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層次分析法的視角看1979年中越戰爭的根源

陳 翔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北京 100089）

從層次分析法的視角看1979年中越戰爭的根源

陳 翔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北京 100089）

層次分析法是國際關系研究中探析戰爭根源的重要工具與研究范式。把握1979年中越戰爭的根源，同樣可以利用層次分析法的框架與模式。具體地說，在個人層次上，中越兩國決策者的個性、經歷、風格等對這場戰爭的爆發有著一定的影響。從國家層次來看，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領土領海爭端的激化、國家戰略目標的碰撞等都對中越戰爭的發生有著一定的作用。從國際體系層次來看，美蘇冷戰的國際體系結構以及意識形態弱化等因素都對中越戰爭的發生產生重要影響。

層次分析法；中國；越南；戰爭；根源

中越戰爭①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關于這場戰爭根源的探討與爭論也延續了三十多年。不同的學者基于不同的角度提出各異的見解與看法，使得對同一歷史事件的解釋顯得五花八門、雜亂無章、千頭萬緒?？陀^地說，研究戰爭原因，分析層次和角度必須盡量全面，將某一層次或解釋方法下的單一變量視為主導性原因甚至唯一根源將會導致懷特海（Alfled North Whitehead）所稱的“單一因素解釋的謬誤”（Fallacy of the Single Factor）。[1]

層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 Approach）的誕生與實際運用可以為理解、把握與研究戰爭根源問題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全面的、多元的分析視角與研究范式，可以為我們更清晰地、更明確地、更有效地理順和理清1979年中越戰爭爆發的根源輸送了有用的工具。

一 層次分析法是解釋戰爭根源的重要方法

20世紀50年代，在一股反傳統的“行為主義革命”的喧嘩與鼓舞下，為了適應國際關系研究精確化、科學化與模式化的潮流，層次分析法應運而生。層次分析法假定某一個層次或某幾個層次上的因素會導致某種國際事件或國際行為。[2]層次分析法也是解釋戰爭根源問題的重要分析工具與特定研究范式。

肯尼斯·華爾茲首先提出國際沖突與戰爭根源的層次分析路徑。在《人、國家與戰爭——一種理論分析》一書中，肯尼斯·華爾茲宣稱戰爭的根源在于人的本性與行為、國家的內部結構以及國際無政府狀態。不同的層次涉及到不同的問題，只有將這三個層次的分析結合起來，才能對國際關系有相對完整的理解。[3]

政治學家戴維·辛格采用行為主義的范式將層次分析法系統化?！秶H關系中的層次分析問題》一文里，他將國際關系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個層次，即國際系統與國家。國際系統是最全面、最具綜合特征的層次，國家是微觀層次，使研究人員分析國家政策和行為的細節。[4]國際戰爭爆發的原因可以通過體系層次與次體系層次加以解讀。

享譽全球的國際政治學者詹姆斯·羅斯諾也提出了自己相應的層次分析設想。在詹姆斯·羅斯諾的思想世界里，國際事件的根源可從五個層級進行解構，那就是“個人、角色、政府、社會以及國際系統”。[5]國家間戰爭的根源可以通過這五個方面進行解構與把握。

事實上，根據以上學者對“層次”的劃分與歸類，可以看出國際關系研究者基本上還是沿著微觀、中觀與宏觀三個層面進行著手與切入的。在微觀層次，決策者的角色和個人特質對國際行為有著重要的影響；在中觀層次，國家內部的政治與社會結構對相關決策的產生有著一定的作用；在宏觀層面，國際體系在結構與進程兩個方面左右著國家的對外戰略與某些行為特征。

層次分析法的出現、發展與成熟為更好地理解國際事件尤其是戰爭爆發的原因有著重要的導向價值。1979年中越戰爭爆發的根源作為一個復雜的歷史事件，同樣可以用層次分析法的框架模式進行把握與解釋。

