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趙郡李氏的家學傳統與慈善

許秀文，王文濤

（河北師范大學 a.歷史文化學院；b.公共管理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24）

北朝趙郡李氏的家學傳統與慈善

許秀文a，b，王文濤a

（河北師范大學 a.歷史文化學院；b.公共管理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24）

趙郡李氏是北朝時期著名的世家大族，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佛教在這一時期迅速發展，趙郡李氏固有的經學傳家的仁愛思想與佛教信仰的悲憫情懷既彼此獨立又互相融合。李氏族人在這些思想指導下進行了很多慈善活動，有利于緩解社會矛盾、調節社會關系和救助百姓，也擴大了趙郡李氏家族的影響。

北朝；趙郡李氏；經學傳家；佛教慈善

趙郡李氏家族是我國歷史上有名的世家大族，鼎盛于北朝時期，與當時的博陵崔氏、范陽盧氏、隴西李氏、南陽鄭氏、太原王氏等高門著姓并稱于世。政治上官位顯赫，經濟上田連阡陌，文化上引領繁盛，對當時的社會生活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濃厚的文化氛圍、經學傳統和宗教信仰、悲憫情懷也將這個高門望族與慈善活動緊密聯系在一起。

一、北朝趙郡李氏概況

趙郡李氏的先祖可以溯源到很古老的年代，這里只上溯到與本文所論問題關系密切的西晉時期。李楷任西晉“司農丞、治書侍御史”，后因“避趙王倫之難，徙居常山”[1]卷七十二上，“家于平棘南”①平棘在今河北趙縣城南1.5公里的固城村，漢時屬常山，晉時屬趙郡。[2]卷三十三。唐高宗時所修《姓氏錄》②《新唐書》卷九十五《高儉傳》：“又詔后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昏（婚）?！眳⒁姎W陽修《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 842頁。，亦以李楷為趙郡李氏的代表人物。歷史上，趙郡作為一級行政區劃的置廢和轄區時有變更，基本區域包括今趙縣、高邑、贊皇、臨城、柏鄉、寧晉、隆堯、欒城、元氏等縣，李氏家族活動的遺跡在這些地點均有所發現。

李楷在平棘開創了趙郡李氏的家業，有子五人：輯、晃、芬、勁、睿。北魏初期，隨著人口繁衍增加，李氏家族逐漸析居，兄弟五人分為三支，李輯、李晃兄弟居平棘城南，為南祖房；李勁、李芬兄弟居巷西，為西祖房；李睿居巷東，為東祖房。③關于趙郡李氏房支問題，本文采張葳《趙郡李氏“三祖”小考》的觀點，未將遼東房、江夏房、漢中房納入趙郡李氏。參見張葳《趙郡李氏“三祖”小考》，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005年第22輯。北魏統治者為了鞏固在北方的統治，極力拉攏漢族豪門士族。憑借舊時的門第、威望和經濟實力，趙郡李氏各祖房很快發展為頗具影響的大族，進入家族的鼎盛期。

在中國古代社會，能否入仕為官是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的標準，登科入仕者的數量是判斷一個家族是否顯赫的重要因素。趙郡李氏人才輩出，眾多子弟步入仕途，榮任北朝政壇重要的職位和官爵。梁武帝曾說：“伯陽之后，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盵3]卷二十九僅以東祖房支為例，北魏太武帝時期，李順晉爵高平公，為四部尚書，“寵待彌厚，政之巨細，無所不參”[2]卷三十三。李順從父弟李孝伯晉爵宣城公，為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武帝“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并稱“朕有一孝伯，足理天下，何用多為？”[2]卷三十三李孝伯之子李安世，曾為主客給事中，后為相州刺史，假趙郡公，上疏孝文帝提出均量土地建議，對北朝和隋唐實行均田制產生了深刻影響。北朝官員選任采用九品中正制，趙郡李氏東祖房族人有李憲、李元忠等數人曾兼任本州的大中正，品評人物，擇優推薦。結合九品中正制的實施及效果可知，多人多次被擇任本州大中正，足證趙郡李氏世家大族的地位和這些官員的品級高貴、地位尊隆。

二、北朝趙郡李氏的經學傳家與慈善

（一）北朝趙郡李氏的經學傳家

誠如錢穆先生所言：“門第與儒學傳統有不解之緣。 ”[4]169-170世家大族多以經學傳家聞名于世，即使是軍功起家，也會逐漸從軍功轉向經學，教育子弟以經學為務，由武力強宗轉為文化高門，以經學傳家的文化傳統薪火相傳，維持家族地位累世不墜。趙郡李氏亦是經學傳家，世代學習儒家經典，各房支都有一些造詣頗深、卓有才名的代表人物。

