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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西北“三位一體”大聯合的形成及其歷史地位

2014-04-28 04:05齊文娟
黨史博采·理論版 2014年3期
關鍵詞:歷史地位東北軍三位一體

齊文娟

[摘要]延安作為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源地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發祥地,在中國抗戰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本文試圖從西北“三位一體”大聯合的形成條件入手來進一步闡述其在建立陜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所起的關鍵性作用,以為新中國建設奠定深厚的理論支撐和堅實的實踐基礎。

[關鍵詞]東北軍;西北軍;大聯合;形成條件;歷史地位

一、關于西北“三位一體”大聯合形成的條件解析

(一)關于東北軍聯共抗日的形成條件

東北軍是以張學良為主要統帥的東北地方軍的總稱,它的前身是奉系大軍閥張作霖所統轄的奉軍。1928年底,張學良舉行東北易幟后,編為東北邊防軍。1935年5月到6月期間,張學良身兼“西北剿總”的重任,將軍隊開往西北進行“剿共”,但結果卻出人意料。

1935年9月中旬,東北軍連續發動了嶗山戰役、榆林戰役和直羅鎮戰役,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損失尤為慘重。此時,蔣介石和何應欽不但不給相應的物質補充,而且還撤銷了被殲三個師的番號。血的事實和教訓,使得張學良認識到“剿共”的道路行不通,必須另辟蹊徑,從而為聯共抗日的形成奠定了有利的客觀條件。

中共針對上述情況,及時抓住這個機會,在充分考慮張學良將軍具有偉大的愛國情操并渴望和平統一的思想下,決定積極采取上下層相結合,內外相結合等策略,爭取與東北軍一同聯共抗日。具體措施為:1.有效的開展了相應的政治宣傳工作。193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紅軍領導人以公開信的形式發表了《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不僅肯定了東北軍在以往抗戰中所取得的輝煌業績,而且還呼吁東北軍與紅軍結合起來,一同抗日;2.通過教育,感化并釋放戰爭中的俘虜。東北軍在進攻陜北時,曾被俘4000人,損失慘重。中共針對這一現狀,不但沒有對其俘虜進行虐待,而且還對他們進行了耐心細致的政治思想教育,發給他們《八一宣言》等文件,對他們進行抗日救亡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教育,待他們學有所成之時,便分批釋放,以使其回到東北軍后成為黨和紅軍的宣傳隊,感化更多的有志之士;3.與東北軍建立了部隊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1935年冬到1936年上半年,東北軍的六十七軍、五十七軍都與紅軍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紅軍經常邀請東北軍參加他們的戰地聯歡會,使得中下層官兵的關系日益密切;4.中共領導人采取直接與張學良等上層領導人會談的方式,以達成協議。中共領導人不計前嫌的胸懷和真摯的誠意,感動了張學良及其下屬官兵。1936年4月9日,應張學良的要求,周恩來與張學良在延安(膚施)橋兒溝教堂舉行了秘密會談,雙方坦誠的交換了意見。張學良不僅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張,而且還提出了爭取蔣介石抗日的寶貴意見。中共領導人經過再三考慮,決定把“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這一重大的改變,不僅團結了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的廣大官兵,而且也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及其國民黨各地方實力派的同情與擁護。6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9月,又與東北軍正式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使得雙方正式解除敵對狀態,共同結成反日同盟。

(二)關于西北軍聯共抗日的形成條件

西北軍是以楊虎城為主要統帥的西北地方軍的總稱。1919年由“參戰軍”改編為“西北邊防軍”。楊虎城及其率領的西北軍素有進步之名,與中國共產黨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因楊虎城早年參加過辛亥革命,對中國共產黨也有一定的了解,加之他個人又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和豐富的政治斗爭經驗,故此,為西北軍聯共抗日的形成奠定了主觀的前提條件。

早在1923年,楊虎城就認識了中共黨員魏野疇,并深受其影響,對中國共產黨的理念表示一致認同。為此,在大革命期間,他曾堅守西安孤城八個多月。當他得知蔣介石叛變革命后,毅然進行抵抗,堅決不執行馮玉祥所下達的“清黨”命令,從而保護了大批的中共黨員。后又因東北軍尚未到達陜北,被迫執行蔣介石的反動政策,進行戰爭。但楊虎城表面與紅軍進行交戰,實際上卻已與中共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

