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方向和動力

摘 要：中國的經濟發展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也就是進入新的起點。經濟發展的著力點需要由速度轉向結構，經濟長期增長的引擎由外轉內，擴大內需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基點。與此相應，我國的產業結構也應該由外需型結構轉為內需型結構。產業結構定位就要由比較優勢轉向競爭優勢，通過產業創新培育產業的競爭優勢。內需型產業結構的重要特征是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的快速增長。創新和市場是產業結構調整的兩個杠桿。市場選擇和優勝劣汰淘汰過剩產能。產業創新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

關鍵詞：產業結構升級；創新驅動；新興產業

作者簡介：洪銀興，男，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宏觀經濟研究。

中圖分類號：F06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4）01-0057-06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階段。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主攻方向。其中產業結構調整是經濟結構調整的中心任務。市場和創新將成為現階段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兩大杠桿。

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新起點

在當前階段研究中國的經濟發展需要明確經濟發展的新起點。中國GDP的總量達到世界第二。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由經濟總量轉向經濟結構，尤其是產業結構。在這個新起點上，經濟發展的著力點需要由速度轉向結構。從現在起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將結束持續多年的10%左右的高速增長期，轉向8%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期。增長速度減緩固然有外部市場的原因，但更應看作是主動調整。這是產業結構調整給長期的穩增長提供的機會。

過去人們特別重視企業競爭力，這是需要通過改革和企業制度創新來解決的問題。發展的實踐證明，產業競爭力比企業競爭力更重要。就如波特所說的，競爭力以產業為度量單位。對企業來說，產業的機會與威脅決定了競爭環境。這種環境既伴隨著風險，又隱含著回報。一個企業的競爭戰略目標在于使公司在產業內部處于最佳定位。對國家來說，國家的競爭力在于其產業創新與升級的能力。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競爭優勢，最為重要的是發展該時代處于領先地位的新興產業，特別是主導產業的更新，形成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現代產業體系。[1]

國內經濟環境的變化直接決定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方向。第一，在我國GDP總量達到世界第二的同時，我國的人均GDP 2011年達35083元（約5432美元），標志著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這意味著我國的產業結構應該由原來的低收入國家水平向中等收入國家發展水平提升。第二，2011年，我國的農業比重降到10.1%；工業比重達46.8%；與此同時，城市化率達到51.27%。這意味著中國已經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并且進入城市化中期。這意味著我國的產業結構具有了新興工業國的產業結構特征，進一步的發展就是建立以城市為主導的產業結構轉型，服務業的作用相應凸顯。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調整產業結構需要有全球視野。就像過去把世界分為三個世界一樣，全球經濟格局就產業結構特征也可分為三種類型國家：一類是消費和服務主導型國家，以美國為代表，這類國家又富又強，但面臨就業壓力；一類是制造業和出口主導型國家，這類國家經濟體大，就業充分，但不富不強；一類是資源型國家，其中有的是石油輸出國，富而不強，有的國家則十分貧困。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格局都發生轉型：消費和服務型國家針對就業問題，趨向發展制造業和出口。特別說一下美國的產業轉型。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為了解決其就業壓力先后推出三大舉施：一是要求出口5年翻一番，目標是創造200萬個就業崗位，主要措施有：逼貿易剩余國提高匯率，為其出口騰出市場；放松對高科技產品的出口管制。二是再工業化。過去美國為了降低成本實施去工業化?，F在提出再工業化，依靠制造業來吸納就業人口，主要措施有：大力發展自動化和精細化，以節約勞動成本，通過技術突破（如頁巖氣）降低燃料和原材料價格，支持國內制造業朝高科技方向發展，吸引高科技企業回流。三是發展綠色經濟，開發新能源，使綠色產業成為支柱產業。制造業和出口型國家針對大而不富問題，趨向消費拉動和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融）；資源型國家減輕對外國的依賴性，傾向發展制造業。

