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同文化、合作技能與整體責任：政府協同軟動量之三角關系場域

譚學良　李巧霞

摘要：在整體性治理與系統論視閾下分別從價值、方法與制度約束方面對政府協同體制中的三類關鍵軟性動量——信任文化、技能與責任展開分析，重新審視其在新的整體主義理念與時代背景下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并探索增強政府協同能量場域的創新式策略。

關鍵詞：整體性治理；政府協同；信任文化；合作技能；整體責任

中圖分類號：D63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4.02.018

政府協同并非新鮮概念，自古就有關于政府協同的思想觀念，但不同時期的思考角度與理論體系各不相同。20世紀90年代以來，整體性治理在西方已逐漸成為系統、科學的政府改革理念與實踐模式，注重多元主體的參與、機構邊界的調整、職能權責的整合、無縫隙服務的優質高效、公民多元需求的充分滿足等。政府協同成為整體性治理的關鍵理論內核，而整合的主要目的在于：立足寬廣視角以便各部門機構與地方政府服務中心能夠為顧客提供更完善的跨領域綜合服務；緩和不同政策之間的沖突，并通過鼓勵發展內部聯系緊密且相互支持的規劃項目來解決棘手的社會問題；提供無縫隙服務，通過一站式服務、呼叫中心和便捷的網站搜尋三大措施，提升服務質量；吸引具有不同背景、專業和經歷的人才，鼓勵激發創新；削減重復性支出，實現規模經濟，合理使用資源以實現低成本高效益的目的。

政府協同的實現需要系列軟硬性動量予以支持。在當代科技突飛猛進的背景下，復雜棘手問題的解決越顯得難以應對，整體治理模式不失為一種時代的必然。硬性動量的重要性與快速發展已眾所周知，而軟性動量的不斷探索與發展也日益引起世人注意。動力系統軟性要素的內中外三維空間中尤以文化、技能與責任為關鍵點，因此探索整體性治理與系統論意蘊下的三種要素的內容要求、問題情境、對策創新以及關系模型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

一、重塑整合式信任文化：發揮系統協同能量的倍增效應

（一）政府協同文化重塑的理論邏輯與現實意義

政府公權力的特殊性、嚴密僵化的科層體制與功能分割、封閉單向形式化的運作機制內在地產生了官僚主義文化?！八坪豕倭胖髁x文化的所有特點都與跨部門合作格格不入。合作精神注重平等、適應性、自由裁量和最終結果；官僚主義敬奉等級、穩定、服從和程序。要想從處理機構事務的現有方式轉向新的更具合作性的方式，行動者們必須至少是暫時地放下一些官僚作風”[1]179。本著務實的態度，即以目的論角度審視政府合作的實質與文化建設顯得尤為必要。合作文化不管在社會民間還是政府組織間都有存在的內在依據與必要性。在理性經濟人假設前提下，公共選擇論者認為政府官員是尋求利益的主體，合作的產生往往基于一種共贏的策略，抑或是權宜之計。而在以社會人假設或復雜人假設為前提的諸多行為論者則認為合作的產生不只是基于個人利益的計較，除此之外還包括著社會價值規范的制約、感情的需要、群體壓力的逼迫、復雜情境的感性認知，乃至于個人隨機無由的舉動，等等。這就使得合作充滿了變數，合作文化的諸多變量顯得難以有效確定。但依據于特定組織環境下對相關命題的邏輯與事實驗證，仍然可以確定促進政府整合文化生發的關鍵變量。

（二）支持政府協同的關鍵文化要素——信任

維多利亞整體政府改革經驗報告中總結指出，從政府實踐程式與方法方面來說，塑造支持整合文化的重要內容包括：政治與高級管理層的支持；相互信任；權力共享；不同視角與相互利益的全面了解；部門間周期性的高層級戰略會談。而比格斯則從精神智力層面描述了支持整合途徑的關鍵文化要素，包括：靈活、持久、權變、公開的創造與革新；專注于提升跨機構邊界思考與行動能力的團隊；允許犯錯誤，控制風險；建立戰略聯盟、合作、信任與協商以實現聯合目標的能力；鼓勵觀點與文化的多元化，并吸取其優勢；平衡長期與短期目標間的沖突[2]2930。

