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1979年的理論務虛會

江春澤

粉碎“四人幫”后，根據十屆三中全會的決定，黨中央臨時組建了“中央宣傳口”，由耿飚負責。1977年春天，我從北京大學被借調到宣傳口工作。

此后的兩年多時間里，我經歷了一系列意識形態領域撥亂反正的斗爭，包括理論務虛會的全過程。把我親歷的史實記錄下來，對于關注這段歷史進程的讀者來說，也許有一些“拾遺補缺”或“溫故知新”的作用。

真理標準大討論中的論爭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中央宣傳口”重建為中央宣傳部，耿飚另有他任，由張平化擔任部長。

中宣部決定把原為民主黨派報紙的《光明日報》改版為專門面向各界知識分子的報紙，當時正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班學習的楊西光被選派擔任總編輯。楊西光到任后，召開了一系列座談會，征集如何辦好《光明日報》的意見。

我當時正在中宣部參加全國第一次宣傳工作會議的籌備工作，擔任調研組組長。我們曾召開過許多不同界別、不同層次的調查會，僅在中央黨校高級班的省部級干部中就座談過12次。由此，楊西光也找我去參加《光明日報》的座談。

在座談中，針對當時理論界存在的所謂“經濟學繁榮、哲學貧困”的局面，我建議他找一個能帶動哲學界活躍的問題來討論。當時，我們都認為，“兩個凡是”是撥亂反正的最大障礙，必須通過公開的討論，明確什么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楊西光說，他看報紙大樣時發現一篇來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談到這個問題，他已決定將其從哲學版抽下來，加以修改提高后刊載在第一版。

但是，楊西光覺得這篇稿子是一位大學教師寫的，學術味濃一些，有些學究氣，需要大改，因為我正在搞理論戰線上的撥亂反正調研，他問我找什么人來修改比較合適。我告訴他，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也在思考和醞釀寫作同樣的問題，我建議他請示胡耀邦，可否找吳江（當時的中央黨校教育長兼理論研究室主任）來商量，請該研究室副主任、哲學專業教師孫長江來修改。

修改原作，需要征得原作者的同意。恰好我知道全國部分政治理論課教師正在北京朝陽區黨校開研討會，我日前也在那里召開過調研座談會，知道《實踐》一文的原作者胡福明正好在那里參會，于是建議楊西光邀請孫長江與胡福明一起來面商如何修改。楊西光表示同意。

據了解，此后，《光明日報》理論部、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與原作者經多次集體修改，歷時一個多月，最后報送胡耀邦審閱，這篇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題、署名為“本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于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報》頭版發表。第二天，《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全文轉載，新華通訊社也向全國發了通稿。

文章發表后，反響熱烈，也引起了軒然大波。汪東興要求中宣部查一查，所謂的特約評論員是誰，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華國鋒也在胡耀邦面前點了楊西光、胡績偉（《人民日報》總編輯）、吳江的名。中宣部部長張平化把各省來京參加教育工作會議的團長請來座談，叫大家對這篇文章“用鼻子嗅一嗅，看看是香的還是臭的”，要求大家回去向省委領導匯報。

正當持實踐觀點的人處境十分困難的時候，鄧小平在一些內部講話中鮮明地表態說：“文章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嘛！扳不倒嘛！”但是，汪東興還繼續在新聞單位負責人的會議上批判《實踐》一文，并點名批評胡耀邦。

在這期間，中宣部調研室主任戴云曾多次企圖說服和爭取部長張平化支持《實踐》一文，并且把小平的態度也告訴了他，均無效果。最后一次，他對戴云說：“我寧可政治上犯錯誤，也不愿組織上犯錯誤，我得聽東興的?！?/p>

其實，這位部長也是深受過“四人幫”迫害的老革命家，身居要職，在此嚴峻關頭，不能站到支持《實踐》一文的立場上來，戴云和我們這些當時的部下都深感遺憾。

胡耀邦號召肅清理論專制主義

據了解，鑒于在真理標準大討論中的所謂“凡是派”與“改革派”之爭，葉劍英建議中央召開一次理論務虛會，讓不同意見展開民主探討，以便統一認識。這個建議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得到通過。

1979年1月18日，也就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后不到一個月，會議就召開了。在三中全會上，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所以由他負責務虛會的籌備工作。由于理論本身就是務虛，所以籌備組把會議名稱定為“理論工作務虛會”，但內容并非探討如何做理論工作，而是根據三中全會精神，探討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產生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簡稱“務虛會”。

我當時從全國第一次宣傳工作會議籌備組被調過來，參加務虛會的簡報組工作，有幸參加了務虛會的全過程。

會議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9年1月18日—2月15日，在北京京西賓館舉行，以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名義召開，領導小組的成員是胡耀邦、胡喬木、黃鎮、朱穆之、胡績偉、于光遠、周揚、童大林、吳冷西、吳江、胡繩。會議邀請了中央和北京的理論、文化和宣傳單位的100多位人士參加，分5個組討論，每組約25人左右，5個組的召集人分別是胡績偉、周揚、吳江、于光遠、童大林。

