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昕孺小說論

陳進武

一

吳昕孺的“正業”是編輯，現任職于湖南教育報刊社《初中生》雜志。他的“正業”也是作家，現為《讀者》《散文選刊》、新浪網簽約作家，已經出版了詩集、散文集、文化隨筆、中短篇小說集以及長篇小說等十余部。以“寫作”為業的吳昕孺，曾是“新鄉土詩派”代表詩人，最早也是因詩歌創作而聞名于文壇。近些年來，吳昕孺的一些小說，頻頻出現在《青年文學》《文學界》《作品》《中國作家》等知名報刊上，又時常被各類權威文摘或選刊轉載。他的《鴨語》獲得《海外文摘》2013年度文學獎，是獲獎作品中唯一的短篇小說。如今，他已經陸續出版了《高中的疼痛》《空空洞洞》等長篇小說，以及《小說與故事》 《天堂的納稅人》等中短篇小說集。這些，都促使著我去關注這樣一位家鄉的中青年作家。

最近十多天，我集中拜讀了吳昕孺的一些中短篇小說。這些在敘述上頗為講究的小說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小說是寫“童年”的故事。這些小說懷想童年的美夢，敘說著童年的喜樂和悲傷，或如秦文君所感嘆的那樣：“試圖用單純有趣的形式講敘人類的道義、情感；試圖表達一種兒童能體驗但無法敘述，成人能敘述但又幾近遺忘的境界?！雹俦热?，《寶貝》《冤家》《瘋子》《鴨語》《父親的錢夾子掉了》《牛本紀》《桃花煞》《竊》等小說，都是從童年敘事/兒童敘事的視角，不僅書寫著留存并深深烙印在作家心底的童年的人事景，而且還滲透了過去時代的氛圍、作家的感傷與懷舊情緒，以及各種興味、同情與反思。

另一類小說則往往是以“行走”為背景的“游記”故事。這一類小說其實是吳昕孺所認同的“快樂寫作”理念的最好標本。正如他接受訪談時說的，“旅途中將會發生很多你預料不到的情況，碰見你根本想象不到的人和事。這種擁有無限可能的、全開放的行走方式，就是我的小說‘老師’?！雹跓o疑，《兩件事》《一路平安》《天堂的納稅人》《西藏尋夢錄》《去武漢》等中短篇小說，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他“行走”的副產品。此外，還有一類小說也值得我們注意，像《秘密》《夢中人》《薛濤》《陽春》等，或沉入夢幻，或直面現實，或回到日常生活，這樣的亦實亦虛或虛實融合的寫作筆法，既在不同程度上促使人去體會人生百味，又讓人在時而憤懣時而歡快中感受到一種審美愉悅。

二

閱讀吳昕孺的小說之后，我首先思考的是這些小說吸引讀者的原因。在我看來，吳昕孺其實是有著兩種敘述方式的，或者說是兩套敘述話語的。一是善于從日常生活中發掘文學因子，這也正如同他在天涯博客“昕孺閣”中所定位的“文學與日常生活的交融”。二是對于現實的深切觀察與對于人性之“惡”的深度揭示，是這些小說吸引我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是小說魅力之根本所在。

《鴨語》 是以“文革”為時代背景的小說，高材生肖叔叔被打成“右派”后當起了“鴨司令”。不過，他并不是簡單地靠放鴨來打發生活，而是每天告誡鴨子要遵守革命紀律，“第一，熱愛集體，助人為樂，有主人翁精神；第二，秋毫無犯，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還有，不得調戲當地母鴨”③。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如果有鴨子違反紀律，統統要被劃為右派，召開批斗會。不難發現，劃成“右派”的鴨子是肖叔叔對自我身份的確認，這樣的批斗會則是他過往與當下生活的真實再現。不可否認，所有這些其實既是他對自身處境的提醒，又是“寄人籬下”且壓抑活著的真切反映。命運的轉折出現在批斗地主分子汪三婆這天，肖叔叔指揮著成百上千只鴨子撕碎了跪在地上的汪三婆的旗袍。在全村人狂放的笑聲中，尊嚴徹底喪盡的汪三婆當晚在破敗不堪的小屋里“畏罪自殺”了。這樣的笑聲在尼采《查拉斯圖特拉如是說》中被一語道破天機：“我們殺人，不用憤怒而用笑?！雹芸梢哉f，“笑”所蘊含的是一種更為可怖無形而又無法抵御的人性之“惡”。頗有意味的是，成為名人的肖叔叔受到村民們的熱愛與擁戴，很快便成了村小學的體育老師。然而，肖叔叔卻開始虐待那些立了大功的鴨子們，更為荒唐的是他給“犯錯”的鴨子掛上“現行反革命”的木牌。而本來風光無限的他卻很快中了風，被送到汪三婆死后留下的破屋，不久就淹死在屋前那口渾濁的池塘里。

