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倫理保護的冷思考：根治“心靈霧霾”

趙一強

（河北經貿大學 法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61）

環境危機蔓延世界，其出現具有歷史必然性，同時也是主觀意識作用于現實的結果。應對環境危機不僅需要技術改造，更需要意識形態的轉向，無論是環境治理的形上基礎還是現實操作機制，其中總貫穿有基本的價值取向或價值訴求。價值屬于倫理學研究范疇，它將自身懸掛于行為主體的意識世界，通過區分善惡邊界引領主體行為，激勵實然向應然辯證發展。環境本來就具有生態性，主要是由于工業時代人類對自然的強大征服力和改造力影響了自然環境自身的新陳代謝規律，給人類的生存、發展和繁榮帶來了環境瓶頸，所以才有生態理論的出現，才有保護復歸環境生態性的迫切需要。而從生態環境向社會領域的類比挪移，就出現了建立生態社會或在人類社會中建設生態文明的現實追求。生態環境的倫理保護，就在于從道德維度反思人類的精神世界，撥開籠罩在心靈上空的迷霧和灰塵，將精神世界中關涉環境保護部分的原則理念顯現出來，實現從道德混沌到道德明澈、再從道德明澈到道德頂點的辯證演練，為生態文明確立堅實的倫理根基。

一、環境是否真的需要保護

環境是否需要保護是環境哲學思維的邏輯起點。我們這里所討論的環境范疇，是在自然環境的意義上使用的。自然環境在古希臘神話中就是宙斯所統領的世界，在中國古代則稱為宇宙，現在亦稱為自然界。

自然環境作為實體和主體，主要由三種元素組成，即浩淼的宇宙虛空、眾多的美麗星球、散布于具體星球上多種多樣的事物。經過科學探索，人類現在能夠使用宇宙虛空傳遞信號，能夠探索其他星球的奧秘，同時利用地球上的相關資源謀求發展和進步。在人類能力無法企及的距離、時間或領域，環境保護就是一個虛命題，因為這里根本沒有人類的主體性、意志性、利益性在內。人類具有高度的自信，認為自己是萬物之靈、萬物之主，能夠管轄、統領和使用自然界的萬事萬物。殊不知，這僅僅是人類自信心的表現，從真實性上看，人類無非就是地球上的一種高級生命形式，人類對自然的認識潛力是不斷拓展的，但是就具體時代而言，人類的活動區域又不能超越其能力所允許的范圍之外。如果我們希望人類去保護太陽系之外的世界空間，那不僅沒有意義，而且以目前人類所擁有的技術力量來看，只能是“變形金剛”式的憧憬和對自我安全感的寬慰。在自然環境與人類的關系問題上，只能把關系區域定位在人類活動所能達到的環境部分，而不能將人與環境的關系區域置放于無限巨大的宇宙空間，也只有在“關系域”內討論環境保護才有現實意義。

人類是自然之子，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并不處于平等地位。環境是人類的載體，是人類的生存基礎、活動舞臺，是消亡后的歸宿；環境是容器，將包括人類在內的很多物品囊括其中，人類作為“裸蟲”，本身也是宇宙的構成元素，其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或者消極作用本身也是自然環境運動環節的組成部分。自然環境是人類生存的立體場域，人類是自然環境中的具體因子；如果把自然環境當作一個系統，那么，人類就是生態子系統中的某個元素?；谶@種認識，就不可能推論人類與自然環境具有對等性。沒有對等性的關系就不再是商榷關系或者契約關系，而只能是管理關系或治理關系。由于自然的演變而出現了人類，也會由于自然演變而使人類蒙受苦難甚至消失，而這一切都是作為實體的宇宙或自然所固有的規律性變化。人類并不能決定宇宙的命運，恰恰相反，人類的命運是為宇宙所決定的。所以，在自然環境與人類的關系上，就出現了人類早期的思維方式，即敬畏自然。

