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智慧的阿育王寺碑

張蔚

佛學在江南的傳布與發展，深、廣、遠，尤其對唐末吳越以來的文化有很大的影響。在位于浙江省境內的全國漢族地區佛教重點寺院中，我以為明州（寧波）阿育王寺的幾通遺存至今的唐宋碑刻，如《阿育王寺常住田碑》《宸奎閣碑》和《妙喜泉銘》頗能說明這一點。

許多寺院的唐宋碑刻早已淹沒在歷史塵埃中，僅留下碑文使人空自嘆息，遑論更多連碑文也未留下的了?！冻Ｗ√锉窞樘票?，由萬齊融撰，主要記錄統治者賜予阿育王寺常住田的情況。本由徐嶠之書寫的原碑已毀，但因明州刺史于季友邀剡越間隱士范的重書，不但將經典又凝于堅石，讓后人知悉本不載于史書的范的其人及其“天骨俊逸”的書法，并且引出一段次韻相和的佳話，為經典復添濃墨重彩的一筆。

《常住田碑》是典型的正統寺碑，前序后銘，洋洋灑灑數千言。通篇碑文洋溢著大唐盛世儒釋道融合的氣象，以佛語起，以道語終?！拔衣務Z寂滅者……談逍遙者……”分別闡述了佛道兩家對于“無欲則剛”的極端相似的理念。佛家有度脫生死的寂滅之境，中國的道家同樣有精神絕對自由的逍遙之境。但是人活在現世，不論精神多么超脫也無法擺脫肉體的基本生存需要，尤其是糧食的供給，故而碑文緊接著便從上古傳說引出封建社會的農本思想。佛家要普渡眾生，不能空談義理。人在本質上具有相同的局限，比如生命在自然面前是如此渺小，比如沒有糧食生命便無法延續，在這里佛家與儒家傳統思想有著共同的契合點。中國自古倡導的“民以食為天”與佛家“眾生皆等”從另一個角度理解竟是這般出奇的一致。佛家作為外來文化，在中土發展千余年還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正因具有這些與中國本土文化共同的根基，佛法之兼收并蓄可見一斑。

中華文化是包容性極強的文化，她以大度開放的姿態接納佛教，最終將其吸納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佛教也逐漸融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學藝術受佛教文化的影響，因其自身華梵兼備的特殊形式在文學史與藝術史上顯現出別樣的韻味，在《常住田碑》的碑文中便有體現。此文中梵語佛語的運用比比皆是，例如“全身踴出，僁如多寶之音；一爪圓開，宛是樓那之相”、“向使輸柯王昧巴連之因，初微此塔；迦葉佛晦閻浮之跡，殆曠茲山”，這些便是使用華麗的駢文辭藻與梵語佛語相結合來盛贊阿育王寺和佛祖舍利塔的神圣。同時，市民生活也因受佛教文化的影響而有所改變，《常住田碑》反映了其中一方面，如田地的開墾。此碑的初衷是記錄統治者賜予阿育王寺常住田的情況，也記錄了一部分市民因寺院占有土地而改變的生活方式，例如“初湖之左右，夾壤二區，榛梗始艾，菑畬粗立。僧徒理勝，力未贍農，童牧因閑，私竊種藝”、“與法言沙門，俗姓喻氏，貞己密行，惠心苦節，今屈知墅任，垂將十年”，可見，佛家文化在中華文化中扎根之深影響之遠。

阿育王寺的另兩塊碑均由宋代士大夫撰文并書?！跺房w碑》是蘇軾在浙江任上時留下的唯一文墨實物，此碑文作于元祐六年（1091），記述阿育王寺住持懷璉禪師深受仁宗皇帝喜愛，受賜頌詩十七篇的殊遇。宸奎閣正是為收藏御賜頌詩而建。碑文中各有一段稱頌仁宗皇帝仁德之心與懷璉禪師持律之心的文字。與一般稱頌統治者的文字不同，蘇軾是從佛法的角度其實也是儒家“民貴君輕”的入世角度來看待的，認為并非一味出重資扶助僧尼、營建寺廟便是對佛教的推崇，真正的仁善是能夠體會民間疾苦，設身處地地為百姓的切身利益考慮，如果最終能夠受到百姓的擁戴，方與佛家所謂的“善”達成一致。

而懷璉禪師作為禪林高僧更是嚴于律己，“上嘗賜以龍腦缽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缽非法。使者歸奏，上嘉嘆久之”。佛教倡導心靈升華，卻也認為只有回歸本性，通過內心的歷練達到精神上的澄澈，而在物質上如衣食等方面則一切從儉。對懷璉來說，自己雖身為住持，但在佛法面前與其他人并無二致，龍腦缽盂是皇帝賜給他以顯示其尊貴身份，但他并不需要這樣的與眾不同，并認為這與他正在修行的佛法是相違背的，于是便毫不猶豫地當著使者焚毀了賞賜之物。這種精神似乎與《孟子》中闡述的“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有著異曲同工之意，佛法的寬博在此處即為又一力證。

《妙喜泉銘》為南宋張九成于紹興二十七年（1157）所作。妙喜泉是當時阿育王寺的住持大慧宗杲為緩解寺院高地無水的困境而開鑿的其中一口新泉，因大慧宗杲號妙喜，故以此為名。張九成是大慧宗杲的居士弟子，此時正值他前往阿育王寺拜訪宗杲禪師，便有了這一寺碑由來。張九成對于佛法用功頗深，從《妙喜泉銘》的開頭一句便可體會其用心：“心外無泉，泉外無心。是心即泉，是泉即心?！狈鸱ㄖ姓J為心外無物，世間一切現象都是由心產生的，張九成將這一佛理具體地運用到妙喜泉上。當時就有個對佛理外行之人對此產生懷疑，問道，這開鑿泉眼的心是宗杲禪師的心，而這口泉是開鑿在育王山上的泉，為什么兩者會合二為一呢？張九成用最淺顯的理論來說明，“妙喜未來，泉在何處？妙喜來止，泉即發生。心非泉乎？泉非心乎？”但是張九成覺得自己這個理論也許并不一定正確，所以最后他又說“謂余未然，妙喜其決之”。文人皆清高自負，但地位顯赫如張九成對自己的見解也并非那么有把握，他想聽聽大慧宗杲對他所作解釋的評價或者對此他怎么看。這種心情倒是讓我想起了唐代詩人朱慶馀在《近試上張水部》里怯怯地問話：“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原來在某些時候，佛學竟然有著與科舉同等的威懾力。

本來《妙喜泉銘》到這里就該戛然而止了，碑石上刻就的應該也僅只張九成的這番話而已，但是大慧宗杲的回答實在精妙，以至于最后《妙喜泉銘》和《宗杲重說偈》被合刻為一碑。宗杲禪師從三個方面層層深入，首先對張九成的心泉合一的觀念進行評價；其次強調泉和心本就是不同的兩樣東西，“泉即是泉，難喚作心。心即是心，決定非泉”；最后又提到“泉乎心乎，亦非棄捐。擬議思量，十萬八千”。作為兩個人佛禪觀的對話與不同表達，《宗杲重說偈》與《妙喜泉銘》對照著展示，使世人能夠體味智慧之光。

頗具佛法禪意的寺碑又何止這三通？我們細細閱讀那些能帶給我們某些啟示的寺碑，徜徉在高古的韻致里去領略包容吸納佛學的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