南祖房。李義深“學涉經史，有當世才用”；其弟李同軌“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其族弟李神威“幼有風裁，傳其家業，禮學粗通義訓。又好音樂，撰集《樂書》，近于百卷”；其子李騊駼“有才辯”，出使南朝陳，“為陳人所稱”；其孫李正藻，“明敏有才干”。[3]卷二二

東祖房。李勰“恬靜好學，有聲趙、魏間”；李勰之子李靈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時，“征天下才俊，靈至，拜中書博士。再遷淮陽太守。以學優，選授文成皇帝經，加中散、內博士，賜爵高邑子”；李靈曾孫李瑾“淳謹好學，老而不倦”；李靈曾孫李渾參禪代儀注及刪定《麟趾格》，熟悉國典朝章在魏收之上；李渾之弟李繪幼年早慧，“歷中書侍郎、丞相司馬。每霸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常令繪先發言端，為群僚之首。音詞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文襄益加敬異”；李繪弟李緯“少聰慧，有才學”；李渾之子李湛，“涉獵文史，有家風”；李靈侄孫李宣茂，為中書博士；宣茂孫李公緒“性聰敏，博通經傳”，“雅好著書”；宣茂曾孫李德饒，“少聰敏好學”。[2]卷三十三

李靈從父弟李順一支，李順 “博涉經史，有計策”；李順子李敷“以聰敏內參機密。敷性謙恭，加有文學，文成寵遇之”；李敷弟李式，“學業知名”；李式子李憲“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度”；李憲子李希宗，“性寬和，儀貌雅麗，有才學”；李希宗弟李希仁，“有學識”；李希仁弟李騫，“博涉經史，文藻富贍”；李騫弟李希禮，“性敦厚，容止樞機，動遵禮度”；李希禮子李孝貞，“好學善屬文”。[2]卷三十三

李順從父弟李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群言，美風儀，動有法度”，“風容閑雅，應答如流”，“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李孝伯父李曾，“少以鄭氏《禮》《左氏春秋》教授為業”；李孝伯兄李祥，“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位中書博士”；李祥子李安世上書魏孝文帝均量之制；李安世子李玚，“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強當世”；李玚弟李謐，“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后，璠還就謐請業”；李謐弟李郁，“好學沈靖，博通經史”，“自國學之建，諸博士卒不講說，其朝夕教授，唯郁而已。謙虛寬雅，甚有儒者之風”；李謐子李士謙，“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群籍，善天文術數”。[2]卷三十三

西祖房。李詵，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年間，和東祖房李靈同為被征召的天下才??；李普濟，“學涉有名，性和韻”；李皦，“有學識”。[2]卷三十三

（二）北朝趙郡李氏的家風與慈善

經學儒術作為世家大族的文化身份特征，其意義絕不僅僅是能培養學識淵博的飽學之士，更重要的表現是世家大族的經學傳承，隨著時代的進程已經把儒學的精神實質烙印到族人的為人處事里，體現在他們的社會活動中。儒學的仁孝禮讓、惻隱之心等追求，蘊涵著悠久的慈善思想，或許遠不能與現代定義下的慈善相提并論，但在趙郡李氏的社會生活中我們還是能夠看到家風與善行生動豐富的體現。

1.從孝行到推己及人

西祖房李密之母纏綿病榻多年，遍尋名醫診治，仍不見好轉。李密于是“精習經方，洞閑針藥”[2]卷三十三，終于治好了母親的疾病，也因此成為了聞名遐邇的良醫。

東祖房李德饒“德行為當時所重”[2]卷三十三，非常孝順，父母臥病，他衣不解帶、廢寢忘食地守候在病榻之側。父母去世，他悲痛至極，口吐鮮血，在寒冬積雪中哀凄送葬，幾欲氣絕，哭嚎之聲令旁觀者動容落淚。德饒的孝行感天動地，國家特別下旨吊慰，將其居住的村改名為孝敬村，里改稱和順里，號召百姓向他學習。

東祖房李元忠也是著名的孝子，因母親年老多病而潛心鉆研醫藥，多年之后于藥石之術有了深厚的造詣。他天性仁恕，見到病人，不管病人有沒有錢，醫藥費需要多少，都立刻盡心盡力為他們治療。

