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的經學與文學

鞏本棟

(南京大學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08)

在中國歷史上，歐陽修是擁有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金石學家等多種桂冠，享有很高聲譽，影響深遠的人物。歷來對歐陽修的研究，不為不多，尤其是近幾十年，可謂成果眾多，積累豐富。對歐陽修經學的研究，自然也有很多收獲，取得了不少成績，然相對說來，仍顯得很不夠。其經學對文學的影響如何，學界似亦關注較少。本文對此試作探討。

一、歐陽修經學的起點、觀念與方法

關于歐陽修經學的淵源，其實不必遠求，因為，他的經學原就無所師承，按他自己的話說，是“少無師傳，而學出己見”。[1](p1803)

歐陽修是吉州永豐(今江西永豐)人，其遠族中雖出現過像歐陽詢、歐陽通那樣著名的人物，但其余則多仕宦不顯。其曾祖郴、祖父偃仕于南唐，父歐陽觀“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1](p701)歐陽修生于綿州(今四川綿陽)，其父在泰州軍事判官任上去世時，他僅有四歲。其母鄭氏不得已攜其遠赴隨州(今屬湖北)，依靠時任隨州推官的歐陽修的叔父歐陽曄生活。

鄭氏出身江南名族，恭儉仁愛，此時雖生活處境窘迫，然而卻能“守節自誓，居窮，自立于衣食”，[1](p700)含辛茹苦，養育其子，希望他能長大成人，有所成就。鄭氏以荻畫地，教其習字學詩，讀書作文，更以歐陽觀為人的孝悌仁義，為官的仁厚廉潔，對其進行教育，常以“居于家，無所矝飾”;“養不必豐，要于孝;利雖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的話勉勵他。[1](p701)鄭氏的這些教育和熏陶，使歐陽修自幼就樹立了儒家士人的遠大志向。他后來之所以能成為一代道德文章宗師，與其母鄭氏的教育，是斷不可分的。

歐陽修聰穎好學，勤奮苦讀。隨州無學者，家中無藏書，歐陽修就從鄰人家里借書、抄書，故雖學無所師，學業卻不斷長進，后果然不負其母所望。他十七歲應舉隨州，作文即有奇警之句。二十二歲以文謁漢陽軍胥偃，深為其所賞，留置門下。二十三歲試國子監第一，補廣文館生，繼又得國學解試第一。次年(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應禮部進士試第一，殿試以第十四名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從此進入仕途。

從歐陽修的身世和經歷，我們固然可見其仁愛性格、聰穎天資和讀書向學心志的養成與磨礪，然由此也可知其自幼生活的艱辛。這種艱難的生活和學無所師的經歷，成就了他后來的功業，也在很大程度上規定著其思想學術的方向。

圣人所作為經。學無所師，尚友古人，使歐陽修在經學觀念上主張將圣人所作之經與后儒的傳疏，加以區分，“眾辭淆亂質諸圣”。[2](p603)重經輕傳，先經后傳，尊經疑傳，對前代儒家經師的經傳注疏決不迷信。歐陽修說:

事有不幸出于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眾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舍眾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圣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圣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1](p545－546)

不作任何辨析，僅據人情常理進行判斷，就把圣人與君子、經與傳區分開來。比如《周易》，歐陽修就認為除卦爻辭等為文王所作外，其余多是“講師之言”。在《易童子問》中，他以問答的方式，對此大膽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巴訂栐?《系辭》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獨《系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眾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然有附托圣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核其真偽。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辯，溺其富麗之辭，或以為辯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間。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邈然遠出諸儒之后，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于敢為，而決于不疑者，以圣人之經尚在，可以質也?！盵2](p611)再如《春秋》與“三傳”，歐陽修認為，“孔子，圣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洞呵铩芳葹榭鬃铀?，當然可信。而公羊高、谷梁赤、左丘明三人雖“博學而多聞”，然“其傳不能無失”?！翱鬃又诮?，三子之于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舍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雹佟稓W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卷十八《春秋論》上，第546頁。當然，歐陽修也并非一概否定三傳，只是在經傳地位上認為應先經后傳。如他在《春秋或問》中就說:“或問予于隱攝、盾、止之弒，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于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圣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卷十八，第556－557頁)

學無所師，使歐陽修在經學方法上以人情常理為理解、衡量和判斷經傳旨義及其異同的標準。例如他解讀《周易》:

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簡，其義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叢脞之如此也。雖然，辨其非圣之言而已，其于《易》義尚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段难浴吩?“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干也。是謂乾之四德?！庇衷?“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眲t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出于一人乎，則殆非人情(案此謂不合邏輯)也?！断缔o》曰:“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彼^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比粍t八卦者是人之所為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眲t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說如是，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三說出于一人乎，則殆非人情(案此亦謂前后矛盾，不合邏輯)也。人情?；甲允瞧淦?，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后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自為二三之說，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案此謂常理)也。[2](p612－613)