胡耀邦在開幕那天作了《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的報告。他說，粉碎“四人幫”以后的理論工作超過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任何時期，是最出色的兩年。他提出今后理論宣傳工作者的任務是：第一，繼續掃清前進道路上的思想障礙；第二，研究解決偉大轉變中層出不窮的新問題。他表彰了在粉碎“四人幫”之后涌現了一大批“善于思考問題、敢于發表創見的闖將”，表示要和這些知識分子一起，“沖破一切禁區，打碎一切精神枷鎖，徹底肅清林彪、‘四人幫的理論專制主義和理論惡霸作風”。

在場聽眾受了“文革”十年的壓抑和迫害，聽到中央領導人思想如此解放的講話，無不為即將營造出新的理論工作環境而振奮鼓舞。在這一階段的會期中，1月27日到31日是春節休假。有些理論家顧不得休息，把家中藏書（包括大部頭的經典著作）都搬到京西賓館來，一面精心閱讀，一面深沉思考。會場洋溢著自由討論的空氣。

鑒于中共十一大通過的黨章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宣稱“這種性質的文化大革命今后還要進行多次”，與會者從剖析“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和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入手，認為《通知》“蔑視黨紀國法，踐踏民主，摧殘文化”。有的小組建議中央，正式宣布撤銷“中央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

與會者也深入反思建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和指導經濟工作的某些“左”的理論（如否定市場作用、否定價值規律、否定按勞分配，稱生產目的是為計劃而不是為滿足人民的需求等），指出“文革”使“左”的路線登峰造極、危害極大。

與會者認為，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到“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了極點。毛澤東的歷史功績要肯定，但他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1958年的“大躍進”和1959年的“反右傾”斗爭中都有錯誤，“文化大革命”從提出理論到重用林彪、“四人幫”，縱容“四人幫”長期橫行無忌，錯誤更大、更嚴重。因此，毛澤東是人而不是神。

有的發言還進一步探討了領袖與人民的關系，提出了是人民應當忠于領袖還是領袖應當忠于人民？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創造歷史？領袖是天生的還是在實踐中成長的？領袖能不能批評？領袖是單數還是復數？以及關于“領導職務終身制”與“接班人”、領袖和黨的關系等等。

這些問題，現在看來可能已不成為什么大問題了，但在當時提出這些問題是比較深刻的。尤其是關于“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意見，當時連胡耀邦都不以為然。胡耀邦是思想最解放的老一輩革命家之一，在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大潮中起著先鋒和引領的作用，但是對于這個問題，他的認識在當時也有局限。我親耳聽到他在大會上說：“有的人甚至提出領導職務不能搞終身制，如果周恩來總理活著，終身做我們的總理難道不是我們的幸福嗎？”

這一方面說明，會議第一階段的氣氛很活躍，做到了暢所欲言；另一方面也說明，思想解放才剛剛開始，它是一個逐步和長期的過程。

我提出“多種模式”論

務虛會上的小組正式發言一般都有書面稿，交大會秘書處印成簡報。比如，胡績偉、楊西光、于光遠、曾濤、華楠、王惠德六人有一篇聯合發言，題目是《關于真理標準討論的情況》。小組會外，還舉行過自由組合、自由發言的沙龍。

我在一次沙龍上作過即興發言，主題是“要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尋求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

在“文革”后期，我曾參加過新華社牽頭的《世界經濟危機》課題和人民出版社組織的全國性的蘇聯經濟資料編寫組工作，工作基地是新華社的國際部和參編部，并有機會去中央各部委查閱資料和面訪，積累了一些國外的研究資料。

我根據這些資料發言說，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絕不是單一的蘇聯模式，而是多種多樣的?，F在世界上自稱的社會主義模式就有幾十種。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有蘇聯模式、南斯拉夫模式以及東歐各國的改革模式。西歐和北歐一些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也被國際學術界視為社會主義模式（他們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為共產主義模式）。還有些發展中國家，也自稱“社會主義”。我建議，用國際比較的方法對世界各國的體制模式的理論與實踐開展研究，以便借鑒和擇優，尋求適合中國情況的發展模式和道路。我還建議，在中國學術界創立一門新學科——比較經濟體制學。

由于我在發言中隨口列舉了不少外國的思想理論和實踐資料，所以很轟動。不少老一輩的部級領導甚至理論界前輩，由于“文革”十年被“打倒”，被“封閉”，聽后都稱茅塞頓開，會后當著我的面連稱“很有研究，很有研究”。

當晚，大會秘書處領導王仲方找我談話，說關于我的發言，胡喬木指示：“模式問題可以繼續研究。發言中談到蘇聯的情況和對蘇聯的看法，鑒于目前的中蘇關系狀況，把蘇聯仍然視為社會主義（中央定調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的一種模式，與中央精神不一致，不宜印發書面簡報。所以，今天關于你發言的簡報將全部收回銷毀?！?/p>

王仲方還透露，可能進行對越自衛反擊戰，說有關蘇聯情況的書面資料一旦泄露，會產生不好的效果。我表示服從組織決定。那是一個即興發言，沒有任何書面的東西留下來，有點遺憾。