在眾多文化要素中，信任是塑造整體合作文化的重要內容。沒有信任，整體性治理所依賴的共享的文化、責任、技能知識與共同利益都將失去存在的依據。關于信任的定義，巴達赫指出：“信任，是指即使在脆弱的情況下，仍然相信另一個組織能夠證明它具有可靠性”[1]194。這是一種借助于社會心理學的信任定義與內涵拓展，強調了信任的心理本質。由此可以得知：首先，信任有其脆弱性，即信任存在并作用的形式充滿脆弱性、不確定性、個人風險以及強勢壓迫。其次，信任有兩種情感的成分，即一種是感到脆弱時的恐懼；一種是消除恐懼所必須具有的信心，而信任的本質便是信心。再次，信任需要充分的證明，證明是一個理性的過程，包含了對恐懼和信心的對比。這種比較有兩個組成部分：第一與信心的程度有關?？謶衷酱?，需要用來抵消它的信心的程度就越高；第二與信心的質量有關。最后，信心依賴于可靠性，即合作者作出承諾，并且能夠勝任各種任務[1]194195。從信任的風險特性來說，彼得·什托姆普卡認為信任是一種相信他人未來的可能行動的賭博。獨立于信任行動的善行的期望，可以沿著一種尺度排列：從最小的期望值到最大的期望值，從最弱最少風險的信任賭博到最強最大風險的信任賭博。具體可細化為：一是期望他人行動的工具性品質，如規律性、合理性、效率等方面，相應的信任為工具信任；二是期望他人行動的道德品質，如道德責任、友好仁慈、誠實可信、公平公正等方面，相應的信任為價值論信任；三是信用行為，如無私、代理人行為、仁愛和寬大等，相應的信任為信用信任。他同時指出信任具有相對性，主要體現于以下兩種形式：一種是三方聯系，即A信任B會做X；另一種是客體關聯，即包含在信任中的期望可能適合于或不適合于信任所指向的客體的性質，特殊的期望適合于特殊的客體，而不適合于其他的客體。彼得·什托姆普卡研究證實了上述相對性。他指出，當問到給予政府信任所必須的期望是什么時，工具性的考慮是占多數的，其中47.9%的人指向效率，44.2%的人指向能力。誠實和道德正直只得到38.5%的人選擇。涉及法律的領域，價值的考慮成為中心，有79.9%的人強調公正。在作為信任對象的社會角色中，政府官員被期望是有能力的（55.1%）、高效的（48.1%）和可靠的（44.7%）。商業伙伴被期望是可靠的（69%）、誠實的（44.4%）和說實話的（25.3%）。較高價值和信用的期望被指向鄰居，76.7%的人期望得到他們的幫助，并且74.4%的人期望他們是誠實的。因此，特殊種類的期望一定程度上與特殊的職位角色和機構相聯系。似乎存在標準化的規則規定一個職位的任職者或一個機構的雇員應該如何行動。與這些具體職位相聯系的期望模式與規則構成了社會角色?？刂埔粋€機構運作規則的網絡構成了它的“憲章”。如果一種特殊的行動方式是由標準的規則所規定的，期望一個人或機構以這種方式行動就顯得合理[3]3，7074。

在組織信任的運作過程與外在目的方面，?？怂拐J為，一般情況下信任他人或組織建立于執行特定任務的特定原因之上。?？怂咕筒煌δ芙M織機構的參與者間如何建立信任問題作出了探索。他認為一般情況下，信任他人或組織建立于執行特定任務的特定原因之上。因此可借助于信任的 “先期原因” （一個人會信任其他人的背景原因）與相應的 “關聯性任務原因”（相信他人去做什么）兩種思維角度對合作過程中組織與人際的信任原因問題展開分析[4]119121。在信任的“先期背景原因”方面具體包括合作經歷的慣性思維，聲譽的證明效用、社會相似性與特定的人格特質、制度約束等；在“關聯性任務原因”方面則包括微弱的內心約束、法律規則與合同強制、基于維護合作信譽的自律、道德或絕對信任等方面。

理想狀態下，“原因”與“任務”二維坐標圖可以大致表明政府協同過程中的不同信任情境，見圖1。具體說來，信任的兩個維度可任意組合成一個信任的具體坐標點，代表了政府協同過程中信任的不同情形。理想的發展趨勢是由原點向右上方移動，達到理想的經歷與良好信譽基礎上的信任狀態。但現實的情形往往是高維度信任組合附帶了一系列不同的低維度組合，呈現出復雜的疊加性。而且一旦上升趨勢受到阻礙或挫折，就會出現折返或下滑趨勢，轉向低維度傾斜。這種分析方法對于實現有效的信任整合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 政府提升合作信任度的多維路徑與勢頭效應