他否定《文言》《系辭》和《說卦》等是圣人之作，原因就在于所舉三說自相矛盾，不合乎人情常理。這種看法，今已證明是正確的。又如他釋《易》“謙”卦彖辭:“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說:“圣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之彖，略具其說矣。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跡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跡，無以異也。然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則與天地鬼神合矣?！盵2](p604)天意本不可測，然人情卻可知，以人情推知天地之理，二者應是一致的。所以，以人情常理解《易》，自然成為歐陽修《易》學，同時也是其經學的突出特色。

二、歐陽修經學的特色和成績

歐陽修于經學最深于《易》《詩》《春秋》。因為，在他看來，《周易》是“文王之作也。其書則經也，其文則圣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1](p535)《春秋》是圣人“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②《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外集》卷十《石鹢論》，第1584頁。歐陽修所論，實本于漢董仲舒對策。董仲舒曰:“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中華書局，1962年，第2515頁)而《詩》則在六經中頗為特殊，它不同于其他五經，但又關乎五經，“而明圣人之用”，[1](p1597)因此它在儒家經典中的地位也非常重要。

以人情常理治《易》的內涵，極為豐富。舉凡“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1](p535)以及生活常識、風俗習慣、語言邏輯等，皆屬于人情常理的范圍。例如《周易》，它雖是卜筮之書，有筮占作用，但其最主要的旨義，卻在于人事。所以，自王弼以來，以人事、義理說《易》，成為《易》學的主流。然歐陽修所謂人事，具體地說，就是人情常理?！兑住分v陰陽變化，但這種變化，也是符合天地變化和人情常理的。所謂“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瓣庩柗磸?，天地之常理也”。[1](p542－543)這些，都體現在他對《易》義的闡釋中。像《周易》“乾”卦象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原就是以人事解讀卦象。歐陽修進一步解釋說:“蓋圣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于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盵2](p603)由此推及其他卦象，亦然。如，他解釋“豫”卦象辭:“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徳，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曰:“于此見圣人之用心矣。圣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眾人之豫，豫其身耳，圣人以天下為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為己憂，以天下之樂為己樂?！盵2](p604－605)原辭是以人事解《易》，然此處歐陽修則以“圣人用心”釋之，并將其推衍至天下國家，其中所顯示出的，實是宋儒“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博大情懷。

作為一代文學宗師的歐陽修，以人情常理治《易》，又常常從語言表達的方式上去認識和解讀《周易》。他認為，經典應言簡意深，平易通達，如果言辭繁瑣，新奇怪僻，前后矛盾，那么，它是否為圣人所作，便大可懷疑。在《易童子問》中，歐陽修就是根據語言是否簡要而平正對經義進行解讀的。他說道:

夫諭未達者，未能及于至理也，必指事據跡以為言。余之所以知《系辭》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蓋略舉其易知者爾，其余不可以悉數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質于夫子平生之語，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觀乎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圣人，可以知之矣。[2](p615)

圣人言辭簡要，《系辭》語言繁瑣;孔子不語亂力怪神，《系辭》言之，則其必非圣人所作。

歐陽修治經，尤重《春秋》，至于“三傳”，非出于圣人之手，“予非敢曰不惑，然信于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盵1](p546)

以人情常理治《春秋》，突出地表現在歐陽修的《春秋論》中。

孔子所以作《春秋》，目的是“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1](p549)像《春秋》書魯隱公之事稱“公”，而“三傳”以為“攝”的問題，以人情常理推之，假如有人“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必不會“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何況“孔子于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于人而沒其善乎?以此而言，隱(公)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公)決非‘攝’”。[1](p549－550)孔子不沒人善。同樣，以常理推之，亦不會無辜而加人以惡。以《春秋》宣公二年(前607年)書“晉趙盾弒其君夷皋”為例，“三傳”皆謂弒君者趙穿而非趙盾，然以趙盾逃不越境，君被弒而盾又不討賊，故史官書盾弒君。歐陽修辨“三傳”之說不可信，曰:“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而盾不討，其跡涉于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圣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后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跡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鬃踊寂f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盵1](p552－553)事遠難辨，歐陽修亦無從判斷這段史事究竟如何，然而他卻從反面論之，以《春秋》“別是非、明善惡”的義法推之，不書弒君首惡趙穿，不辨趙盾弒君的疑似之事，則弒君者必是趙盾，而“三傳”所書不可信。

