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企業家能力諸因素分析:個人特質還是環境決定?

高明華，葛偉

(1.北京師范大學a.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b.公司治理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北京100875;2.山東青年政治學院，濟南250014)

熊彼特最早明確了企業家精神即“經濟首創精神”。企業家是一個追求“創新精神”的“孤獨的游子”，是具有不滿足現狀的冒險的事業家，能夠進行“創造性破壞”的活動，不斷破除舊的生產方式，創造新的生產方式，使經濟結構不斷地從內部進行革命性突變。按照熊彼特的理論，企業家能力表現主要依賴于企業家的內生特征，其他的非個人外部特征影響有限。

根據人力資本理論，企業家是恢復市場均衡的異質性人力資本。舒爾茨認為，一般的人力資本具有獲利能力遞減的特點，即具有同質性，而企業家的人力資本具有獲利能力遞增的特點，即具有異質性。企業家對經濟條件的變化做出反應，發現潛在的獲利機會，在經濟活動的空間中重新配置資源，使經濟恢復均衡。在舒爾茨看來，對于整個經濟從非均衡再到均衡的動態過程而言，企業家行為是一種暫時表現，任何單個經濟主體的收入都可以分為企業家收入和非企業家收入，前者是暫時性收入，后者是持久性穩定收入。按照舒爾茨的理論，企業家能力是一種個人與環境的相互交互能力，企業家能力也是個人能力與現實環境匹配合理的結果，其中，既有個人異質性的特征，也有環境的影響與決定。

企業家能力通常是一種柔性指標，進行企業家能力定量化研究時，必須尋找可觀察、可統計的行為或者特征作為量化依據，因而必須賦予其剛性指標特征。根據高明華等(2012)［1］編制的北京師范大學公司治理指數系列之企業家能力指數，企業家能力是四個二級分項能力指標的線性組合，這四個二級指標分別為人力資本、關系網絡、社會責任和戰略領導力，不同分項能力由相應三級指標計算處理，可以得到每一家上市公司企業家能力指數，由此可以衡量管理層，尤其是CEO企業家能力的數量化特征。

為了研究上市公司企業家能力及其分項能力的影響因素，從總體上把握企業家能力的形成機制，本文將影響企業家能力的因素分為企業基本因素、公司治理因素和企業家個人因素三類。通過分析企業家能力指數與內外部因素的關系，以及企業家能力分項指標與內外部因素的關系，研究個人特質與企業環境對企業家能力影響效果及其政策意義。

一、企業家能力影響因素分類

企業家能力決定模型把企業家能力看作是人力資本、社會網絡、社會責任和戰略管理能力的函數。但由于能力測定的復雜性和內生性影響，除了指數測度指標外，企業家能力依然受到其他外部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包括企業的上市時間、地理位置、所有制形式、所處行業等基本因素，也包括企業的股權集中度、董事長與總經理是否兩職合一、CEO是否持有公司股份、CEO是否為內部董事等治理因素，同時還可能與企業家個人特性，如教育背景、專業背景、提升背景、性別等個人因素有關。為了深入分析對企業家能力指數具有影響力的因素，將這些因素分為企業基本因素、公司治理因素和企業家個人因素三類，其中，企業基本因素和公司治理因素屬于影響企業家能力的環境因素，這樣，影響企業家能力的因素可以劃分為環境因素和個人因素兩類(各種因素的具體衡量指標參見表1)。從企業家能力指數的形成來看，表1中的變量都是外生變量，其中，基本因素既可以作為環境因素的組成部分，同時也可以看成是治理因素和個人因素的控制變量。

二、模型設定與數據

企業家能力指數形成機制隱含著企業家能力的決定因素，而影響企業家能力的基本因素、治理因素和個人因素都是外生的。這樣，我們可以方便地通過多元回歸模型檢驗企業家能力的影響因素。由于影響因素包含的變量很多，因此，在實際操作中，既要使用OLS進行全變量回歸，又需要通過逐步回歸，理清影響因素中的顯著成分。