為解決跨部門合作中的相互理解與潛在的不信任或低維度信任問題，美國學者尤金·巴達赫教授認為可采用 “聰明實踐”的途徑，具體如：用異見改進對話；發揮人性感情的作用；逐步增強自我意識與發現普遍認同感；節約成本的集中辦公；發展互信文化與實施培訓；發掘勞工市場的自然活力；發揮專業人員的輔助功能；謹慎選擇參與合作人員；創造早期合作機會與經歷以形成互惠承諾；注重領導者作用[1]101111， 203205。社會資本的積累成為合作實現的一種重要途徑，而信任則是社會資本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組成元素。參與和信任相互依賴：信任來自于豐富的共同生活，同時又利于自發產生新的聯系并形成合作[3]19。吸收不同主體的民主參與，實現平等協商，增強政府合作的社會資本存量。

社會成員之間角色扮演過程的相互熟悉增加了監督和制裁活動的可能性并減少了行為實施的費用。為提升這種熟悉和可見程度，有必要組建增加個人聯系機會的團體、社區、自愿者協會以及朋友圈的緊密網絡。公共組織機構、承擔公共角色的官員與專家技術系統通過受眾廣泛的大眾媒體、公開出版物、開放信息的政策可以變得更加透明，并表面看來是為公眾所熟悉的。正確地給予信任的可能性隨著關于被信任者的信息的數量和種類的增加而提高[3]94，109110。因此，必須公開相關信息，增加信任者獲得的關于被信任者的一定的知識與信息量。同時，應通過關系運作（即建立、發展、維持和利用關系的活動）與法制等手段建立有效的人際信任機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關系運作可能為中國人建立和發展信任的重要途徑[5]。

如果規則要求信任被一個社會分享，而且每一個成員都認識到這些規則是給予的和外部的，那么它們就會對實際的給予或收回信任的行動施加強有力的約束。它們可能顯著地改變理性的計算和信任的內在傾向。一旦信任文化出現并牢固扎根于社會的標準系統中，它就會變成一個強有力的因素。在不同情景中，對于各種社會角色，它既會影響人們信任的決心，也影響其實現信任的要求以及諸多行動者間給予或實現信任的決心。信任文化可以為相信他人提供充足的影響，而不信任文化可能喚起不信任的行為。但是文化不是上帝給予的；它們是一個特定的社會、社區或社會群體的歷史積累的集體經驗的沉淀物[3]8790，95。

二、提升合作技能與心智模式：增強系統學習的外界能量供應

現代社會問題的復雜性不僅源于關系結的多重性，更是與知識信息的豐富與智能性有關。政府協同能量場的大小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組織成員的合作能力。組織成員不斷增強合作性心智模式可以輻射出強大的信任文化以及共同承擔責任的使命感。但組成人員的能力可能成為合作的障礙，因為可能缺乏必要的技能群或者不知曉整合的時機與方法[2]10。

（一）基于管理技藝向度的政府協同的能力參數關系

關于政府協同的技能體系問題，有學者認為存在開發整體治理技能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并且可以確定相關變量。如尤金·巴達赫教授在其《跨部門合作》一書中著重于從人的管理技藝角度闡述機構間合作對于人的主客觀能力要求，并主要針對合作過程中的職能要素及其中間產品進行具體分析。他認為跨部門合作過程中的因變量是跨部門合作活動的潛力而非這些活動本身，即“潛在的跨部門合作能力”，由主觀與客觀兩類要素組成?？陀^類要素包括：管理層的正式合作協議；為合作完成共同任務配置的人力、財力、設備和空間等資源；與這些共同任務相聯系的授權和責任關系；以及完成這些共同任務所需要的各種支持服務等。主觀類要素主要指個人對他人的期望，如合作履行特定任務時對他人的意愿、能力等的期望。合理期望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基礎，包括合作行動本身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信念，為這一信念而共同行動的意愿，對行動成功必須介入的其他人的信任等。而解釋跨部門合作能力建設中成功要素的變量，則包括以下變量：潛在的跨部門合作者可資利用的人力和社會“原材料”的質量；“聰明實踐”的實際效力，聰明實踐即渴望合作的人利用已有原材料的能力；潛在合作者群體是否具備相應的能力和關鍵技能；特別重要的是靈活的權變適應能力和領導技能，并且清醒意識到合作能力建設是一個動態發展過程；跨部門能力結構對環境不利因素的相對脆弱性，以及能力建設者應對環境障礙的技能[1]15，21。