很顯然，世界經濟結構轉型共同的取向是發展制造業和擴大出口。這種結構轉型對我國這樣的制造業和出口主導型國家的影響是巨大的。首先，國際市場競爭壓力加大，制造業產品的國際產能過剩也在進一步凸現，更不用說發達國家出口的制造業產品科技含量更高、附加值更大了。其次是制造業的國際資源供給環境進一步惡化。各個國家都在發展制造業，國際資源供給不僅不足而且價格飆升，這對制造業大國的影響巨大，同時也在倒逼中國產業結構的轉型。

長期以來一國的產業結構安排有比較利益之說，也就是按照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安排產業結構。按此學說，我國基本上是發展勞動密集和土地、環境資源密集的產業，即使是利用外資的高科技產業也是主要利用我國勞動、土地和環境資源的環節。這種產業分工雖然能夠在國際貿易中獲取一定的貿易利益，但凍結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當我國進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發展水平后，產業結構定位就要由比較優勢轉向競爭優勢，需要通過產業創新培育產業的競爭優勢。其目標就是波特所強調的“一國產業是否擁有可與世界級競爭對手較勁的競爭優勢”（波特，1996）。如果還要使用比較優勢的概念，決不是指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而是比較競爭優勢。按此要求，我國的經濟開放不是單純要求參與國際分工，而是服從于提升自己的產業競爭優勢利用國際資源，把技術進步和創新作為思考的重點。

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戰略重點

根據十八大的部署，我國當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方向涉及三個方面：一是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健康發展；二是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三是推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壯大。對其必要性，可分服務業和制造業兩個方面來說明。

我國服務業的問題主要有三個：一是服務業比重太低，2011年三次產業構成比重分別是：第一產業10.1%，第二產業46.8%，第三產業43.1%。這種產業結構有明顯的低收入國家特征。主要表現是服務業比重明顯低于中等收入國家水平（50%），更低于高收入國家水平（70%），連我國臺灣地區都達到了68.5%。二是服務業結構具有低收入國家特征，表現為生產性服務業太落后。三是國際服務貿易比重太低。

制造業的結構性問題主要有以下三個：

一是產能過剩嚴重。這是長期追求GDP的發展方式所導致的。尤其是在水泥、鋼材、玻璃等傳統制造業領域。產能過剩造成競爭費用太高，資源的浪費嚴重。再加上能源原材料成本不斷上升，造成了高產值低收入的產業結構。

二是制造業水平低。盡管我們的制造業產量名列世界前茅，有的處于第一位，有的處于第二位，但是國際競爭力不強。第一，科技含量和檔次低，美國在飛機制造、特種工業材料、醫療設備、生物技術等高科技領域占有更大份額，而我們是在紡織、服裝、化工、家用電器等低科技領域占有更大份額。第二，制造業產品中，“中國創造”部分少，品牌也是用外國的多，這意味著中國制造業處于價值鏈的低端，附加價值不高。

三是高耗能、高污染。能源、資源、環境供給不夠持續，增長效益低。據2009年數據，GDP占世界比重，我國為8.6%，美國為24.3%，日本為8.7%；消耗的世界煤炭，我國為46.9%，美國為15.2%，日本為3.3%；消耗的世界石油，我國為10.4%，美國為21.7%，日本為5.1%。就國內資源來說，人均耕地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淡水資源占有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5%，人均石油、天然氣可采儲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7%。這一方面說明，我們的人均供地水平、人均淡水資源、人均石油天然氣開采量等都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國內資源也無力支撐高資源占用和消耗的制造業。另一方面從統計數據可以看到，我們的GDP占世界比重并不很高，但我們消耗的煤炭、石油占的份額卻很大，按照我國目前的能源消耗水平，我國的GDP如果要達到美國水平，全世界的石油和煤炭都給我國消耗都不夠?；蛘哒f，如果按照目前的這種模式發展的話，全世界的資源都給中國都不夠用。