在六經中，歐陽修認為《詩經》是與它經不同的。他說:“《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对姟逢P此五者，而明圣人之用焉。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欲其成乎?”[1](p1597)五經為體，《詩經》為用，《詩》既要貫五經之“道”，而又有著自身的特點，不同于五經對圣人之志的直接表達。這是典型的從文學角度所作的解讀。由此決定他治《詩》的方法，便是求其本而舍其末，求詩人之意，以明圣人之志。在《詩本義》中，他這樣說:

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善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于口，道其哀樂喜怒于心，此詩人之意也。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錄之，以屬太師，播之于樂，于是考其義類而別之，以為《風》《雅》《頌》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廟、朝廷，下至鄉人聚會，此太師之職也。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采者積多而無所擇?？鬃由谥苣?，方修禮樂之壞，于是正其《雅》《頌》，刪其繁重，列于六經，著其善惡，以為勸戒，此圣人之志也。(略)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別其類，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意，達圣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盵3](p290－291)

詩人感物而發，意在美刺;太師以類編排，用于宗廟朝廷;圣人明其善惡，將詩人之意揭示給世人，以為勸戒。本末分明，所論通達。求詩人之意，通圣人之志，是《詩經》研究應達到的目標。

上文說到，歐陽修治經尤重《春秋》，而他又認為《詩》之本義在于美刺和懲惡勸善，故論《詩》頗與其《春秋》說相通。以《春秋》之法論《詩》，以求詩人美刺善惡之意，通圣人褒貶之志，成為其《詩》學的主要特點。其解釋《王風》，[1](p1602－1603)完全以《春秋》尊王尚賢、寓意褒貶的義法說《詩》，以至認為《詩》三百篇皆寓有褒貶善惡、明辨是非之意。詩人作《商頌》，是為了“大商祖之德”，“予紂之不憾”和“明正武王、周公之心”。[1](p1612)《魯頌》，“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貶魯之強也，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1](p1610)而《風》詩，當“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讹L》之生，天下無王矣”。[1](p1599)

以美刺褒貶說《詩》，必重時世。在歐陽修看來，后人對《詩經》的解讀之所以眾說紛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時世背景不明的緣故?！吧w自孔子沒，群弟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旨?！对姟芬灾S誦相傳，五方異俗，物名字訓往往不同，故于六經之失，《詩》尤甚?！对姟啡儆嗥?，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先后非一時，而世久失其傳，故于《詩》之失時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詩為《風》、為《雅》、為《頌》，《風》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義類非一，或當時所作，或后世所述，故于《詩》時世之失，周詩尤甚。自秦漢已來，學者之說不同多矣，不獨鄭氏之失也?！盵3](p288)所以，歐陽修解《詩》，特注意從時世背景上進行探討。比如《詩·周南·關雎》，孔子、司馬遷、三家《詩》說，皆以《關雎》為周王室衰落時的作品，毛、鄭則以為文王之化，后妃之德。歐陽修傾向于前者，認為此詩的主旨，在于思古以刺今，而非寫后妃之德。這是從時世背景所作的判斷。

歐陽修是文學家，所以，他對時世背景的判斷和對詩人美刺之意的探求，總是與對詩歌本身的理解結合在一起的。他既重背景，著眼圣人之志，又十分注意從文本本身出發，衡之人情常理，對《詩》義進行闡發。他說:“古詩之體，意深則言緩，理勝則文簡。然求其義者，務推其意理，及其得也，必因其言、據其文以為說，舍此則為臆說矣?！盵3](p237)態度很明確。他又總結《詩經》的寫作類型有四:“《詩》三百篇，大率作者之體不過三四爾。有作詩者自述其言以為美刺，如《關雎》《相鼠》之類是也;有作者錄當時人之言以見其事，如《谷風》錄其夫婦之言、‘北風其涼’錄去衛之人之語之類是也;有作者先自述其事，次錄其人之言以終之者，如《溱洧》之類是也;有作者述事與錄當時人語雜以成篇，如《出車》之類是也。然皆文意相屬以成章?！盵3](p192)這都是從文學角度所作的歸納和總結。

仍以《關雎》為例，其曰:

為《關雎》之說者，既差其時世，至于大義亦已失之。蓋《關雎》之作，本以雎鳩比后妃之德，故上言雎鳩在河洲之上，關關然雄雌和鳴，下言淑女以配君子，以述文王、太姒為好匹，如雎鳩雄雌之和諧爾。毛、鄭則不然。謂詩所斥淑女者，非太姒也。是太姒有不妬忌之行，而幽閨深宮之善女皆得進御于文王。所謂淑女者，是三夫人九嬪御以下眾宮人爾。然則上言雎鳩，方取物以為比興，而下言淑女，自是三夫人九嬪御以下，則終篇更無一語以及太姒，且關雎本謂文王、太姒，而終篇無一語及之，此豈近于人情。古之人簡質，不如是之迂也。[3](p183)

