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漁洋《唐賢三昧集》選詩特征探微
——兼與《唐詩別裁集》比較

劉寶強

（六盤水師范學院中文系，貴州 六盤水 553004）

王士禛（號漁洋）與沈德潛（號歸愚）都是清代詩歌創作與選本編纂上享譽盛名的大家，漁洋選本以《唐賢三昧集》為學界所重，而歸愚選本以《唐詩別裁集》最為著名。兩部選本時代相近，又都是唐詩選本中的佳作。通過比較二選之差異，可挖掘漁洋《唐賢三昧集》一選的選詩特征。

一

漁洋《唐賢三昧集》選錄詩人詩作與歸愚《唐詩別裁集》相較規模要小許多，該選是清人選本中規模較小的選本之一。

唐代選詩家的唐詩選本相較唐以后的詩歌選本，規模都不大。目前尚留存的唐代選詩家唐詩選本僅有8種，規模較大的也就如《河岳英靈集》、《國秀集》、《御覽詩》與《又玄集》，但四部選本中收錄詩作最多的也就韋莊《又玄集》中的300首詩。而《中興間氣集》只有百余首詩，《篋中集》、《搜玉小集》、《極玄集》選詩均不足百首，《篋中集》更是僅選24首詩。與明清時那些少則千余、多則上萬首選詩的詩歌選本相較，《唐賢三昧集》可謂短小精悍?！短瀑t三昧集》只有上、中、下三卷，選錄了王維等44位詩人共447首詩。而《唐詩別裁集》達到20卷，選錄278位詩人1940首詩作。如果選詩規模過大，那么選詩家在選本中的詩學宗旨便會由于內容寬泛而不利表達與把握。漁洋顯然是想通過深入細致、精心挑剔的選詩，闡明自己當時的選詩宗旨與詩學思想。

明清詩歌選本規模之所以較唐人詩歌選本大，與明清學術風氣及詩作數量本身的增加有關。首先，明清學人大多注重學識，因此傾向大部頭巨著，也喜從事之，似乎不如此不足以展現自我才華，這是明清一大學術風氣。明前期宋濂、楊士奇、李東陽三人文集均超過50卷，明中后期幾十卷文集更屢見不鮮，逾百卷文集也不少，如楊慎《升庵文集》、《遺集》、《外集》合之達兩百余卷，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續稿》207卷，汪道坤《太函集》120卷，李維楨《大泌山房集》134卷，胡應麟《少室山房集》120卷等。明代詩文研究類作品也多為巨著，以高棅《唐詩品匯》、吳訥《文章辨體》、徐師曾《文體明辨》與許學夷《詩源辯體》為代表?！短圃娖穮R》初編90卷，后補10卷，收681家詩6725首?！懊鞒骟w雙壁”的《文章辨體》共55卷，分內集50卷、外集5卷，論述文學體類59類；《文體明辨》共84卷，包括綱領1卷、詩文61卷、目錄6卷、附錄14卷、附錄目錄2卷，論述文學體類127類。雖二著均不如《文心雕龍》“體大而慮周”，但所論述的文學體類都多于《文心雕龍》，這也是文學發展、文體新種類不斷產生的必然結果?！对娫崔q體》共38卷，1115則（含《后集纂要》159則），論述了從《詩經》到明詩歌發展各時期的詩歌特征，該著雖少創論，但持論基本公允，評詩亦偶有亮點。據陳所學為《詩源辯體》所作跋可知：《詩源辯體》前后寫作40年，選詩10837首（自周迄唐，錄4475首，自宋迄明，錄6362首）。由于篇帙巨繁，刊刻實難，故今所見《詩源辯體》已非原書之貌。