敬畏自然的思維方式并不僅僅體現于東方哲學，在世界各地的初民時期都有對自然或者某種自然力量的敬畏崇拜。因為人類無法把握全部的自然規律，不理解所有的自然現象，對于某些自然災害更是無力躲避或抗爭，所以在早期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類總是處于弱勢地位，從保障生存的基本條件的獲取到決定生死存亡的疾病，都受制于自然環境的自發規律。為了擺脫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這種關系困境，人類想方設法增加自身的力量，主要的方式有三種：一是依靠信仰的力量，把自身所在群落賦予圖騰含義，增加心理自信；二是依靠技術力量，觀察和利用農作物的生長規律；三是依靠團結的力量，結成更大規模的群體，用來抵抗自然災害和保障人類的綿延生存。這三種辦法一直貫穿于人類發展的過程之中，只不過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出現具體的現象表征。信仰演變為宗教，團結演變為國度，技術演變為科學，這就是其在現代社會的具體表征。

三者之中，真正的宗教是導人向善，在環境保護方面，則能使人保持對自然的尊敬，通過修正自身的不良習慣而順應環境，同時在遇到自然災害的時候為人類提供精神寄托。國度源于團結，國度可以形成整體意識并推進整體意識的落實，屬于行動力量，所以在環境保護方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國度所形成的關于環境保護的積極性的整體意識不足或者說所形成的建設性的整體意志不足，均會對其所在環境產生巨大影響。從科學方面來看，科學的進步在很多領域解放了人類，生產力水平大大提高，但是機器的濫用會導致資源枯竭，放射物的泄漏會迫使居民遠離家園。人與自然的和諧是信仰的目標，具體國度則承擔著發展的權利和義務，機器設備被科學家研制出來開始全方位地滲透、使用，造福于人類的生活，同時也將人類牢牢地控制在技術統治之下，人變成單向度的部件或信息網絡上的節點。

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人類的天性，也是歷史變化的必然規律。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還必須有“軟約束”，必須堅持正確的邊界規則和準備必要的環保措施，“先污染后治理”的辦法適用于工業革命初期，因為那些先發國家可以轉嫁環境危機，但是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已經不可能向外轉嫁環境負荷，所以就必須堅持“邊生產邊治理”的環保舉措，防患于未然。世界上還有很多欠發達國家或者說原生態國家，他們還對發展現代工業抱有美好的憧憬，如果他們對環境污染的嚴重后果估計不足，預防措施不到位，將來必然會自吞環境污染的苦果。

當下的問題是，人類在與自然環境關系的處理上逐漸占據了上風，但是對自己利用技術力量改造自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估計不足或者放任自流，于是就形成了資源枯竭、氣候變暖、土地沙化、飲水污染、霧霾籠罩等嚴峻的現實危機。為了避免這些危機，人類開始反省自身對于環境的所作所為，希望在人類發展與環境正常之間保持動態的平衡。有了生態意識，距離人類與環境關系改善和良性互動的日子也就不遠了，就能在自然環境中追求人類健康美好的生存目標，又能不破壞甚至促進自然環境的良性循環。就此而言，可以說中國古代的自然經濟模式具有類似的意蘊圖景，但自然經濟中人的主體性地位不高，生活質量還需要提升。如果使用中國古代的和合思想，再加上現代化的技術手段，同時以環境倫理為行為邊界，我們相信很多國家或地區的污染問題都能逐步化解，而這也應當是環境保護的根本大道。

環境與人類的關系分為三種情形：一是環境占據主動地位，二是人類占據主動地位，三是環境和人類處于勢均力敵的地位。在環境占據主導地位的情況下，環境保護與否意義不大，因為人類在這種境遇中沒有任何自主性，只能采取順應自然的方式來生存；在人類占據主動地位的情況下，也是人類最容易驕傲和犯錯的時候，如果不對人類自身的行為進行調控，必然會對環境造成嚴重傷害，反過來殃及人類自身；環境通過自身的規律昭示出人類在環境行為上的錯誤和應承擔的后果，同時人類開始反省自身，主動改善與環境的關系，這個時候，環境與人類的生態關系就確定了。這實際上是從自然狀態到自為狀態再到自覺狀態的邏輯演變和歷史遞嬗。自然狀態需要保護自然環境，但那是順應型保護；自為狀態需要保護環境，那屬于改造型保護；而在自覺階段，環境保護則屬于協調型保護或者說和合型保護。順應型保護、改造型保護、協調型保護既是歷時性存在，又是共時性存在。雖然環境保護不能改變人類的最終命運，但是它可以使人類在其存續期間過一種健康美好的生活。