從文意上看，既然如毛、鄭之說，《關雎》是寫后妃之德，詩中不應不著一筆，只寫三夫人九嬪，故毛、鄭之說不可取，而所謂美后妃之德，也是“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興，此《關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辭甚美，則哀此之意亦深，其言緩，其意遠”。這才合乎詩人創作的情理。

歐陽修不信毛、鄭，①歐陽修說《詩》，取毛、鄭亦多。如解《邶風·綠衣》，謂:“衛莊姜傷己也，言妾上僭，夫人失位也。(此據《毛詩小序》)其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里?！^:‘綠，間色;黃，正色’者，言間色賤，反為衣，正色貴，反為里，以喻妾上僭，而夫人失位，其義甚明。而鄭改‘綠’為‘褖’，謂褖衣當以素紗為里，而反以黃先。儒所以不取鄭氏于詩改字者，以謂六經有所不通，當闕之，以俟知者，若改字以就己說，則何人不能為說，何字不可改也?況毛義甚明，無煩改字也。當從毛?！?《詩本義》卷十三《取舍義》，第284頁)是從毛舍鄭的例子。再如解《鄭風·出其東門》，曰:“《出其東門》，閔亂也。鄭公子互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思保其室家焉。(此據《毛詩小序》)其詩曰:‘出其闉阇，有女如荼?！^:‘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嵵^:‘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荚娭?，云‘如荼’者，是以女比物也。毛謂喪服，疎矣，且棄女不當喪服。而下文云‘雖則如荼，匪我思且’，言女雖輕美，匪我所思爾。以文義求之，不得為喪服。當從鄭?！?《詩本義》卷十三《取舍義》，第284頁)此又是從鄭舍毛的例子。常常批評其解詩有誤，其所依據的，往往都是文義上的是否平正通達與合理。這更反映出一位文學家的眼光。像他論《小雅·鴻雁》，說:“詩所刺美，或取物以為喻，則必先道其物，次言所刺美之事者多矣。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又如‘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者是也。詩非一人之作，體各不同，雖不盡如此，然如此者多也?！而櫻恪吩娫?‘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晕牧x考之，當是以鴻雁比之子。而康成不然，乃謂鴻雁知辟陰就陽，喻民知就有道，之子自是侯伯卿士之述職者。上下文不相須，豈成文理?鄭于三章所解皆然，則一篇之義皆失也?！盵3](p223－224)這是從以物為喻的手法上所作的反駁。再像《小雅·何人斯》一篇，他論道:“鄭于《何人斯》為蘇公之刺暴公也。不欲直刺之，但刺其同行之侶，又不欲斥其同侶之姓名，故曰何人斯。然則首章言‘維暴之云’者，是直斥暴公，指名而刺之，何假迂回以刺其同侶，而又不斥其姓名乎?其五章、六章，義尤重復。鄭說不得其義，誠為難見也。今以下章之意求之，則不遠矣?！盵3](p237)以文本為基礎，從語言與詩意表達之關系進行分析，指出鄭玄所論不確。又像《衛風·氓》，歐陽修的看法是:“據《序》是衛國淫奔之女色衰，而為其男子所棄困，而自悔之辭也。今考其詩，一篇始終皆是女責其男之語。凡言子、言爾者，皆女謂其男也。鄭于‘爾卜爾筮’，獨以謂告此婦人曰，我卜汝宜為室家。且上下文初無男子之語，忽以此一句為男告女，豈成文理?據詩所述，是女被棄逐，怨悔而追序與男相得之初，殷勤之篤，而責其終始棄背之辭云?！盵3](p201)這則是根據上下文意所作出的解釋。其例甚多，此不贅述。

三、從歐陽修經學看北宋疑經風氣的興起

宋人疑經風氣甚盛，已是經學界所熟知的事實。如樂史疑《儀禮》非周公作，歐陽修疑《周易》“十翼”非圣人所作，李覯、司馬光疑《孟子》，晁補之、鄭樵疑《詩序》，葉夢得疑《左傳》，朱熹疑《尚書》孔安國傳等。自現代以來，學者論之亦漸多。如屈萬里先生《宋人疑經的風氣》、[4]葉國良先生《宋人疑經改經考》、[5]楊新勛先生《宋代疑經研究》[6]等，皆有成績。然論及宋人疑經風氣形成的背景和原因，則或追溯至唐人，或以為與北宋時局密切相關，雖有見地，然少有從北宋士人主體角度進行考察者，而在我們看來，北宋疑經風氣的興起，實在不過是由于當日士人多出于庶族，而學無所師，故無所拘執所造成的。