其次，時代發展詩作數成倍增多。唐代為詩歌創作極盛時代，唐一朝之詩便已超過唐以前各朝詩的總和。1705年，曹寅、彭定求等奉敕編纂幾乎收錄唐所有詩作的《全唐詩》，并于康熙丙戌年（即1706年）10月成書?！度圃姟沸蛑^全書共得詩48900余首，凡2200余人，學界多從其說。但近年日本學者平岡武夫編《唐代的詩人》與《唐代的詩篇》，認為《全唐詩》收錄詩人共2873人，詩作49403首，句1555條。無論《全唐詩》序云還是平岡君的統計，唐人詩數雖遠超前朝，卻均未超50000首。而及至宋代，詩作數成倍增加。雖然宋代表性文學樣式是詞，但宋詩數量其實大大超過宋詞，也大大超過唐詩。1995年由北大古文獻研究所整理、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詩》幾乎收錄了所有宋詩。據《全宋詩》序可知：《全宋詩》收錄詩人9000余人，詩20000余首。元朝雖不足百年，但社科院楊鐮先生主編的《全元詩》也收錄了5000余位詩人140000首詩。明清詩數量比宋元更多，學界近年將《全明詩》、《全清詩》編纂提上議事日程，章培恒、倪其心等教授主編的《全明詩》是一項大工程，預計全書編成后總冊數在200冊以上，遠超《全宋詩》72冊。但隨著倪、章二位先生的先后辭世，《全明詩》僅出了3冊便被擱置。而浙大傳統文化研究所雖早在1993年10月就成立了《全清詩》編纂籌備委員會，該委員會本計劃用二三十年時間編纂《全清詩》1000冊，五億字，但目前《全清詩》一冊都未付梓。這些現象一方面看出當今文學領域過于崇尚與依賴權威，存在空喊口號與學術慵懶的狀況，另一方面確實也可窺見明清之詩浩繁與編纂之難。明清詩歌選本規模較大與唐以后各朝詩人詩作的大量增加不無關系。漁洋在明清眾多大部頭選本面前編纂了短小精悍的《唐賢三昧集》，成為明清選詩界的一塊奇葩，該選受到重視便順理成章了。

二

漁洋《唐賢三昧集》不選后世公認最偉大的兩位詩人李白與杜甫之詩，歸愚《唐詩別裁集》卻大量選錄了“李杜”詩作?？梢?，《唐賢三昧集》是不從眾議、極富特色的選本，漁洋在該選本中想表達的詩學理念也是非常鮮明的。

眾所周知，唐詩是中國古代詩歌發展的頂峰，而盛唐詩又是唐詩發展頂峰之頂峰。盛唐詩人中名家輩出，又以李白、杜甫二位成就最高，對后世影響也最大，分別被譽為“詩仙“與”詩圣”。但“李杜”兩人之詩卻被漁洋《唐賢三昧集》拒之門外。施閏章《漁洋續詩集序》中評價漁洋論詩“于其鄉不尸祝于鱗，于唐人亦不踵襲子美”[1]685。作為漁洋的知音，施愚山肯定漁洋詩作中的創新精神，這種創新精神也體現在漁洋《唐賢三昧集》的編選上。該選不采眾說、標新立異，可謂是別具一格的佳選。宋人大都尊杜，曾傳宋代“千家注杜”，據資料考證給杜詩作注的宋代學者至少有六百余人。明代學人或尊李白或尚杜甫，高棅重李白，竟陵派尊杜甫；清人錢牧齋重宋詩也喜愛杜甫，汪懋麟亦然；施愚山則尊崇李白，取字尚白，崇尚李白之意?？傮w而言，學界（尤其到現當代）尊杜之人較尊李之人為多，杜甫可學而李白不可學，像李白那樣天縱之才可謂曲高和寡。漁洋《唐賢三昧集》中一反前人尊李重杜之傳統，對“李杜”詩作一首未選。

漁洋《十種唐詩選》中大量保留李白詩，且其編選《五七言古詩選》中，在唐代五言詩與七言詩部分都收錄了李白，李白成為漁洋《五七言古詩選》中五言與七言詩都有詩作收錄的唯一一位唐代詩人。在《唐人萬首絕句選》中，漁洋收錄李白28首詩作（其中五言8首，七言20首），收錄詩作數在盛唐詩人中僅位于王維32首（其中五言22首，七言10首）與王昌齡30首（其中五言4首，七言26首）之后?？梢?，李白是漁洋比較傾慕崇尚的詩人?！短瀑t三昧集》之所以不選李白，原因至少有兩點：其一，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將詩按風格特點分為雄渾、沖淡、自然、含蓄、豪放等24類，《唐賢三昧集》中的詩多以沖淡自然為尚，這是漁洋《唐賢三昧集》中追求之風格。而李白詩作風格大多雄渾豪放，與沖淡自然風格有異，故而不選。其二，漁洋作為新的詩壇盟主，不選李白卻多選王維，或有意而為，希望通過不從眾議、獨標一說而在清代詩學領域產生影響，引導詩壇新風尚。由于明代“前后七子”多崇李白，他們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清初學人也多將李白、杜甫作為詩界泰斗，漁洋不取李、杜，顯示自己與明“前后七子”與清初學人的不同，表面上似乎在糾正明代“前后七子”詩學之弊，實際上是希望標清代詩壇盟主之獨好而影響當時的詩學領域，引導當時詩壇對自己理想詩學的崇尚。

