驗與教訓，從而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礦業倫理。

西方生態倫理學具有嚴謹的結構性和可操作性，為礦業倫理研究提供了具體的方法論；我國傳統生態倫理思想為礦業倫理研究注入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價值觀和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它們均對我國礦業倫理研究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礦業倫理的研究內容包含以下兩大部分內容。

1)理論研究，即礦業行為主體遵從的礦業倫理原則、礦業倫理規范等。礦業倫理包括尊重自然、持續發展、高效利用、公平分配、權責分明等原則。在這些原則的指導下，總結我國礦山建設和礦業開發的模式和經驗，建立符合我國國情、體現我國礦業發展特點的道德標準和行為規范，處理好礦業開發過程中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將生態文明理念貫徹落實到礦山的建設和發展過程中。

2)實踐探索，包括我國礦山建設，特別是綠色礦山建設過程中的礦業倫理教育、礦業倫理評價體系及礦業倫理的應用與推廣等。實踐礦業倫理的目的是建設安全高效型、智慧科技型、綠色生態型、文化引領型、幸福和諧型的“五型礦山”，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資源效益、生態效益的公共利益最大化，促進我國礦業的綠色、文明、可持續發展[13]。

3.3 礦業倫理的研究方法

礦業倫理的研究采用跨學科研究方法，將不同的具體科學(倫理學、生態學、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等)與礦業開發過程不同階段交叉、融合到一起，最典型的研究方法是系統方法。通過這種研究方法覆蓋了哲學和社會科學的全部領域，為學科間的整合和跨學科研究提供了一種有效的方法論。同時，實證法和描述法也廣泛應用于礦業倫理的研究，通過個案分析對礦山開發實踐進行指導。

礦業倫理的構建需要全社會各方面的協同努力，政府主管部門、礦山企業、社會公眾以及相關的民間組織、行業協會和媒體等相關者要形成共識[13-14]，遵循相應的理念，通過理念影響行為，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推動我國礦業的持續健康發展，而健康發展的礦業環境將進一步促進礦業倫理的發展(圖1)。

注：單向作用的因果關系相互作用和強化的關系

4 結語

我國礦業倫理研究繼承傳統倫理思想的精華，借鑒西方生態倫理學的研究方法，順應生態文明建設的時代要求，從生態倫理的視角分析我國礦業發展現狀，建立和規范礦業開發活動應遵循的倫理原則，培養實踐主體與自然為友的良好道德意識，能夠為我國綠色礦山建設和礦業健康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綠色礦山建設為構建我國礦業倫理創造了歷史機遇。近年來我國礦業發展的形勢和綠色礦山建設的實踐證明，在綠色礦山建設過程中加強理論和實證研究，構建符合我國國情和礦情的礦業倫理理論體系，將生態文明理念貫徹到礦山建設過程中，是實現我國礦業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

致謝：本文撰寫過程中得到了中國礦業聯合會劉玉強研究員、張德明高工的指導和幫助；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白中科教授和趙連榮教授、中國國土資源經濟研究院吳尚坤教授給予了積極的討論和有益的建議，筆者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謝。

[1] 朱訓.中國礦業史[M].北京：地質出版社，2010

[2] 國土資源部.[EB/OL]http://www.mlr.gov.cn/xwdt/jrxw/200412/t20041220_633418.htm，http:// www.mlr.gov.cn/ xwdt/mtsy/201110/t20111019_1001551.htm.

[3] 喬繁盛.將生態文明貫穿于綠色礦山建設全過程[J].中國礦業，2013，22(1)：53-56.

[4] 苗啟明，林安云.論文明理論的發展與生態文明的提出[J].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4(5)：116-122.

[5] 楊冠政.環境倫理學概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1-9；43-53.

[6] 劉懷慶.科學發展觀視野下生態倫理干預機制的構建[J].鄭州大學學報，2011，44(4)：23-26.

[7] 范云霞.中國環境生態倫理現狀研究綜述[J].環境科學與技術，2007，30(9)：108-111.

[8] 孫萬國，焦君紅.生態倫理：可持續發展的倫理基礎[J].生態環境學報，2009，18(6)：2409-2412.

[9] 任重.:生態倫理學維度[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10-18.

[10] Ramsey Hart.:Green Mining or Green Washing？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Mining Sector in Canada [J].Mining Watch Canada，2012(9)：1-7.

[11] 盧黎歌等.生態倫理思想的覺醒與當前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困境[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2011，31(1)：6-11.

[12] De Paula G O，Cavalcanti R N.Ethics：essence for sustainability [J].J.Cleaner Production，2000(8)：109-117.

[13] 關健英.生態政治與道德共識—人類困境視角下生態倫理的瓶頸與出路[J].社會科學輯刊，2012(2)：14-17.

[14] 趙海月，王瑜.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倫理思想及其現代性[J].理論學刊，2010(4)：73-77.

[15] Giurco D，Cooper C.Mining and sustainability：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J].Minerals Engineering，2012(29)：3-12

[16] 周蘭珍.中國生態倫理研究的三個關鍵[J].江海學刊，2007(6)：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