李士謙，北朝著名隱逸賢士。幼年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歐吐，疑中毒，因跪嘗之”[2]卷三十三，可見其孝心之重。后來一心向佛，多行善事。

孝老愛親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要求，對父母盡孝、對兄弟友愛是人倫，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則是道德的延伸，是慈善。

2.從修齊到仁民愛物

東祖房李繪做高陽內史時，遇上高陽干旱，陂淀干涸。李繪設置專門的農官勸課農桑生產，使得墾田數量倍增，百姓家給人足，得到實惠。

李元忠的父親李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于殷州西山，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為其宗主”[2]卷三十三。 這件事發生在北魏后期，李顯甫在父親李恢去世之后，帶領數千家李氏族人遷至殷州西山，開“李魚川”，以李姓命名，聚眾墾荒，從事農業生產，希望建成一個魚米之鄉。在戰亂年代，這是招徠流民重返故土的極好舉措，救濟安撫了流民，為國家減少了不安定因素，有利于恢復社會生產。

李元忠時，家境殷實，多余的錢物在鄉里間放貸求利。李元忠經常將債券焚毀，免除貧窮鄉鄰的借貸，鄉鄰敬之。

北朝后期，“時人困饑流散，豪右多有占奪”[2]卷三十三。李安世慮及百姓利益，向孝文帝上疏建議實行均田制，限制士族多占田產、民戶，分配土地給無地農民。

修身齊家是儒家理想的基礎目標，仁是儒家思想的最高道德原則、道德標準和道德境界，二者有著層次上的差別，修齊之后才能治國平天下，才能逐漸達到仁的境界。仁者，愛人，仁愛的本質決定了仁愛必然要得到無限的擴大，最終達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僅僅做到修身齊家，還停留在血緣或地緣親情的層面；仁民愛物才將仁心推廣到最遠，造福更廣大的人群。

三、北朝趙郡李氏的佛教傳承與慈善

（一）北朝趙郡李氏的佛教傳承

魏晉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國迅速發展的重要時期，由于被君主和世家大族所接納，傳播得相當順利。北朝趙郡李氏族人中有相當多的人接受或信仰佛教，甚至形成了家族信仰佛教的傳統。

南祖房李同軌是北朝著名經學家，兼通佛學和醫術?！皩W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永熙二年（532年），魏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法，敕同軌論難，音韻閑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興和年間（539-542年），李同軌以兼通直散騎常侍的身份出使梁朝。梁武帝蕭衍“深耽釋學，遂集名僧于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盤大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朝臣并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為善”[5]卷八十四。

東祖房李祖娥，李希宗女，嫁于高洋，后為皇后，社會動蕩，命運多舛，屢遭凌辱，最后被迫出家為尼。[3]卷九李元忠之女出家為尼，號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為尼。所居去鄴三百里，往來恒步，在路或不得食，飲水而已”[2]卷三十三。

李士謙，事母至孝。十二歲時，被東魏廣平王元贊聘為開府參軍事，后因母喪辭官歸家。守喪期滿，他舍去家宅為伽藍，延請僧人入??；自己則脫身游學，博覽內外經籍，善天文術數。終身不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

西祖房李裔，字徽伯，因參與高歡謀建東魏，封固安縣伯。北魏宣武帝元恪篤信佛教，當時整個北方崇佛之風大盛。李裔深受這種社會風氣的影響，成為虔誠的佛教徒，子孫多受其影響，信奉佛教。

（二）北朝趙郡李氏的佛教慈善活動

北魏宣武帝延昌末年（512-515年），李裔感嘆“假使門兼萬石，不能遣生滅之源；家累千金，不能去吉兇之域”，認為“同生者物，異物者超生；滯教者方，離方者會教”[6]卷五十九，產生了舍棄部分田宅財產、種下福田功德，以求得到今生平安和來世快樂的念頭。不久，李裔將自己位于今天河北省元氏縣的山第別業捐給僧人建立寺院，名偃角寺；孝明帝孝昌之際（525-528年），改為隱覺寺。隱覺寺經魏末到北齊，僧徒眾多，香火旺盛。至北周武帝滅佛，佛像被毀，僧徒遭遣，寺產沒官。后因李裔之子李子雄為北周高官，寺產賜還給了李裔嫡長孫李祖元。隋初，李祖元繼承李裔遺志，仍然在舊址建佛寺，更其名為開業寺，由李氏族人世代整修維護。唐太宗年間為其頒賜名額，由于政府的認可和保護，開業寺成為遠近聞名的佛教圣地。上述事跡記載在唐朝開耀二年（682年）李氏子孫所立的“開業寺碑”中。碑文記述了開業寺從李裔舍宅建寺到唐初的歷史變遷，頌揚了李裔的功德，并記載了李裔的子孫后代及其仕宦情況。李裔子孫受其影響，世代奉佛，悉心護持開業寺，在北朝至隋時期士族崇佛中很有典型性。