中共針對楊虎城在其自己的部下任用了一批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諸如南漢宸、申伯純等人,便以此作為橋梁與其進行溝通,逐步展開了對西北軍的統戰工作。1935年,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申伯純到南京與楊虎城會談,并向楊虎城及時通報了《八一宣言》的主要內容及其有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有關政策,希望楊虎城能夠與紅軍建立密切的友好合作關系。楊虎城聽后,隨即表示同意中共的政治主張,并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愿與臺軍訂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的協議,并實行西北大聯合。1936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王世英到西安與楊虎城商談聯合抗日的問題,會談中楊虎城完全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張,雙方商定:1.紅軍與西北軍各守原防,互不侵犯;2.再派代表,密切聯系;3.在西北軍掩護下建立紅軍交通站、運輸站;4.共同為抗日進行準備工作。[1]協議達成后,富縣、西安等地相繼建立了交通站和運輸站,雙方也再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戰爭沖突。由于黨中央堅持不懈的努力,在1936年3月到4月之間,分別與東北軍和西北軍建立了統一戰線的關系,并促進了東北軍與西北軍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使得兩軍官兵日益親如一家。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中央關于逼蔣抗日的指示》,提出我們的方針是“逼蔣抗日”。至此,西北“三位一體”大聯合的格局得到初步的確立,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二、關于西北“三位一體”大聯合形成的歷史地位

首先,西北“三位一體”大聯合的形成,不僅破壞了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而且還對其所采取的不抵抗主義政策給予了有利的回擊。國民黨部隊以及張、楊的部隊,原本都是以“剿共”的任務出現,而當西北統一戰線建立之后,他們卻以共同抗日為目標,并積極為抗戰做準備。在中共中央的積極幫助下,東北軍與西北軍還聯合創辦了“王曲軍官訓練團”以著力培養軍事干部。同時還派人到山西的閻錫山、新疆的盛世才等部宣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

其次,西北“三位一體”大聯合的形成,不僅緩解了敵我雙方在國內長期發生戰爭的深層矛盾,而且使得紅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迅速的恢復與發展。中共中央與國民黨軍隊簽訂停戰協議后,取得了休養生息的好機會。陜甘寧邊區抗日革命根據地不僅有了相對穩定的和平發展期,而且在東北軍與西北軍的聯合幫助下,交通與貿易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轉。據統計,1935年底,中央紅軍到達陜北時兵力還不足三萬,到1937年初,就增加到了七萬多人,從而為全國抗戰積累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資源。

再次,西北“三位一體”大聯合的形成,不僅體現了黨在西北地區實施統一戰線的偉大勝利,而且還促進了西北地區抗日救亡群眾運動的蓬勃興起。1936年下半年,西北地區的抗日救亡群眾運動普遍興起。6月初,由李木庵、徐彬如等人組織了“西北各界救國會”。9月初,又以東北軍軍人為基礎建立了“東北民眾救亡總會”,這兩個抗日救亡團體廣泛聯合社會各界的仁人志士,以開展救國宣傳組織。12月9日,由“西救”和“東救”發動的以學生為主的紀念“一二·九”運動周年大會,把西北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推向了高潮。

最后,西北“三位一體”大聯合的形成,不僅導致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的發生,而且還成為了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和擴大的政治基礎?!叭灰惑w”的局面形成后,停止內戰,“逼蔣抗日”則成了他們共同遵循的指導方針,而西安事變則是進行“逼蔣抗日”的關鍵行動。西北統一戰線的形成,不僅促使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而且還成為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從此十年內戰的局面基本結束,國內初步實現和平,為國共第二次合作營造了穩定的社會環境。

綜上所述,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是黨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西北地區“三位一體”大聯合的形成,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在西北地區勝利的偉大標志,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F今,我們重溫黨在延安時期、在陜甘寧邊區統一戰線的生動實踐,總結其豐富的歷史經驗,不僅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而且有深刻的現實啟迪。

[參考文獻]

[1]中共延安市委統戰部組編.延安時期統一戰線研究[M].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1,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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