漁洋雖少贊揚杜甫，但對杜詩并不完全排斥。他把杜甫詩放到整個唐詩中去考察，并未人云亦云，把杜詩尊為偶像，而是遵循自己的審美傾向，對杜甫風神淡遠、空靈蘊藉的一類詩比較贊賞，對杜詩不足也毫不諱言，評價雖未必完全精當。漁洋在自己編選的《五七言古詩選》中就收錄了杜甫的七言詩?！短瀑t三昧集》不選錄杜詩的真實原因有幾點：其一，杜詩現實主義特征過于強烈，咄咄逼人。杜甫對社會黑暗有深切體會，他的詩抨擊社會現實、反映民生疾苦、同情下層百姓，矛頭毫不留情地指向統治階級。而漁洋此時在京城為官，屬于統治階級集團的成員，矛頭不可能直指統治階級。其二，杜甫處于唐朝由盛轉衰的“安史之亂”時期，詩歌反映的是亂世之音，要達到“刺”的效果，而漁洋處于太平盛世，身居官場，想表達的主要是治世之音，要達到“和”的目的。其三，杜詩本身的格調。明人胡應麟《詩藪·內篇》卷四曰：“盛唐一味秀麗雄渾，杜則粗精、巨細、巧拙、新陳、險易、淺深、濃淡、肥瘦，靡不畢具，參其格調，實與盛唐大別”。[2]70胡應麟對杜詩的這段評價較客觀。漁洋從杜詩本身出發，認為杜詩格調與盛唐主流詩作區別很大，故杜詩并不能代表盛唐，這也基本符合盛唐詩的實情。漁洋編選《唐賢三昧集》是要展示盛唐之詩真面目給人看，故不取杜詩。

事實上，哈佛大學教授斯蒂芬·歐文《盛唐詩》導論中有段話很值得學界重視，他說：“要堅持盛唐是詩歌黃金時代的神話，……首先，不能將這一時代與兩位被后代讀者看成是占統治地位的詩人李白和杜甫混為一談……李白和杜甫并不是這一時代典型代表……我們的宗旨不是以重要天才來界定時代，而是用這一時代的實際標準來理解其最偉大的詩人”[3]2。李白在唐代還略有名氣，杜甫在唐代則確實不算典型代表，其有生之年窮困潦倒，連小兒子都被餓死，在盛唐時詩名也甚微。故盛唐人所編纂唐詩選本中幾乎不錄杜詩，杜甫為后世所重始于中唐元稹為其所撰墓志銘。朝鮮文人洪奭周曾說：“后世之論詩者，以唐人為主，宗神韻而出議論，尚趣而圖直致。若是者，可謂之神韻乎？抑可不謂之直致乎？如此為詩者，幸而出于杜耳。若出于宋以后者，嚴儀卿、胡元瑞之徒，尚肯正目而視乎”[4]115？洪奭周在此委婉指出了部分杜詩直致的特征及杜詩不受盛唐詩人崇尚的原因。漁洋對杜甫不滿意的也大都是一些直露淺易、缺乏美感之詩。

漁洋《唐賢三昧集》不選“李杜”、獨標一說，本想引導詩壇新風尚，但由于“李杜”對后世影響實在太大，這種做法更多遭致的是批評，于是漁洋先為自己《唐賢三昧集》不選“李杜”詩作辯解，又在古稀之年后編纂的《唐人萬首絕句選》中大量選錄“李杜”之作，這些都看出漁洋對這些批評的采納與妥協。

三

漁洋《唐賢三昧集》收錄王維一人詩作便占到整部選本的1/4，達到112首。而歸愚《唐詩別裁集》也收錄王維詩作104首，但歸愚只是客觀地把王維作為李白、杜甫之后第三大詩家，并未將王維置于特別尊奉的地位。

