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生死邊緣的亞運會

沈雷

亞奧理事會主席艾哈邁德·法赫德·薩巴赫親王以一個心型手勢，為第17屆亞洲運動會畫上了句號。這個賣萌之舉在社交媒體上頗受歡迎，但終究無法改變仁川亞運會寡淡甚至略帶負面的主旋律。

無論是受眾還是媒體，對于亞運會的審美疲勞正愈演愈烈，甚至于在主辦地仁川，亞運會都是悄悄地來默默地走，似乎還未曾發生過高潮，一切就已歸于平淡。路邊偶有的標語與招牌，地鐵里播放頻次不高的視頻廣告，穿著制服、零星走過的工作人員與志愿者，亞運會留下的痕跡僅此而已。在KBS與SBS的體育頻道，英超、日本職棒、美國職棒、女籃世錦賽與亞運會分享著直播時段。上座率更是慘不忍睹，主體育場的數個田徑決賽夜的觀眾僅以數百計，還不及在場的工作人員與媒體人數多；被奉為“韓國國民偶像”的孫妍在的藝術體操個人決賽，南洞體育館也不見爆滿；總票房不過270億韓元，其中開閉幕式占去了60%。盡管韓國在亞洲處于經濟發達地區，但本屆比賽只吸引了6家主贊助商，其中只有1家來自韓國以外（中國體育裝備品牌361）。

毫無疑問，擁有63年歷史的亞運會已經來到了一個拐點。就在本屆亞運會開幕前一天，亞奧理事會方才確認了下一屆賽事由印尼的雅加達接替臨時“逃婚”的越南河內。這是亞運史上的第三次主辦地“逃婚”，1970年韓國、1978年巴基斯坦都以安全或政治因素突然放棄了主辦權，那兩次比賽不得不由泰國曼谷臨時接盤。而如同這一次河內赤裸裸地以經濟原因放棄，還是頭一遭。為了能讓雅加達不出意外地將第18屆賽事辦完，亞奧理事會不惜推翻了自己此前作出的決議，將下一屆賽事的舉辦時間再從2019年移回2018年，因為2019年印尼將舉行大選，一旦如今承諾支持辦賽的政黨下臺，后果不堪設想。亞奧理事會的狼狽可見一斑。

辦一屆亞運會究竟需要花費多少？這次仁川的預算成本為16.2億美元，其中用于場館建設與翻新、道路及交通基建的將近14億，而比賽運營方面不過2億多美元，這一塊預算頗為吃緊，有韓國媒體指出，仁川亞運會在用于志愿者培訓、兼職人員聘請、班車體系上的經費過少，導致相關服務跟不上。預算中韓國政府與仁川市政府分別承擔19%與78.9%，這意味著從市場募集來的資金不過區區2個百分點。

由于缺乏市場吸引力，亞運會的舉辦資金過度依賴于承辦國與承辦地政府，導致仁川亞運會整個過程中有所不順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申辦、籌辦與執行主辦的市長是來自不同政黨的三任。但好在韓國人最終還愿意為比賽埋單，本屆比賽的絕大多數比賽場館與主新聞中心均設立在仁川的各個新區，大量的基建對于這些新興地區有一定的拉動力，這可能是說服三任市長的最大理由。而河內沒有如此建設需求、且預算完全不可能支撐整屆賽事，自然只能作出拋棄亞運會的割肉方案。

經濟只是問題的表象。亞運會真正的危機，是對自身的界定——究竟亞運會該是什么？一個亞洲版的奧運會，這是現下的答案，在奧運會的基礎上，在賽事上添加亞洲多元化的特色，正如仁川亞運會的口號：“Diversity Shines Here（多元化照耀于此）”。無論是就種族、信仰、語言、文化等種種要素，幅員遼闊的亞洲確實比起其他大洲更多彩。但克隆一個奧運會，并不意味著成功，哪怕擁有更鮮明的色彩。

