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與洛夫詩歌的比較閱讀

白天偉+劉涵

內容摘要：縱觀多多和洛夫的詩路歷程和人生經歷，二人最初都深受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都曾“二度流亡”，后期的詩作又都趨于回歸，走向古典與現代的融合，本土與西方的融合。本文旨在通過多多與洛夫的詩路歷程和詩歌的比較，探討華語現代詩的走向。

關鍵詞：多多 洛夫 流亡

1949年，中國詩歌被海峽分隔兩岸，一半在大陸用口號壓過了詩意，一半在臺灣開始了新一輪的西化。20世紀90年代，隨著“潛在寫作”、“地下文學”浮出歷史水面，在“文革”時期的“上山下鄉”運動中，一群來到京南水鄉白洋淀的北京知青以其詩作對以往話語的超越、對現代主義的發掘及以“前朦朧詩”的歷史地位而進入了中國文學史的敘述，被稱為“白洋淀詩群”。多多便是“白洋淀詩群”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與芒克、根子并稱為當時詩壇的“三劍客”。多多自稱從1972年開始寫詩時起，他便成了一個“流亡者”，在《夏》、《少女波爾卡》等詩中開始了對傳統的反叛。1989年，多多旅居荷蘭，開始了長達十五年的第二段“流亡”生涯，詩歌在“阿姆斯特丹的河流”里尋找“通往父親的路”，并最終回到北京的“四合院”。而生于湖南的洛夫卻在1949年“糊里糊涂”地來到了臺灣，開始了人生地第一次“放逐”，寫下《石室之死亡》、《邊界望鄉》等膾炙人口的佳作，被譽為“詩魔”。1996年，洛夫在“半被迫、半自愿”的情況下開始了第二次“流亡”，從臺灣遷居到加拿大溫哥華的“雪樓”，自稱“二度放逐”，同時迎來了“漂木”時代。

一個是詩歌的“向道”者，一個是“天涯美學”的集大成者，兩個人都經歷了政治意義上的“流亡”和精神意義上的“自我放逐”兩個階段。無論是“流亡”還是“放逐”，或是北村所謂的“逃亡”，都是詩人在藝術空間棲身，在詩中思索世界和存在的意義，與世界取得精神聯系的方式。近年來文學史的書寫一直備受關注，“華語文學史”的呼聲日趨強烈，詩歌迎來了本土性和現代性的討論熱潮。同時，多多、洛夫作為華語詩壇的重要代表人物，有著類似人生的經歷，詩歌特質隨著時間的流淌各有變化。本文意在從多多、洛夫的詩歌比較中，對兩個“流亡詩人”的來路和歸處的探討，為詩歌的未來提供一種可能。

一.“弒父者”的反叛

多多和洛夫的創作都曾深受西方存在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影響。在北京的地下沙龍中多多接觸到存在主義和象征主義著作，比如加繆的《局外人》（孟安譯，1961），《存在主義哲學》（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西方哲學史組編，1963），薩特的《厭惡及其他》（鄭永慧譯，1965）等。多多也曾說自己在波德萊爾影響下寫詩。至于洛夫，用他自己的話說，其詩歌最初是向西方現代主義全面傾斜的。那時他鐘情于西方存在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翻譯了大量相關理論和作品并撰寫了不少評論，《石室之死亡》則是此階段的產物。

在“文革”時期，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外部物質世界以及人與自我的關系都發生了嚴重的扭曲和異化，這使得“文革”時期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對這種扭曲和異化體會至深，從而熱捧“存在主義”。多多由此更加關注人存在的意義，思考社會的荒誕、虛假，進而對意識形態產生懷疑，迷失在信仰真空里。如多多最初的信仰在《致太陽》中“給我們光明”、“給我們洗禮”、“靈魂的君王”，然而后來“太陽已像拳師一樣逾墻而走， 留下少年，面對著憂郁的向日葵”（ 《夏》）神圣的“太陽”已經不復存在，一代人的信仰“逾墻而走”，剩下的只有憂郁的少年。與信仰的迷失相伴隨的還有對死亡、暴力的深切恐懼，這使多多的詩歌充滿了緊張感，并且擁有了“巨型玻璃混在冰中洶涌”的“力”1，“屁股上掛著發黑的尸體像腫大的鼓/直到籬笆后面的犧牲也漸漸模糊”（《當人民從干酪上站起來》）暴露出荒誕和血腥，“人民”、“太陽”等“圣詞”也受到質疑，開始了對“人性”、“人格”的深入思考。

二.“死亡的石頭”

洛夫因戰爭來到臺灣，當局的文化政策的禁錮使他不得不向西方尋找出路，“對來自大陸的詩人來說，由懷鄉引發的對人的存在困境之體悟，就構成了孤絕意識的主要內涵”2。如果說多多的懷疑來自“文革”的荒誕，那么洛夫的孤絕則來自懷鄉、無根的體驗。多多的”反叛”夾雜現實的批判，洛夫的“反叛”更多是尋求一種解脫的方式?！拔掖_是那株被鋸斷的苦梨”，“我只是在歷史中流浪了許久的那滴淚/老找不到一幅臉來安置”，“為何我們的臉仍擱置在不該擱置的地方”（《石室之死亡》）這既是詩人對于西方的借鑒，又是自我與母體的斷裂帶來的焦慮。詩人進一步把這種沒有歸所的精神與對死亡的思考關聯。