早在唐宋元人所編選本中對王維詩就多有選錄，到明人所編唐詩選本，對王維詩就更重視了。明人高棅在洪武癸酉年（1393）完成了80卷選本《唐詩品匯》。該選選錄唐代620位詩人共5769首詩，高棅在此選中將詩人王維列了四次正宗，只有李白的七次正宗超過了王維，廷禮儼然將王維看為唐第二大詩家?！短圃娖穮R》中雖將杜甫也列了五次大家，卻未列一次正宗，學界往往憑此詬病該選。其實杜詩與唐風主流不合，更近宋詩。書名既為《唐詩品匯》，不將杜甫列為正宗亦有道理，反而展示出廷禮非凡的鑒定能力。稍后，廷禮又在《唐詩品匯》的精選編纂本《唐詩正聲》中收錄王維詩56首（五古14首、七古8首、五律7首、五排7首、七律6首、五絕9首、七絕5首），選錄王維詩數約占該選詩作總數6%。明人康麟在天順癸未年（1463）輯成《雅音匯編》12卷，該選是取元楊士弘《唐音》五七言律絕句，增入李白、杜甫、韓愈等人詩作而成。該選共選唐詩3800多首，選王維詩57首（五律16首、五排7首、七律15首、五絕8首、七絕11首）。明人邵天和在正德甲戌年（1514）編纂完成了15卷《重選唐音大成》。該選共選錄詩作1565首，選錄王維詩66首（五古10首、七古9首、五律16首、五排4首、七律9首、五絕8首、六言5首、七絕5首），選錄王維詩數量排第四位，僅次于李白、杜甫與韓愈。明嘉靖時期是選錄唐詩選本最多的時期之一，該時期許多選本也多選王維詩作。嘉靖丁未年（1547），曾才漢刊刻了李默、鄒守愚編選的18卷《全唐詩選》，該選選錄詩1800余首，選錄王維詩101首（五古22首、七古14首、五律19首、五排7首、七律10首、五絕20首、七絕9首），約占該選詩作總數6%。明人胡纘宗在嘉靖己酉年（1549）編選了8卷《唐雅》。該選選錄王維詩80首（五古15首、七古13首、五律15首、五排5首、七律7首、五絕12首、六言6首、七絕7首），約占該選詩作總數1231首的7%。嘉靖辛亥年（1551），明人顧應祥自刻8卷《唐詩類鈔》，此選選錄238位詩人詩作，選王維詩有106首（五古22首、七古14首、五律24首、五排5首、七律9首、五絕19首、六言5首、七絕8首）。明代嘉靖年選錄王維詩較多的較有影響的唐詩選本還有楊慎一卷《五言絕句》、李攀龍7卷《唐詩選》、張之象26卷《唐雅》和潘光統24卷《唐音類選》。楊慎《五言絕句》選錄了王維《山中送別》等13首詩，選錄王維詩作數是盛唐詩人中最多的。而李攀龍《唐詩選》選錄128位詩人465首詩作，選錄王維詩作31首（五古1首、七古1首、五律8首、五排3首、七律8首、五絕5首、七絕5首）。從王維五七言古詩選錄數量之少便窺見于鱗重近體輕古體的詩學取向。誠然，于鱗《唐詩選》選錄近體詩共419首，選錄古體詩只有46首，確實重近體輕古體。張之象所編收錄唐代君臣酬唱之作的《唐雅》也是明代較有影響的選本，該本選錄帝王、公卿、宮閨、外夷等185位詩人（帝王7人、公卿168人、宮閨8人、外夷2人）共2000余首詩，選錄王維詩37首（天文、宮殿、樓閣、池沼、扈從、公宴、酺宴、寵錫、赦宥、眺望、祥瑞、果木部各收1首，宅第、省直、誕辰、祖餞、寺觀部各收2首，朝會部收4首，挽歌部收5首，節序部收6首）。孫琴安先生《唐詩選本六百種提要》中載：“何良浚<唐雅序>云：‘張子特取唐君臣唱酬之作，集而刻之，其亦有唐樂之感也夫?！浴短蒲拧烦?，則諸詩集、詩者可盡廢矣’”[5]139。何良浚此處立論是以《詩經》“雅頌”為本的觀念。后世論詩者，多以《詩經》為本，認為接近《詩經》之風、雅的才是好詩?！霸娬呖杀M廢”之語雖過于夸大，但張之象《唐雅》之意義卻可窺一斑。潘光統《唐音類選》是借鑒元人楊士弘《唐音》而編的選本，共選錄詩作2566首（含附拾遺詩73首），選錄王維詩（包含拾遺中的3首）共102首（五古13首、七古13首、五律27首、五排7首、七律9首、五絕16首、六言5首、七絕12首）。

