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戰略：包容性的“五環改革”

常修澤

在“地平線”與“天花板”之間，如何探索中國的包容性的體制？習近平講：“把最大公約數找出來，在改革開放上形成聚焦”。這個“最大公約數”，可成為“破題”的一把鑰匙

中國正處在由“第二波歷史大轉型”向“第三波歷史大轉型”轉換的歷史時刻。按照大歷史觀，與上述轉換相適應，中國改革應該進入全面改革的新階段。

新階段應該有新的戰略、新的思維。這本《包容性改革論》，就是筆者對新階段改革理論與戰略探索的成果結晶。

“五環改革”：瞄準包容性體制

提出包容性改革，并非筆者的主觀臆想，而是有著深刻的理論來源和現實考慮。

理論來源有三，即“中”，中國古代“知常容，容乃公”的哲學；“馬”，馬克思的“多元包容”思想；“西”，西方學者達倫·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魯賓遜（James Robinson）的“國家衰落之謎”理論。

現實考慮三個方面：中國改革面臨的現實；民族統一、兩岸關系的現實；國際關系，特別是新型大國關系的現實。提出包容性改革論，旨在為中國中長期全方位改革提供一個戰略選擇。

新階段我們應采取什么改革戰略？

筆者在十八大之前完成并上報的研究報告——《十八大后中國改革戰略探討》，基本反映了自己關于新階段中國改革戰略的總體構想。要點有五：（1）戰略基調：超越傳統“革命”，超越傳統“變法”；（2）戰略視野：見“天光”、接“地氣”、立“人本”；（3）戰略愿景：構建三個制度文明“大屋頂”；（4）戰略要點：“雙線均衡”、天地人合、“五環改革”；（5）戰略實施：“五環式改革”的現實切入點。

在上述新階段改革戰略構想基礎上，結合十八大后的新情況，本書對“如何尋求中國新的紅利”作了新探索。指出，在人口紅利、資源環境紅利，乃至全球化紅利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減弱或消解）之后，重點應關注改革的紅利，并提出了“紅利釋放的波動曲線”的命題。

實踐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包容性體制總體優越于排斥性體制。中國的“五環改革”應“環環瞄準”包容性體制?！拔瀛h改革”包括——經濟改革：尋求公正的深度市場化經濟體制；社會改革：尋求各階層社會共生的社會體制；政治改革：尋求最大政治公約數的政治體制；文化改革：尋求多元文明交融互鑒的文化體制；生態體制改革：尋求以天地人產權為基礎的環資制度。

擺脫“斯大林模式”，包容國有和民營

第一，要建立公正的深度市場化經濟體制。不僅要兩個“互不排斥”（市場化不能排斥公正化；公正化也不能排斥市場化），而且更要尋求二者的“內在融合”。書中強調，社會公平與市場化改革可以兼容，實現收入分配公平和更大范圍的社會公正“并不必然”與改革的目標相沖突。

以包容性體制創新促進包容性發展，主要有四個方面：一、產權體制創新：包容“國有”與“民營”；二、分配體制創新：包容“國富”與“民富”；三、可持續發展體制創新：包容“天地”與“人本”；四、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包容“民主”與“民生”。

結合國際金融危機的教訓，本書在進一步論證“社會公平和市場經濟可以兼容”的基礎上，提出建立包容性經濟制度的制度性安排。

包容性的經濟制度內涵豐富，核心是建立混合所有制經濟：它是“混合經濟”的產權基礎，也是協調社會多種利益關系，并使之“和諧統一”的產權組織形式，其中孕育著新的公有制組織形態。

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需擺脫“斯大林模式”。按照斯大林的理論邏輯，國有企業不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企業沒有獨立的權、責、利，這樣國有“企業”自身也就沒有自己的“產權”。斯大林對私有企業更是否定的。只有告別“斯大林模式”，才有可能走向包容“國有”與“民營”之路。

在對前30年國有制改革評估的基礎上，筆者對新階段國有制改革的戰略作出了“雙頂層”設計。之一：產權方面的設計；之二：“人本”方面的設計，強調應用“產權人本共進論”推進國有制改革。

窮人不能再窮，富人不能出走

第二，尋求多元階層的“社會共生”的社會體制。它既是一個獨立的領域，又是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之間一個廣闊的過渡帶?；凇斑^渡帶”的認識，所以，在探討政治體制改革之前，先探討社會體制改革問題。

中國正處在社會大變動、利益大調整的歷史時期。不管你是否承認，中國社會已經分成不同階層：窮人，富人，中等收入群體，甚至有逐步固化趨勢（中低收入者難以向上流動）。分層與固化，已成社會利益沖突和社會危機事件爆發的內在因素。

根據筆者的調研，中國社會已經處于結構性失衡之中，問題主要來自內部，而不是來自外部。在此情況下，為避免社會嚴重分裂狀態，尋求社會各階層（特別是中低階層）的共生共存共富之路，就成為當務之急。

關鍵在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中國的收入差距擴大，已成為各派共識。大家都要有活路，必須縮小貧富差距，遠離“社會容忍紅線”。改革中要注意防止陷入拉薩爾“就分配談分配的窄圈”，重在突破收入分配的“體制瓶頸”，特別要正視產權制度和政府制度問題。由分配制度改革切入，向產權制度改革提升；由分配機制轉型切入，向政府制度轉型提升。

