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面新聞報道對助人行為傾向的影響作用*

方圣杰 閔昌運 張 林

助人行為是親社會行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指無私地關心他人并提供幫助的行為。當今，由于信息傳播的便捷，負面新聞報道也越來越多。人們不僅會主動去關注負面新聞報道，甚至也會被動地暴露在電視、網絡上撲面而來的負面新聞報道中。在報道了一系列“扶老人被訛詐事件”后，又曝出“小悅悅事件”，再到之后“該不該助人”的探討，這些現象都反映出了社會的病態心理。

負面新聞報道是指聚焦于那些與現行社會秩序和道德標準相沖突的事件以及一切反?，F象，犯罪事件、事故災害往往是其的報道重點[1]。對負面新聞的分類依據主要依據新聞事實與人的關系，如:非人為的主要表現為天災人禍，人為的表現為違反道德或法律的現象或行為[2]。負面新聞報道對人們造成的即時影響是引發個體的一些負性情緒。如果個體長期接觸負面新聞，一方面會降低個體的心理安全感和人際信任感，影響個體的心理健康水平;另一方面會間接地改變人們的認知，最終影響個體的行為[3]。有的研究表明，包含暴力線索的負面新聞報道會減少人們的助人行為而增加攻擊性行為[4]。我國學者探討了在負面新聞的災難圖片啟動條件下個體助人行為的表現，結果顯示，負面新聞的災難圖片比對照組圖片更能喚起個體的情境性共情，但在助人意愿和助人行為上未見顯著差異[5]。

可見，目前負面新聞報道對助人行為傾向的影響效果還沒有形成定論。這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以往的研究對負面新聞沒有進行分類，而不同種類的負面新聞可能會造成不同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把負面新聞進行分類，更全面更細致地探究負面新聞報道對個體助人行為的影響。進一步揭示負面新聞報道對個體助人行為的影響機制，可為新聞傳媒在面對負面新聞時該如何報道才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沖突，以及新聞輿論該采取何種引導策略才有助于民眾保持健康心態與理性認識提供理論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隨機抽取某綜合性大學在校本科生進行問卷施測。其中，共發放問卷150份，最終得到有效問卷147份(98.00%)。其中男性62人，女性85人。被試的年齡在17～23 歲之間，平均(19.73±1.23)歲;有59 人來自農村，40 人來自鄉鎮，47人來自城市;獨生子女59人，非獨生子女88人。

1.2 方法

1.2.1 新聞材料 按照新聞事件起因(人為/非人為)、新聞事件結果(身體損傷/財產損失)這兩個維度來選取了4段新聞作為實驗組的新聞材料，再增加1段中性的科技新聞報道材料作為對照。根據本實驗研究目的對這5段新聞材料進行改寫，包括對新聞中的人物進行匿名處理、刪除對本實驗有干擾作用的細節、限制五段材料的字數至相近等。在每段新聞材料之后會加入無關調查題，以防止被試猜測本實驗目的。

1.2.2 情緒狀態量表 由Mc Nair等編制，從中選取18個和本研究相關的情緒詞進行測量，主要涉及緊張和憐憫兩個維度的情緒詞。其中緊張情緒詞包括害怕、緊張、驚恐和焦慮等，憐憫情緒詞包括同情、難過、可憐和悲傷等。問卷采取5點計分，得分越高，表明越符合該情緒。本量表中緊張情緒分量表的α系數為0.815，憐憫情緒分量表的α系數為0.862。

1.2.3 心理不安全感問卷 根據本研究實際情況自編心理不安全感問卷，共包含3個項目。采用7點計分，得分越高表明個體的心理不安全感越高。該問卷在前期預測中有良好的信度，本研究中該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63。

1.2.4 人際信任感問卷 根據本研究實際情況自編人際信任感問卷，其中包含3個項目。采用7點計分，得分越高表明個體的人際信任感越高。該問卷在前期預測中有良好的信度，本研究中該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627。

1.2.5 助人行為傾向量表 從Carfo等人編制的親社會行為傾向量表中選取符合本研究目的的部分問題。量表采用9點計分，得分越高表明助人行為傾向越強。本研究中助人行為傾向量表的α系數為0.815。