從以上明人唐詩選本對王維詩作的選錄情況可知：王維詩雖在明人唐詩選本中便已受重視，但選錄詩作數都不是選錄詩家中最高的。歸愚《唐詩別裁集》也基本繼承明人唐詩選本收錄王維詩的慣例，較多選錄王維詩?！短圃妱e裁集》選王維詩達到一百零四首（五言古詩23首、七言古詩9首、五言律詩31首、七言律詩11首、五言長律10首、五言絕句16首、七言絕句4首），王維詩作數排于杜甫255首（五言古詩53首、七言古詩58首、五言律詩63首、七言律詩57首、五言長律18首、五言絕句3首、七言絕句3首）與李白140首（五言古詩42首、七言古詩37首、五言律詩27首、七言律詩4首、五言長律5首、五言絕句5首、七言絕句20首）之后，將王維作為杜甫、李白之后第三大詩家。獨有漁洋《唐賢三昧集》一選，選王維詩數超出其他詩人許多，把詩人王維拔到一枝獨秀的高度，這在歷代編選的唐詩選本中尚屬首次?！短瀑t三昧集》對王維詩作的推崇是任何其它唐詩選本無法企及的。漁洋《唐賢三昧集》這種詩學取向是否合理無法蓋棺定論，開創意義卻是肯定的。

四

漁洋《唐賢三昧集》選錄盛唐之詩，對近體詩選錄多于古體詩，對五言詩選錄多于七言詩，該選注重“意境”佳作。而歸愚《唐詩別裁集》是重杜甫的選本，該選選錄“四唐”之詩，選錄近體詩略多于古體詩，選錄五言詩與七言詩數相當，該選注重政教詩道之詩。

眾所周知，近體詩是講究平仄對仗押韻的詩體，由齊梁時沈約等提出的新體詩發展而來。南朝劉宋時音韻學家周颙創立了以平上去入制韻的“四聲說”，沈約等人則據四聲與雙聲疊韻來研究詩的聲韻調的配合，創立“永明體”。初唐沈佺期、宋之問二人總結了南朝200多年來應用格律形式的實踐經驗，創立了“沈宋體”。后代學者多持“律體定于沈宋”，將近體詩理論上的成熟定在初唐。雖然“初唐四杰”、杜審言在初唐近體詩創作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近體詩創作上的真正成熟則要到盛唐。時至開元、天寶年，名家輩出、杰作蜂涌?！短瀑t三昧集》收錄近體詩近300首，收錄古體詩只有140余首，收錄近體詩數為古體詩一倍多?！短瀑t三昧集》是收錄盛唐詩人詩作的選本，故該選收錄近體詩數為古體詩一倍多也符合盛唐近體詩數多于古體詩的實情。

學界常據鐘嶸《詩品序》中所言將五言詩起源定于“蘇李”，將七言詩起源定于曹丕《燕歌行》，唐代詩論家也多尊此看法，但五七言詩的起源尚存爭鳴?！段男牡颀垺分性缬小八难哉w，五言流調”（《文心雕龍·明詩》）之語，唐代大詩人李白也有“四言不如五言，七言又其靡也”（孟棨《本事詩高逸篇》）之觀點，可見唐人對《詩經》的推重。但詩從四言發展到五言再發展到七言，字數增加也有其益處，詩作表達內容可更豐富，節奏韻律上也能更富于變化與美感。初盛唐時，陳子昂、“沈宋”、“王孟”、“高岑”、王昌齡、“李杜”這些大詩人更樂于創作五言詩，故詩人五言詩數要多于七言詩。盛唐詩已發展到高峰極致，中晚唐詩人只有在詩作語言與表現力上費一番心思，于是開始提倡七言詩創作。中唐時期，七言詩與五言詩數量已不分軒輊，以“錢劉”、“韋柳”、韓愈、“元白”等人創作為代表。而及至晚唐，李賀、“孟賈”、“小李杜”、“溫韋”等代表性詩人都積極創作七言近體詩，使晚唐七言詩數大大超過五言詩數?！短瀑t三昧集》收錄五言詩220余首，收錄七言詩只有100余首，收錄五言詩數是七言詩的一倍多?！短瀑t三昧集》是收錄盛唐詩人詩作的選本，故該選收錄五言詩是七言詩一倍多也符合盛唐五言詩比七言詩多的實情。