宋朝文治最盛，君王“與士大夫治天下”，[7](p5370)對儒學也就大力提倡。宋太祖倡武臣讀書，[7](p62)用讀書人，[7](p171)已顯示出崇儒傾向。宋太宗增修國子監，組織儒學之士大規模修書，崇儒意向也很明顯。宋真宗撰《崇儒術論》，謂:“儒術污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后，命歷迭改，而風教一揆?！盵7](p1798－1799)以提倡儒學。宋仁宗即位，更是大力興學。不僅國子學、太學、四門學招生的范圍有極大的擴展，而且地方上的官學也所在多有，慶歷四年(1044年)，他下詔“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府、軍、監應有學處，并須揀選有文行學官講說，不得因循廢罷”。[8](p83)“士之服儒術者不可勝數”。[9](p3658－3659)可見儒學興盛與最高統治者的提倡是分不開的。

北宋士人群體的特征，明顯不同于晚唐五代，已為學界所注意。如，孫國棟先生曾在對晚唐五代北宋人物階層的出身家世進行細致的統計分析后，指出:“唐代以名族貴胄為政治、社會之中堅。五代以由軍校出身之寒人為中堅。北宋則以由科舉上進之寒人為中堅。所以，唐宋之際，實貴胄與寒人之一轉換過程，亦階級消融之一過程。深言之，實社會組織之一轉換過程也?！盵10](p285)故自宋初以來，士大夫業儒者雖漸多，然以處五代儒學、士風衰落之后，學子出身庶族士大夫家庭以至寒門，“少無師傳，而學出己見”的情況，十分普遍。此以歐陽修最為顯例。上文已談到，他認為《周易》的《系辭》、《文言》非孔子所作，《春秋》“三傳”不可信，《詩》毛、鄭所注多有訛誤，“今之所謂《周禮》者，不完之書也”，[3](p292)并稟《春秋》義法，修《唐書》、《五代史》等等。其所以如此大膽地疑經改經，正是因為其“少無師傳，而學出己見”，“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的緣故。[1](p1821)

宋初儒士，多半也與歐陽修相似，家世不顯，貧寒無所師。如宋初撰《易論》三十三卷、“以注疏異同，互相詰難，蔽以己意”的王昭素，[11](p27)曾隱居鄉里，“聚徒教授以自給”。[9](p12808)振起有宋一代士風、倡為慶歷革新的范仲淹，史稱其“泛通六經，長于《易》(案其撰有《易義》等)。學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9](p10267－10268)然觀其身世，卻甚為艱難?！岸q而孤，母夫人貧無所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雹佟稓W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卷二十《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序》，第587頁。其生平行事略參〔宋〕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銘》、〔宋〕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集卷十二等。再有作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著有《周易口義》十二卷、《洪范口義》二卷、《皇祐新樂圖記》三卷等，其“尤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茍趨祿利。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者。學徒千余，日月刮劘，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后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軍居以廣之。五經異論，弟子記之，自為胡氏《口義》?！雹凇菜巍巢滔遄?、陳慶元等校注《蔡襄集》卷三十三《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9頁。其生平行事又可略參《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卷二十五《胡先生墓表》等。在當時影響既大，對宋學的興起產生了重要作用，然看其身世，少時因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復、石介為友，攻苦食淡，夜以繼日，后來方有成就。其他像孫復，“少舉進士不中，通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略)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于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于經之本義為多?！比欢浼沂篮?，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以其弟之女妻之”。[1](p746－747)石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于口”，而“世為農家”。[2](p896－897)周堯卿，世稱其“為學不惑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為期。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于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箋欲詳或遠于情性，非以意逆志者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圣人之意，豈二致耶?”[12](p739)然不聞其何所師，“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而已。[1](p692)還有蘇洵，少喜游蕩，其父亦縱而不問，至二十七始發奮讀書，“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圣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而觀其家世，“三世皆不顯”。[1](p902)至于宋初疑《儀禮》非周公所作的樂史，撰《易證墜簡》、疑《系辭》非孔子所作的范諤昌，③宋人陳振孫謂其“辨《系辭》非孔子命名，止可謂之贊系，今《爻辭》乃可謂之系辭。又復位其次序。又有補注一篇，辨周、孔述作，與諸儒異?！?《直齋書錄解題》卷一《易證墜簡解題》，徐小蠻，顧美華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頁)。前者“好著述，然博而寡要。以五帝、三王皆云仙去，論者嗤其詭誕”，[9](p10112)后者生平行事今已不詳，從他序中所言任毗陵從事，閑退著書看，[13](p8)可知二者家世既非顯赫，學問亦無所師，治學自然少有約束。

清人評價歐陽修的《詩》學，謂:“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頭廢。推原所始，實發于修?！盵14](p121)這個看法亦可移用于對歐陽修經學史地位的總體認識，而歐陽修不但對北宋疑經風氣的興起產生了重要作用，而且他也以其自身的學術經歷，為我們解讀這種疑經風氣形成的原因，提供了啟發和重要的參證。