多多和洛夫詩作在早期都有密集的意象，“石頭”這個意象出現在兩者的詩中，都包孕 著對“死亡”的體悟。多多在《那是我們不能攀登的大石》中寫：“為了造出它/我們議論了六年/我們造出它又向上攀登/你說大約還要七年/大約還要幾年/一個更長的時間/還來得及得一次闌尾炎/手術進行了十年/好像刀光 /一閃——”石頭在此處不是自然的，而成了人為制造的，隱喻著一個時代的理想在混亂、暴力中變得虛無。時間的飛逝讓人在“無法攀登的大石”面前體驗的死亡的臨近，生命的短暫，確信了理想的虛偽。洛夫的“石”孕育著生命，“我乃從一塊巨石中醒來”；同時也渲染著死亡，“我便怔住，我以目光掃過那座石壁/上面即鑿成兩道血槽”，“我把頭顱擠在一堆長長的姓氏中/墓石如此謙遜/以冷冷的手握我/死亡的聲音如此溫婉＼猶之孔雀的前額”（《石室之死亡》），詩人穿透生命的審視“鑿出”“石壁”上的“血槽”，在石室里，死亡卻并不令人害怕，在石室中存活著反而覺得“溫婉”。曾經當過軍人的洛夫感受到了戰爭中生命與死亡之近，生命的渺小與強大并存。

三.“漂木”和“阿姆斯特的河流”

《漂木》和《阿姆斯特的河流》分別是洛夫和多多出國后的重要作品，其意象充滿著孤零、漂泊之感。此時洛夫的鄉愁已經不同于《邊界望鄉》時的鄉愁，空間上的鄉愁已經越來越深演化為文化鄉愁。多多此時的詩作中“祖國也不再是看不見未來的”“孤兒”，“秋雨過后/那爬滿蝸牛的屋頂/我的祖國”（《阿姆斯特丹的河流》） “從指甲縫之間隱藏的泥土，我/認出我的祖國）母親/已被打進一個小包裹，遠遠寄走”（《在英格蘭》），此時的“祖國”成為了浪跡天涯的詩人之母。遠離故國家園，漂泊成為了詩人的生存狀態，也為詩人提供了更加開闊的視角來重新審視個人與傳統的關系。于是，“弒父者“走上了“通往父親的路”。

洛夫稱自己中后期的創作是現代與傳統、中國與西方的接軌，構建“天涯美學”階段。洛夫開始站在現代重讀古典，寫下了許多古詩解構或以古典詩歌為題材的詩作。古典詩歌意象的融入讓現代詩重新煥發生命力，與以往不同的是，這讓華語現代詩成為有本有根的的詩，而不只是對西方的全面傾斜。如“她手持菊花盈盈而笑/動人極了，仿佛很早她已死去……她在玻璃上哈一口氣，用手指寫了一些字”（《玻璃窗上的字》），有古典詩歌經驗的人讀此詩立即能感知到詩中古典詩歌之妙，筆者初讀此詩，不禁贊嘆：“王維、杜甫、李商隱空襲而至！”洛夫認為“無理而妙”、“反常合道”恰與其“修正超現實主義”相吻合，一個小小的窗卻有深厚的文化內涵，一個古典的意象又與現代內涵緊密相連，不得不讓人重新審視當代詩歌寫作中本土性和現代性融合的意義。

多多后來的詩也走上了“回鄉之路”，此處的“回鄉”是指回到文化的故鄉，也是多多所說的“通往父親的路”?！鞍淹砟甑母赣H輕輕抱上膝頭/朝向先人朝晨洗面的方向/胡同里磨刀人的吆喝聲傳來/張望，又一次提高了圍墻……”（《四合院》）多多詩中的古典意象“四合院”、“石馬”、“杏花”等等的出現讓詩歌在時空中的行走放緩，綿延成彌漫的鄉愁和文化情緣。然而，如顧巧云所言“現代詩歌建構中的傳統是被重新發現和認識的傳統， 是受‘現代性洗禮的傳統”。3在現代的背景下關照古典，或者在古典的角度來關照現代，都無法擺脫現代的洗禮。如“胡同里磨刀人的吆喝聲傳來”是經典的古典意象，同時也具有十分強烈的現代性，詩歌也因此同時具備了古典和現代的美感，產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審美效果。

四.結語

縱觀多多和洛夫的詩路歷程和人生經歷，二人都因存在主義和超現實主義而起，都曾“二度流亡”，后期的詩作又都趨于回歸，走向古典與現代的融合，本土與西方的融合，為中國詩歌的未來提供了一種可能。在古今融合，中外融合條件下，世界的華語詩壇才會成為一個有機整體，使“華語文學史”的發展成為可能，讓中國詩歌走向世界取得更大的成就成為可能。

參考文獻：

[1]閆文.”巨型玻璃混在冰中洶涌”：論多多詩歌中的”力”[J].華文文學，2012（2）：82-92.

[2]朱壽桐.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史（下）[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3]顧巧云.一個“流亡者”的心靈圖景——多多詩論[J].名作欣賞，2008（4）：74-77.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天津外國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