歸愚20卷《唐詩別裁集》選錄“四唐”之詩，其中五言古詩有4卷、七言古詩有4卷，近體詩12卷（五言律詩4卷、七言律詩4卷，五言長律2卷，五言絕句半卷多，七言絕句近一卷半），古體詩共收錄了8卷，占到了整部選本的2/5，這比漁洋《唐賢三昧集》中古體詩占整部選本1/3要多點。該選收錄五言詩與七言詩卷數與數量都基本相當，這與漁洋《唐賢三昧集》收錄五言詩達到七言詩一倍多不太相同。

漁洋的天賦才華相較歸愚似乎高一些。歸愚共應試了17次，在66歲那年才考中舉人。而漁洋在自己27歲時就已取得殿試二甲的成績。在編選《唐賢三昧集》的康熙二十七年，漁洋政治地位非常穩固，詩壇領袖地位也已基本確立。因此漁洋編選《唐賢三昧集》時可更多從詩歌審美角度出發來考慮入選詩作，倡導自己作為“詩壇盟主”的詩學主張，該選多選“意境”絕佳一類詩。從歸愚遭際可知，他一直不甘于埋沒山林，很希望為統治階級效命。即使仕途考試受挫，也不放棄自己的出仕理想。他樂此不疲地連續應試，很希望能受到統治階級的賞識。歸愚這種政教意識也體現在他《唐詩別裁集》的選詩中，因此該選本獨重杜甫。歸愚這種“出仕為君王”的政教思想也終于使其在晚年得到乾隆帝的榮寵。乾隆己未年，乾隆帝親臨殿試，認識了江南名仕沈歸愚，感其花甲之年后仍屢試不輟，給予其榮寵，不斷升遷其職。歸愚在乾隆三十七年病故，死后贈太子太師，祀賢良祠，乾隆帝親自為其作挽詩。

歸愚編有兩卷《說詩晬語》，該書上自先秦、下迄明代，對詩歌流變與各時期重要詩人及代表作品有獨到評述與見解，是雍正九年歸愚在小白楊山僧舍讀書時所作。里面許多言論也窺見歸愚對詩道政教的重視?！墩f詩晬語》中云：“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6]186。歸愚在此強調“詩之為道”的巨大作用。他指出了詩雖發展變化，但詩教遠離，“秦漢以來，樂府代興，六代繼之，流行靡曼。至有唐而聲律日工，托興漸失，徒視為嘲風雪、弄花草、游歷燕衍之具，而‘詩教’遠矣”[6]186，歸愚對“詩教”非常注重，在其著作中雖并未專門提到過“格調”，他也談論“神韻”、“性靈”，只是認為詩必須有道，加入詩應有益于“詩教”之內容，這便使其詩學理論成為了有法可循的“格調”。歸愚也指出了自己心中理想的詩道，“今雖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優柔漸漬，仰溯風雅，詩道始尊”[6]186。歸愚雖不否三唐，但認為必須以風、雅為尚，才是政教詩道的最高境界。歸愚《唐詩別裁集》多選政教一類詩作，這與漁洋《唐賢三昧集》選詩有差異?！短圃妱e裁集》所選不再只是那種清遠淡雅之詩，而有一些氣勢磅礴或富麗堂皇之詩，這種選錄上的差異正好生動說明了漁洋與歸愚詩學理念上的差異。漁洋講求詩要追求“神韻”，歸愚則講求詩要有益于“詩教”，要符合儒家傳統的詩學觀念。歸愚《唐詩別裁集》是尊杜甫的選本，選錄杜甫詩達到255首，比選錄詩作數第二的李白140首幾乎多出一倍。而杜甫詩是較有詩道政教色彩的，這也窺見歸愚該選對詩道政教的重視。

［1］施閏章.漁洋續詩集序［C］//王士禛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

［2］胡應麟.詩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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