中國需要的不是虛幻的、高調的“社會美妙”理論，而是實在的、大家都有活路的“社會共生”理論。對于三個階層要有不同思維，首先，窮人不能再窮；其次，富人不能出走。富人出走的原因很多，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對政策、路線、前景有看法；最后，中等收入群體必須擴大。

中國的發展穩定要依靠中等收入群體，當前，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只有25%～30%。如果能擴大到七成，他們就會成為中國社會的主體，國家也會穩定下來。社會改革，應尋求建立這樣一種多元階層社會共生的社會體制。

多元階層欲共生，需要編織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安全網”。在“安全網”能兜住的情況下，著手創新社會管理體制。

“把最大公約數找出來”

第三，政治體制改革。從筆者社會調查的結果來看，群眾目前最關心的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無論是體制內外，大多數人都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最敏感也是難度最大的改革?？谷諔馉帟r期，美國人訪問延安后，被延安的清廉所打動，回南京說中國的希望在延安。宋美齡評論一句：“那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嘗到權力的滋味?！痹凇皣L到權力的滋味”后，如何加強嚴格有效的體制約束，進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確實是很難的問題。

中國的改革，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革命”，但又有某些類似于“革命”的元素，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中國的改革，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變法”，但又有某些類似于“變法”的特征，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是筆者在中共十八大前完成的研究報告的基調。

中共十八大后，習近平同志在政治局會上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同時又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2012年12月31日）。這給我們一個大體框架，需在“一場深刻的革命”與“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之間做文章。如果把改革目前達到的水平視為“地平線”，把基本的“紅線”比喻為“天花板”，兩“線”之間改革的空間相當大。

在“地平線”與“天花板”之間，如何探索中國的包容性的體制？習近平講：“把最大公約數找出來，在改革開放上形成聚焦”。這個“最大公約數”，可成為“破題”的一把鑰匙。

當今中國社會“最大的政治公約數”是什么？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如能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軸心形成一種“聚焦”，形成一種共識，厘清并清除影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體制障礙，則可有助于建立符合最大政治公約數的政治體制。

“文明交融”和“無限制的新人”

第四，文化領域的“包容性改革”。深層的問題是“文明交融”。

今天講的“文明”有兩層含義，一是廣義的文化層面的含義，指人類社會發展的文化狀態，如古希臘文明、中華文明等；二是狹義的道德層面的含義，指人們的道德素養。本書是從廣義的文化層面的含義來使用的。

德國著名哲學家、文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認為，文化是多元的、多中心的，各種文化是平等的、等價的。然而，現實是與“文明交融”有差距的。我們看到的是另外一種情況。當今，世界文明確有很大的差異性，或者說“文明的隔閡”。正是文明隔閡的現實，引發了筆者的思考：能否由“文明隔閡”走向多元基礎上的“文明交融”？

如果不是從絕對意義而是從相對性的角度來理解，人類的共同文明是存在的。如中國古典哲學講的“天人合一”、“和為貴”等等，倡導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和諧相處。這種價值適用于所有的人群，對此不能持虛無主義態度。

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兩大浪潮，正在使多樣化價值理念之間發生頻繁的交集、碰撞和融合。筆者把這個命題的解，稱之為“文明融合論”。構建當代“新普世文明”的“大屋頂”，這是“包容性改革論”的高境界訴求。

衡量包容與否的標志是“你敢于不敢于、能夠不能夠包容所謂‘異類？關鍵是包容不同思想，包容奇特的東西”?！皬囊欢ㄒ饬x上說，包容異端才是包容的真諦”。在書中，筆者引用美國學者戴維·布魯克斯的有關“新的技術力量創造出來的新人”的論述，提出“無限制的新人”將成為21世紀創新的新現象。

中國的改革是幾代人從事的前所未有的創新事業，特別需要一代“喜歡變革，喜歡破除傳統東西”的新人。如果說他們屬于“異類“的話，講包容恰恰是包容這些“異類”。整個社會應當為一代“無限制的新人”的崛起和成長開辟道路。

建設“天地人合”的生態文明

第五，生態體制改革。依筆者在《天地人產權論》之論述：當代人的生存發展，是一個包括人的生存發展環境（“天”）、人的生存發展資源（“地”）和人的生存發展自身（“人”）在內的完整體系。人類生態環境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對“生態文明建設”極為重視，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的位置。經研讀，筆者發現在“三個向度”上有所突破。一、在橫向上，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有新的寬度；二、在縱向上，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到“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長遠大計”的戰略地位，有新的高度；三、在內向上，提出把生態文明建設貫穿到或說“融入”到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各領域和全過程中，就是把經濟建設“染綠”，把社會建設“染綠”，把政治建設“染綠”，把文化建設“染綠”，有新的深度。這是國家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在實踐和認識上不斷深化的重要成果。

按照人類發展學的理論，生態文明是一種尊重自然、順應自然而又特別注重保護自然的一種新的文明形態。作為一種新的文明形態，應該說，它是對傳統的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超越，其核心是人類尊重自然并與自然和諧相處，實現天人合一。

探討人類可持續發展，有四條路線：技術創新路線、結構調整路線、政府規制路線、市場機制路線（包括產權與價格路線）。市場路線是四線中的“短線”，而“產權”則是“短線中的短線”。生態環境體制需要向產權拓展。

（摘自《瞭望東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