（二）基于權變應用向度的政府協同的策略技巧與方法工具

也有學者指出整體性治理并非立見效果的科學，它只是針對特殊問題應用合理的管理策略，而非有著自身法則的神秘的實踐領域。政府協同的技能體系也僅是以往管理經驗的總結與提升，抑或是新時代新理念下的重新改造。如?？怂拐J為，對于整體性治理工作而言，鮮有專門適用于這一實踐的管理技巧。大部分都是那些適用于特定問題或者解決方法的普通管理技巧。因此，通常并不存在協同治理的特殊的管理技能[4]129，130，140。他針對整體治理的具體實施過程概括出了關鍵的協同能力與技巧組合：發展新的信息庫、信息分類與信息系統；為跨邊界工作尋求“空間”：“空間”意味著時間、人員、政治空間、績效獎懲系統、合法性、信息與合法性的風險；對話溝通：拓展交流與影響的新渠道；相互理解與信任；特洛伊木馬（誘導性策略）：由對話或主導的一方慢慢誘導另一方的合作，最終發展成為戰略聯盟；創造新的領導者與英雄；隨時勢及時解決分歧；沒有控制的管理；創造承諾；專業人員與基層官員的管理；專業、地位與報酬；注重培訓：部門組織間的職員調換，是一種促進共同定義問題、形成復雜的認知結構的有效方法[4]130139?？梢园l現，?？怂沟募寄鼙举|上來說僅僅是以解決復雜的“棘手問題”以及滿足公民不同需求為根本目的，依據不同的具體問題而綜合權變運用多種有效的管理策略與經驗。這些管理策略與經驗并非憑空想象，而是有著明確的目的與指導理念，具備很強的時代與應用性。

為增強合作技能的有效性，?？怂惯€進一步提出了實現政府協同的工具箱。表1是胡德提出的標準分類學的綜合體現，并經過其他諸多學者的補充與重新組織整理。從表1可以看出，這些工具在每一分類中是按照力量的遞減性而排列的，包括效應器（即試圖改變他人行為的工具），探測器（即試圖搜集情報的工具），收集器（即收集物質資源的工具），篩選器（即組織、管理和分析信息從而設計、理解、建模以及形成政策制定者的心智圖的工具）[4]85。

利用上述不同工具類型可以獲取整合所需的資源體系，以為協同創造必要的前提條件，見表2[4]125。

目前階段的政府協同治理并不一定非要創造新的管理工具，因為在大部分情況下這顯得不可能或者代價過于高昂。而更為可行的路徑是利用已有的管理工具（政府專有或新公共管理所倡導的企業或市場工具的運用）在新的整體主義理念與新的時代背景要求下加以組合或進行一定程度上的綜合式創新來權變性地應用于不同的客觀情境，以期達到理想的治理效果。

（三）基于中觀聯接向度的政府協同的線性角色定位

維多利亞整體政府的實踐報告則主要從領導層與一線基層實踐者角度對整體政策發展與項目管理過程中的整體技能作出說明與區分。學者阿倫指出，為了建設整體政府，管理者與職員需要更加廣泛的政策發展與項目管理的技能群，而非傳統技能群。杰克遜與斯坦斯比指出，合理的領導類型與技能對于支持整合文化的發展以及成功結果的實現都具有最重要的作用。管理者要勇于承擔風險，容忍不確定性，發揮調解者作用以及建立信任。利用高層行政領導能力框架，尋求的特別品質包括以下能力類型：喚起目的與方向感以調整不同的觀念，促使人們致力于共同目標，闡述整體政府的外在形式以及加強對于實例與獎賞符合目標的行為的反思；戰略上關注于宏觀圖景，能夠把愿景轉換成行為與責任；利用跨越邊界的思維模式進行整體性思考；使廣義的結果概念化以及了解共同點；推進合作與建立伙伴關系，對共同任務目標作出承諾，管理與共享信息，控制變革，約束利益共享者以及解決沖突[6] 。職員所應具備的一系列關鍵技術與實施技能包括：了解政府相互依賴的寬廣背景；運用合作而非競爭的方法途徑；關注于問題的解決策略；領導而不依賴于控制；善于管理復雜的關系；注重影響、調解與談判技巧的訓練；培養耐心與創造性；與更廣大受眾進行更快、更早的交流[2]36。