基本的回歸分析模型如下:

在這里，我們關心的是各類因素中不同變量估計系數特征。被解釋變量CCEIBNU是上市公司企業家能力指數，來源于高明華等(2012)［1］關于企業家能力指數報告，該報告利用上市公司2011年公開數據編制。解釋變量同樣利用上市公司2011年數據，企業家能力研究的截面數據包含三類因素多個變量，其中，基本因素中的上市年限、公司所有制形式、所處區域和所處行業數據，以及治理因素中是否兩職合一、CEO是否持有公司股票、CEO是否為內部董事數據來源于上市公司年報，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數據來源于色諾芬(CCER)數據庫。企業家個人因素資料來源于上市公司年報和相關的網站，其中，知名教育機構是指中國實施“985”工程的38所重點高校，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兩所知名的商學院(中歐商學院和長江商學院)。中國上市公司中知名教育機構畢業的CEO數量統計如表2所示。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是目前上市公司CEO畢業最多的三所高校，分別為33人、25人和20人。

將CEO的提升背景分為五類，分別為:從基層獲得提升(background1)、從財務崗位獲得提升(background2)、從技術崗位獲得提升(background3)、從其他背景獲得提升(background4)和CEO為企業創始人(background5)五類，其中，從其他背景獲得提升包括從政府部門、從職業經理人市場等渠道提升為CEO。中國上市公司中來自基層的CEO占21.1%，財務崗位獲得提升的CEO占12.1%，具有技術背景獲得提升的CEO占30.5%，CEO為公司創始人的占8.4%，其他背景的占27.9%。CEO的工作背景容易對目前的崗位產生一定的影響，CEO可能通過路徑依賴表現出企業家能力與工作背景的相關關系。

三、企業家能力影響因素的多元回歸分析

采用OLS方法來進行多元回歸分析，考慮到截面數據經常存在異方差現象，我們將通過報告異方差穩健標準誤來進行修正(回歸結果見表3)。

在表3中列出各種回歸運算的結果:(1)列表示企業家能力指數對基本因素的回歸結果;(2)列表示企業家能力治理因素的回歸結果;(3)列表示企業家能力指數對個人因素的回歸結果;(4)列表示企業家能力指數對基本因素和治理因素(環境因素)的回歸結果;(5)列是控制了基本因素的個人因素回歸結果;(6)列表示在10%顯著性水平下對所有變量逐步回歸的結果;(7)列表示的是全部變量進入回歸方程的計算結果;(8)列是穩健性檢驗的一種代表結果。其中(6)列采用逐步回歸的方式，把所有變量放入回歸方程，逐步剔除10%以上不顯著的變量，可以得到影響企業家能力指數的重要變量。

從基本因素來看，上市時間(Age)、東部地區(East)是影響CEO企業家能力指數的最重要的兩個基本要素，其中，上市時間與企業家能力指數負相關，根據分項指數數據可以發現，中國上市公司的上市年限越久，企業在社會責任能力方面的表現越弱，企業越不太注意自身的社會影響和社會形象，這從某種側面印證了企業發展的一種現實現象:壽命越長的企業數量越少。而東部地區與企業家能力指數正向相關。從回歸結果來看，國有股指標(Soe)與企業家能力指數負向相關，且在所有回歸模型中不顯著，國有程度對企業家能力的影響具有發散性，有些國有企業企業家能力較強，有些則較弱，整體上表現一種負向不顯著的關系，部分原因在于國有企業目前的效率較低，從而降低了企業家能力中的績效因素。代表行業的ROE中值在回歸方程中作為控制變量均不顯著，這說明行業差別對企業家能力指數的影響因素并不明顯。