過去，我國以制造業為主的結構之所以能夠支撐較長時期的發展，主要靠的是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F在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競爭力明顯下降，世界性危機和產業轉型又導致國際市場產能過剩，國際市場競爭過度又導致保護主義越來越嚴重，中國制造品頻繁遇到各種方式的打壓和懲罰，資源和環境的壓力也造成了制造業增長的極限。這意味著，在當前的國際經濟背景下，我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引擎由外轉內，也就是擴大內需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基點。與此相應，我國的產業結構也應該由外需型結構轉為內需型結構。外需型結構指的是以參與國際分工為目標的結構，內需型結構指的是以國內發展為目標的結構。這種產業結構真正建立在質量和效益的基礎上，更有競爭力，更可持續。具體表現是經濟發展更多地依靠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帶動。這種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反映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入中期階段后，內需型產業結構的重要特征是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的快速增長。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客觀規律是在工業化進入中后期時，服務業增長更快，服務貿易較產品貿易增長更快。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潛力和增值空間大于制造業?！拔⑿η€”也表明，服務環節的附加值明顯高于制造環節的附加值。其次，經濟發展由投資拉動轉向消費拉動依托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與制造業的明顯區別是：制造業的生產地點可以與其市場也就是與消費地點分開；服務業則不同，其服務與消費在地點上不可分離。哪里的消費需求旺，服務網點就到哪里去；反過來，服務網絡到哪里，哪里的消費就會熱起來。最為明顯的是當前的信息消費熱就是同信息服務熱相互促進的。我們現在正在討論現代化指標，現代化的許多社會發展目標的實現都要依靠服務業的發展。

服務業本身也有個轉型升級的問題。相對于傳統服務業，現代服務業是適應現代人和現代城市發展的需求，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具有高技術含量和高文化含量的服務業。金融服務、科技服務、文化服務、國際商務、信息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對當前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越來越明顯。服務業的技術手段也在升級，突出表現是電商對傳統服務業的挑戰。電子商務已占零售總額的20%～30%，在年輕人中占50%，而且，電子商務也正在以“支付寶”之類的方式進入金融領域。

當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戰略重點與生態文明建設相關。面對工業化初中期階段產生的生態和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的現狀，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的前提是在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源頭就是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其中產業結構最為突出。根據生態文明建設調整產業結構就需要創新綠色產業，淘汰高耗能、高排放產業。創新的綠色產業，不僅是指節能環保產業，還包括替代化石能源的新能源產業、新材料產業等，這些都屬于現階段世界各國都在創新和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

面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戰略方向，現階段調整產業結構不能走傳統的調整投資結構的計劃方式。創新和市場是產業結構調整的兩個杠桿。其中市場調節特別重要。從理論上講，結構調整的市場作用機制主要是兩個：一是市場選擇，二是優勝劣汰。只要政府不干預市場的這兩個作用，只要政府不保護落后，我國長期存在的過剩產能就能被市場所淘汰。

三、創新驅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依賴于產業創新。人們對這場世界性危機以后即將迎來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已經形成共識，但對這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屬于第幾次有不同的表述，有的認為是第六次，有的認為是第四次。產生分歧的原因在于歷史上發生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時間和次數并不總是重合的，科技革命的次數多于產業革命的次數。但不管怎么說，正在進行和即將到來的科技和產業革命一定是結合在一起的。

如果說前幾次科技和產業革命分別著力于解決機器代替人手，電腦代替人腦的話，那這次科技和產業革命則是破解人類持續發展與自然資源供給及生態環境承載之間的激烈矛盾，解決人類自身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問題，涉及能源、生命科學和技術問題。就如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獲得者閔乃本院士所描述的：以電流為信息載體的集成電路將于2016年達到技術極限，2019年達到物理極限，人類必須發展新一代信息載體和信息產業；人類生產和生活所依賴的化石能源已面臨枯竭，溫室氣體大量排放危及人類自身安全。人類必須發展為生產生活提供廉價電力的新能源，提供代替石油的新一代燃料和高密度儲能的材料、器件和技術。[2]人類必須發展生物技術與產業，以確保人類的溫飽、健康與生存。與此相關的新興產業就涉及：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節能環保、新材料、生物技術、生物醫藥等。