四、歐陽修的經學與文學之關系

歐陽修的經學對其文學有著深刻的影響。

歐陽修在經學方面既有心得，對文學亦必有自己的見解。他認為六經皆文?！啊对姟贰稌贰兑住贰洞呵铩?，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盵1](p1777)又說:“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盵1](p1177)都是把六經看作天下之至文的。不過，這里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對六經皆文的解釋。他說:

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于后世?！对姟贰稌贰兑住贰洞呵铩?，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略)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稌份d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圣，《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聲名、文物之盛以為辭，后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虿犯?，或刻金石，故其間巨人碩德，閎言高論，流鑠前后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1](p1777－1778)

六經所以為天下之至文，已不是因為其出于圣人之手，而是因為它“事信言文”，因為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所謂“事”，相對于“言”而說，指一切外物、實事，范圍極其廣泛;所謂“大”，即事要關乎君王治政的賢明、國家社稷的興盛、道德風尚的養成、名山事業的創制等重要問題。既重內涵的信實重大，又重文采，而非有所偏頗，事信言文，成為認識六經、衡量文章的標準。

歐陽修也說過“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的話，[1](p1177)但六經既為天下之至文，他的意思也就并非簡單地以道取代文。上文曾談到，歐陽修認為六經之中，五經為體，《詩經》為用，《詩》既要貫五經之“道”，而又有著自身的特點，不同于五經對圣人之志的直接表達，這種對文與道關系的看法是很周全的。他又說:“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于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于事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盵1](p1821)師法六經，然又不像一般儒生解經那樣局限于傳注，而是強調“求其意”，把握六經的內核和精神，意得心定，不為外物所惑，便達到了“道純”(即“道勝”)和自我充實的境界，文章就寫得好。由“意得”到“心定”，由經學到文學，是很自然的事，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歐陽修所說的“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似還有另一層含義，即“師經求意”還要根據自己情性的實際去體貼，這里有個心與意的關系問題。心與意二者自然相合，才能真正做到內心充實，然后“發為文者輝光”。他說道:

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為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鬃又怠兑住?，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為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顏回同一師，其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于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為華，張其言以為大。夫強為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為辭，不規模于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于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1](p1849)

六經為道雖一，其內容和文辭卻各有特點，后人師之，當然也應根據各自情性的不同作出選擇，心與道合，才是真正的內在充實，也才能“發為文者輝光”，特色各具。

師法六經，不僅要師其道，也包括師法其“言語文章”。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其特征之一，就是言簡意深。上文談到，歐陽修認為，“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簡，其義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叢脞之如此也?！绷浿?，歐陽修對《春秋》最為推崇，研治亦深?！洞呵铩窞楹笕酥匾?，主要在于其春秋筆法，稟筆直書，褒貶善惡，而從其文字上看，則記事極為簡略，本身似并無多少文學價值。然在歐陽修看來，《春秋》言雖簡而意則深，正是文章創作師法的典范。比如他論《尹師魯墓志銘》就說:“《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盵1](p1917)也就是說，文章寫作要言簡而意深，正像《春秋》魯莊公三十二年記魯子般被殺事一樣。子般為莊公之子，莊公卒，子般即位，慶父(子般叔父)使人殺子般，立閔公。本來已即位的子般，因莊公去世后尚未安葬，故雖被殺，亦無名位，而不書“弒”、“殺”或“薨”，僅以“子般卒”書之，顯然是諱其事。種種深曲，都不明講，然刺責、懲惡之意必在其中，如歐陽修所說，真是“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了。

為文要做到言簡意深，就需要“有法”，僅僅是言簡，是難以達到意深的目標的。歐陽修認為:“‘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盵1](p1916)故其文學創作，受其經學尤其是《春秋》學的影響甚大。所謂“簡而有法”，就是既要言簡意深，又要選材精當，詳略分明，善于裁剪。早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歐陽修任西京留守推官時，僅二十六歲的他，就已和尹洙在古文創作上開始簡而有法的創作實踐。西京留守錢惟演建雙桂樓初成，命二人作記?！坝朗逦南瘸?，凡千余言。師魯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記?！俺?，永叔服其簡古?！盵16](p81)又建臨軒館，請謝絳、尹洙和歐陽修作記。文成，謝絳用五百字，歐陽修五百余字，而尹洙僅用三百八十余字。然歐陽修“終未伏在師魯之下，獨載酒往之，通夕講摩”?！皠e作一記，更減師魯文二十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17](p38)由此可見其創作的觀念和追求。歐陽修曾撰《尹師魯墓志銘》一文，又撰《論尹師魯墓志》，最能見出其為文簡而有法的用心。此文極為簡潔，為論述的方便，不妨全引如下: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葢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于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

