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時代的“潛望鏡”：從《二十世紀日記知見錄》說開去

○徐 雁

大時代的“潛望鏡”：從《二十世紀日記知見錄》說開去

○徐 雁

日前郵差送來一件寄自浙江海寧的書包裹，打開一看，不覺令人分外眼亮。原來這是一冊我盼望已久，卻沒想到已悄然問世的工具書——《二十世紀日記知見錄》（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版），全書44萬余字，編著者為當代海昌學者虞坤林先生。

眾所周知，由于日記文體固具的“私密性”，因此，它往往是以手稿本的形式“藏于家”，獲得刊印出版的概率是相當小的，要有，也是名流時賢的“專利”。周氏弟兄說過：“日記與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為比別的文章更鮮明地表出作者的個性……信札只是寫給第二個人，日記則給自己看的（寫了日記預備將來石印出書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實更天然的了”（周作人《日記與尺牘》）；“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著這樣的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周樹人《馬上日記》）

據說，在上世紀的文人中，周樹人（1881—1936年）和郁達夫（1896—1945年）是在中國日記出版史上開創了記錄的兩個人，前者是因為在身后被影印出版了全部的日記，而后者則是主動交付了部分日記內容去出版的人。此后，作為一種出版物的日記，其市場價值逐漸為出版商所看中，并被上溯到19世紀或更早。目前，中華書局就在推出一套“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其《刊行緣起》云：

日記是人們對自己的活動、交游、見聞、學習心得以至思想感情的記錄。一般說來，日記所記多為作者的親身經歷，且又是當時的記錄，因而它的內容也就比較具體、真實，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日記中的資料，有的為一般史籍所不載，有的可與史籍的記載相互印證，有的還可訂正史籍中的訛誤……近代人物的日記究竟有多少種，目前還沒有詳細的統計，但數量肯定是十分可觀的。全國許多圖書館、博物館和研究單位，都藏有近代人物的日記，一些私人收藏家和近代著名人物的后裔，也保存著為數不少的日記。這些日記，大部分都是未刊稿本，發掘、整理這批史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

可見出版商之所以關注日記，是因為其內容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也就是說，看重的是其作為一種出版物上市發行后的功利性，這樣也就把作者“私密性”的本意，置之不顧了。當然也不能就徑直說這就是一種見利忘義的行為，因為畢竟出版商還抱有一個“善良的宗旨”——“是為給有關學術界提供一些有價值的資料”。

不過，當年記主自我錄下的“隱秘心聲”，一變而為后來者的案頭讀物、桌邊談資，應該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吧？但因為有了出版商的介入，且由于當日、當事之人早已隱沒于世，因而公開出版歷史人物的日記，已基本上可以規避人世間客觀存在的種種糾葛和糾紛，這也是出版商敢于大膽編發的原因吧。

素有“中國日記史研究第一人”之稱的陳左高先生（1924—2011年），在平生目驗千余種日記之后，認為日記所具有的“真實”“具體”和“新鮮”三大內容特征，是一般書籍所少有的。這大概也正是出版商特別青睞它的原因。但因為有了本應秘不示人的日記，可能被出版后廣而告知世人的事實存在，我相信，在周、郁兩位之后，大凡有排日記事之癖的人，在落筆時不免多了幾分躊躇和幾番掂量。這也是在閱讀20世紀日記作品時所不可不預知的一點“人情之微”?；蛉缌簩嵡铮?903—1987年）在《日記》一文中所說的極為世故的話：“天下沒有秘密可以珍藏，白紙黑字，大概早晚總有被人察覺的可能，所以凡是為自己看的日記，而真能吐露心聲，袒露原形者并不多見?！?/p>

陳先生編撰有《古代日記選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中國日記史略》（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90年版）、《歷代日記叢談》（上海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清代日記匯抄·晚清二十五家日記輯錄》（王汝潤、陳左高等輯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國近代文學大系·書信日記集》（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年版）等問世。他在2003年7月為《二十世紀日記知見錄》預寫的序言中說道：“坤林致力近代日記整理，其難有三：一是篇幅大……非要有夜以繼日、廢寢忘食之精神，不可完成。二是搜訪難，當代日記作品手稿，往往散存全國各地，借閱不易。已梓行者，往往出版單位分處大江南北，難以購置。其三，從閱讀、考訂、撰寫來看，所費時間更多，其甘苦疾徐，當必備嘗之矣?！倍覟橛菥笾械角殷@且欽敬的是，《二十世紀日記知見錄》收錄了他多年來所過目的近、現代人物日記1200多種。據此，他該是當今中國寓目日記類文獻最多的學人了。

且錄《二十世紀日記知見錄》卷首“凡例”數則，以知該書基本架構：

本書收錄了近現代人物日記1200余種，分國內部分和國外部分，每一部分按照日記著者筆畫順序排列。

本書為工具書，不論人物臧否，不加揀擇，一律收采。

本書所收日記，不論是單行本、合刊本、稿本、抄本或期刊內所收，或文集后附，能見者均一一著錄。

凡與日記體例相同之書，雖不稱“日記”，如“紀程”、 “游記”、“瑣識”等，也予以收入。凡以“日記”為名，而是小說、散文類作品，原則上不予收入，如丁玲的《護士日記》。