在現實中，自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國都在著力推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據有關資料統計，美國著力發展新能源、生物醫藥（干細胞）、航天航空和寬帶網絡技術。日本著力發展新能源、新型汽車、低碳技術、醫療技術和信息技術。歐盟國家著力發展綠色技術、低碳技術和新能源汽車技術。巴西、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著力發展新能源和綠色環保技術。

可見，新科技和產業革命以創新知識密集產業和綠色技術產業為標志。由此催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新興科技和新興產業的深度融合，既代表著科技創新的方向，也代表著產業發展的方向。我國過去幾次科技和產業革命都沒有能夠趕上，失去了機會。這次再也不能與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

戰略性新興產業基本上都是制造業。這對我國這樣的制造業大國有特別的意義。過去中國的制造業由于科技水平的原因，在世界上只能在價值鏈的低端跟著走，即使是技術創新也只能是以引進和模仿的方式進行跟隨創新?，F在我們的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制造業規模也在世界上領先了。這個時候就要領著走了，需要在世界范圍內由跟隨轉向領跑，要領著走就要創新，靠研發來進入價值鏈的高端，也就是需要提高高科技產品和創新產品的全球份額，增加具有國際品牌的“中國創造”產品和技術的數量。尤其是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有中國創造的份額，甚至在某些領域占領世界科技和產業制高點。

在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的時代，我們國家同發達國家已經站在同一個創新起跑線上，現在的關鍵就是要看產業創新，美國、日本、歐洲這些國家所發展的產業，同樣也是我們所要發展的產業，你在搞新能源，我也搞新能源，你搞生物醫藥，我也搞生物醫藥，大家都在同一個創新起跑線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庫茲涅茨講了一個觀點：“科技和產業的時代劃分是以許多國家所共有的創造發明為依據的，這是現代經濟增長的一條特殊真理?！鼻岸螘r間，全世界都在搞信息化，現在全世界都在搞生物醫藥、生物技術、新能源，這都是我們要做的。

我國前不久確定的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包括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車。這些同世界科技和產業革命的發展方向是一致的。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世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我國科技創新的謀劃和創新的速度要緊緊跟上。就如近年來創新的3D打印技術對中國制造業大國是新的挑戰。中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優勢主要在于勞動力資源豐富并相對便宜。3D打印技術的產生就使制造業技術從設計到模具，到車、鉗、刨等工序都被替代，而且更加精細。這樣一來，我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優勢將消失。這意味著我國的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將更為緊迫。

產業創新實際上是培育國際競爭中的產業優勢。所謂產業競爭優勢，是指“一國產業是否擁有可與世界級競爭對手較勁的競爭優勢” （波特，1996）。這就明確了科技創新的方向和著力點。一方面，科技創新要與產業創新結合，瞄準現時代產業發展方向尤其是戰略性新興產業進行科技創新，加快高科技產業化的進程。另一方面，科技界與產業界結合，產學研協同，解決好創新產業的重大科學問題。再一方面，以科學研究的國際化實現開放式創新。創新沒有國界。創新的產業進入國際前沿的前提是科學研究進入國際前沿?？萍既瞬诺膰H流動、信息通過互聯網的流動、科學研究的國際合作，可以沖破各種技術流動的壁壘，使產業創新得到國際最新科技成果的支持。

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創新的成果，其成長不可能一帆風順，需要不間斷的創新。這也是新興產業成為主導產業的關鍵性問題。我國光伏產業發展遇到的“滑鐵盧”就說明了這一點。一般說來，戰略性新興產業成長的生態環境涉及三大需求：一是科技需求，掌握當今世界最為高端的科學技術；二是市場需求，其產品為市場所接受，實現其價值；三是財務需求，其投入、成本和規模等因素影響財務和利潤的核算。目前阻礙戰略性新興產業成長的因素或者說支持其成長的路徑主要有以下三個。