兩年后，胡喬木在給南共聯盟中央的賀電中，公開提出，社會主義發展的模式不是單一的，而是多樣的。

爭議“社會主義階段論”

在理論務虛會上，《人民日報》理論部的蘇紹智和國務院研究室的馮蘭瑞作過一個聯合發言，題目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

他們認為，從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到將來實現共產主義，應該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其中包括過渡時期和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階段是發達的社會主義；最后階段是共產主義。

他們不同意把社會主義看作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整個過渡時期和不再劃分階段的觀點，認為其危害性在于：一方面，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還繼續不斷地大搞階級斗爭，而不專注于發展生產力；另一方面，導致混淆階段，把下一個階段才應該做的事提前到本階段來做，于是發生了消滅個體經濟甚至取消按勞分配、商品生產等，挫傷群眾的積極性，破壞生產力。

他們的結論是：“在我國，過渡時期還沒有結束，還沒有進入馬克思和列寧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p>

這篇發言學術探討的氣味較濃，政治上并無太大的敏感性，在務虛會上并未引起熱議。但寫成文章在《經濟研究》（1979年第5期）發表后，卻引起軒然大波。據說，中央黨校有學員對此很憤慨，說：“老子參加革命30年，干的還不是社會主義，那干的是什么？”此事被反映到中央。

1979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也是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在一個小會上說，文章提出中國是否是社會主義問題，這不是學術問題而是重大的政治問題。中央對這個問題很重視，為此專門開了會。他指示《經濟研究》雜志，組織文章與蘇、馮“商榷”，但反批評的文章不能發表。

當時還聽說，中宣部本來打算在關于紀念國慶30周年大會上葉劍英講話的宣傳提綱中，把那篇文章的觀點列為要批判的幾種錯誤觀點之一。在場的副部長王惠德不同意，問：“你們在座的都看了文章全文沒有？”答復都是沒有。胡耀邦見此情況，決定把此項內容從宣傳提綱中勾掉。

《經濟研究》雜志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領導，該所老經濟學家徐雪寒對組織批判蘇、馮文章而又不許反批評的部署也表示堅決反對。雜志編輯部采取了敷衍的態度，只發表了一篇“商榷”的自發稿應付了事。

這時，我正被借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研究室做經濟調研工作，后來有人告訴我，胡喬木已在某場合作了自我批評。

可見，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確是經過艱辛探索、反復爭論才確定的，共識之取得來之不易。

理論務虛會內外

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都很關注務虛會，經?？春唸?、聽匯報。

1979年1月29日，鄧小平在聽取胡耀邦匯報時，專門講了民主問題，還布置要專門集中二三十人，寫一篇兩三萬字的大文章，專論民主，在當年5月4日發表。

幾乎與理論務虛會同時，北京出現了“西單民主墻”。粉碎“四人幫”后，有人在此張貼大小字報申訴冤情，漸漸地，就有人探究產生這些冤情的原因，進而探討國家大事和政治制度。

對西單民主墻，胡耀邦、鄧小平最初是支持的。我親耳聽到胡耀邦在一次會議上說過，“西單民主墻不可不看”。鄧小平在1978年11月26日接見日本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良時曾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钡诙?，在西單民主墻前集會的人數達7000多人。11月28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鄧小平的講話。在西單民主墻前集會的人數又猛增到兩萬多人。

當時，這種上下結合、體制內外呼應的形勢，如能因勢利導，大有可能漸漸深入地探討中國如何走上民主法治和市場經濟之途。然而，歷史的發展不可能按人們的主觀愿望直線進行，一般都是曲曲折折的。

就在務虛會開得熱火朝天的時候，我在會議秘書處耳聞，那些日子中央每天晚上都要接到各省來的告急電話，說“省委大樓被包圍了”，“我們無法工作了，省委大樓內外都是靜坐的群眾”。這些訴求中，一部分是要求平反冤假錯案，大量的是上山下鄉知青要求回城，西安市高處還懸掛起了“要華爾街民主，不要社會主義”的大幅標語。

總之，各種矛盾如火山爆發，使地方黨政領導如坐針氈，紛紛要求中央拿主意，并要求理論務虛會不能再開下去了。再加上中央高層內部對務虛會有不同的聲音，社會上的噪音正好對他們有利。鄧小平此時可能也感到再“放”下去要影響政局的穩定，于是，1979年2月15日，理論務虛會暫時休會。此為第一階段，也是“放”的階段。

3月下旬，務虛會復會，是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召開的。與會者400多人，會議分兩處進行。原來的參會者多為理論工作者，在友誼賓館參加會議；新增加的多為黨政干部，在京西賓館開會。這是務虛會的第二階段，“收”的階段。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向理論務虛會全體人員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著名講話。據說，這篇講話是胡喬木執筆起草的。

意識形態領域的氣氛由此從活躍轉為沉寂。但與此同時，市場化取向的務實的改革還在繼續。思想解放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一旦開啟，就浩浩蕩蕩，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選自《中國新聞周刊》2014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