二 決策者個人層次的解釋路徑

在一個國家的國策定位和發展方向的把握上，決策者個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決策者以其自身的經歷、背景、人格、知識等方面的稟賦對國家的國際戰略與對外政策產生深刻影響。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說，個人因其性格帶有某種特點而能夠影響到社會的命運，這種影響有時十分明顯。[6]1979年中越戰爭的爆發，與決策者的個人因素占有非常重要的關聯性，對于雙邊關系的演繹和戰爭的發生有著深刻的作用。

（一）偏激的黎筍與越南“戰車”

主政者的性格、經歷、偏好等會影響其行為模式，這在相對專權的國家表現的尤為突出與明顯。越南就是如此，胡志明主席去世以后，主掌越南大權的是黎筍。他的個人特質深刻地惡化了中越關系并導致1979年兩國之間的戰爭。

首先，黎筍的出生與成長環境造就了其偏激狂妄的性格要素。黎筍出生于越南中部的廣治省，這里相對閉塞，與外部世界（包括中國）的聯系較少，充斥著越南歷史屢遭外族侵犯的恥辱歷史以及封建王朝對外擴張的文治武功。在這種特殊思想環境下，黎筍養成了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與強烈的自我優越意識。比如，1952年從中國訪問歸國后，大肆宣揚“越南人非常勇敢，中國人一點也不勇敢”。在成功擊退美國的侵略以及統一南越后，自詡為“世界第三軍事強國”。這都對其發動對柬埔寨戰爭以及與中國的沖突產生重大的影響。

其次，黎筍極端民族主義情結促使其片面的、消極的與負面的中國觀。黎筍有著清晰的二元對立的人格分列式的價值取向，在他的精神世界里，“自我”與“他者”的界限是明確的、具體的和透徹的。在中蘇紛爭中，黎筍的做法與越南其他領導人中立性的做法明顯相異，采取的是直接倒向蘇聯一邊，敵視與攻擊中國。當然，這與黎筍長期在南方任職，對中國本來就有著較深的成見與看法有關。同時，有著極強民族自豪感的黎筍對中國充滿鄙夷的態度，認為中國軟弱、不守信用等?？梢哉f，黎筍的中國觀是消極的，其對中國的認知的負面的，其心中的中國意象是丑陋的。這對其對華強硬立場和對抗政策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另外，黎筍的強勢個性與彪悍作風使其成為越南共產黨歷史上唯一的“強勢總書記”，這為其大膽的、專斷的對華政策鋪平了道路，也壓制了黨內以至于國內不同的聲音與力量。在黎筍的“駕駛”下，越南這個曾經的廢墟國家，被打造成東南亞“戰車”，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

（二）剛毅的鄧小平及中國“大舟”

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后毛澤東時代一系列的政治運作與發展，鄧小平成為中國國家的“舵手”和“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性格特征對于中國進行對越南的自衛反擊戰爭有著重要的影響與作用。

首先，鄧小平果敢有為的性格使其敢于面對一切內部與外部的壓力。應該說，硬、敢是鄧小平性格的主要內核。[7]在中蘇關系極其緊張以及蘇聯陳兵百萬于中國北部邊境上的現實狀況，面對蘇聯“小伙伴”越南的不斷挑釁和地區霸權主義的狂想，鄧小平不信邪，頂住壓力，堅決主張“要給著忘恩負義的越南人一個教訓”。正是在這種堅強意志的支撐下，中國發動了這次對越南的自衛反擊戰爭。

其次，鄧小平還有著說一不二、雷厲風行的執政風格與性格特征，這對其戰爭觀有著深刻的作用。應該說，面對越南黎筍當局的擴張政策與侵略行徑，鄧小平多次談話提及要“懲罰”下越南的“不法”行為。在美國與卡特總統的會面中，鄧小平以其特有的詼諧幽默的口吻說“小朋友如果不聽話，就打屁股”，對越南的自衛戰爭韻味顯然。然而，越南當局只當是鄧小平順口而說，孰不知鄧小平是一個說一不二的領導人，豈能拿國事當兒戲。