二、環境保護的倫理支點在哪兒

倫理作為關于人應當如何行為的基本理論，包括許多方面的內容，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倫理重要的關注對象。但是，在處理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方面，總不能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黃金法則或康德所說的“絕對命令”[1]31去行動，因為目前與人類能夠發生關聯的環境區域及存在于該環境區域內的自然資源，并不真正地擁有擬人化的主體資格。如果非要將它們也當成類似于人一樣的生命體去認識，那就是張載“民胞物與”的思想在閃現。但是，如果沒有一種適宜的環境保護的倫理理論或者說倫理意見，那么就無法設計環保領域的合理的諸種制度、規則和做法，從而失去環境保護的價值皈依?，F在流行的環境倫理理論，為環境保護倫理原則或倫理支點的探尋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

人類中心論被認為是導致環境與人類關系緊張的原因。人類中心論認為，人類是自然萬物的中心，人類之外的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只是作為人類活動的客體而存在，人類對于自然界總是盡力控制利用。這種意義上的人類中心主義具有兩面性，從發揮人類的主體性和創造性的視野考慮，它也許是人類在為自己的前進吶喊助威，同時刺激自身改造自然的勇氣；從消極方面考慮，就是當人類將這種認識推向極致，以為自己可以任意掠奪自然界，他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就會陷于紊亂。其實，無論是“強人類中心主義”還是“弱人類中心主義”，它們還是存在自身合理性的。因為人類作為存在于地球表面的一個物種，首先面臨的問題是自身及其種族的生存延續，然后才是逐步發展。人類在擁有利他性的同時也具備著利己性基因，而且，人類的利己性是先于利他性而存在的。當然這里所說的利他性與利己性是在習性層面談的，而問題恰恰在于，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候、大多數場合都是以習性面貌示人的?！翱陀^的利己主義”倫理理論對這一點有深刻的把握，功利主義倫理學把“趨利避害”當成人的現實屬性，而亞當·斯密（Adam Smith）則說人是“利他與利己的統一”。德性倫理學很多時候是一種開示引導，并不直接點出習性中的毛病，而只是從善的門徑直接接引，所以孟子會說人有“四端”，而又認為人性本善。實際上，人類的自利性非常突出，在這一點上，人類與別的動物并無本質區別，向生惡死，趨利避害，追求幸福。這一習性來源于天然，自然應當服膺天然，關鍵的問題是，人類在追求自己利益的過程中不能無限地損害環境或其他相關物種的利益。地球上任何一種物種的生存都是以其他物種為能量或原料補給單位，這屬于自然法則，但既然是自然法則，那就同時有一個基本限制，即對自然資源和其他物種的索取需要遵循適度原則，否則這種索取就是違背自然法。生存型消費、發展型消費均為許可，但是基于奢侈型消費對環境索取則不恰當。任何理論都是人類提出的理論，任何表述的變化或國家符號的出臺最終還是為了解決人類自身的意識問題，人類中心主義是一種過火的價值觀，但我們也并不能否認其為人類生存和發展謀求福祉的合理成分。