每個條目下，設篇目、作者、版本、日記跨度、著者簡介、收藏單位等六個部分……

有關堅持寫作日記的好處，前人不乏種種妙談。但在我有限的閱讀視野中，當以清華大學教授浦江清先生（1904-1957年）的吐露最為實在：“記日記絲毫無自尊的意思，也無有預備做‘自傳’的虛榮心。我的目的，大約有四：練習有恒的筆墨，一也；作日后追憶過去生活之張本，二也；記銀錢出入，信札往來，備一月或一年內查考，三也；記零星的感思及所見所聞有趣味的事，備以后談話或作文的材料，四也?！保ā肚迦A園日記·西行日記》，三聯書店1987年版）這段話寫于1929年1月29日他26歲時。

浦先生的日記原寫本有十幾冊，限于當時的“語境”，其哲嗣浦漢昕、浦漢明兩君請呂叔湘先生（1904-1998年）代為選定出版內容時，提出了“盡量保持原貌，不作整段的刪節，只在必要處理改動了個別詞句”（浦漢明語）的原則——確實，“日記”本來就是記主自我練筆、紀世錄事、記帳備忘的一種文字，并不是那種為了復制后廣為流傳的作品。

不過，浦先生的日記能歷上世紀50至80年代之劫而幸存于家，真是幸事，或者也可以“狠心”地說，乃是因為他在1957年8月31日的不幸去世，才讓他在客觀上得以規避殘酷的時政運動的沖擊。否則，他的日記手稿要不是在當年的“反右”運動中遭劫，恐怕也難逃九年后所謂“紅衛兵”們的“破四舊”行動。試舉數例：

錢基博先生（1887－1957年）在體例上仿李慈銘（1829—1894年）《越縵堂日記》、王闿運（1833—1916年）《湘綺樓日記》而作的《潛廬日記》，堅持寫作半個世紀以上，多達500余冊，卻于“文革”浩劫中被全部查抄并焚毀。此劫被目為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史上“無可彌補的重大損失”和“我國學林的大厄”?。▍侵铱铩懂吷趭^讀書著述的錢基博教授》）

汪辟疆先生（1887—1966年）的日記始作于清末，一直記到1954年后他半身中風為止，每日小字正楷記錄當天所治之事以及讀書所得，從沒有間斷過，原稿當在百冊以上，卻在“文革”中被掠走，從此不知下落，大概早已毀滅于人間?，F存下來的僅有三冊，一冊是南京師范大學教授武酉山偶然在南京夫子廟地攤上用一角錢買回的；另外兩冊則是掠奪者在匆忙中遺落在地上，沒被抄走的；此外還有若干零頁。后被其弟子程千帆先生（1913—2000年）依《竹汀先生日記鈔》之例，將殘本中論學部分輯出，依年月先后排列，題為《方湖日記幸存錄》。

呂貞白先生（1907—1984年）在“文革”開始后，忍痛毀掉了記錄著其個人歷程和讀書心得的80多本日記，以及凝聚著多年創作心血的詩詞手稿，因而“在心靈上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創傷，以后每每談及此事，他總是痛惜萬分”。（陳麥青《呂貞白先生小傳》）

在“文革”中被趕出文壇，剝奪了寫作權利的巴金（1904—2005年），在一封信中曾向友人痛苦地訴說道：“十年中間我沒有寫過一篇文章，只寫了無數的‘思想匯報’，稍微講了一兩句真話，就說你‘翻案’。連在日記本上寫幾句簡單的記事，也感到十分困難，我常常寫了又改，改了再改，而終于扯去，因為害怕連累別人……”他在《我的日記》一文中說：

一九六六年九月我的家被抄，四年中的日記讓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造反派”拿去。以后我停筆大半年，第二年七月又開始寫日記，那時我在作協分會的“牛棚”里學習，大部分時間都給叫出去勞動。勞動的項目不過是在花園里掏陰溝、拔野草，在廚房里揀菜、洗碗、揩桌子。當時還寫過《勞動日記》，給“監督組”拿去掛在走廊上，過兩天就不見了，再寫、再掛、再給人拿走，三四次以后就沒有再寫了?！秳趧尤沼洝分谐擞涗浢刻靹趧拥捻椖客?，還有簡單的“自我批評”和“思想匯報”。寫的時候總說是“真心悔改”，現在深刻地分析也不過是用假話騙人爭取“坦白從寬”。