總之，在剛毅堅強的鄧小平的領航下，中國這艘“大舟”沒有被越南“戰車”的強硬軍事行動所嚇倒，而是毅然前行，乘風破浪，堅決阻擊越南的擴張行徑和霸權欲望。

三 國家——社會層次的解釋路徑

國家行為模式的取向與戰爭爆發的根源不僅與決策者個人的特質有著極大的關聯性，更與一個國家的體制操作、政治現實、社會狀態等有著密切的聯系。中越戰爭之所以會發生，很大程度上就與兩國尤其是越南的民族主義傾向、兩國的領土爭端、國家戰略目標的對沖等方面有關。

（一）越南民族主義情緒的膨脹

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思潮，有著雙重性的角色扮演和功能指向。在越南歷史發展過程中曾起到積極的正面作用，正是依憑這種積極的民族主義，越南得以先后打敗日本侵略者、法國殖民者以及美國干涉軍，并獲取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然而，在1975年統一后的越南，民族主義的負面性逐漸體現出來，尤其表現為對中國的仇視態度和敵視政策。

首先，越南國內大肆宣傳歷史上被中國封建王朝“侵略”的歷史，以激起民眾對中國的反感與仇恨。事實上，在歷史上，既有中國封建王朝對越南地區的征戰，也有當時越南對中原王朝的攻伐。越南在其官方與社會宣傳上，僅僅是把歷史片面化，獨講中國中原朝廷的“侵略史”，刻意制造民族對立，激發越南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對抗中國。

同時，越南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還體現在對待華僑華人的態度與行為上。華僑華人在越南生活工作多年，為了越南的獨立與解放事業以及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越南執政當局污蔑華僑華人是中國的“第五縱隊”，并進行瘋狂的迫害與打擊。正如越南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的黃文歡所說，“在北方，把二十多萬華人趕到中國；在南方，向有錢的華人勒索黃金、美鈔，然后允許乘船出海，使這些華人淪為‘難民’”。[8]這必然會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與中國政府的強烈不滿，激化了兩國的矛盾，并成為最終中國發動對越反擊戰的重要動力源。

（二）領土爭端導致局勢的惡化

國家之間的領土主權爭端向來是國家關系惡化的重要源泉，中越關系也不例外。兩國在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以及陸上的邊界爭端就是兩國1979年戰爭的主要誘因之一。

中越兩國在西沙和南沙群島上的爭端導致兩國關系緊張，乃至兵戎相見。其實，中越的南海領土領海爭端算是一個新鮮的事物，因為在1958年越南的范文同曾親口說兩國在南海不存在爭議。然而，在1975年統一全國后，越南迅速接收南越在南沙群島上的據點，讓中國感受到是對自己主權要求的極大挑戰。[9]同時，1975年以后的越南當局以更強硬的態度提出主權聲索，1977年出版的一張地圖顯示西沙和南沙全部為越南領土。[10]這種赤裸裸的領土推進和霸取行為不能不激起中國的反對，畢竟從歷史、法理和地理上來看，這都是中國不可爭議和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領土。

除了海上爭端外，陸上邊界和東京灣（北部灣）的劃界問題也受到統一后的越南政府的質疑。越南基于中越兩國還未正式劃定國界的現實情況，不顧兩國的傳統分界線，奉行推進蠶食政策，大肆驅趕和殺戮中國的邊民。在北部灣，越南不斷派出巡邏艇盤查和勒索中國漁民，有時甚至深入中國海境。面對國土被越南侵占、邊民被越軍戕害的現實，中國采取邊界自衛反擊作戰就成為一種必然的政策選項?？梢哉f，中越戰爭很大程度上與越南軍隊侵占中國領土是分不開的。

（三）國家戰略目標的歧異

國家戰略定位與發展目標的差異直接影響到國家對外政策與國際行為的不同，并可能會導致國家之間出現碰撞、沖突與戰爭。20世紀70年末，中越兩國的戰略目標的歧異就引起了兩國間矛盾的激化以至于爆發戰爭。