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長于《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茍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于敢為，其所以見稱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窮以死。

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愿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陜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后諸將敗于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

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敘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于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御戎長久之計。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于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

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后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幾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

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余貲?？推鋯视谀详?，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徃賻之。然后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1](p767－769)

初讀此文，甚至會覺得他過于簡單，記事也嫌瑣碎，然細案此文，參之以作者自道曲折的《論尹師魯墓志》，則會發現它是簡而意深、簡而有法的，充分體現了作者的文學觀念，用心很深。尹洙的文章、學術、對政治的見解和實際的治事才能，世人皆知，所以就說得很簡略，只是指出他的文章特點是“簡而有法”，學術上能通古今、擅《春秋》，論政合于儒道，遇事勇于作為而已。不過，這些方面雖敘述都很簡略，但用意卻很深。比如稱尹洙文“簡而有法”，這樣的評價，是只有孔子的《春秋》才能夠承當的;稱尹洙學通古今，這話也只有孔、孟能當之;稱尹洙議論能符合儒道，那也是非孟子所不能當的。至于歷敘尹洙的仕宦經歷，尤其是他在西北邊地與西夏的戰爭中的施為，則是要說明其實際的政治才能。把尹洙與儒家圣賢相比，甚而看作是孔、孟式的人物，評價不可謂不高，用意不可謂不深了。然而在歐陽修看來，尹洙的這些優點和長處，還不是最值得表彰的，值得表彰的是尹洙平生的忠義大節，世人未必皆知，故有必要重點加以敘述。然能見出尹洙仁義大節的事很多，是否要一一鋪敘呢?當然不是。作者舉出二事:一是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批評呂夷簡擅權被貶，尹洙上書自請同貶，二是臨終言不及私。景祐三年的范、呂之爭，是北宋政治舞臺上的一件大事，是慶歷革新的前奏，它反映了崇尚名節、革弊圖新與恪守祖宗家法、因循守舊，這兩種不同的士風、政風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尹洙在此事件中鮮明地站在范仲淹等革新派人士一邊，歐陽修書之，以此表現尹氏的大節，是很正確的。在現實生活中，一個人的大節，又往往會在面對生死禍福的關鍵時刻表現出來。尹洙臨終之際，言語談吐，不涉一己之私。其平生忠義大節、志氣與心胸，可想而知。故歐陽修要特別書上一筆。從文章選材上看，這是十分精當的，真可謂“簡而有法”。文中又述及尹洙被仇人陷害事，并不為之多加辯解?，崿嵤黾捌渖砗笃拮觾号Ь街疇?，也未多加議論。前者不作辯解，是因為既然上文說到“其窮達禍福無愧于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后者特于文中記述之，是“欲使后世知有如此之人，以如此事廢死，至于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1](p1917)從歐陽修的夫子自道中，我們會恍然大悟，原來他是要以至簡之語，深寓褒貶美刺之意，正所謂“《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后為師魯稱冤也。故于其銘又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后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1](p1917)歐陽修的經學對其文學的影響，于此愈益分明了。至于文中論及尹洙喜談兵一事，既補說其才能，又能見其愛好，使其形象更飽滿，也是簡而有法的。其他如《杜祁公墓志銘》，重點論其為人廉潔、治事明敏的大節，也是能“紀大而略小”的經意之作，[1](p1843)此不再贅述。

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又是平易近人的。歐陽修曾多次談到，“君子之于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見于文章，而發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1](p1759)“道易知”，決定了“言易明”。歐陽修主張，文學創作的語言和風格也應是簡潔流暢、平易自然的，凡晦澀怪僻者，皆不可取。他贊揚石介的以儒道自任，以天下為憂，但對其文章中“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的傾向，則持明確的批評態度，而對其手書的難辨點畫，“駭然不可識”，更是認為“何怪之甚也”。[1](p1764)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歐陽修權知禮部貢舉，“時舉者務為險怪之語，號‘太學體’。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預奏名。初雖怨讟紛紜，而文格終以復故者，公之力也”。[18](p540)即是其為文主平易而黜奇險的顯例。至于歐陽修本人的文章風格，則蘇洵早已言之，“紆余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19](p328－329)這與《春秋》一書的“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20](p870)既相吻合，也是與歐陽修平易暢達的文學觀念相一致的。此為論者所熟知，可不再贅述。

