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滇越邊民跨境通婚的治理

華袁媛，王萍

（1.文山學院思政部，云南文山 663000；2.紅河學院政治學院，云南蒙自 661100）

論滇越邊民跨境通婚的治理

華袁媛1，王萍2

（1.文山學院思政部，云南文山 663000；2.紅河學院政治學院，云南蒙自 661100）

受復雜因素的影響，滇越邊民跨境通婚多為未經國家法律承認的非法事實婚姻關系，但在民間社區，這種跨境通婚獲得了“合法性”承認，為通婚家庭提供了在當地社區謀生的空間，這一矛盾使國家對邊境地區的治理遭遇挑戰，需要在經濟、國際合作等多方面探索解決路徑，并最終落腳于法治的具體應對措施。

滇越邊民；跨境通婚；治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權

祖輩身居國家邊境地帶的滇越邊民，受特殊的地域、民族、經濟、歷史等復雜因素的影響，導致他們中的許多人選擇毗鄰國家的公民為配偶，又因為法律規定、經濟能力、文化水平等方面的限制，使他們這種跨境的婚姻難以通過法定的程序為國家所承認和保護,淪為非法的“事實婚姻”關系。近年來，受全球化浪潮的影響，人口的跨境流動愈加頻繁，以婚姻為手段的跨境流動在滇越邊境地區日益突出，不僅使國家法律在邊境地區的實施面臨挑戰，而且成為農村治理的難題。

一 滇越邊民跨境通婚對國家治理的挑戰

（一）對國家法治的挑戰

我國法律并不禁止邊民跨境通婚，在《婚姻登記條例》、《婚姻登記工作暫行規范》、《中國與毗鄰國邊民婚姻登記辦法》等婚姻法律規范中都規定了跨國婚姻、邊民通婚的相關要件、程序和權利義務關系，邊民跨境通婚的法律問題并不是國家法制的盲點。然而另一方面，現實中的滇越邊民跨境通婚卻多以未經國家法律登記和認可的“事實婚姻”形式存在，并伴有非法入境、非法居留的特征，所以，滇越邊民跨境通婚治理的法治難題并不是“無法可依”，而是“有法未依”、“有法難依”，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于國家法律規范與滇越邊境地區的實際出現了脫節，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國家法律規定的合法通婚登記所需文件對越南方婚姻當事人來說難以獲得，依照邊民通婚的主要法律規范《中國邊民與毗鄰國邊民婚姻登記辦法》，邊民跨境通婚登記需要男女雙方共同到中國一方當事人常住戶口所在地的縣級民政部門辦理，中國邊民需出具身份證、戶口簿和本人無配偶以及與對方當事人沒有直接血親和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系的簽字聲明，毗鄰國邊民需要出具能夠證明本人邊民身份的有效護照、國際旅行證件或者邊境地區出入境通行證和所在國公證機構或者有權機關出具的、經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該國使（領）館認證或者該國駐華使（領）館認證的本人無配偶的證明，或者所在國駐華使（領）館出具的本人無配偶的證明，或者由毗鄰國邊境地區與中國鄉（鎮）人民政府同級的政府出具的本人無配偶證明。中方可以方便地提供所需文件，但越方需出示的文件提供起來就很困難了，入境通婚的越南邊民大多來自貧困閉塞的越北山區，文化程度較低，根本沒有辦理護照或國際旅行證件的可能，即便邊境通行證也很難辦到，筆者調查中曾訪問幾名來互市點趕集的邊民，他們表示都未持有通行證，也曾到當地公安屯辦理，但去了數次也沒辦到，越南實行軍管體制，公安屯作風霸道，腐敗問題也比較突出，這些狀況都不是貧苦的普通邊民所能應對的。至于要求提供的使領館證明，對邊民來說更為困難，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恐怕連縣城都未到過，遑論到使領館辦理事務了。

