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國格

資中筠

記得過去曾看到一則消息，某地有一家工廠的外國老板不知何故被觸怒，競罰全體員工（多為外地民工）下跪，只有一人寧愿被開除也不肯下跪（大意如此）。于是報紙紛紛報道，文章大多做在贊揚這位工人維護了“國格”上，說明中國人是不可侮的。我當時首先冒出來的想法是：假如那老板是中國同胞呢？那工人的行為是不是意義就不那么重大了？媒體還會給予這樣的關注嗎？這件事并非孤立的，媒體處理的方式也頗有代表性，引發出許多思考，當時沒有整理成章，現在仍感到有許多話如鯁在喉，一吐為快。

問題之一：這種逼人下跪的事與國籍有什么關系？如果是中國老板，就可以容忍嗎？就不用反抗了嗎？那民工拒絕了，是維護了自己的人格和尊嚴。但是他被開除了，因此他的勞動權仍然受到了侵犯，老板還是得逞了。當一個民工只能犧牲勞動權來維護自己的起碼的人格（不論老板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時，實在看不出“國格”得到了怎樣的維護和伸張。

問題之二：這位民工的行為值得大書而特書，是因為只有他一人拒絕，其余的人全屈服了。為什么會是這樣？是“愛國”覺悟不夠高嗎？按照維護“國格”的邏輯，他們應該認識到，那是與洋人打交道，一舉一動代表國家尊嚴，盡管背井離鄉出來謀生，也應為了國格而犧牲飯碗。他們可能這樣思維嗎？另一方面，國家有《勞動法》，他們原來是有權既拒絕受辱又保住飯碗的，他們知道嗎？即使聽說過，實際上在受害之后，可以向哪里去告，又由誰來為他們主持公道，維護權利，他們心中有數嗎？感到有依靠嗎？就是那名因拒絕下跪而被開除的工人，后來還是別處向他伸出同情之手，雇用了他。原來的老板并沒有被迫改正錯誤，重新接受他，也沒聽說受到了什么懲罰。

問題之三：那為數眾多的民工原來在家鄉是在怎樣的氛圍下成長起來的？在家長、村長以及一切比自己有權威的人面前是否習慣于人格得到尊重，還是經常被打罵、侮辱，不以為怪？他們是否接受過基本的公民教育，是否意識到每個人擁有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也有應該遵循的基本行為規范，以此要求自己也要求他人？從目前廣大農村的情況看，恐怕個人尊嚴得到尊重，個人權利得以維護的境界還不是普遍的。那么，出門打工，受氣、受辱，也許并不如我們坐在書齋中感到的那么反常而不可容忍?！笆靠蓺?，不可辱”，那是中國士大夫的傳統，對于食不果腹、“天高皇帝遠”的黎民百姓來說，是一種精神奢侈。他們被迫鬻妻賣女時，如果遵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禮教，怕只有餓死或自殺了。這也可算是“禮不下庶人”（當然，在君主專制下士大夫也未必能免于受辱，“失節”云云也是精神奴役的枷鎖，那是另一范疇的問題）?，F在，解放了，當然與封建時代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廣大老百姓離真正的精神解放還有相當長的路。在相當多的百姓日常生活中人格沒有受尊重的習慣之前，要求他們維護“國格”，既不現實，也不公平。

從媒體透露出來的星星點點消息來看，外出的民工也好，留在本鄉的農民也好，權利受到這樣那樣侵犯、人格受到程度不同的侮辱的并不是個別情況。加害者多為同胞而非洋人。宣傳的角度似乎只是以簡單的揭露為主，很少像上面這個案例那樣從鼓勵受害者站起來維護自己的尊嚴和權利出發。是不是只要不是受洋人的氣，人格就不重要了呢？

此類論調在宣傳報道和文藝作品中比比皆是，似乎也有些公式化了。國人有一種習慣的思維（至少宣傳的主調是這樣），一切動力都來自反抗外來壓迫，否則就失去了“崇高”的依據。其實有些問題與“國格”有關，大量的是無關的。須知真正一舉一動都應該代表“國格”的是外交官，那也只是在職位上的時候。對于普通中國人，現在最需要的是提高“人格”覺悟，理直氣壯地呼喚“人”的良知，知道什么是人人平等擁有的、不可侵犯的權利，懂得維護自己的并且尊重他人的人格的權利。果真做到這一點，中國人總體“人格”提高了，在世人眼里“國格”自然也提高一步。

我愛我家，我愛我國，不但因為我生于斯、長于斯，而且因為它是保護我的人格和權利的最后依靠。每個人都有心為除惡揚善，把家園建設得更美好而貢獻一份力量，這是民心正常的表現，本來不需要靠洋人壓出來的。

（選自《書屋》2000年第8期，有刪節）

思考人類面對的共同問題

劉洪濤（1962-），著名作家，陜西眉縣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所教授，著有《（邊城）：牧歌與中國形象》《沈從文小說新論》等，譯有《沒有國家的人》《藝術有什么用》（與人合譯）。

《沒有國家的人》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超越“國家”，進而思考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地球，我們共同的家園”并不是一個離我們很遙遠的話題，也不是非?？斩吹氖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