自然生命論被認為是改善自然與人類環境的重要倫理學說。動物解放論希望倫理學能把關愛的對象擴展到動物；動物權利論譴責食用動物和利用動物進行商業、娛樂、科學研究等行為，認為這侵犯了動物的權利；生命平等論認為植物、動物和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只有人幫助處于危機的生命，才可能是倫理的，人應對一切生命負有責任；敬重自然論希望把人看成是地球生命共同體中平等的一員，與其他生命同根同源、共榮共辱；同時強調人應該對其他生命采取不干涉態度。[2]6這些學說實際上是掀開了那些遮蔽對動物或其他物種的愛心的面紗。在人類的早期或人的童年時期，與大自然及某些動物是有著直接接觸和深層的情感溝通的，成長過程中的這種對環境和其他物種的天然喜愛的情愫并不會隨著歲月的變化而消逝，只不過逐漸為其他繁雜的事物和情感所掩蓋。自然生命關愛主義學說替大多數人說出了他們所忽視的話題和心聲。動物解放以動物束縛為前提，但是能為人類所束縛的動物實在不是太多，倒是被驅逐至于困頓的動物居多，動物解放所想告訴我們的道理是不要對其他動物任意驅逐或獵捕，大象的偷獵者應當從中受到教益。動物本身就是一種物種，分有其天賦而生存延續，有的能在天空翱翔，有的則在深水嬉戲，更有許多在陸地上自由奔跑，他們沒有人類語言中所說的權利。他們如果擁有權利，那也是來源于天賦的自然權利，這種權利論實際上是用人類的權利概念去喚醒人們心目中的 “同情”，從而盡可能地不去傷害或虐待動物，至于說動植物和人的生命一樣都是神圣的、平等的生命從而都需要倫理關懷，則是從更深層次啟發人類對其他物種的愛心。這些學說的合理性在于用人類的語言喚醒人類對動植物或其他生命形式的良知，它們的局限性在于忽略了自然法則對人類和其他物種的共同約束。實際上，在環環相扣的食物鏈中，高級物種離開低級物種的食物支持是很難生存下去的，人類對于自己馴養的動植物，因為有自身的汗水和所提供的生長原料在內，所以可以食用，但是對于純天然的，對于沒有給過一把米、沒有澆過一碗水的動物、植物而言，如果去對它們主張自己的要求就不符合“物種相與之道”了，這應該就是人與其他物種之間的自然法則，因為人能勞動。而其他物種之間，只有依照自然規律自發地去運行了，雖然在這些動物身上也分有了道德，也具有中國傳統哲學所說的道體，但也只能說應當服從物質世界的運動規律。自然生命論可以成為環境倫理啟蒙，如果要把他們當成環境倫理原則，似乎還需要具體化和現實化。

深層生態論被認為是環境與人類和諧相處的哲學思想。土地倫理把生命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麗視為最高的善，指出農業生產使用殺蟲劑會導致人體健康受損，導致“寂靜的春天”。深層生態學理論主張生物圈平等原則，反對物種歧視主義和人類沙文主義，把生物平等原則建立在所有存在物都擁有生存、免遭過度的人類干擾的自由及追求其幸福的與生俱來的、內在的、天賦的權利基礎之上，把權利主體的范圍不僅擴展到所有生物，甚至擴展到河流、大地和生態系統。生態論把世界，包括人、自然、社會都看作有機的生命體，它們相互關聯、共生互動和自我生長。生態論比較全面地看待人類與環境的關系，與中國古代對宇宙結構的理解有點類似。五行相生相克、相比相合構成這個世界的基本結構和根本運動?！敖M成這個世界的所有存在物，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有機體”[3]21，生態論在環境學中具有基石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深層生態論理解起來相對簡單，但實行起來未必容易。理論學說從意識世界走向意志世界，需要制定簡單易行的原則，需要具體方法，更需要制度的保障。生態理論找準了人類思維的關鍵，但是還需要把它轉化為最基本、最簡單的原則，以便于治理環境，恢復藍天白云。學界所提出的“環境正義”是純粹的法律思維，正義是用于社會共同體的，并不能直接套用在環境上；“可持續發展原則”[4]456主要是一種認識維度和經濟原則，環境的保護還只是一種籠統倡導和模糊思維?！碍h境危機屬于實踐哲學的問題”[5]60，我們的愿望是，從方便實踐的角度，找尋一個環境倫理的簡單原則。我們認為，這個簡單實用的原則就是“環境安全”。

環境安全指與人類生存息息相關的生態環境及自然處于良好的狀態。環境安全的實踐觀念是順應自然規律開發和使用環境，使環境保持自身的新陳代謝能力。人類是生態體系中的動物性元素之一，作為生命樣態，既然不能超越自然界，那就必須在自然系統內生存和發展。自然與人類的關系類型具有自然圖式、人為圖式、生態圖式三種，其中生態圖式最值得推崇，因為它是天然與人為有機統一的圖式，能夠實現合法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人類根據自己的認識水平和科技能力，遵循所能意識到的自然規律，主動實現人與環境的和諧，既實現了人類利益，又維持了環境發展。環境安全中所說的環境是一個“梯度概念”，即存在著多重的環境保護區間。自然環境、區域環境、個體環境依次構成環境范疇的不同層次。自然環境是基于人類認知而達到的能夠參與自然運轉的能力所決定的人類的活動空間，區域環境是指既定的人類某一群落所占有的自然空間，個體環境意指個體在成長發展過程中所需要占用的空間范圍。自然環境關涉全人類，其中所涉及的要素有空間范圍、時間跨度和這一時空界域內所有生命形式與物種類別；區域環境是以群體、部落、民族或國家為單位，實際占有或控制的自然空間；個體環境是因個體生命活動的不同活動規律所提出的具體空間要求?！碍h境安全”可以作為環境保護的倫理支點或倫理原則。