二是邊民跨境通婚在當地社區獲得民間的“合法性”承認，消減了謀生環境僅限于當地的通婚邊民謀求合法婚姻登記的動力。根據筆者的調查了解，當地群眾普遍認為，邊民的這種跨境通婚是民族、經濟因素等現實條件下“人之常情”的選擇，那些無法在當地中國公民中找到配偶的人通過這條途徑實現了安家繁衍的需求，這些跨境通婚的家庭和當事人靠自己和家人的辛勤勞作生活，既無害于國家、集體，也無害于他人，他們的婚姻經過了民間認可的儀式且已經養育兒女，與其他的家庭沒什么不一樣，沒什么理由去反對。在此基礎上，在滇越邊境地區，越籍入境通婚人員在當地邊民社區中的融入基本沒有障礙，甚至許多當地人對越南媳婦評價甚高，認為她們聰明、能干、孝順。對于依靠農業生產為生，謀生活動僅限于當地社區的這些跨境通婚家庭來說，民間觀念上的“合法性”承認已經為他們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空間，即便沒有合法婚姻登記，也并不影響他們的基本生活，在現有的政策下，所生子女可以落戶并享有和其它孩子一樣的權益，僅是入境的配偶不享有其它村民的某些集體經濟利益?？缇惩ɑ榧彝ピ谄渖瞽h境中得到的寬容和理解及民間“合法性”的承認，降低了邊民對合法婚姻登記必要性的認識，消減了邊民謀求合法婚姻登記的積極性。

因此，目前存在的邊民跨境通婚基本上都是未經依法登記的非法事實婚姻關系，洞悉這一現實情況的基層政府、邊防部門和其他執法機構在執法時，常常面臨兩難和尷尬。在筆者的訪談中，大多數基層執法人員對邊民的跨境通婚抱有同情，表達出對法律規定和強制遣返措施的不解，而在針對非法入境通婚人員采取的數次強制遣返措施都收效甚微，甚至引起邊民抵觸后，目前也已經暫停，現在基本上采取的措施是相關部門對入境通婚家庭及其子女的情況進行信息采集和登記，子女準予落戶，此外幾乎不再有干涉。從法律實施的角度來說，實際上是放任了違法行為的長期存在，這顯然違背了“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法治要求，卻又是當前情形下無可奈何的選擇。實踐說明，執法部門僵化地依照現行法律強行禁止跨境通婚、遣返入境人員并不能解決問題。對于信息閉塞，文化程度很低的邊民來說，通過教育促使他們自覺守法、依法行事也屬不切實際，更何況在通婚的背后還牽涉到民族、歷史、經濟等諸多因素。能不能夠在國家的法律框架之內尋找應對問題的方法，探尋一條合法、合情、合理地解決跨境通婚問題的途徑，是當前跨境通婚治理法治上的一大挑戰。

（二）對基層行政管理體制的挑戰

目前我國農村的基層行政管理體系層級是縣—鄉（鎮）—村（村委會）—自然村（村小組），縣級管理部門一般并不直接向村委會布置工作，而是在統一部署給各鄉（鎮）后，由鄉（鎮）一級的機構直接對村委會布置、指導和監督，再由村委會直接面對各家各戶村民，在村小組干部的協助下開展工作，村委會實際上成為基層管理的核心。然而，在我國現有基層管理體制下，村委會是作為村民自治組織存在的，其成員并非永久的身份，他們從當地村民中選出，僅僅象征性地領取一些補貼。與發達地區不同，邊境地區多為貧困的農業村寨，村委會成員很少能夠獲得除補貼之外的經濟利益，大多是出于榮譽和威望而承擔職務，所以村委會成員很少去做令村民反感的事，甚至愿意在力所能及的時候幫助村民打打政策的“擦邊球”。例如筆者在調查中發現，不少村委會在統計和上報“新農合”名單的時候，把村里入境通婚的越南婦女也登記在內，而在回答筆者提問時，卻說她們是不可以享受新農合的，因為沒有戶口和身份證。村委會這一矛盾的做法，實際上反映了地方社區在應對國家管理時的策略，從國家到縣級的行政管理機構都希望能夠全面掌控情況并且依法消除非法跨境通婚，鄉鎮一級機構則必須依賴村委會來掌握情況和采取措施，以執行上級指示，而直接面對問題和當事人的村委會，雖然明知國家的規定和上級的指示，卻不能不考慮人情關系、自身威望和“退位”后與鄉鄰的相處問題。相較于“下臺后”無需經常來往的鄉鎮政府，村委會成員更在意唇齒相依的鄰里鄉親。違背上級最多下臺不干，沒什么大不了，得罪了鄉鄰卻可能使自己和家人在社區中遭遇非議甚至是孤立，力所能及時幫一把還可以換來人家的感激，他們不可能也不愿意對跨境通婚家庭采取強硬態度。更何況他們自身生活在當地社區的場域中，觀念上也與其他村民一樣，認為符合風俗的跨境通婚具有著當地社會所承認的“合法性”。

