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的集體所有制

于德清

前段時間返鄉，聽說了A村的故事。A村庫房里積累了二三十年的資產被“瓜分”了，有紅木案板、若干鐵器等等。村民說，這些東西都被賤賣給了村支書的親朋。

按照現行的產權制度安排，這些資產毫無疑問屬于集體所有，也就是每個村民都有份。然而，看著屬于自己的東西被人不明不白地拿走，大家雖然不滿，也沒有什么更多的辦法和實際行動。

如果要給這種現象貼個標簽的話，用“集體資產流失”是最合適不過的了。大家都非常熟悉“國有資產流失”，一聽到“國有資產流失”，火冒三丈，立刻要有關部門依法介入清查其中的腐敗。

但是，“集體資產流失”很少引起公憤，究其原因，還是歸根到產權問題。

國有資產涉及到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利益，對此，政府的責任是明確的，相關的監管制度和法律也相對完備。但集體資產的所有人和受益人就并非普羅大眾，而只是一個小群體，對這些資產的監管，很大程度上依賴當地的法治環境、財產所有者和管理者的素質。

如A村這樣的故事并不鮮見。我們經?？吹降摹按骞倬挢潯爆F象，說明的不僅僅是監督乏力、反腐疲軟，而是很多地方基層鄉村治理的失敗。

反思這種現象，不應僅僅停留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與有效的落實上，而忽視這種腐敗產生的產權制度根源。有些村官之所以能夠貪腐，除了權力缺乏制約之外，更是因為農村現行的集體所有制經濟體制，給他們提供了巨大的貪腐空間。

現行的集體所有制發端于前蘇聯的集體農莊，上個世紀50年代隨著公私合營、人民公社而被引入中國。其在城市和鄉村曾經有多種表現形態，如街道所辦的企業，農村鄉鎮企業、村辦企業。但是，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推進，這些企業或者大量倒閉，或者大規模轉制，現在仍然存在的已經不多，也就是華西村等極少數的典型或標桿。

集體所有制現在的問題最主要在農村，集中體現在集體所有的農村土地。我國《土地法》明確規定，除了國有農場等之外，農村耕地、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等歸集體所有。其中最不合理的莫過于宅基地集體所有。

在農村，大量的宅基地都是祖宅，人們祖祖輩輩都在這塊地上起居生活，其產權關系甚至可以追溯數百年，按照現在的制度，卻又是全村人都有份。在農村中，很少有人會認為，自家的宅子是別人的，別人的宅子也是自己的。這種制度存在的最大價值，恐怕就是對農民私人產權的否定。這就為種種形式對農民權益和財產的侵犯，提供了制度“后門”。

盡管，按照現行的法律，村委會并沒有對集體土地最終處置權，但是村委會也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對集體資產的處置權、管理權，甚至被視為村民集體財產的代表機構。從職能上來說，村委會作為農村的基層自治組織，其只應該負責相關公共服務和公共事務的管理職能，而不應帶有村民財產的管理職能。

如今，大家都已經習慣了接受“政企分開”、“政資分開”，而現在的村級組織，就是另外的一種“政企不分”、“政資不分”。這樣也就必然存在貪腐和尋租的空間，而且是村級組織易于成為架空村民合法權益的操作平臺。

農村土地改革之所以遲遲不能推進，一個重要原因正是集體所有制的存在。

與其疊床架屋，不如做減法，改革集體所有制，剝離村級組織對農民財產的處置權。將處置土地的權益交給農民，將農民應該享有的土地權益還給農民。（支點雜志2014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