《海外文摘》文學版執行主編蔣建偉曾這樣評價說：“《鴨語》借一個文革事件，深刻而全面地反思了人性?！钡拇_，這部小說深度剖析了村民們在“文革”這一特殊環境之中人性的異化與畸變。需要承認的是，近些年來，“寫人性”已成為最具普遍性的文學觀念之一，尤其是人性之“惡”的揭示，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已經內化為文學的“本質”存在。這就意味著寫文學就必須寫人性，而寫人性首要是寫人性之“惡”。正如恩格斯肯定黑格爾所說的那樣：“人們以為，當他說人本性是善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很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記了，當人們說人本性是惡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更偉大得多的思想?！雹菰趨顷咳娴闹卸唐≌f中，除了《鴨語》 之外，還有不少作品都是直面人性之作，尤其是在不同程度或不同層面上寫的是“更偉大得多”的人性之“惡”。在《牛本紀》 中，大牛、二狗、三伢、四海和小五，這樣五個原本是純潔無瑕的孩子彼此間卻如同那五頭牛一樣“看上去很親密，實則明爭暗斗”，甚至是公開地以強欺弱、肆意誣陷。在《父親的錢夾子掉了》中，父親“丟失”了學校用來修食堂的兩千塊公款，而父親在家里翻箱倒柜尋找錢夾的過程中與丟失的錢一樣神奇消失了?！拔摇焙兔妹靡矠闋帄Z舅舅送的一只搪瓷缸“斗智斗勇”，作為哥哥的“我”最終贏得了這場艱辛的拉鋸戰。父親和“我”在不同意義上呈現出了人性的貪婪與自私。

在《竊》中，“我”和小杰是從福利院長大的孩子，因成績差、調皮加上逢年過節時沒有錢給班主任意思意思，老師不僅瞧不起他們，而且從未少給過他們耳光。于是，兩個孩子逃離學校跟著強哥做了小偷，不分晝夜的偷竊成為了他們的生活甚至是樂趣。這其中，社會現實的殘酷、關懷的缺失、人心的冷漠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像《竊》這樣寫孩子之“惡”的小說還有《寶貝》《瘋子》和《冤家》等。在《寶貝》中，作為姐姐的小玉怨恨弟弟的出生奪走了父母原本只專注于她的愛。于是，她多次試圖用各種方法讓弟弟消失，諸如從窗口推下樓、在牛奶中投老鼠藥、到汽車站去賣掉弟弟，等等。很難想象，這些可怕恐怖的行為是一個年僅六歲的女孩子所為。在《瘋子》中，“我”的學習成績總是落后于既是同班同學又是鄰居和玩伴的匹超。正是因為匹超的存在，“我”整個小學階段沒有拿過一個“第一”。于是，“我”便把所有不滿都發泄在匹超身上，全看作是他惹的禍，甚至把他當作“敵人”等。

可以說，吳昕孺就是這樣一位用心體察與寫作的作家。他的相當一部分小說作品，都顯示出了他作為小說家的敏銳洞察力與非凡敘述能力。他側重從“兒童”這一特殊視角觀察著社會生活，并且以特定的敘述方式向讀者呈現著他的發現、困惑與憂慮，讓讀者意識到，人性對于每個人來說其實是既熟悉又陌生的。

三

如今，幾乎所有審視人性之“惡”的小說都表達過這樣的意思：我們曾經和現在生活的時代人心已經變壞了。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中大夫老胡他爹感嘆：“好把的是病，猜不透的是人心?！睔堁┑摹稅矍槟Х健分泻酆桶⒚敉瑯由钋懈惺艿?，“人心真是沒法揣測啊?！崩夏赣H在菜市場不慎摔倒，即使是熟人都避而遠之，寶根向牙醫抱怨現在的人簡直沒有人味兒，而牙醫憤憤然回應：“現在的人就是壞，比狗日的日本人還壞?！瘪R原的《牛鬼蛇神》中李老西將一生的坎坷經歷總結為：“人心太過險惡了?！倍笤哺袊@：“人啊，真是壞透了！”少華則更是直白地說，“也真是，鬼再壞還能壞過人嗎？”甚至連按摩店的小姐（張賢亮的《一億六》） 都這樣告訴暴發戶王草根：“我是說人心壞了?！睂嶋H上，這“壞透了”的“人心”現狀的發現無不指向的是當前的社會與現實生活突顯的事實。然而，稍加留意，我們又會發現，吳昕孺的中短篇小說鮮寫當下社會或現實生活，而更多是作者一種記憶式的懷舊書寫。不過，在吳昕孺這里，“我們不能把記憶說成是一個事件的簡單再現，說成是以往印象的微弱映像或摹本。它與其說只是在重復，不如說是新生，它含著一個創造性和構造性的過程”⑥。