三、環境保護的道德要求是什么

德性倫理學給人們列舉了許多具體德目，古希臘的“智慧、勇敢、節制與正義”、中國古代的“孝、悌、忠、信”都屬于德目譜系。那么究竟最能夠與環境安全的倫理原則保持一致的德目是什么呢？我們認為就是“適度”。所有德目都源于作為本性的美德，但是并非所有行為主體都能以“中”為用，能夠以正確的“直覺意識”去行為，所以首先需要理智的層面設置人人都能理解并能在現實操作的道德規范，即鼓勵行為主體首先在“分析意識”的指引下行為。環境保護的效果直接取決于行為主體的道德意識、道德水平和道德行為，若只有倫理沒有道德，環境保護只能是一句空話?！斑m度”意指恰到好處，即在與環境打交道時應當掌握合理的度，發現在行為主體與環境發生作用時的關節點，由適當的行為主體在適當的時間、適當的地點，對適當的環境對象以適當的方式進行適當的作用，并取得適當的行為結果，從而保持行為主體利益與環境利益的雙贏。實現這個“適當”美德的關鍵，就是要依據環境安全的倫理原則。

在行動之前首先要思考的問題是，這樣行動會對環境造成怎樣嚴重的結果？這種結果是否能夠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得到恢復？在環境恢復過程中人類或者說具體行為主體有沒有幫助環境修復的現實能力？如果有現實修復能力，那么行為主體在考慮成本因素后是否愿意進行這種修復？即使是進行這種修復，是不是環境就能恢復到原來狀態或者是取得更大發展？行為主體所認為的環境的恢復狀態或發展狀態究竟在多大時空范圍內具有真理性？行為主體的行為所產生的負外部性是否會超越既定的具體環境而擴散到其他更為廣闊的地區或者潛藏下來等待爆發的時機和條件？促使行為主體動用環境的動機無疑是人類利益需要，那么究竟是什么樣的利益需要？是生存性利益、發展性利益，還是繁榮性利益？這些利益的代理主體后面的終極主體究竟是誰？僅僅是個體、家庭，還是某個企業、單位，或者集團、民族、國家，還是人類的全部？是否存在著全局利益名目掩蓋下的局部利益甚至個體利益追求？如果是局部利益甚至個體利益追求，在這些行為主體內心深處是否深藏著只是保護好自身所在環境，而對其他環境漠不關心或放任自流的情況？是否想沖破種種限制而轉嫁環境危機，在轉嫁環境危機之后是否心中竊喜？等發現環境危機的回流又影響到自身的生存發展時，是否會對當初轉嫁危機的行為感到懊悔？在懊悔煩惱之余，是繼續我行我素堅持自己的頑劣行為，還是能夠反省自己，并與其他行為主體達成協議，尋找避免環境污染或修復環境問題的辦法？即使是該行為主體具有為環境保護而合作的誠意，那么其他行為主體是否能具有同樣的態度？這種保護環境的誠意是否為制度、法律或風俗所承認、鼓勵或贊賞？如果制度、法律或風俗沒有對保護環境的良好行為進行肯定、獎勵和贊美，那么行為主體是否會喪失堅守環境安全倫理原則的勇氣？如果堅持下來，所得到的是眼前利益，所損失的是環境利益，如果僅僅是部分行為主體堅持，而其他行為主體不堅持，根據環境整體性理論，堅持環境保護的那部分行為主體就能真正擁有清潔的環境嗎?或者說他們的環境權能夠得到最終保障嗎？如果那些堅持環境保護的行為主體最后也放棄了自己的環保熱情和環保理想，將自身降低到與那些不愿進行環境保護的行為主體同樣的水平，環境保護水平豈不大大降低，或者說會倒行逆施？如果所有行為主體都遵循這樣的思路，那么要追問的就是，為什么所有這些行為主體明明知道這樣做會危及環境，但是為什么還這樣做，造成這種追求利益意識的社會環境氛圍是什么？是不是在生存、發展、繁榮的利益追求之外，還有其他不合理的想法？是否在攀比的心理之下追求畸形的發展和進步？國家與國家攀比、群體與群體攀比、家庭與家庭攀比、個體與個體攀比，這種風氣促進了人的上進心，但同時也應該有個攀比的游戲規則，它們應當存在于世界各國和各個角落，那么，這個游戲規則或者行為規則是什么呢？再需要思考的就是，是誰在影響或者建構人類整體的行為秩序或生活秩序？具體說就是誰設計了我們現在的生活樣態？我們的原始樣態、我們的工業樣態、我們的生態追求，究竟哪一種才是對人類發展最具終極意義的模式？生存于地球上的人類是否存在霸權控制？這種人類霸權是否能夠自覺地堅持全局性的環保理念而不是僅僅關心于局部？戰爭殘留、核試驗不構成環境污染嗎？這些行為的根源是否在于人的習性？以習性建構的世界必然會出現很多的困境和苦難，與其以苦為樂地生活，為什么就不能進行人類自身的反省，將內心深處的霧霾滌蕩干凈，依照真正的生態理念、天人合一思想，依照道德本性或者道德本體去生存、去完善我們所生活的現實世界？現實世界并沒有想象的那么悲苦，如果有悲苦的元素，這種悲苦產生的原因就目前看來已經主要不是自然災害而主要在于人類自身了，習性中的偏執與張揚、現實生活的多元與混亂，和諧中的混亂、混亂中的和諧，如果能在地球這個人類家園中提升我們的生存質量和生存期限，讓作為自然之子的人能夠享受自然的恩賜，能夠使人類過一種明智的德性生活，那就是人類之于自身的最大貢獻和巨大福祉。因為，唯有德，才是人類生存的終極意義。

