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基礎性”到“決定性”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 蘭建平

當前國家之間的競爭，已經不僅僅體現在技術競爭、產品競爭、企業競爭等領域的經濟競爭，更是體現在政黨治理國家的模式和能力上的競爭。對于一個國家來說，采用什么樣的經濟管理方式來促進國家和地區經濟的持續發展，是這種競爭的重要體現?；仡櫸覈洕l展的管理方式，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計劃經濟、轉軌經濟、市場經濟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新中國建國以來到1978年，是典型的計劃經濟管理方式。第二階段：1978年到2013年，轉軌經濟管理方式，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并開始逐步由計劃經濟配置資源為主導向市場經濟配置資源轉變的經濟管理方式。在1992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我國第一次提出了“市場經濟對社會資源起基礎性配置作用”，可以說是我黨和我國執政理念的一次重大理論創新，標志著在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可以運用市場機制來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沒有這一理論創新，就不可能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第三階段：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提出“充分發揮市場對社會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從“基礎性”到“決定性”，這是我們黨和國家在新時期執政理念的又一次重大理論創新，體現了我們黨和國家認識市場經濟規律、尊重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把握并順應客觀規律的科學執政理念和做法。

分析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從古到今，世界各國圍繞市場配置資源與政府配置資源問題上，大致經歷的四個階段：市場主導的自由經濟階段（如第一次工業革命階段）、政府與市場并舉經濟階段（如第二次工業革命階段）、新自由經濟階段（如歐元區經濟體的誕生）以及強勢政府干預經濟發展階段（如日本、韓國等經濟體）。雖然從古代到現在、從西方到東方，有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預，但是有一點是比較明顯的，那就是最終都是市場的力量成為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配置資源的主導，這是共同的結果，也很好地說明了這是一個基本的客觀規律。然而，各國政府為什么仍然十分熱衷于政府干預來配置資源呢？市場經濟從本質上講就是一個機會主義經濟、利己主義經濟，無論是政治家、還是企業家，在面對經濟發展中的種種問題，特別是在經濟下行較為明顯的背景下，以政府配置資源為主的各種宏觀調控，會成為經濟發展方式政治化趨勢追求的重要表現，有形之手，往往會按捺不住調控的沖動，這似乎也成為另外一條“客觀規律”了。

從最近5-10年來看，最為典型的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應對危機采用了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政策，通過大量投放貨幣啟動經濟，直接導致全球性資產泡沫，以美元為世界貨幣的全球經濟，為此也埋下了理性復蘇隱患。日本經濟也存在類似的情況，安倍經濟學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超發貨幣。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國家也存在較為嚴重的政府干預市場的行為。在貨幣政策上，錢超發的問題也是比較突出的，M2和GDP的比值已經超過2倍，經濟光鮮的數據有點拿錢堆出來的感覺。另外，特別在一些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領域，如股市、房市等，體現為直接的政府計劃管控，盡管對刺激經濟發展、實現穩增長、保增長起到一定的作用了，但是客觀上也大大扭曲了市場的價格信號，顛覆了市場的運行規律。表現在調控結果上，價格越來越偏離價值規律，使市場價格失真、政府調控“空調”，社會資源錯配而造成浪費。最后結果，在市場表現上，如房地產，越調價格越高；在生產供給上，如光伏產業，越補助產業發展越不健康。

借鑒國外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總結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發展的路徑，雖然在市場經濟發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從一個面臨生存壓力的國家到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風景這邊獨好，成就令人矚目，但客觀上講，我國目前只是一種“半市場、半計劃；半封閉、半開放”的經濟體制，按照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評價我國，認為中國還不是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是有一定道理的。要實現十八大提出的“中國夢”，解決“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只有讓市場來配置資源，讓市場來起決定性作用，才能順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加快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才能為實現中國百年崛起奠定良好的經濟基礎和制度基礎。

所謂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路徑和方式表現為經濟發展各種要素的配置，要實現“全覆蓋”和“全過程”的市場配置，讓產品或勞務的價格由市場來定價，讓經濟社會各項事務，由市場來決策權。這種配置權、定價權、決策權讓市場說了算，而不是行政命令、行政長官說了算。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應該是一種消費者定價的經濟發展模式，這是市場起決定作用最根本的表現。在時序上，作為轉軌經濟，不可能一兩年，一個兩個文件，市場的這種決定性作用就體現出來了，至少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真正實現這種市場的決定性資源配置作用。在區域上，由于發展環境、發展基礎、發展水平等各方面的差異，市場的這種決定性發揮的程度，也是不一樣，不可能夠是全國“一刀切”、一個調的。在行業上，由于要素本身特性的差異性，有的市場配置作用很容易實現，有的需要先做些調整，才能實現讓市場來配置。

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市場機制起決定性配置作用的理論創新，在實踐上也將起到十分明顯的作用。從當前來看，至少在這四個方面會起到十分明顯的政策效用：一是大大提高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讓有限的要素資源得到最有效的使用。市場經濟的魅力就在于資本本身具有逐利性，讓資本流得更快、更暢，社會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的速度、力度都會大大加強。蘊藏群眾中的創業熱情會被大大激發出來，如再現浙江當年“一遇陽光就燦爛、一遇雨露就發芽”的創業創新新高潮。二是促進企業提高自身競爭力，實現市場主體的轉型升級。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政府掌握大量的高端資源，企業家就會努力去“找市長（司長）”，而不是“找市場”，所謂“商海橫流方現英雄本色”，只有通過市場的充分競爭，才能促進企業練就出色的“硬功夫”，你才能打造“百年老店”。三是有利于消除腐敗、減少權利尋租，改善經濟發展的社會生態環境。權利尋租、甚至是過度尋租，是政府配置資源所帶來的必然結果。腐敗不僅僅是要教育干部“不要貪”，更要制度上讓干部“不能貪”，這才是最根本的。當今社會上大量干部犯錯誤，就是權利尋租太容易所致。四是倒逼政府更好地提高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才能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政府不直接配置社會資源，政府的權利就會“減少”。新時期、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涌現出來，該如何解決？迫切要求黨委、政府提高自身能力，否則，你改變就沒用。由于“本領恐慌”而會被社會淘汰，對黨委政府來說是另外一種倒逼。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在改革開放35年后我國召開的一次重大的會議，貫徹三中全會精神，必須結合我省的實際。我省是民營經濟最發達的省份，換言之，也是市場對資源能夠起決定性配置作用條件最成熟的省份，我省要緊緊抓住全面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有利機會，謀劃各種能夠讓市場起決定性配置資源作用的領域和方式。如爭取我省成為“國家市場化配置資源改革試點省”的頂層設計，成為我省新的地方國家戰略，改變政府“事前審批”為“事后監管”，為各類市場主體更好發揮用提供最佳的制度保證。如借鑒上海設立自貿區（實體試驗區）的改革路徑，爭取我省成為“國家電子商務自由貿易區（虛擬試驗區）”改革路徑，為我省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機會，努力通過體制、機制上的不斷創新，為我省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更加強勁的動力，繼續推動我省各項事業發展 “走在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