當上級管理機構的指示脫離了村委會現實情況和觀念的實際時，自然無法做到令行禁止，對跨境通婚問題的行政管理方式，絕不能夠紙上談兵式地僵化處理，只要現有的基層行政管理體系不改變，就不可能依靠村委會基層組織來阻止村民跨境通婚，即便將來法律發生變化。如何在當地場域內保障國家法律的實施也是一項不小的挑戰。

二 滇越邊民跨境通婚治理的思考

（一）發展經濟是解決滇越邊民跨境通婚的本質要求

滇越邊民的非法跨境通婚，有其經濟條件制約之下的必然性。較低生產力條件下的家庭農業是當地主要的生產模式，在這一模式下，家庭成員的合作是生產順利開展的必需，婚姻則成為影響謀生和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而當地適婚女性為謀求更好的經濟生活大量外流才導致跨境通婚涌現。筆者調查中的一項發現也從側面驗證了這一點——普洱市江城縣曲水鄉的龍富村，距離中越邊界界碑僅4公里而且有很方便的陸路通道，界碑處有邊民互市點，但是該村雖然有為數不少的大齡“剩男”，卻沒有一人與越南婦女通婚，甚至并不急于結婚，當地女性也更愿意在本地選擇配偶。村里經濟發達，村民從土地租賃、橡膠種植中獲利豐厚，村里社會服務完善，衛生所、超市、飲食店一應俱全，婚姻對于當地人來說并不像滇越邊境的其他地區對生活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正如其中一名訪談對象所說的那樣：“我一個人也能過得很好，沒有必要非得找個老婆，真要找，就得找個談得來的?！雹?/p>

僅立足國家的角度談從法律、行政管理等方面如何應對滇越邊民的非法跨境通婚，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從當地邊民的情境出發去理解他們的選擇，對于條件極為惡劣，生活極為艱難的邊民來說，粗暴地要求他們守法，依照國家的指示來行事是不切實際的，甚至可算得上是不人道的，執行法律不應當脫離邊民生活的實際，甚至剝奪邊民有序生活的期望，在當地現有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業生產模式下，任何針對跨境通婚的強制禁止措施恐怕都是行不通的，而江城縣曲水鄉龍富村的情況預示了一個很好的前景——當滇越邊境地區的經濟發展到個人可以不依賴家庭的協作也能維持較好生活水平時，邊民對婚姻的選擇也就可以逃脫經濟的制約，而更多考慮感情的因素。

（二）中越政府間的雙邊合作是解決問題的必由之路

正如前文所言，滇越邊民的跨境通婚，并非我國法律的盲區，《婚姻法》、《婚姻登記條例》、《婚姻登記工作暫行規范》、《中國邊民與毗鄰國邊民婚姻登記辦法》等法律規范都能夠作為滇越邊民合法跨境通婚的法律依據，關鍵在于通婚的邊民是否能夠依照相關法律規范的要求提供必需的文件、履行法定的程序。實際上，正是獲取所需文件和履行相關程序的難度使得邊民無法“合法”地跨境通婚。