當正在盈利的奧運會都在強調并嚴格執行“瘦身計劃”時，虧本的亞運會卻依然難以削減項目——既然學習奧運會，所有奧運項目必須得保留；既然要體現多元化，一些有鮮明亞洲地域特色的非奧項目也必須加以保護，譬如盛行于南亞的卡巴迪與板球、風靡東南亞的藤球與壁球，以及帶著東亞特征的武術與空手道等；為了滿足東道主對于成績的需求，允許他們自設一些項目，于是諸如臺球、棋類、健美、輪滑、體育舞蹈乃至龍舟這些從未入圍過國際綜合性運動會的項目統統進過亞運會。這些代表著多元化的新項目，卻制造了受眾與比賽之間的互相不理解，盡管如藤球、壁球、空手道等項目確實有著非常高的觀賞性，但對于不同地域的主辦者而言，只能滿足獵奇者的心態。

亞運會的多元化的另一個體現在于入圍條件寬松，盡可能多地滿足弱小國家參賽需求。由于不像奧運會那樣設置預賽或成績達標線，參加亞運會的硬性條件相對寬松，而在部分地域色彩濃烈或者強國未全力開展的項目中，一些弱小國家的選手具備了奪得好成績的條件。當在仁川亞運會看著伊拉克運動員贏下田徑男子800米的金牌、阿富汗板球選手為銀牌淚流滿面時，確實容易讓人感悟體育力量的偉大。但這些屬于媒體人筆下的好故事，卻不是符合市場需求的條件。

雖然我們聽說過很多次類似的故事：一位或受傷或實力不濟的選手艱難地完成比賽，觀眾們不離不棄，予以他熱烈的掌聲。但這樣煽情的橋段終究只能是體育比賽的輔料，競技比賽的核心賣點是且從來都是頂尖明星之間的競爭。觀眾愿意掏錢看的是自己看得懂的高水平比賽，而亞運會的大部分場次都屬于低水平競爭。對于選手同樣如此，高水平比賽才有助于自己創造成績。從這層意義而言，弱小國家對于亞運會的需求要遠遠大于亞洲傳統體育強國。但在體育方面的弱小通常意味著國內經濟實力的弱小，他們的勝利無助于亞運會的市場擴展。

上世紀50年代初亞運會初建之時，整個亞洲正處于積弱與重建的階段，體育大賽或許是振奮民族情緒的一種方式，而當年奧運會的臺階又顯得有些過高，亞運會有其存在的價值。但隨著時間的遷移，亞洲的經濟與體育發展呈兩極化發展，貧富差距日益增大。對于中日韓等傳統體育強國，亞運會是“雞肋”，儼然只能作為奧運會的練兵場，但他們又是這項賽事最主要的競技力量與經濟支撐，這樣的矛盾令亞運會處于一種極端尷尬的地位。

作為亞洲體育的管理者，亞奧理事會也似乎在迎合中日韓對亞運會的定位，不僅從賽制、立項、賽事要求等細節上盡量克隆奧運會，而且試圖將亞運會的舉辦年份挪至夏奧會前一年，令其徹底帶上奧運會練兵場的烙?。m然下一屆雅加達因政治原因再度移回2018年，但冬季亞運會已經確定移至平昌冬奧會前的2017年）。這么做的另一個原因，是為了避開原本的非夏奧會舉行的雙數年份中舉行的足球世界杯與冬季奧運會的影響，畢竟對于體育受眾與贊助市場而言，一年的精力是有限的。但下一個新問題也隨之而來，如果亞運會真的移至奧運會前一年，又該如何與各項帶有奧運會資格賽性質的單項世錦賽、世界杯相抗衡？雖然它們比亞運會更狹窄，但那才是真正代表著最高水平的精華賽事。

雖然奧運會仍具有巨大的資金吸附能力，但一個亞洲版的山寨奧運會，對于品位越來越刁的受眾與品牌，已經顯得生命力不足了。無法建立市場魅力，賽事過度依賴承辦國政府注資，亞洲經濟與體育強國中日韓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都對承辦此項比賽不敢興趣，亞運會的生存面臨著不小的挑戰。如果沒有一場革命顛覆亞洲版奧運會的定義，亞運會的面前恐怕只剩窮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