1.3 統計處理 采用SPSS 13.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錄入，并對施測結果進行相關的處理和分析。

2 結果

2.1 不同類型負面新聞對個體助人行為傾向的影響 從表1可見，不同類型的新聞報道對個體助人行為傾向的影響不存在顯著差異(F(4，142)=1.163，P=0.33)。

表1 不同新聞材料下個體助人行為傾向的基本情況(±s)

表1 不同新聞材料下個體助人行為傾向的基本情況(±s)

助人行為傾向非人為－身體損傷組 7.278±1.組 別615非人為 － 財產損失組 7.515 ±1.327人為 － 身體損傷組 7.962 ±0.912人為 － 財產損失組 7.667 ±0.961控制組 7.674 ±1.267

以助人行為傾向為因變量，事件起因、事件后果為組間變量對數據結果進行2×2多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表明，事件起因主效應顯著(F(1，143)=8.715，P＜0.01)，事件后果主效應不顯著(F(1，143)=0.443，P=0.507)，事件起因 × 事件后果的交互作用顯著(F(1，143)=6.671，P＜0.05)。進一步簡單效應分析發現在事件后果為身體損傷的新聞條件下，事件起因是人為的新聞相比事件起因是非人為的新聞會引發個體更高的助人行為傾向(t=3.578，P=0.001)。在事件后果為財產損失的新聞條件下，事件起因是人為的新聞和事件起因是非人為的新聞引發的個體助人行為傾向沒有顯著差異，見圖1。

圖1 不同負面新聞材料下的個體助人行為傾向

2.2 不同類型負面新聞對個體情緒、心理不安全感和人際信任感的影響 比較不同新聞材料下個體的情緒、心理不安全感和人際信任感，可見個體在緊張情緒(F(4，142)=10.988，P＜0.001)和憐憫情緒(F(4，142)=18.905，P＜0.001)兩個維度上差異顯著，在心理不安全感和人際信任感上沒有顯著差異。通過事后檢驗，在緊張情緒方面，控制組與四組實驗組均存在顯著差異(P＜0.05);在憐憫情緒方面，控制組與四組實驗組均存在顯著差異(P＜0.001)，見表2。

表2 不同新聞材料下個體的情緒、心理不安全感和人際信任感(±s)

表2 不同新聞材料下個體的情緒、心理不安全感和人際信任感(±s)

注:*P ＜0.05，＊＊P ＜0.01，＊＊＊P ＜0.001，下同

緊張情緒 憐憫情緒 心理不安全感 人際信任感非人為 －身體損傷組 9.714 ±2.955 11.179 ±2.803 11.214 ±3.920 9.857 ±3.組 別175 052非人為 －財產損失組 10.167 ±4.698 13.233 ±4.091 9.967 ±4.247 10.000 ±3.484人為 －身體損傷組 14.138 ±4.588 12.621 ±3.736 9.793 ±3.989 10.586 ±3.878人為 －財產損失組 11.267 ±5.166 10.967 ±3.900 9.967 ±4.247 10.133 ±3.267控制組 7.067 ±3.028 5.933 ±3.362 9.733 ±4.532 9.933 ±4.638 F 10.988＊＊ 18.905＊＊ 0.604 0.

2.3 負面新聞導致個體的情緒、心理不安全感、人際信任感與助人行為的相關分析 只對4組負性實驗組的數據進行相關分析，實驗結果顯示緊張情緒與憐憫情緒有顯著的正相關;憐憫情緒與人際信任感、助人行為傾向有顯著的正相關;人際信任感與心理不安全感顯著負相關，與助人行為傾向顯著正相關;心理不安全感與助人行為傾向顯著負相關，見表3。

表3 負面新聞導致的個體情緒、心理不安全感、人際信任感與助人行為間的相關(r)

2.4 負面新聞報道對個體助人行為傾向的影響機制 由于負面新聞報道能夠顯著地引發個體的緊張、憐憫情緒，因此進一步探究這些負性情緒對助人行為傾向的影響機制。分別以緊張情緒、憐憫情緒為自變量，助人行為傾向為因變量，探尋其中可能存在的中介因素。采用路徑分析方法，發現人際信任感是憐憫情緒和助人行為傾向間的中介因素。

