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戰爭對北宋詩文革新之影響

趙瑞陽，郭艷華

（北方民族大學文史學院，寧夏銀川750021）

宋夏戰爭對北宋詩文革新之影響

趙瑞陽，郭艷華

（北方民族大學文史學院，寧夏銀川750021）

宋夏戰爭是北宋邊患的主要矛盾，是北宋政治改革與文學變革的主要動因。內憂外患的政治環境使得文人士大夫自我砥礪的人格精神重新確立，士人人格精神的變化導致文化心態發生轉變，文學創作注重現實社會，改變晚唐五代柔弱綺靡文風。民族格局的變化，導致士人精神發生變化，相應的士人心態的變化在文學創作上表現為文學思想、審美情趣、表達技巧的探索創新。

北宋；宋夏戰爭；民族關系；詩文革新；文學思想

北宋立國到靖康前的170年間，民族關系格局大體呈宋、遼、夏鼎立局勢。遼與北宋訂立“澶淵之盟”，金與南宋訂立“隆興和議”后，都維持了一個較長時間的和平局面，而唯獨北宋與西夏的矛盾沖突頻仍。民族邊患一直是困擾北宋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之一，而宋夏戰爭則長期占據北宋對外關系的主要地位。這一局勢從不同方面影響到文學發展的走向，基于這一民族關系格局而產生的民族憂患意識在很大程度上引發和促進了北宋詩文的革新。目前學界對于西夏戰爭與北宋文學的關系，只是在創作風格、文學發展影響的因素、創作主體的人格精神以及外部時代環境的變遷等宏觀角度進行觀照，尚未涉及西夏戰爭的直接影響。實際上，北宋文學思想的發展是社會現實與文學相互作用的產物，而宋夏戰爭正是其產生的社會土壤。本文以士人精神作為研究媒介，對宋夏戰爭對北宋文學思想影響進行探討。

一、宋夏戰爭對文人士大夫人格精神的激發

宋代文學是宋代社會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北宋復雜的民族關系從不同方面影響思想文化發展的方向與基本特征。而這種影響是通過政治環境、邊疆戰事、社會風氣為中介作用于文學，由于民族關系的變化而引起的政治對抗往往決定著文人的命運，影響著文人的處世態度和價值觀念，進而影響到其文學創作的內容和風格。北宋與西夏之間長達百余年的戰爭，貫穿北宋始終。

西夏是以黨項羌為主體的民族政權，北宋寶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建都稱帝，國號“大夏”，靖康二年（1127年）被元蒙所滅。北宋是以漢族為主體的政權，顯德七年（960年）趙匡胤稱帝建宋，史稱宋太祖。北宋建立后，為防止武將專權，朝廷削弱武將兵權，統兵權和調兵權相互牽制，導致兵將分離，軍隊戰斗力下降，在對大遼、西夏等少數民族戰爭中屢戰屢敗，形成冗兵局面。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攻入開封，擄走徽、欽二帝，北宋滅亡。宋夏戰事是北宋邊患的主要矛盾。自宋太宗、真宗朝至宋微宗朝一直與西夏有軍事沖突。尤其是在宋仁宗朝發生的三川口、定川寨、好水川三大戰役，以西夏完勝告終，民族矛盾尖銳，激發北宋文人士大夫的民族憂視，與自尊自貴人格精神有直接關系，對文學的改革主要是針對五代浮艷文風，以及以楊億、劉筠、錢惟演為代表的“西昆體”。詩文革新表現在文學思想上是由柔軟綺艷變為經世致用，注重緣情本質和審美特征。

二、北宋文人心態轉變對文學思想發展的影響

宋夏戰爭對北宋士人精神的影響，最重要的是使得士人心態發生變化，反映在文學創作上可分為兩個階段：北宋中期，持續的宋夏戰爭激發朝廷的政治改革，伴隨政治改革而來的文學變革，打破宋初文學創作向內收斂的沉寂狀態，開啟了經世致用為文學創作時代，文人開始面向社會現實，自覺運用文學創作為社會政治改革服務；北宋后期，隨著政治改革的失敗，士大夫階層的黨爭愈演愈烈，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文人將創作由對社會現實問題轉為內心修養的人生問題，文學思想的發展進入一個崇尚清曠的時代。