一是新產業的規模經濟問題。一個新產業一被重視便一哄而上，重復建設，重復投資，在市場上就是過度競爭。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就是在制度安排和計劃安排上克服重復、分散投資，實現優勢集中，并且從研發到制造再到采用形成產業鏈，達到范圍經濟。這是產業組織創新。

二是新產業的市場問題。新產業的生命在市場，尤其是其初期階段。光伏等產業一開始就把市場定位在國外，95%以上的市場在國外，受制于人。其受保護主義打擊是必然的。因此，對新興的戰略性產業，其內需市場是首要的，不能只是依靠外需。政府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扶持首先是市場扶持，也就是消費拉動。這是市場創新。

三是新產業的成本控制問題。[3]新產業成長的初期階段普遍遇到的問題是成本太高，價格處于高位，市場一時難以接受。由此產生的財務壓力會使新產業半途而廢。降低新產業成本的路徑主要在兩方面：一是進一步推進創新，發現和創新降低成本的新技術、新材料。二是政府對新產業的技術研發給予必要的補償和投入，同時也要對新產業產品使用者所產生的沉沒成本給予必要的補償。例如原先使用化石能源的企業現在使用新能源，其與化石能源相關的設備不能再使用了，這就是沉沒成本。

對于面廣量大的傳統制造業來說，也有個在創新中提升的問題。根據熊彼特的界定，創新就是創造性毀滅。傳統制造業不創新就要被毀滅，因此其創新更為緊迫。其創新路徑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傳統制造業向新興產業轉型。目前大部分新興產業不是在傳統制造業企業中產生的，也就是另起爐灶的。有的是科技創新所孵化的科技企業發展而成的，有的是依靠新投資發展起來的。傳統產業企業有技術改造動力，但沒有創新新產業的動力。例如新能源產業不是在現有的化石能源企業中產生的。究其原因，除了創新產業成本和風險大外，主要是傳統制造業企業阻礙對自身的替代性競爭，產生替代性新產業后形成的沉沒成本，成為其產業創新的阻力。實際上，傳統產業創新產業是最為有效的。一方面技術上相通，技術上轉型方便。另一方面市場渠道已經存在，市場轉型的阻力小。因此傳統制造業向新興產業轉型的總體財務成本小，市場風險小。IBM從電子信息產業向軟件服務業升級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關鍵是傳統制造業真正感受到市場競爭的壓力。

其次是傳統制造業的技術創新。依靠研發和采用新技術，一方面實現產品升級，例如重化工業向生產新能源、新材料產品升級；另一方面進入新產業的產業鏈，如裝備制造業轉向新能源的裝備制造；再一方面與信息化深度融合，采用新產業技術，實現高端（高科技）、高效（高附加值）、低碳、低能源消耗。這樣，傳統制造業就能在創新中得到生存和發展。

最后講一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組織問題。結構調整本來就是市場要做的事，市場能做的事要盡可能交給市場，政府不要包下來，市場的作用就是優勝劣汰、市場選擇。尤其是依靠市場淘汰落后產能，依靠市場形成創新的壓力。當然，產業結構調整不能只丟給市場，政府還是要發揮作用，政府的作用是什么？是支持創新，尤其是更多地支持產業創新，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

參 考 文 獻

[1] 洪銀興：《產業創新與新增長周期》，載《經濟學動態》2009年第10期.

[2] 洪銀興，蔡昉，劉偉，楊瑞龍：《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專家演講稿（二）》，載《當代財經》2010年第2期.

[3] 洪銀興：《迎接新增長周期：發展創新型經濟》，載《學術月刊》2010年第1期.

[責任編輯 國勝鐵]

Direction and Impetu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HONG Yin-xing

（Business Colleg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enters into a new phase of median income country. The acting poi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quires a change from speed to structure， and the engine of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changes from external to internal. Expounding domestic demand is the ba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Correspondingly， our industrial structure should turn from overseas market demand to domestic one. The orient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should turn from comparative advantage to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foster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rough industri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domestic demand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fast growth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market are the two lever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Market chooses and eliminates the excess capacity. Industrial innovation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rising strategic industry.

Key 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dating； innovation drive； rising indus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