李元忠之女法行出家后，一片慈悲心腸?！胺晖罓颗?，脫衣求贖，泣而隨之。雉兔馴狎，入其山居房室?！盵2]卷三十三齊滅亡后，遭遇荒歉之年，法行便在路上施舍糜粥。她的俗家異母弟李宗侃與族人李孝衡爭奪一塊地，不可開交。法行說：“我有地，二家欲得者，任來取之，何為輕致忿訟？”[2]卷三十三宗侃等人聞言非常慚愧，于是互相謙讓，原本相互爭奪的土地變成了閑田。法行雖已出家，但仍有一定財產，并與家人保持著密切聯系，佛教信徒的身份增加了她話語的分量，在維護家族和睦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李士謙是北朝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終身從事慈善活動的慈善家。他“家富于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鄰里中有人無力辦理喪事不能殮葬的，他施以棺木。有兄弟分財不均而爭訟的，他就出錢補助不足的一方，以致兄弟慚愧而互相推讓，也都成為善人。有一年災荒，李士謙拿出家中的存粟數千石，借給同鄉。次年，仍然歉收，借粟的人都無法償還，到李士謙家中道歉。李士謙說：“吾家余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他把欠債的人全部請來吃飯，當眾把鄉鄰們借粟的債券燒為灰燼。對他們說：“債了矣，幸勿為念也?！钡谌甏筘S收，欠債的人爭相來還債，全部被李士謙拒絕，一無所受。鄉人稱其大德，感激不盡?！八暧执箴?，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盵2]卷三十三他還幫助收埋骸骨，所見無遺。第二年春天，李士謙又捐出糧種，送給貧困鄉民，讓他們及時播種，生產自救。

開皇八年（588年），士謙死于家中，時年66歲。趙郡百姓聽說后，無不痛哭流涕，說：“我們不死，反倒讓李參軍死了??！”參加葬禮的有一萬多人。他的妻子范陽人盧氏，也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李士謙去世后，所得賻贈，她一概不受，對鄉里父老說：“參軍平生好施，今殞歿，安可奪其志哉！”[7]卷七七于是散粟五百石以賑濟窮乏?！侗笔贰愤€記載，李士謙“兇年散谷至萬余石，合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十年”[2]卷三十三。李士謙的慈善活動前后長達30年，慈善行為涉及濟貧、賑災、助葬等方面，兇年散谷達到一萬多石，救濟的災民數以萬計，其慈善活動規模之大，成效之顯著，在中國古代極為罕見。李士謙是虔誠的佛教信徒，他的慈善行為無疑受到佛教慈善觀念的巨大影響。李士謙這樣的民間慈善家的出現，既表明北朝慈善活動的活躍，也說明慈善事業比前代有了顯著的發展。

日本學者谷川道雄等認為,六朝時期形成了以豪族之家為主導核心的共同體，在戰亂動蕩的社會里，地方名門望族在聚居區中履行“孝義”的家庭倫理，也履行“友義”的公共道德，為同居住區的宗族、鄉黨提供賑恤、御敵、調解糾紛和教化等幫扶活動。①參見谷川道雄《日本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回顧（續）》，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93年第6輯，第22－24頁；川勝義雄、谷川道雄《中國中世史研究における立場と方法》，載中國中世史研究會編《中國中世史研究》，日本東海大學出版會，1980年，第3－16頁。隨著佛教的順利傳播，在北朝的華北地區出現了許多佛教“邑義團體”?！耙亓x團體”以一個村落或更大的鄉里地域為范圍，大多數由當地豪族與僧侶發起，小區居民共同參與造佛像、建寺院、讀誦佛經、舉行齋會儀式和互助等活動。