實現國家統一后的越南雄心勃勃，意欲實現多年以來稱霸中南半島和建立印度支那聯邦的夢想。在接連打敗法國、美國之后，依靠鋒芒正盛的蘇聯的極大支持，越南舊有的地區霸權夢又復發了。越南的戰略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從斯里蘭卡一直延伸到河內的大集團，它將包括緬甸、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馬來西亞。[11]

歷經文化大革命洗禮的中國則走上了改革開放的新路程，經濟建設成為中心任務。為了改革的順利進行，為了經濟建設的有序開展，中國迫切需要穩定和平的周邊環境。越南的地區霸權戰略目標和擴張步伐必然引起中國的反對與抵制。在認識到中國是其在東南亞擴張的障礙和絆腳石后，越南的反華活動愈加強烈，仇華意識更加外化，并視中國為“頭號敵人”和“直接敵人”?？梢哉f，中越在國家戰略目標上的這種差異性深深地烙印在中越戰爭的軌跡中。

四 國際體系層次的解釋路徑

國際體系是無政府性的，這是國際沖突與戰爭的重大源泉。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體系中，國家為了生存、安全與權力進行著無序的爭斗。1979年中越戰爭的爆發就有著深刻的體系層面的因素，特別是在冷戰的國際環境下，國際體系在結構與進程兩個方面發生的巨大變化有關。

（一）結構層面：蘇攻美守的冷戰結構模式與蘇越同盟

20世紀70年代，國際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與美國力量相對收縮相對照的是蘇聯實力的快速增長與蘇聯野心的極大膨脹。東南亞是蘇聯急欲染指的戰略要地，依靠越南實現這一戰略目標就成為重要一環。而這也與越南意欲在東南亞地區擴張勢力、擴充影響的目標相一致。

首先，越南是蘇聯南下戰略的墊腳石和前哨陣地。70年代，蘇聯積極實施南下戰略，在西線跳過土耳其與敘利亞結盟在地中海尋得立腳之地；在中線，通過武裝占領阿富汗覬覦印度洋；在東線就是跳過中國與越南結盟填補美國走后留下的地緣政治空間。蘇聯希望在東南亞的戰略作為能夠給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存在以更多的擠壓，同時給中國這個社會主義的“異類”更多的軍事與外交壓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越南的地緣政治地位在相當大程度上成為蘇聯包圍中國、對抗美國的工具。[12]

其次，在蘇聯的支持與鼓勵下，越南原本的地區霸權主義得以復發、膨脹與發作。1978年6月，越南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11月《蘇越友好合作條約》簽訂，12月，越南軍隊入侵柬埔寨并推翻了波爾布特政權。[13]311同時，越南還控制了老撾的內政外交，并對泰國和中國提出了領土要求。

在蘇越同盟的攻勢下，東南亞的均勢大廈大有顛覆之勢。拯救力量平衡的責任就在中國與美國的身上。1979年1月兩國建交后，鄧小平就在當月訪美并于卡特總統達成了戰略協調。②中國堅決地反擊各種霸權主義的猖獗，決心維持地區的力量平衡。正如海外學者所言，“為了懲罰越南對柬埔寨的入侵，為了向蘇聯展示中國不是一個紙老虎，中國對決定對越南進行軍事打擊”。[14]

（二）進程層面：意識形態的價值規范淡化

就國際體系的進程而言，傳統的意識形態在20世紀70年代的國際政治演繹中逐漸淡化，意識形態的相似性已經不能約束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頻繁的戰爭與沖突。

首先，中越雙方不同的美國觀與蘇聯觀對雙邊關系產生了消極影響。[13]304-307在70年代，中國認為不是美國而是蘇聯才是中國的最主要威脅，中國應拋開意識形態成見與分歧，積極尋求中美關系的好轉以抗衡蘇聯的擴張浪潮。而對于越南來說，情況恰恰相反，美國是其宿敵和直接威脅，蘇聯則是社會主義“老大哥”。早在尼克松訪華后，越南就感到自己被出賣了，對于中國的長期目標持懷疑態度；而中國方面則認為自己在言辭與行動中都在盡力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國。[13]283這種認知上的偏差與誤解給中越兩國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消極后果。