環境倫理與環境道德在現實世界相互促進、“德得相通”[6]45，這是環境倫理的主要任務。環境問題主要是人類問題，人類問題主要在于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問題主要在意識思維，意識思維主要在于心理活動，心理活動主要在于習性使然，習性使然則主要在于人僅僅還是人。但是，人所同時具有的本性元素給我們指出了另外一種出路和生活方向，在環境保護的問題上應當多讓本性參與。本性是平臺，是依據，是共同體，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原始根據。只有從本性出發才能實現環境領域的真誠溝通和有效的現實合作；只有從本性出發，才能使社會的生態文明建設走向更高程度；只有從本性出發，才能自覺把握處理環境關系時“度”的位置和分寸，使和諧狀態趨于完美；只有從本性出發，才能使行為主體最終達到理性或中庸境界，具有真正的道德智慧。

環境問題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存在，只是呈現出不同的樣貌；環境保護看似是一個整體性行為問題，實際上它與每個人每天的行為息息相關；環境問題貌似主要是工業化歷史階段的產物，但是在原始社會也有毀林現象，在未來社會也照樣會出現自然災害或者流行疾??；環境問題須依賴現代化的技術來防治，但是環境問題更與人類內心的思想內容相關。歸根到底，環境污染和廢棄物亂置等環境問題的解決，生態保護或生態文明的建設，最終還是需要“心靈的正確引導”。使生態理論成為心理基礎、安全原則成為環境保護的倫理原則、適度美德成為行為主體的自我規范，在此基礎上進行溝通，達成共識，制定具體方案，籌措資金和設備，及時治理已經存在的環境問題，預防尚未出現的環境問題，敬畏自然、研究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如此，就能使人類無愧于自賦的“萬物之靈”美稱，就能經由“心靈的藍天”造就“環境的藍天”，就能使人類在這個美麗的星球上自由愜意地生存、繁衍和發展，過一種健康、富足而美好的生活。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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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張 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