出土于河北正定的東魏興和四年 （542年）《李氏合邑造像碑》，記載了以李次、李顯族為首的李氏宗族198人以及村邑中其他姓氏的佛教信徒及比丘僧共計231人以李氏宗族為主體開展的一系列佛教活動。顏尚文以東魏李氏豪族發起的村邑居民共同信奉《妙法蓮華經》而從事建寺、造像、種樹、造井等集體公益行為，闡述了北朝佛教小區共同體的組織與活動。他認為，李氏合邑小區的集體佛教活動，以建造“佛像”“菩薩像”為主。此外，還進行村邑外面的社會公益事業。[8]233-247《李氏合邑造金像碑頌文》中有這樣的文字：

今季末李次、李顯族百余人，藉胄軒皇，蘭枝玉葉，望芙海標寸仁英，建□□祖。乃宗出自趙壟，因官爰處，即居□境。乘此敷分，胤隆千室。雖居異方，抱馨轉馥，子孫孤挺，跗萼相承，聯光槐□。[9]

從中可以看出，這里的李氏族人有可能出自北朝趙郡李氏，因做官而整族遷徙。碑文中還寫道：

于村中造寺一區，僧房四周，講堂已就，寶塔凌云……復于村南二里，大河北岸，萬路交過，水陸俱要，滄海之賓攸攸，伊洛之客亦屆，經春溫之苦渴，涉夏暑之炎燠。愍茲行流，故于路旁造石井一口，種樹兩十根，以息渴乏。由斯建立，遐邇稱頌。自前生后，信心彌著，重福輕珍?！沟纫厝?，置立方處。方處臨河，據村南東。平原顯敞，行路過逢。人瞻來仰，府設虔恭。含詠發心，報福是鐘。[9]

《李氏合邑造像碑》彰顯了“法華思想”主導的佛教小區共同體中的組織和與活動情況。李次率領族人和村中居民，共同信奉《法華經》并組成法華邑義團體，會歸眾生入一佛乘的愿力，落實隨緣實踐慈悲救渡的菩薩行，共同建立寺院講堂；[8]239-243在修建寺廟、僧房、寶塔、造像的同時，在水陸交會的要道旁掘井、植樹，供來往行人飲水、納涼、休憩，蒙受法華菩薩行的恩澤，還吸引行人到村廟中瞻仰佛像，啟發他們虔誠的菩提心，得享更大的福報。這個以李氏家族成員為主的邑義，將佛教的慈悲善念推而廣之，澤被他人，突破個人、家庭、宗族、小區的救助局限，到居住區之外從事更加廣泛的社會公益事業?！耙亓x之活動，不但是組織鄉村城市佛教信徒進行廣泛的佛事活動，尤其在鄉村更發揮了其進行公益建設的組織者的作用?！盵10]257邑義作為一種佛教信仰者的團體，就是以普世的慈悲情懷關注每一個加入其中的成員，這個組織超越了身份地位、種族和貧富的限制。[11]11但是，并沒有完全擺脫等級制因素的束縛，事實上，這也是不可能的。[10]266

趙郡李氏以家世學養鼎盛于北朝，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同時也在社會思想大潮中接受了佛教的影響，與經學的精髓相融合，做出了許多慈善之舉，既仁愛百姓、造福一方，也助推了家族的繁榮。

[1]歐陽修.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2]李延壽.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3]李百藥.北齊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0.

[4]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M]//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1．

[5]魏收.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6]王昶.金石萃編[M]//歷代碑志叢書：第五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7]魏征.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8]新鄉市博物館.新鄉北朝、隋唐石造像及造像碑[M]//文物資料叢刊：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9]顏尚文.法華思想與佛教小區共同體──以東魏 《李氏合邑造像碑》為例[J].中華佛學學報，1997，（10）：233-247.

[10]尚永琪.3-6世紀佛教傳播背景下的北方社會群體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11]杜繼文.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責任編輯 程鐵標）

Li Family Tradition and Charity of Zhao Country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XU Xiu-wena，b，WANG Wen-taoa
（a.School of history&Culture；b.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Hebei 050024，China）

Li family of Zhao Country was a famous aristocratic family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at time.Buddhism developed rapidly.Li’s kindheartedness from Confucian culture and the compassion of Buddhist belief wer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mutually penetrative as well.Li family conducted many charitable activi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se ideas.These activities eased social conflicts，adjusted social relations and rescued the poor，and expanded the influence of Li family of Zhao Country.

the Northern Dynasties；Li Family of Zhao Country；Confucian classics education；Buddhist charity

K239.2

：A

：1673-1972（2014）05-0015-04

2014-05-04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漢代社會保障制度的歷史經驗研究”（10BZS013）；國家重大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慈善通史”（11&ZD091）

許秀文（1972-），女，河北玉田人，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