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改革控風險保持合理增長區間

張平+王宏淼

2013年中國順利完成經濟增長的預定目標，成為全球進出口貿易第一，服務業達到了46.3%，首次超過了制造業，也預示著新的發展階段到來。2014年經濟增長目標仍然與2013年相同，保持在7.5%，但面臨的調結構的壓力更大，深化體制改革激活微觀活力，更積極地運用穩增長政策才能迎接挑戰。

從中國經濟2014年的開局看，一季度GDP增速預計為7.3%，二季度下滑的壓力更大，上半年經濟增長難以達到政府制定的7.5%的目標，全年實現目標的難度較大。穩增長一方面要繼續改善宏觀需求面，如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等；但更重要的是通過減稅、降低資金成本，簡政放權、讓市場發力，通過供給政策調整和體制改革，帶來新發展機會和新動力，構成長期重大利好。

2014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低于7.5%

2014年前兩個月的實際數據表明經濟增長出現了失速的苗頭，按現在的趨勢看，第一季度增長為7.3%，上半年經濟增長很難達到7.5%，這將直接挑戰中國經濟增長宏觀調控的底線。

從投資看，2014 年1-2 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名義增長 17.9%，比去年底回落了 1.7 個百分點，這是 2001年以來的最低增速。分析投資失速的原因，主要在于制造業、基建和房地產全面減速：

第一，近年來受制于成本上升、生產者價格持續通縮，制造業利潤受到嚴重擠壓，經濟景氣收縮。加上政策層面對于產能過剩行業的調控，2014年以來諸多行業的產能擴張步伐明顯減緩，從而引發制造業投資增速大幅度下滑，從去年底的 18.5%回落至今年 1-2 月的15.1%。其中，有色金屬冶煉投資增速從去年底的20.6%降至今年初的10.4%，非金屬礦物制品業投資增速從去年的14.8%下降至年初的11.4%。制造業普遍的產能過剩也拖累了企業的產出和盈利水平，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速從2013年10月13.7%的高點下滑到年末的12.1%。2014年1-2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只有8.6%，比去年末回落了1.1個百分點。

第二，房地產投資增速小幅下滑，從去年末的19.8%降至年初的19.3%。而觸發地產投資增速下滑的原因，一方面是房產銷量下降，房地產銷售額大幅萎縮至-3.7%（前值26.3%），地產開發商投資意愿明顯走弱，今年1、2月地產新開工增速大幅走低，土地購置面積增速也在下降。另一方面是由于今年對非標金融產品和債權債務的監管力度加強，金融機構風險意識提高，房地產貸款開始收緊，房企的資金來源增速從去年末的26.5%下降至年初的12.4%。

第三，以土地作為抵押貸款，及大量非標進行融資的政府基建也遇到了同樣的麻煩，土地融資難度加大，非標受到限制，政府負債風險攀升，新基建投資難度加大。

第四，消費疲軟。2014年1-2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2281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1.8%，比去年同期增速還低0.5個百分點，扣除物價因素僅增長10.8%。消費零售的不景氣與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緩慢有關，2013年城市居民收入增長低于GDP。當然1-2月份有季節性因素，春節零售下降則源于人們享受服務更多，而非商品消費。

在內需增長疲弱的同時，年初以來外需增長也相當不給力。如1-2月出口累計同比下跌1.6%，較去年四季度同比增速7.4%顯著下滑，這也使得1-2月的出口交貨值增速只有2.7%，出現了2009年以來的最差水平。出口增速下行主要受美國罕見的寒冷天氣以及1月新興市場動蕩等因素影響。

全年經濟展望：“穩增長”將上升為主基調

展望全年，由于經濟增長的中樞仍在下移的通道之中，一季度經濟很可能觸及甚至低于下限。為了“穩增長”，政策上將仍然不得不倚重于傳統的、短平快的投資驅動模式，因而一季度之后投資增速會適度提升。利息成本與杠桿率是影響2014年投資的兩個關鍵因素，在近期超寬松的資金環境下，目前高利率已經有所緩解，但企業資產負債率仍很高，同時金融機構風險意識提高也會抑制企業融資。因此2014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體增速會較2013年有所降低。從消費來看，受制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緩慢，以及高房價、看病難、上學難等問題，其增速并不樂觀。不過網購、信息類消費的快速發展，構成了消費領域新的增長點。同時也要看到，新一輪改革的啟動與政策落實，上海自貿區推進、國資改革，各省市自貿區“競賽”，人口政策調整，金融深化，國際經濟合作等等，都會對2014年發展形成積極的正面影響。

雖然2月份出現貿易逆差，出口增速未來有望好轉。但美國經濟強勁回升將帶來外需擴張，日本與歐盟都在繼續復蘇中，因此出口可謹慎樂觀。國際清算銀行公布的2010-2013年10月份中國實際有效匯率和名義有效匯率已經分別上升16.3%和12.1%，對中國的出口競爭力形成極大挑戰，不過人民幣近期走貶或可略微提升出口競爭力。值得關注的是隨著加拿大、波蘭、以色列、英國、德國、澳大利亞及新西蘭等國家的房價持續上漲，新一輪的國際房地產泡沫正在加速膨脹，再加上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極低的資金成本，會不會像2008年的美國一樣引發另一場世界范圍內的經濟衰退，還有待觀察。

