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救國：一個共同的出發點

傅國涌

從鴉片戰爭開始，古老的中國揭開了一幕千古未有的變局，西方列強挾其堅船利炮之威，蠻橫地敲開了中國封閉了兩百年之久的國門，驚破了天朝大國的千年美夢。一批開明的封建官僚和知識分子開始睜眼看世界。經過痛苦的蛻變，他們不得不承認中國已不再是位居世界中心的強大的“中央大國”，中國人只有勇敢地正視自身落后的現實，積極自強自救，才能在優勝劣敗的生存競爭中免遭淘汰。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后，舉國上下彌漫著亡國滅種的危機意識，幾乎所有進步的知識分子，都帶著國家危亡無日的深切憂思，投身于救亡圖存的探索。

民國時期的教育家們正是滿懷著救亡圖存、保國保種的愛國激情，投身教育探索的。像蔡元培主張五育并舉、學術自由、教育獨立，黃炎培提倡“大職業教育主義”，晏陽初倡導平民教育，梁漱溟開展鄉村建設運動，陶行知從事鄉村教育改造，與其說是一種教育探索，毋寧說是一種政治理想的追求更為貼切。教育救國是他們共同的出發點和原動力。不僅如此，振興頹唐國勢，挽救民族危亡，還是他們提出自己教育理論、學說、主張的立論依據。這些教育理論、學說和主張，實際上是教育家們針對中國的具體問題，為救國所開出的藥方。

民國時期的教育家為教育救國所開出的藥方，各具特色，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他們受惠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又得西方現代教育理論的滋養，對中國教育問題這一病癥的把握更為精確，對教育功能的認識也更為深入，因而更能對癥下藥。

在民國教育界扮演重要角色的蔡元培，一向視教育為救國之唯一法門。早在民國元年出任教育總長時，蔡元培就發表了《對于新教育之意見》一文，提出五育并舉的教育宗旨。即以軍國民主義教育謀求強兵，以期保衛國家，抵抗強權，恢復國權，且防范軍人專政；以實利主義教育充實國民生計，發達國家生產事業，謀求國家之富強；以公民道德教育培養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以消彌兵連禍結、貧富血戰之慘??；以世界觀教育提倡超越現象世界的實體觀念，使人泯營求而忘人我，時時以全人類的永恒幸福為鵠的；以美育溝通現象世界和實體世界，幫助完成世界觀教育。蔡元培認為此五者不可偏廢，“譬之人身：軍國民主義者，筋骨也，用以自衛；實利主義者，胃腸也，用以營養；公民道德者，呼吸機循環機也，周貫全身；美育者，神經系也，所以傳導；世界觀者，心理作用也，附麗于神經系，而無跡象之可求” 。應該說，蔡元培的主張是高瞻遠矚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比較全面地考慮到教育的社會功能及其在人的發展過程中的巨大能動作用，針對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提出了一個既重治標，又重治本的教育方案，對民國時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產生了深刻影響。他所提倡的軍國民主義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和道德教育，一經提出，就得到普遍認同，開一時風氣。美感教育，尤其是世界觀教育，雖說最初人們反應冷漠，但在新文化運動以后，特別是在他主持北大校政，實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取得巨大的成功之后，也被人們逐漸認識。

與蔡元培著眼全局不同，民國時期的另一些教育家則是從以下三個不同角度把握中國問題，進而提出各自具體的教育救國方案的。

一是從社會現象角度來把握中國問題。黃炎培，他有感于“一般社會生計之恐慌為一刺激。百業之不改良為又一刺激。各種學校畢業生失業者之無算為一大刺激”，積極倡導職業教育。黃炎培大聲疾呼，“今吾中國至重要至困難之問題，闕生計。曰：求根本解決生計問題，闕惟教育?！痹邳S炎培看來，“人類社會，所以擾擾不寧，是由于物質條件的限制。人生而有求，求之不得而有爭，有爭而有殺，愛群之心泯滅，優勝劣敗，弱肉強食，大千世界，慘禍遂伏其中?！币虼?，“人類間唯一大問題，是‘全生去殺?！敝袊詮娮跃?，必須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大問題，具體的辦法便是實施職業教育。黃炎培認為，要解決“全生去殺”這一問題，“從客體言，在增進所以供給生活需求之分量與效用；從本體言，在廣其知以大其愛” 。而職業正是“增進所以供給生活需求”的最好手段，教育又是“廣其知以大其愛”的最好方法，教育與職業的溝通、結合，必將“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如此人世間的一切不幸、一切罪惡、一切慘變，通通都會消失，國家自然也能富強起來。

