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地為牢的身份認同——評阿馬迪亞·森《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象》

○劉莉

近日，網上流傳一個短片引發眾議。一對內地夫妻在香港街頭讓小孩在路邊小便，引來一名男子不滿并拍攝，雙方爭執沖突。事件在香港和內地的輿論持續發酵，兩種觀點針鋒相對。一種是指責當街小便不文明，從而引伸為大陸客素質低下；一種是小便出于無奈，可以理解。爭論的本質最后不只是在于事件本身，而形成兩種對立的是香港人與內地人在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上的隔閡。輿論的個體也出現了站隊跟風，大陸人和香港人似乎也出現了黨同伐異的傾向。為什么港人和內地人之間會產生如此大的沖突與爭執？

著名經濟學家阿馬迪亞·森由于印度人的身份曾遇到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英國希羅思機場入境的時候，被移民局的官員詢問了他與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關系，因為他的簡歷上印有他擔任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的頭銜。森教授當時遲疑了片刻，這一舉動加深了移民局官員的懷疑，盡管后面事情的解決頗為圓滿，但這引發了森教授關于“身份”的思考。他從個人身份認同的社會反思拓展到對關于世界文明緊張沖突的根源討論，這些富有創見性的觀點集中體現在他的著作《身份與暴力》之中。

關于“身份”的討論，當代倫理學和政治學曾流行過兩種觀點，一是社群主義，二是文明的沖突。社群主義的基本觀點是：一個群體的成員共享著一種身份，在此意義上，他們也利益共享，并且在實際行動中以共有的身份和價值觀去追求共同利益，實現自我價值。這種觀念倡導每個個體都充分認同群體身份，而忽略自我存在的獨立意識，在群體價值觀紐帶的聯系下，人們進入一種特殊類別的互惠關系之中，而這些被分享的共有價值觀，成為個體參與公共生活的手段和方式。

文明的沖突是美國當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國際政治理論家塞繆爾·亨廷頓在其影響廣泛的著作《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的觀點。他認為，當代世界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有許多文化和文明并存，也就是一個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異決定了國家間的對抗和聯合，因此，文明的沖突是全球不穩定因素的根源，也是現代地區爆發沖突的根源。由此，亨廷頓在理解未來國際關系的一個重要推論就是，西方國家的普世主義正日益把其他文明對立起來，形成沖突，從而對世界和平產生威脅。

這兩種流行的觀點在森教授的《身份與暴力》一書中都給予了反駁。他認為社群主義忽視了個體生命無限發展的可能。身份認同感一方面可以給人帶來驕傲、歡愉、力量和信心，有助于個體擺脫狹隘的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很多情況下，身份認同是一種強烈的、排他性的群體歸屬感，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不同群體間疏離甚至沖突的理由。社群主義過分強調群體歸屬而拒絕了各種不同文化身份之間理解和溝通，文化身份認同的感性沖動往往使得人們忘記了人本主義的思考。至于文明的沖突，他認為文明視角的思維缺陷是關于文明之間必然相互沖突的根本理論缺陷。這種視角抹煞了人類建立其他多樣化關系的可能，比如根據藝術、科學、科技、貿易等人類共同興趣建立的多樣化的聯系與活動，從而過分強調沖突的必然性卻關閉了“在文明之間進行對話”的閘門。

森教授的身份觀是自由主義身份觀的代表。他的身份理論是基于“我們是大體一樣的，人們之間的差異是多種多樣的”基本認識而生發出來的一種自由主義身份價值觀。森教授幼年時期曾擁有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20世紀40年代，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教徒之間經歷了騷亂與分裂。他印象中1月份還是寬宏大量的人群，瞬間在7月份就變成了心狠手辣的印度教徒和殘暴無比的穆斯林。被套上單一好斗與宗教仇恨身份的民眾，在劊子手的唆使下主導了這場暴力沖突事件。他反思這些由于宣揚單一身份觀念而引發的宗教對立與暴力沖突，認為，人們必須承認身份的多樣性，并用相互競爭的身份認同來挑戰單一的好戰的身份認同觀。共有人性的這種寬泛的認識以及個體擁有多重身份的觀念，應該成為人們理性判斷個體歸屬與行為的基本依據。人們應該自覺運用自由主義與人本主義的思維邏輯來抵抗宣揚單一身份觀念的宣教者利用人們簡單的非理性的思維進而鼓動誘發人性中好戰的沖動。