接著我又在一本練習簿上寫日記，并不每天交出去審查，但下筆時總覺得“文革派”就坐在對面，便主動地寫些認罪的話討好他們。當然我在短短的日記里也記錄了當天發生的大事，我想幾年以后自己重讀它們，也可以知道改造的道路是何等艱難曲折?？傊耶敃r是用悲觀的眼光看待自己，我并沒有楊沫同志的那種想法，更談不上什么勇氣。但即便是我寫的那樣的日記也不能繼續下去。到這年八月底，幾個參加我的專案組的復旦大學學生勒令我搬到作協分會三樓走廊上過夜，在那里睡了兩個星期，他們又把我揪到江灣復旦大學批斗，讓我在學生宿舍里住了將近一個月，然后釋放回家。我的日記卻不知給扔到哪里去了。

一九六八年我向蕭珊要了一本“學習手冊”，又開始寫起日記來。我的用意不再是爭取“坦白從寬”，我已經看透“造反派”的心（他們要整你，你大拍馬屁也沒有用處）。我只是想記錄下親身經歷的一些事情，不過為了保護自己，我繼續“歌功頌德”。我每天在“牛棚”里寫一段，盡管日記中并無違禁的字句，我不敢把日記帶回家中，在那段時間只要是自稱“造反派”的男女老少，都可以闖進我的家，拿走我的信件、手稿和別的東西。我以為把日記放在“牛棚”內，鎖在抽屜里面比較安全。沒有想到不到兩個月，“造反派”、監督組忽然采取“革命行動”搜查“牛棚”，勒令打開抽屜，把“學習手冊”中的日記和“檢查交代”、“思想匯報”的底稿等等全抄走了。從此我就沒有再寫過日記……

從小在蘇州長大的吳雨蒼（1916—2006年）在《蝸園憶舊》一文中說，少時曾問學于金松岑先生（1874—1947年）時說，金先生對于學業上的要求是，除了登堂入室聽講古文外，每天須得寫一篇日記和讀書筆記，“每隔三四天，另出題目，各寫一篇；日記和讀書筆記，是每天必須交給他批閱的，這是我感到負擔最重而最苦惱的事情。但是久而久之，不知不覺養成了我后來寫作快、記憶強，一口氣寫幾千字的習慣和獨立思考的能力?！笨磥?，用寫日記的方式來鍛煉筆頭能力，在老輩學人那里已成為育人成才的基本方式，也是一種養成后生持之以恒品質的傳統。

1929年出生于天津的姜德明先生，也曾在《日記雜談》一文中回憶說：“從讀小學時，老師就讓我們寫日記，說是可以培養寫作能力……解放后，三聯書店出版了由曹辛之先生設計的一種《學習日記》，裝幀設計很美，勾引起我寫日記的欲望，寫了足有多半本。后來政治運動不斷，無暇顧及，就此中斷了，但那本日記仍珍藏著”,后來,自我感覺越來越不合時宜，“鑒于胡風一案的教訓，留下白紙黑字，總是禍患，還是主動銷毀了事”。

凡此種種事實都說明，要是自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社會一直是清平時日的話，那么，存世日記的種和量一定會比現在要多出很多，被日記記錄下來的個人、家庭和社會生活的內容，也將更加豐富。

“日記……原本是完全私密的，不加掩飾的，也不打算公開的，因而有可能更為具體地記錄當時的歷史語境和文化氛圍，更為真實地袒露個人的思想和情感，以及揭示兩者之間復雜的互動，許許多多不為后人所知的作者的交游、活動、觀點和著述，大大小小鮮活生動的歷史細節和世事線索，通過日記才有可能得以一一呈現。日記是時代風云和人情冷暖的投影之所在，能夠承載這種投影的文類并不多，日記恰恰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能不能記日記，敢不敢真實地記日記，是一個時代清明與否的標志。再就是，能不能堅持記日記，是一個人有沒有毅力的體現，也是一個人敢不敢坦然面對社會、面對歷史的體現……”，這兩段話，分別是韓石山、陳子善先生為古農主編的“書脈日記文叢”（《日記漫談》《日記閑話》《日記品讀》《日記序跋》，均為人民日報出版社2012年版）所作序言中說的話，言簡意賅地道出了日記文獻的人文可讀性價值。而這，也正是虞坤林先生編著《二十世紀日記知見錄》的文獻性價值之所系了。

虞先生在《二十世紀日記知見錄》的后記中說:“進入20世紀以來，中國乃至世界都處在一個風云四起、社會發生巨大裂變的時代，影響中國歷史進程和社會性質變化的重大史實極為頻繁。而在歷史進程中，作為社會的一部分，人，在干些什么，在想些什么，也許留下的日記能告訴我們……”誠然，從此往后，我們不難借助虞君在該書中的文獻指引（書后附有“日記著者”、“日記名稱”兩個索引），按圖索驥地尋覓到為自己所感興趣的人物的日記，從而能夠比較近乎真實地回到歷史現場，去領略、領會進而領悟過往的世況人情，從而倍加惜緣、惜福和惜時，甚至見賢思齊，拿起筆來，記錄下自己所參與的這個時代的人生閱歷、見聞和感想?；蛉珥n石山先生所號召的那樣——“勇敢地記日記吧，這是你對社會的信心，也是你對你自己的信心的表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