具體說來，提升人員技巧與能力的方法具有多維性，可以大致分為內在的文化與素質方面（注重精神特質作用），外在的物質資源保障、內外壓力與動力以及權力機制方面（注重外界的支持保障功能）。延展開來可以細分為：相關概念內容的理解；培訓機構與實驗場域的訓練與反思：直接技能的獲得與傳授；指導手冊的利用；合作共享文化的推動；激勵晉升的誘因效用：注重付出與回報的關系處理；合理確定權力運行的時空與資源保障：確保權力運行下的充足的實施時間與寬大的包容空間以及相應必要資源的保障。

三、構建整體責任系統：控制系統協同能量域的約束力

（一）政府協同傳統責任機制的失靈

信任文化影響力的發揮與合作技能體系的有效實施最終落腳于整體責任機制的完善。責任的內容類型的劃分、關系邊界的確定、主體對象的定位、實施范圍的把握、運行問題的發現等對于構建政府協同過程中的整體責任體系、健全整體責任運行機制有著決定性意義。學者勒格萊德認為，政府協同治理責任實現的關鍵問題在于：一方面如何能夠促成整合行動、共同標準以及共享的體系；另一方面，如何才能把縱向的責任機制融合于個體機構的績效體系。

從行政效果方面可把責任劃分為正義責任、效率責任與效益責任。整體性責任主要關注效益或程序性責任提升到最高優先性地位，也努力探討使正義性責任和效率性責任不與這一目標相沖突、并通過高效率的結果方面的工作使其為之服務的策略。從政府行為內容角度來說，責任包括與能力相對應的責任、履行職責的記錄責任、評估責任與獎懲實施責任。不同組織層面的責任可以劃分為政治層面責任、管理層面責任、法律層面責任與機構層面責任。

對于政治官員、管理者與基層職員的責任實施在四個層面上都會出現一些問題：第一，責任的難以確定：在理論與實踐上或許不可能確定責任人，或者形式上的責任人可能指出其不具備影響績效結果的相應的控制與行為幅度。全面精確的記錄與檢驗過程顯得不太可能，且總體的責任可能與事實不符；第二，政府稀缺資源投入與問題關注點的優先次序方面的相互沖突問題：這將導致評估難以進行，或僅以粗糙的方式進行，并使其對于跨部門責任的確定來說成為空架子而非實質上的思量；第三，即使實施了評估，也仍會存在獎懲不能真正落實的問題；第四，實踐中的高成本問題：低優先性、高政治風險，或者按評估結果進行獎懲的技術上的高度困難性[4]169170。

（二）設計與實施整體責任體系的困難與挑戰

整體責任體系的設計與實施也充滿了挑戰與困難：棘手社會問題處理結果的責任確定相當困難；選擇合適的“領導”機構在政治上相當困難；棘手社會問題處理結果的整體措施的收集相當困難：必須確定真實的結果性措施，這有時需要有高技能以及開銷水平的研究者，以及貴重的專用設備，同時還會導致服務使用者隱私的侵犯問題；另外還會出現低估結果措施的真實范圍問題；使結果與公共服務的投入或產出數據相聯系相當困難；責任的整體評估系統的發展中包含著政治優先性沖突的問題：在投入與行為方面提供服務的宣誓承諾與整體性合作的一般化承諾；政治家偏好于決策制定而非監督；黨派職位晉升系統問題；政治監督主體的單一化；政策目的間的沖突問題；整體責任評估中的認識沖突問題：政治家認為，公眾與媒體需要他們用明確的方式分配（而非接受）獎懲，而實現整體性治理必須要認識到政治家們應該讓人們更多地為整體工作中的付出負責，而不是對其實際影響結果程度負責[4]173175；整體責任的獎懲系統的設計與實施問題；類似地體現于財政部門在實施支出控制與制定關于實現結果的合理配給額決策所面臨的困難；另外，維多利亞整體政府改革實踐中所反映的諸如獎懲激勵適合提供垂直分割的結果與產出（部門內部供給）而不是水平結果與產出、共享成果的責任機制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對跨部門行為和復雜交叉性問題管理的責任并不總是存在于績效管理系統之中等問題從另一層面顯示了績效責任的復雜性[2]9；一項整體責任改革任務所涉及的變革（特別是準機構的變革）規?？赡芰钤S多政治家相當氣餒。