與我國部分邊防派出所警員訪談得知，越方政府在態度上并不支持越南女性嫁入中國，所以自然不會為其提供所需的相關文件，除非當事人采取行賄的手段，然而入境越南婦女很少有能力去行賄，加之大量未辦理合法通婚手續的越南婦女也能在中國生活，她們也就沒有必須去辦理的觀念。換言之，就目前的法律規定來看，滇越邊民跨境通婚能否獲得法律承認的關鍵在于能否從越方獲得所需文件，而越方當前的態度決定了很難獲得，如果不能與越方達成一定合作，嚴控越方人口非法進入我國或者協助辦理合法通婚相關文件，恐怕更多的非法跨境通婚還會出現。

（三）不能簡單寄希望于簡化通婚手續

不少學者的研究建議簡化通婚手續，以便入境通婚婦女能盡快明確身份，各方面權益獲得保障。似乎婚姻一經成立，入境者即可成為我國國民，一切問題迎刃而解，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解?；橐龀闪⒅皇怯煞纱_認了婚姻關系，基于該婚姻關系，入境通婚的一方獲得申請中國永久居留權和加入中國國籍的資格，入境一方要實際享有永久居留權或者獲得中國國籍，還需要滿足《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條例》、《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審批管理辦法》、《國籍法》的相關規定。簡單來說，入境通婚一方作為外國人，進入我國必須持有有效的合法證件（護照或邊民證），并且從規定的口岸和通道進出；入境一方要想基于跨境通婚關系獲得中國的永久居留權，需滿足“婚姻關系存續滿五年、已在中國連續居留滿五年、每年在中國居留不少于九個月且有穩定生活保障和住所”的條件，向州市一級公安機關申請，且需要提交經中國駐外使、領館認證的國外無犯罪記錄證明。為證明“有穩定生活保障”，中國籍配偶還需提供經公證的生活保障證明；若想獲得中國國籍，則更為困難，中國國籍素被稱為“最難獲得的國籍”，國籍法雖然規定了中國公民的近親屬或定居在中國的外國人可以申請加入中國國籍，但是目前尚未出臺相關實施細則，國籍法中指定的辦理機關——市、縣級公安部門也不知道該如何辦理，客觀上導致的后果就是外國人入籍中國的可能性在目前來說極其渺茫。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獲得永久居留權和中國國籍需要辦理的手續與法律規定的跨境通婚手續一樣，遠遠超出滇越邊境地區跨境通婚邊民的智識和經濟能力，甚至還要更困難。所以，問題并非簡化通婚手續便可簡單解決，婚姻的成立與否不是問題的核心，重要的是維系婚姻家庭生計的行為在國家權力的視野內將被如何界定和對待——住在一起（居留）、謀生（經商、務工）、養育子女這些婚姻中的正常行為，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被保護還是被禁止？這些才是邊民對所謂“合法婚姻”期待的實質內容，僅僅簡化通婚手續使婚姻合法，仍不能滿足邊民的實際需求，邊民仍需面對更多難題，甚至可能進一步引發邊民對國家法律的誤解和質疑。

鑒于國家法治統一性的需求和立法的技術性需要以及涉外法律的特殊性，國家層面的立法不可能為應對滇越邊境地區的特別實際而修改現有規定，而《中國邊民與毗鄰國邊民婚姻登記辦法》即便已經簡化了婚姻登記手續，滇越邊民仍然不具有依照該法合法通婚的能力，遑論婚姻成立之后依照法律獲得永久居留權或是申請入籍獲得中國身份證，這就決定了滇越邊境地區邊民跨境通婚的問題，不大可能通過國家層面的法律修改來解決，而必須寄希望于地方層面的法律應對。

（四）運用少數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權，合理制定滇越邊民跨境通婚的相關法律法規

滇越邊民跨境通婚的治理，并不是簡單地禁止跨境通婚或遣返已存在的非法入境通婚人員，實踐已經證明了這一治理思路的失敗，當前需要解決的問題在于如何使邊民的這種跨境通婚納入到國家法律的框架之下，既能夠通過法律明確婚姻的成立要件及相應的社會關系，也可以通過法律的規制消解可能存在的不利影響。