物價方面，由于2013年的翹尾影響非常小，且貨幣擴張被資產價格上漲吸收，因而2014年消費物價水平預計為2.5%，PPI仍為負，實體經濟通縮的挑戰依舊。

2014年穩增長，不僅要求外部需求繼續改善，更需靠投資驅動與貨幣釋放，降低存款準備金可能會適時啟動。金融體系的擴張依然，預期2014年信貸、股票及債券融資都會有較大增幅。2014年穩增長如保持7.5%的水平，社會融資總規模需要達到19萬億的水平，新增貸款要突破10萬億。金融的全面膨脹在拉高經濟杠桿和資產價格水平、保證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在不斷加劇結構的不平衡，不利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既要穩增長調結構也要防風險去杠桿

近兩年來，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正在發生著重大轉變。表現在：

2014年城鎮化率超過55%，到達城鎮建設的相對減速期，經濟和社會成本出現上升，同時社會結構發生根本變化。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對城鎮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的要求提高。

2013年第三產業生產總值占比增至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中國進入了服務經濟主導的時代，同時制造業部門面臨深度調整。

經濟中高增長階段的來臨。隨著“規模收益遞增效應”逐步衰減，通過動員要素投入實現“結構性趕超”的高速增長階段趨于結束，經濟增長區間開始向下偏移。因此本輪增長率的下滑不僅是周期性的，更是結構性的。

治污染、安民生成為緊約束。高能耗以及長期累積的污染、霧霾、食品安全等危害，幾乎到了生死攸關的境地，治理勢在必行。

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數次貨幣刺激下的經濟高漲和泡沫。要實現經濟轉型，意味著未來的增長不應該再依賴刺激政策，而應該通過企業的內生發展來實現。以時間換空間，通過經濟創新來提高勞動生產率，保證經濟的健康高效成長，在不產生新壞賬的前提下，逐步消化前期遺留問題。

由此看來中國經濟未來大的發展格局，可謂喜憂參半。能不能抓住經濟服務化、信息化及城鎮化的巨大機遇，真正實現改革紅利，保證經濟中高速度增長的質量和效率，還得看安民治污、消解壞賬這兩個“緊約束”解決得怎么樣。特別是后者。90年代到2005年前后國有銀行上市前所剝離的上萬億不良資產，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迄今尚未處理完畢，且效果不佳。過去十多年低利率、擴張性貨幣刺激經濟背景下，又累積了巨額的壞賬、死賬。雖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在危機救助的名義下，全球主要國家都經歷了一輪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擴張過程（危機之前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尚不足1萬億美元，到2013年12月23日卻突破了4萬億美元大關，占GDP的比重達到24%。日本、英國和歐盟的情況也類似）。中國的情況也不容樂觀。近年來我國M2存量呈現“加速”上漲態勢。2008年還未達到50萬億，但在其后的5年，M2每年跨越一個十萬億級臺階，2013年突破110萬億元。M2幾乎是GDP的2倍，全球罕見。近兩年來，在實際利率偏低、貨幣增速超過實體經濟需要、全社會通脹率上升、存款準備金率高位管制的情況下，儲蓄搬家，社會融資增長迅猛，債券出現井噴性發展，各類信托、理財產品等非標金融工具迅速在金融機構表外擴張（其規模迄今不可勝數）。巨額資金追逐具有金融屬性的資產，使得房地產等部門快速膨脹并出現泡沫。

高杠桿的風險不斷累積。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2007-2012年中國的非金融公司債務率、家庭部門的債務率（各自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上升較快，分別增加了38個百分點、11個百分點，此格局與發達國家的私營部門去杠桿化、自我修復和再平衡趨勢正好相反。而政府部門的潛在債務壓力也不小，根據最新的審計署報告，截止到2013年6月底中國政府的債務與或有負債達到了30萬億元。2014年處于還債高峰，占總債務比例達21%。

現階段的資源配置體制是上述困境的根源，而與房地產投資加速擴張相配合的土地財政體制是典型體現。據官方數據，2013年全國公共財政收入（12.9萬億元）與全國政府性基金收入（5.2萬億元）合計達18.1萬億元。其中，來自土地、房地產業、建筑業的租、稅、費收入合計為6.6萬億元，占全國財政兩類收入總額的比重高達36.5%。2013年中央公共財政、政府性基金收入合計6.4萬億元，地方財政兩類收入合計11.7萬億元。對地方財政收入的貢獻最大的是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2013年高達4.1萬億元，首次超過4萬億元大關。僅此一項，就占地方公共財政、政府性基金兩類收入總和的35%。而土地、房地產業、建筑業的租、稅、費收入，大部分歸屬地方政府?？梢?，來自土地、房地產業、建筑業的6.6萬億元，為地方財政貢獻了五成以上的收入，解決土地財政波動與依賴勢在必行。

因此總的看來，2014年宏觀政策一方面宜“適度穩定化”，以保證經濟的穩速增長與調整；另一方面要采取綜合措施，以舒緩總體經濟的貨幣—債務壓力。中長期目標是“減負”與“增效”，通過簡政放權為核心的改革，消除長期政府干預資源配置累積的不穩定性因素，大規模削減制度成本和交易費用，以減輕經濟主體的顯性稅費和隱性負擔，降低城鄉廣義恩格爾系數，推動供給和需求機制調整，加快金融和實體部門供給機制的體制改革，積極進行結構調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通過改革紅利對沖下行風險，提升經濟自主協調發展能力。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責任編輯：蔡慶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