六經皆文。歐陽修的經論是富有文學色彩的。

這可以《春秋論》為代表?！洞呵镎摗啡?，上篇區分圣人、君子，進而區分經、傳，二者相較，經可信而傳有疑。歐陽修于此并未進行論述，只是提出在魯隱公為“公”還是“攝”、趙盾是否弒君、許世子是否弒悼公的問題上(這些問題的提出，并非隨意，而是涉及名分、實錄的大問題)，經可信而傳無據。這雖是從經、傳作者的角度立論，從人情常理和感性上所作的判斷，卻有難以辨駁的力量。當然，僅從感性上判斷還不夠。接下來中篇、下篇便從孔子修《春秋》的宗旨出發立論，認為《春秋》的宗旨，既然是“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1](p549)那么，上述問題的衡量和判斷，也都應以此為標準?！洞呵铩窌旊[公究竟是“攝”還是為“公”，這牽涉到名分問題，孔子必不會輕易下筆?！白灾芩ヒ詠?，臣弒君、子弒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于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眾君誣以為公乎?”[1](p549)當褒未褒，于理不應如此，何況“《春秋》辭有異同，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惡難明之際，圣人所盡心”呢?[1](p550)現在的事實是，《春秋》中記魯隱公事(如盟或薨)，“孔子始終謂之公”，[1](p546)則“三傳”以為“攝”而非“公”，當然也就不可信了。至于《春秋》書“趙盾弒其君夷皋”、“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傳”以為弒晉靈公者非趙盾而是趙穿，弒許悼公者非太子止，止不過是未嘗藥致悼公被毒病亡也?！皬s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于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比绱酥卮蟮膯栴}，孔子同樣是非常慎重的。歐陽修認為，如果殺晉靈公的人是趙穿，殺許悼公的人是太子止，當貶則貶，孔子決不會隱而晦之，即使趙盾、許世子止有弒君之嫌，也應首書弒君者趙穿和許世子止，而次及趙盾和太子止?；蛘?，趙盾、許太子止弒君之事，只是疑似難明，孔子也應為其辨明?，F在既不書趙穿弒君事，對趙盾弒君事又不加辨明，而直說弒君者趙盾、許太子止，那后人只能相信孔子所書，而不應信“三傳”，妄加猜測。歐陽修從《春秋》書法上所作的上述判斷，是整體性的、宏觀的，因其符合人情常理，內在的邏輯性也就很強，因而也就有很大的說服力。他并沒有對具體的史實作細致的辨析，也沒有繁瑣考證，因為在他看來，歷史久遠，文獻不足，后人若僅憑著只言詞組就做出準確判斷，幾乎是不可能的。蘇軾在《六一居士集敘》中曾說道:“(韓)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于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于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嘩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盵21](p978)《春秋(三)論》雖只是一篇經論文字，但從中所反映的卻不僅僅是作者的經學思想，它鮮明地表現了一位敢于疑古、以振起儒道為己任的士大夫的形象和風節。

《春秋論》的文章結構和語言，與歐陽修的其他文章一樣，也同樣有著鮮明的個性和特點?！洞呵铩方泜鳉v來少有人懷疑、議論，歐陽修大膽提出信經疑傳的看法，除了從正面立論之外，還需要對一些傳統的觀點進行反駁。因此，在結構上便采取了問難的形式。像上篇一開始他提出自己對《春秋》經傳的總體看法，就是一問一答。他說:“事有不幸出于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眾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舍眾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圣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圣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盵1](p545－546)明確提出在遇到疑信難從的問題時舍君子而從圣人的觀點。接下來由信從圣人自然推及從經舍傳，是正面立論，而末又舉出難者之辭予以反駁，進一步強調自己的觀點。結構清晰，層次分明，語言風格則抑揚頓挫，紆徐婉轉，平易暢達。中篇、下篇亦然，問答駁難，從容不迫，而又論述有力。有時候，為了更好地表達自己看法，還多用引物連類之法。像《春秋論》下篇論證《春秋》經所書趙盾弒晉靈、許世子止弒其父事可信，就說道:“問者曰:然則夷皋孰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于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鬃訒鵀椤畯s君’，則止決非不嘗藥?！盵1](p553)選取日常生活中的情事，引物比類，于問答之中，來表明自己的看法，平易親切，而令人信服。

綜上所述，我們以為，歐陽修在經學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六經之中，他最深于《易》《詩》《春秋》。其解經的突出特點，是本之人情常理，自成一家，尤其是疑《周易》之《系辭》《文言》非孔子所作，《春秋》“三傳”不可盡信，《詩》毛、鄭所注多有訛誤，《周禮》亦不完之書等，對北宋疑經風氣的形成和后代學術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中國經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實與其家世不顯，貧寒無所師，有著密切的關系。其少無所師，故能學出己見，無所束縛，大膽疑經。這為我們解釋疑經風氣何以會在北宋出現，提供了一個切實的參證。歐陽修的經學對其文學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無論是其關于師經應求其意和事信言文觀念的提出，對言簡意深和言簡而有法的強調，還是對紆徐婉轉、平易暢達的文學創作風格的追求，都可以從其經學中得到合理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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