北宋中期，宋夏之間爆發大規模的戰爭?！端问贰な池浵乱弧氛f：“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佛老、外國耗蠹中土?？h官之費數倍于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于財矣?！保?］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政治局面，具有憂患意識的士大夫認識到，改革官僚體制，興利除弊，迫在眉睫。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的等主張進行政治改革，雖改革初期效果明顯，但隨著頑固派保守勢力的阻擾，改革終究失敗。而伴隨著政治改革運動的開展，文學革新的思想變得更為自覺。因為政治改革中，表達政見需要儒學理論的指導以及更為實用的文學形式。經世致用成為文學創作與理論批評的潮流，成為詩文革新運動產生的重要因素。北宋文壇開創一代新風的是歐陽修。其倡導的詩文革新在本質上是針對五代文風和宋初的西昆體，其散文理論更加明確了經世致用思想，在《與張秀才棐第二書》中說道：“孔子之后，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于事實而已?！保?］反對空談，要求切于實際，作文應貼近社會現實，追求文從字順。這樣改變了宋初文壇回避社會現實的創作傾向，使經世致用成為士人普遍關心的問題。

隨著古文運動的展開，詩歌領域也進行了改革。在士大夫富國強兵的政治改革中，詩歌的創作改變了北宋初期清靜無為的態度，開始關注社會現實，審美上追求奔放雄豪。蘇舜欽性格豪邁，詩風豪放雄肆，代表了雄豪橫絕的詩風，他關心政治而力主改革時弊，用詩歌反映時政，抒發政治感慨。如他的《慶州敗》對北宋與西夏的戰爭中宋軍將士退縮終致喪師辱國；另有王令，以詩抨擊時弊、抒寫自身遠大抱負，風格雄偉奔放，語言奇崛有力。如他的《夢蝗》巧妙借蝗蟲的申辯來揭露人間的各種不平等，痛斥貪官污吏對百姓造成的災難，構思奇特，筆鋒犀利。詩歌的創作中存在著另外一種風格，那就是歸于平淡。歐陽修受韓愈影響較大，主要表現在散文手法和以議論入詩，文章平實周詳。梅堯臣將詩歌的題材引向日常生活瑣事，推崇平淡之美，如“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6］這里的平淡，不是陶淵明、韋應物的詩風，而是一種爐火純青的藝術境界，一種超越了雕潤綺艷的老成風格。

北宋中葉范仲淹、歐陽修和王安石等人倡導的政治改革，非但沒有解決高度中央集權所產生的政治腐敗、軍事乏力和財政困難，反而加劇了士大夫階層由于政見不合造成的黨爭。面對內憂外患，士大夫創作由關注社會現實問題轉向人生問題。經世致用的思想在改革失敗后演變為自覺的理性反思，重在治心養氣、格物致知。文學思想也轉而進入崇尚清曠的時代。王安石早期的詩文創作多為感事、詠史懷古，重視實際功用，在熙寧變法失敗后，以超越塵世、淡泊虛靜精神為基調的佛老思想成為其精神寄托，并由此導出了對平淡詩境的追求，晚年退出政治舞臺后，詩風趨于含蓄深沉，形成了寓悲壯于閑淡之中的詩歌特征，如《北陂杏花》《華藏院此君亭》創造了空靈平淡的藝術境界。蘇軾在歷經政治仕途坎坷，人生虛幻和痛苦的體現之后，創作態度由早期的清雄豪邁轉為自然平淡、清遠曠達。元豐二年（1079）發生的“烏臺詩案”，使蘇軾更加真切深刻地認識到人生的艱難和命運的變幻，生死的考驗使得蘇軾更為關注個體內在的生命價值和生存狀態，促成了他人生思想的成熟和創作態度的轉變。他以超然物外、隨緣自適的佛老思想洗滌自身，創作風格由清雄豪放轉為清曠平淡。如《定風波》《臨江仙》兩首名作：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厥紫騺頌t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