（三）完善整體責任體系與運行機制的關鍵舉措

為解決上述責任挑戰問題，?？怂固岢隽税朔N關鍵項目上的整體性努力：努力理解自身現有的或過去的因果性貢獻，發展關于積極或消極影響結果的能力的評估；努力搜集關于結果的情報信息；努力運用合適的定量方法去測量優先性結果的趨勢，測量行為以及與其他機構合作努力對于那些優先性結果的影響；在自由處理權范圍內以及能夠盡力影響人類幸福的所有領域間確定優先性，而且這種自由處理權由一系列起決定作用的政策所內在規定；積極影響目標的努力的程度，這種努力應達到控制范圍所容許的程度；這種努力的缺乏或積極行為在極端不利條件下消極影響結果的程度；努力與其他人合作及談判締約，以發揮更大效用及克服合作的障礙；組織間關系特定的選擇設計，這種關系是通過談判協商而確立，反映了理解力與優先性問題，目的是影響優先目標；努力使組織內部與組織間協議、理解力、信息情報項目、優先問題集攏、付出、合作承諾等實現制度化；提升內部周期性評估（包括優先性目標結果的合理性與實現目標結果的協議的有效性評估）的質量[4]176178。

政府整合尤其是在任務或產出難以區分、兩者高度相互依賴的情況下通常意味著眾多行為者間多重、共享的責任關系。對于日益多元化的治理體系來說，多重責任制或許是一個合適的解決方法。而一個多維度的責任途徑最終需要一種多元化的政治——行政體系來提供支持[7]。

四、整體性治理意蘊下三要素間的邏輯關系：因果反饋環的動態變遷

文化從價值理念、時代背景、制度規范、內在依據等宏微觀角度體現著整合的精神動力，對其他兩個軟性動量起輔助引導的基礎作用。尤其在現代多元治理文化與協同哲學的感召下，新的治理范式促生新的文化，新的文化在不斷破除舊文化制約的同時進一步促進新治理范式的發展。協同文化的關鍵要素，即信任文化在減少交易成本、簡化復雜機制、促進協調溝通、催化序參量支配效用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值得提出的是，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喻義雖然開始變得越來越重要，但仍處于一種輔助性地位[8]。

技能體系的建設是整體治理過程中的比較接近于實踐層面的軟性動量，有時可能成為介于軟硬之間的中間變量。協同文化與信任對于技能的整合式創新與權變式應用起著根本的規約作用，有時協同文化直接蘊含了協同技能的關鍵點。同時，持續的學習與技能提升過程為整合文化的重塑與推進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源與能量供應，為關系環的良好運轉提供了不竭動力。因此，信任文化與技能的創新及應用間往往呈現正向關系，其關系環路是一種自增強過程。

整體性公共管理中的信任要求、相關特殊技能與系列風險表明了公共官員發展這些關系與技能以及實施限制風險的措施所應負責的程度范圍[4]168。協同與信任文化、技能體系為整體責任的內容規定、實施機制、風險的控制、意識形態、價值規范、管理方式、社會參與、績效獎懲、自我修正機制與評估修訂提出了理論與實踐方面的本質要求。同時，責任性可消除信任他人的障礙并鼓勵一種更開放的信任態度，因為它為信任者提供一種防止可能損失的保險，一種防止潛在的信任背叛的備用選擇[9]。整體責任系統的構建也為協同技能的權變式應用提供了體制保障，促使方法手段具有了本體論意義，也可從內外兩方面促進行政人員的心智模式與能力存量的提升。責任的落實與效能的正確發揮是實現整體性治理的關鍵所在，其與信任文化和技能體系間存在不穩定的對流關系，難以簡單地確定正負向反饋關系。這也就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軟性系統關系環的不平衡性以及系統的相變過程。

政府協同三維場域能量最大化的實現取決于三種動量要素的齊頭并進，最大程度上提升系統內部各種反饋環路的水平與流速。在系統動力學中三要素可形成一個因果反饋環，彼此間可能存在正負力量的對峙，影響最大效力的發揮。這就需要借助于整體性治理的理論要義與深層的哲學理論基礎的融會貫通，實現關系的優化重組乃至于協同體系的重建，進而利于系統的不斷自我提升與協調運轉。

總之，這三種軟性動量實質上形成的是一種關系結構系統，共生的關鍵在于不斷促進關系能量的存量與增量的動態增長，發展的路徑體現為系統反饋環的持續上升與關系的創新性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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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婷婷）

Abstract：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olistic Governance and Systematic Philosophy，the paper analyzes three key soft momentums including trust culture，skill and responsibility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value，method and institutional restriction.It reexamine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under the new holism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explores creative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synergetic ability of government.

Key words：holistic governance；governmental synergy；trust culture；cooperative skill；holistic responsi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