其次，蘇越兩國的合作更多的是基于戰略利益的契合，而不是基于意識形態的一致性。事實上，蘇越兩國在意識形態上有著一定的差異性，在中蘇意識形態之爭中，越南長期采取的是中立性政策。越南對蘇聯的依靠更主要的是看重地緣政治和權力需求，而不是所謂的意識形態上的趨同性。

五 結語

中越戰爭作為國際關系史上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對其根源的探究與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通過層次分析法，可以很清晰和明確地對于這場戰爭的根源進行把握與理解。在個人層次上，黎筍的偏激個性與極端民族主義情緒、鄧小平的果敢有為及雷厲風行的行為風格對戰爭的爆發有著重要的影響。在國家與社會層次上，兩國戰略目標的差異、領土領海爭端的激化以及越南國內強烈的民族主義狂熱均成為戰爭的助推劑。在國際體系層次上，結構層面上的蘇攻美守的態度以及越南擴張所帶來的東南亞地區失衡局面、進程層面上的意識形態價值規范的淡化與消解都為中越戰爭的發生營造了體系氛圍。

注解：

①關于1979年2—3月中越兩國之間的這場戰爭，有著不同的稱呼。在中國被稱為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在越南被稱為北部邊界戰爭或第三次印度支那戰爭，國際上流行的叫法為中越戰爭。稱呼的不同體現的是立場的差別。本文為了研究的方便，采用國際流行的稱呼，即將這場戰爭稱為中越戰爭。

②關于鄧小平訪問美國的細節以及關于蘇越問題的談話，見于各方的報道。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的《鄧小平決策對越自衛反擊戰內幕》一書有著詳細的描述，可供參考。

[1]吳磊.戰爭層次多樣性研究:分析層次與解釋方法的結合[J].國際論壇,2013,(5):64.

[2]秦亞青.層次分析法與國際關系研究[J].歐洲,1998,(3):4.

[3]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 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 [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238.

[4]J David Singer.“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International System:Theoretical Essays,eds,Klans Knorr and Sidney Verba[M].Princeton: Prin 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77-92.

[5]James Rosenan.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M].London:Frances Printer,1980:115-169.

[6]彭衛.歷史的心鏡:心態史學[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21.

[7]郭錦航.鄧小平視域中的自我[J].學術論壇,2014,(1):1.

[8]黃文歡.越中友好與黎筍的背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0.

[9]Marwyn S.Samuels.Contes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M].New York and London:Methuen,1982:108.

[10]Duiker.China and Vietnam:The Roots of Conflict [M].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1986:72.

[11]越南當局的霸權主義邏輯[N].人民日報,1979 -05-07.

[12]沈志雄.試論越南外交中的地緣政治因素[J].東南亞研究,2011,(6):26.

[13]Eugene K.Lawson.The Sino—Vietnamese Conflict[M].New York:Praeger Special Studies ·Praeger Scientific,1984.

[14]Clark D.Neher.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M].Cambridge:Schenkman Publishing Company ,ING,1981:266.

[責任編輯龍倮貴]

The Origins of the Sino-Vietnam War in 1979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evel of Analysis Approach

CHEN Xi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plomac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100089,China)

The Level of Analysis Approach is one important tool and research paradigm to analyze the roots of the war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To grasp the origins of the Sino-Vietnam War in 1979,we could use the same framework .Specfically speaking,on the individual level,the decision-makers’personality,experience and style of behavior from the two sides have great impact on outbreak of the war.On the national level,the war has much connection with the rise of nationalism,the intensity of the territory dispute and collision of national strategic target.Moreover,on the system level,the Sino-Vietnamese war also is due to the structure of the US-Soviet cold war and the weakness of the ideology.

Level of Analysis Approach;China;Vietnam;war;origins

D822.3

：A

：1008-9128（2014）06-0005-04

2014-07-09

陳翔（1987—），男，安徽淮南人，碩士，研究方向：中國外交、國際關系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