然而我們的世界依然被視為是由各類宗教、文化、文明組成的。人們同時擁有的如經濟、階級、性別、職業、道德、志趣等身份特征依然不能作為人群劃分的依據。這種單一劃分構成了我們現實世界中各種沖突與暴力的根源。尤為可悲的是，各種試圖克服人類文化暴力沖突的努力也僅僅局限于單一劃分觀的思維模式的桎梏中。森教授認為，對抗暴力群體內善意的“溫和派”領袖游說他們宗教內驅逐極端主義分子的時候，即使在必要時重新界定其宗教的意義，但依然并沒有突破身份的限制，忽視同一個人還屬于其他群體。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和內容被削弱，人被身份限制在狹小的界定中，這既不能根本解決暴力的產生，也排斥了其他可以克服暴力的途徑。只有充分認識我們生活中身份的多樣性，并且以此作為人類的共識性思維和解決矛盾溝通的依據，也許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世界和平。

承認身份的多樣性，并把此作為行為準則，看上去道理十分淺顯，但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依據單一身份作決斷而導致的沖突依然屢見不鮮。過分強調民族身份從而把個體自由無限渺小化，最后的結果就是讓普通的民眾服從暴力傾向，并使之從邏輯上合理化。當手拿屠刀的暴徒砍殺無辜群眾的時候，難道他就不應該是一個孩子的父親嗎？難道他就不能是一位慈祥母親的兒子嗎？難道他就不能是一個美麗妻子的丈夫嗎？難道他就不能是一個自食其力、有正當職業的公民嗎？一個人的身份本應豐富多樣，民族歸屬感是其中一種而已，排外的歸屬與寬容的接納本可以攜手同行。

單一身份引發的沖突不僅僅是在重大暴力事件上，在日常生活的瑣事中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行為。近日，網上流傳一個短片引發眾議。一對內地夫妻在香港街頭讓小孩在路邊小便，引來一名男子不滿并拍攝，雙方爭執沖突。事件在香港和內地的輿論持續發酵，兩種觀點針鋒相對。一種是指責當街小便不文明，從而引伸為大陸客素質低下；一種是小便出于無奈，可以理解。爭論的本質最后不只是在于事件本身，而形成兩種對立的是香港人與內地人在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上的隔閡。輿論的個體也出現了站隊跟風，大陸人和香港人似乎也出現了黨同伐異的傾向。這是單一身份引發隔閡和沖突的一個典型的生活案例。當街小便自然不雅，但也是人之常情，似乎不應該借題發揮，上綱上線。然而由于身份認同的隔閡，香港與內地制度和價值觀的差異，這個港人過分的強調了不雅行為的主體的“大陸客”身份，導致了他過激行為的產生。而大陸人在后面的輿論中，又過分的強調了拍攝主體的“香港人”身份，而導致后面輿論對香港文化的黨同伐異。試想如果這個生活不能自理，不得已需要當街小便的孩子的監護人當時說著粵語，是否拍攝者就會上前勸誡而非拍攝了呢？如果這個拍攝者某日酒醉不得已當街嘔吐，是否也會被其他人扣上不文明、素質差的標簽呢？由此可見，單一身份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我們的判斷和行為，這種影響往往導致非理性的對抗及非理性的對話。

畫地為牢的單一身份形成了暴力和沖突的陷阱。認同單一身份，往往是自我放棄理性思維的一種被動的、盲從的選擇。這種選擇放棄了自我的追求、個性的自由、生命的尊重，還有人性的善意。如何突破人類暴力命運的幻象？森教授在《身份與暴力》中給出了解決暴力困境的一種構想：現實世界和諧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對人類身份多重性的更為清晰的把握，反對將人們按照某一單一的、鮮明的界限來進行劃分。只有承認我們生活中關系的多樣性，并且作為這個世界的共同居民的理性地思維，而不是硬把人們塞入一個個狹窄的“盒子”中，也許才有可能實現世界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