從治理因素來看，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CEO是否持有股份(CEO_holding)以及董事長和CEO兩職是否合一(Dual)在各個回歸模型中均與企業家能力指數正相關，且在1%顯著性水平上顯著。這反映了治理因素中上述指標對企業家能力存在明顯的影響。CEO是否是董事會成員與企業家能力的正相關關系在統計上并不顯著。其中，CEO持股與企業家能力指數正向顯著相關說明了股權激勵對企業家能力發揮產生了效果。在中國上市公司中，多數CEO并不持有公司的股份，只是通過薪酬激勵作用促進企業家能力的發揮，也有41.2%的上市公司CEO持有本公司股票。持有股票的CEO一方面對公司發展和自身能力充滿信心，另一方面公司通過管理層持股等方式，使得CEO擁有部分公司股權，相對于僅僅通過薪酬激勵而言，CEO持股增加了對CEO激勵廣度和深度，對于企業家能力的發揮有更大的現實效果。

從CEO的個人因素來看，性別和專業背景對于企業家能力的影響很有限，且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知名教育機構畢業的CEO變量與企業家能力指數在各個模型中都顯著正相關。其他的個人因素，如是否接受過MBA(EMBA)教育，在模型中顯著相關，說明接受工商管理教育可以提高企業家能力指數。但是從分項能力數據中，我們發現MBA教育在人力資本方面正相關顯著，但同時在戰略領導力方面負向顯著，這說明中國的MBA教育信號功能強于實際功能。CEO的工作背景的影響值得認真研究，因為基層工作背景、財務工作背景和CEO為企業創始人三個變量在逐步回歸中非常顯著，且與企業家能力負相關。有一點與直覺相悖的是，作為公司創始人的企業家為何會出現顯著負相關?原因有兩個，一是很多創業企業家忽略了在人力資本方面如教育等領域的個人投資，造成分項中人力資本得分不足;二是創業企業家在公司上市后可能過多依賴創業的方式，忽略了企業轉型的能力。

為了更直觀觀察各種影響因素對企業家能力的影響程度，根據第(6)列逐步回歸得到的各個變量，通過標準化處理，得到相關變量的標準化β系數，β系數在相同度量的角度可以清晰地展現出各種解釋變量對于企業家能力指數變化的貢獻。如下圖所示，對于企業家能力指數影響較大的因素有CEO是否持股(CEO_holding)、兩職合一(Dual)、東部地區(East)、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這些變量的β系數決定值都在0.1以上，對指數的影響相當大;近幾年上市的公司傾向于挑選具有較高企業家能力的CEO，上市年限較早的企業則由于路徑依賴，忽視了企業家能力的培養和自身優勢的利用，因此，上市時間與企業家能力指數顯著負相關，且β系數決定值都在－0.1以下。企業家的個人因素對企業家能力指數有不同方向的影響，其中，畢業于知名教育機構、有過MBA(EMBA)教育訓練的CEO對企業家能力的提升具有正向影響。在企業家的提升背景中，來自基層和財務崗位以及本企業的創業者對企業家能力的提升有負向影響，但影響程度β系數決定值的絕對值都在0.1以內。

標準化的Beta系數比較圖

通過多元回歸分析發現，上市公司的基本因素、治理因素和CEO的個人因素均對企業家能力指數有一定影響，其中，公司的基本因素和治理因素共同形成的環境因素在影響程度上要高于CEO個人因素的影響。

企業家能力是企業家個體與企業環境相互交互、相互匹配的綜合反應，既沒有脫離企業的企業家，也沒有缺失企業家運行良好的企業。在個人與環境的交互中，環境因素與個人因素都會對企業家能力指數產生影響，正是這種環境約束與個體沖動之間的博弈，形成了豐富的企業家隊伍和不同的企業家行為?！碍h境決定人”，其中，環境因素所發揮的作用更大，比個人因素更具影響力。

表1 企業家能力的影響因素

表2 知名教育機構畢業的上市公司CEO統計(2011年)

表3 企業家能力影響因素的多元回歸結果

［1］ 高明華，等.中國上市公司企業家能力指數報告(2012)［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