兩首詞作中都表現出超塵脫俗、悠然曠達的情調。詩人放步于竹林中，細雨飄灑，對人生命運的理性思考，在苦悶的環境中始終保持著瀟灑自如的氣度和樂觀曠達的情懷。深刻的人生思考使得他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的態度。崇尚清曠，需要士大夫以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的基調，融合佛、道清凈曠達的胸襟，帶有一種在惡劣社會政治環境下追求人格獨立的意味。文學創作由關注社會現實轉為人生意義的思考，影響了一代士人的創作追求和人生選擇。

綜上而言，宋夏戰爭對北宋文學創作的影響由向內收斂到追求奔放雄豪再到崇尚清曠。宋初對西夏疏于防范，加之社會剛剛穩定，士風澆薄，士人文人創作擺脫不了五代浮艷文風舊習，創作往往回避社會現實問題，著眼于幽約細美的內心情感抒寫。北宋中后期，伴隨著與西夏戰事失利而進行的政治改革，經世致用成為文學思潮。士大夫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加強，積極面向社會政治問題，自覺用文學創作為政治改革服務，對道統和文統的重建，使古文的創作走上文從字順的道路。在慶歷新政和熙寧變法接連失敗后，士大夫由對社會政治的關注，轉向對人生存在意義的探討，在物我合一的觀照中體驗人生，在社會政治危機四伏、仕途險惡的情境下，莊佛思想促使士人轉向心靈的自我體認，轉向自省。文學創作進入一個崇尚清曠的時期。

三、結語

時代精神決定文學內容。宋夏戰爭作為北宋邊患的主要矛盾，深刻影響著北宋文學的發展趨勢。從宋初向內收斂、回避社會的創作態度到北宋中葉經世致用的創作思潮，對道統和文統的重建，政治變革失敗后轉而治心養氣、格物致知，追求含蓄深沉、超脫清曠深刻的審美意境，整個過程中都彰顯著深刻的時代特征和文化意蘊。文學作品由題材狹窄、內容單薄、藝術手法缺乏創新到審美追求與文學思想的多樣化，正是面對內憂外患的政治局面進行政治改革的文學自覺。由此我們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宋夏戰爭為背景，探討北宋文學思想發展中的理論問題，文學自身在適應社會環境變化的過程中不斷創作出新的審美追求與表現方式，北宋文學思潮的發展演變正是宋夏民族關系影響的產物，表現出民族關系格局對文學發展的影響。因而，對宋夏戰爭與北宋文學思想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度分析十分必要。

［1］蘇軾.蘇東坡全集:寶繪堂記［M］.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86:389.

［2］張載.張載集:與趙大觀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8:350.

［3］李春青.宋學與宋代文學觀念［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16.

［4］脫脫,阿魯圖,張起巖,等.宋史：會計［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2716.

［5］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1:978.

［6］朱東潤.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二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845.

Effect of the Song’s Summ er W ar o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Poetry Innovation

ZHAO Rui-yang;GUO Yan-hua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stitute,Beifang Univesity of Nationality,Yinchuan 750021,Ningxia,China）

the war between song and Xia Dynasty frontier is themain contradiction,is themain reason for the political reform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ture.Domestic trouble and foreign invasion political environment makes the literati of the self training of personality to establish,change the personality spirit lead to cultural mentality change,literature pay attention to social reality,changes in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delicate ornate style.Changes in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al pattern,changes,corresponding changes in the scholar's psychology in literature creation is to explore innovative literary ideas,aesthetic taste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summerwar;ethnic relations;literature thought;poetic innovation

I209

A

1007-5348（2014）09-0020-04

（責任編輯：吳有定）

2014-08-23

2014年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資助項目“宋夏戰爭對北宋文學思想發展的影響”（XJCX-2014-143）；寧夏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宋夏戰爭與北宋主流文學與文化的建構”（13NXBZW 02）

趙瑞陽（1988-），男，山西運城人，北方民族大學文史學院碩士生，主要從事宋元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