中國幅員遼闊，地區差異性十分突出，雖然都為“邊民”，生活的情境卻可能千差萬別，一部效力及于全國的《中國邊民與毗鄰國邊民婚姻登記辦法》難以應對所有邊境地區的實際，所以需要在國家法框架內探尋應對地區差異性的方案，已經有地方開始創新性的嘗試——2010年9月9日，德宏州公安局和民政局在征求外事、計生、勞動、衛生、教育等部門意見的基礎上，聯合制定并發布《德宏州邊民入境通婚備案登記證管理規定（試行）》（簡稱“管理規定”），按照管理規定，與德宏州常住戶籍人口按照中國法律辦理了結婚登記，或者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并居住在德宏州行政區域內的緬籍邊民，應當辦理《邊民入境通婚備案登記證》，持該證可以在德宏州行政區域內居住、經商、務工、通行，并享有中國法律法規以及德宏州地方政府給予境外邊民的各項權益，《邊民入境通婚備案登記證》由中國籍申辦人常住戶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免費辦理②。

德宏州的做法從當地實際出發去制定解決跨境通婚問題的規定，在《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以及《婚姻法》中都能夠找到法律依據，發揮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權的優越性，雖然效力僅及于該自治州境內，但是對于跨境通婚家庭來說已經足夠了，并且對限制入境通婚婦女棄婚遷徙起到了一定作用，更有利于邊民的安居樂業。滇越邊境跨境通婚的主要地區紅河州、文山州也同為少數民族自治地方，完全可以借鑒德宏州的做法，援引《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和《婚姻法》中的相關授權性條款，以少數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立法權為基礎，在充分了解和分析當地情況的基礎上，結合實際制定相應的單行條例，對本行政區域內的跨境通婚在婚姻成立要件、程序、通婚家庭及入境通婚邊民的權利義務、通婚家庭子女的戶籍管理等方面做出規定。依據《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授權，少數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是有權對國家法律的規定依照本地區實際做出變通性規定的，所以即便在某些方面與國家法律的規定存在不一致，也仍然屬于國家法的框架之內，無損于國家法治的統一性。這種從地方實際出發制定的法律規范，有效地避免了國家法與滇越邊境地區特有實際情況之間的脫節，既維護了國家法律的權威，又充分尊重了邊境地區和邊民的實際需求。以這樣的規范為基礎，邊境地區基層行政部門目前遇到的諸多尷尬和困難也就不難找到解決辦法，而自治地方的政府則能夠以之為依據，構建應對邊民跨境通婚的具體行政管理機制和措施。

家是國之基，國是家之本，對身處滇越邊境的邊民來說，家——國不僅是概念上的聯系，更是時時需要面對的生活實際，對于艱難謀生的邊民來說，對家的經營何嘗不是對國（境）的守望！

注釋：

①訪談對象:BYC,男,42歲,哈尼族,普洱市江城縣曲水鄉龍富村村民;訪談時間:2012年7月19日;訪談地點:龍富村;訪談人,華袁媛.

②德宏州人民政府公眾信息網[EB/OL].(2010-9-13).http://dehong.Yunnan.cn/htm//2010-09/13/content_1341938.htm.

[責任編輯龍倮貴]

The Governance of Cross-border Marriage Between Yunnan’-Vietnamese Border Residents

HUA Yuan-Yuan1,WANG Ping2
(1.Wenshan University ideological Department,Wenshan 663000,China;2.Honghe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politics,Mengzi 661100,China)

Affected from complex factors,cross-border marriages between Yunnan and Vietnam borders are mostly not recognized by state law and considered illegally,on the other hand,in the folk community,such cross-border marriages won the "legitimacy" ,so those intermarried families were provided a living space during the local community,this contradiction makes the governance of border areas face challenges that required solutions on economic,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other aspects,which eventually settled on the specific response measures of law.

Yunnan and Vietnam border;cross-border marriages;governance;National Municipality of Minorities

DF554

：A

：1008-9128（2014）06-0001-04

2014-09-29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青年項目：滇越邊民通婚的現狀、影響及其應對（10YJCZH045）

華袁媛（1980—），女，云南屏邊人，講師，博士，研究方向：民族法學、法人類學、法律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