采用強迫進入法依次進行回歸分析，檢驗人際信任感在憐憫情緒與助人行為傾向之間的中介作用[6]。第一步，以助人行為傾向為因變量、憐憫情緒為預測變量進行回歸分析，表明憐憫情緒對助人行為傾向具有預測力(β=0.260，P＜0.01);第二步，以人際信任感為因變量、憐憫情緒為預測變量進行回歸分析，表明憐憫情緒對人際信任感具有預測力(β=0.303，P＜0.01);最后，以助人行為傾向為因變量、憐憫情緒和人際信任感為預測變量進行回歸分析，表明人際信任感對助人行為傾向具有預測力(β=0.258，P＜0.01);在引入人際信任感后，憐憫情緒對助人行為傾向的預測作用不顯著(β=0.182，P＞0.05)，這說明人際信任感在憐憫情緒與助人行為傾向之間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見圖2。

圖2 人際信任感在憐憫情緒與助人行為傾向之間的中介效應

3 討論

3.1負面新聞報道對個體助人行為傾向的影響效果 從本研究可見，負面新聞報道對個體的助人行為傾向沒有影響，這個結論與我國梁嘉歆的研究結果有相似之處[5]。助人行為傾向差異不顯著的原因可能是親社會類型的題目具有很強的社會贊許性，因此數據結果出現了天花板效應。然而負面新聞事件的起因和結果對助人行為傾向存在交互作用，說明兩者共同影響個體的助人行為傾向。當事件起因是非人為時，個體表現出更低的助人行為傾向，這可能是由于在非人為的情境中，個體感受到更多的不確定性，因此會減少助人行為以減少受到傷害的可能性。相比之下，助人行為傾向得分最高的是人為－身體損傷組，由此可推測，當個體在了解到人為故意傷害他人的新聞事件時，一方面會產生對施暴者的憤怒和譴責，一方面會產生對受害者的同情。而且，這種同情會泛化到其他弱者上，因此在能力范圍內，個體會表現出更多的助人行為。

3.2 負面新聞報道對助人行為傾向的影響機制 本研究發現，負面新聞報道可以顯著地喚起個體的緊張情緒和憐憫情緒，之前的研究也得出了負面新聞報道會引起個體害怕情緒和同情情緒的結論[7]。若長期處于負面新聞報道引起的負性情緒中，將會降低個體的心理健康水平。

從相關分析結果可知，憐憫情緒、人際信任感與助人行為傾向存在顯著正相關。人際信任感與助人行為傾向存在顯著正相關的結論得到了其他學者的支持。研究發現，人際信任感越高的個體會做出更多的親社會行為，而人際信任感越低，產生攻擊等反社會行為的概率相應增加[8]。其次，研究還發現心理不安全感與助人行為傾向存在顯著負相關。這可能是由于人的認知資源有限，當個體處在令其心理不安全感高的情境下，個體要先調動認知資源應付周身不安定的環境，才有精力去幫助他人。Shaver等的研究也表明，個體在感受到自己是安全的基礎上才會表現出更多的親社會行為[9]。由上述內容可知，即產生負性情緒，心理安全感和人際信任感都是個體做出助人行為決定的基礎。

本研究采用中介分析發現憐憫情緒要通過人際信任感才能影響到個體的助人行為傾向。此前就有研究者在網絡情境中發現，大學生的人際信任與社會支持存在顯著正相關，而社會支持有助于減少生活事件帶來的負面影響[10];還有研究者指出學生信任是學生親社會行為和社會責任感的重要預測源[11]。這就為現今的社會現象提供了一個合理的解釋－為什么大眾不敢去扶摔倒的老人?甚至是在沒有風險的情況下，人們也不愿施舍錢物給街邊的乞丐?這正是由于人們缺乏對求助者的信任。有關媒介影響受眾心理長期效果的涵化理論指出:媒體傳播了負面信息，當人們對這些負面信息接觸越多，基于媒體所提供的真實世界的印象，人們傾向于建構危機社會的信念，認為現實生活的社會也是消極的，人與人之間是難以可信的[12]。因此，從本研究結果來看，負面新聞報道不僅要客觀地還原事件真相以及增加教育警示，還應該考慮受眾的感受及影響，這樣才能維護社會整體的和諧與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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