二是從國民素質的角度把握中國問題。有晏陽初、陶行知諸人，以晏陽初的觀點最有代表性。晏陽初積極投身平民教育運動，將平民教育視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方法：“我們內受固有文化的陶育，外受世界共同潮流的教訓，自覺欲盡修齊治平的責任，舍抱定‘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從事于平民教育的工作而外，別無根本良策?！标剃柍跽J為，中國的問題千頭萬緒，但最基本的問題只有四個，可以用“愚、窮、弱、私”四字來概括。所有這些問題，歸根到底還是在于國民素質太低。只有著眼于全體國民，從事平民教育，從根本上提高國民素質，造就一代新民，才能徹底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因此，晏陽初認為，“從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成為解決中國整個社會問題的根本關鍵?！?/p>

三是從文化的角度把握中國問題。代表人物是梁漱溟。與晏陽初不同，梁漱溟認為，中國問題的癥結并不是一個個具體的“愚、窮、弱、私”等問題，而是中國何以存在這四大問題。僅僅著眼于表面的病象是不夠的，必須往深層追究其所以然，以便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而不是頭疼醫頭，腳痛醫腳。在梁漱溟看來，當時中國的社會問題就其現象而言，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結構在歐風俄雨的沖擊下日趨敗壞，呈現出“舊轍已破、新軌未立”的混亂景象。就其實質而言，“中國問題并不是什么旁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調——極嚴重的文化失調?！苯饩戎谰褪侨绾螢橹袊亟ㄒ粋€新的社會結構，如何基于中國傳統文化而吸收現代歐美的科學技術文明，重建新的民族文化。簡言之，就是如何在傳統與現實之間尋找出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方法。梁漱溟認為：“教育的功能，不外是‘綿續文化而求其進步。換句話說，就是‘不使文化失傳，不使文化停滯不進?！蔽幕母脑炫c重建維系于教育，這種教育便是民眾教育，便是鄉村建設。因此，“教育必須站在社會的第一位，以學術指導社會的一切?！绷菏樵噲D納社會運動于教育之中，形成一種教育家的社會運動；或是社會運動者運用教育功夫，去培養新禮俗，完成新的“鄉村文明”；或建立新的社會結構，從而為整個社會開出新的生機。

在這里，我們可清楚地看到，民國時期的教育家，無論是從哪個角度認識中國的社會問題，都得出同樣的結論：教育是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根本手段。與前幾個階段的教育家不同，民國時期的教育家們突破了運用意識形態處理政治問題的傳統觀念，不再天真地認為中國積貧積弱的原因就在于教育落后，因此也不再把教育作為救國的直接突破口。他們開始認識到，教育落后，僅僅是一個表面現象，中國積貧積弱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的，要救亡圖存，必須著眼于社會的整體改造。在他們的救亡邏輯中，主導中國自強自救的載體是社會改造而不是教育改革，教育是作為社會改造的根本手段而受到重視的。他們開始從宏觀上研究教育與社會，教育與政治、經濟的整體關系，強調教育必須針對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作相應的改革，才能真正為救亡圖存服務，施何教育必須要察何社會。他們不再把教育當作一項脫塵離俗的事業，而是強調教育應“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不能脫離整個社會條件，并將之視為教育救國的前提之一?？梢哉f，民國時期的教育家們為教育在整個救亡圖存事業中作了新的定位。

確實，由于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去把握中國的社會問題，民國時期的教育家們所提出的教育救國方案，眾說紛紜，但所有這些藥方的“藥引”卻是一致的，那就是提高國民素質，養成健全人格。他們繼承并發展了維新派“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思想，進而深入到社會文化心理結構中，在新的高度上探討了文化教育問題。他們試圖把社會改造建立在千百萬人的覺醒和全民文化素質的提高上。因此，他們不約而同地把提高國民素質，養成健全人格作為教育的重要目的。譬如蔡元培就主張普通教育“務順應時勢，養成共和國民健全之人格”，以為培養完全人格是學校愛國教育的主旨。他在愛國女學校演說時，明確指出：“至民國成立，改革之目的已達，如病已醫愈，不再有死亡之憂。則欲副愛國之名稱，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養成完全之人格。蓋國民而無完全人格，欲國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慮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國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謂愛國矣?！标剃柍鮿t把“除文盲作新民”作為平民教育的目標，試圖通過平民教育，培養二十世紀中國所需要的具有知識力、生產力、公共心及健康體魄的“完整的人”。梁漱溟認為，“教育應當是著眼一個人的全生活而領著他去走人生大路”，從人生問題上對人進行啟發指點，使之有合理的人生態度，奮勉向前。所有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教育家們對人的主體價值的高度弘揚，他們試圖通過教育和諧地解決社會問題和人生問題。因此，民國時期的教育家們在設計教育救國方略時，往往就社會與人生兩方面立論，給人以通貫內外之感，較維新派單向為社會“開民智”，思想更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