對于吳昕孺來說，這樣的對“記憶”的重新創造或構造具體有怎樣的體現？我以為，吳昕孺的最大特色，是并不過多地糾纏于敘說苦難和表現種種人性之“惡”，而是致力于從人性之“惡”的發掘中去探尋導致“惡”的源頭，以及揭示人性之“惡”是如何產生變化的。在《鴨語》中，“鴨司令”羞辱地主分子汪三婆實際上也是羞辱了自己，汪三婆的自殺其實也意味著他精神的死亡。也就是說，他們兩人的命運本就具有某種相似性，而這種悲劇的產生以及村民們人性之“惡”的集體爆發，又都是“文革”時期“非人化”的社會環境所造成的。在《牛本紀》中，小說所描述的牛性亦即人性，這可以從《新華字典》中對“?！钡慕忉尩玫酱_證，即耕田或拉車的家畜牛與人固執或驕傲的脾氣這兩條其實就有互通性。不過，小五很快對這樣的解釋產生了質疑，因為生活中的“?！辈⒎沁@樣抽象，而是各有各的不同。但幾乎所有人都僅僅把牛當作是力量大的耕田家畜，因為他們所體會承認的是牛的工具價值，而對于本應得到尊重的生命價值予以了漠視。其實，被閹割的“?；实邸焙螄L又不是人自身運命的另一種寫照。

盡管《寶貝》《瘋子》《冤家》《竊》等小說都寫到孩子中“惡”的行為，但是吳昕孺在寫這些“惡”時把更多筆墨放在了“惡”是如何發生的敘述之上。小玉（《寶貝》） 要“殺死”剛出生不久弟弟的原因，從表面看，是父母把所有的愛給了弟弟，但從深層看，這其實又是重男輕女思想的遺毒所造成的?！拔摇焙托〗埽ā陡`》）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是因為他們生活在充滿歧視與冷漠而缺少愛與關懷的環境中，這又在某種程度上把批判與反思的“矛頭”指向了社會制度的不健全等諸多層面。而《瘋子》 這部小說通過匹勇的“瘋”與匹超從優等生到成績一落千丈，揭示了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等多方面、深層次的問題。事實上，作者在揭示與反思這些問題時，也隱含了他對如何不讓孩子的“惡行”發展為成人犯罪問題的思索。這不僅僅是作者呈現給讀者的問題，更是提給社會的問題。

一部好的小說總是包含著豐富的意蘊，也往往能夠給讀者留下較大的思考空間。吳昕孺的這些中短篇小說在這一點上無疑是成功的。這些小說既描述了各類問題的表象以及探尋了“惡”發生的原因，又打開“生命的暗箱”，透過“惡”的外在意象體系深入“本質”發掘了人性結構之“惡”。在吳昕孺看來，人性本是“善”的，但它容易變成“惡”，必須要追溯到“善”的源頭，才能逐漸看到它的變化，才能找到揚善止惡的辦法。需要肯定的是，吳昕孺在“往回看”的同時“往內看”，這樣一種對人性的觀察與把握，自有一種獨特的價值。

四

對于小說敘述“惡”的問題，我曾指出“審惡”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作家“寫‘惡’固然能在某種程度上賦予文學表現的深刻性與穿透力，并以強烈的顛覆力量抵達撼人心魄的審美高度”，但另一方面，也容易出現“沉浸在消費‘丑’的快意中陷入‘惡不驚人死不休’的泥沼，從而極大損害了文學的審美價值?！雹唢@然，吳昕孺早已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到了這點，他曾指出，“擺脫混亂的最佳方式是描述混亂，反抗無聊的最好武器是表現無聊，瓦解寂寞的唯一途徑是呈示寂寞的真實面孔，挽留希望的不二法門是將希望的光亮儲存到文字中?！睙o疑，吳昕孺更注重“審惡”的修復功能，然而這又不僅僅是試圖達到以審視“惡”來遏止“惡”的目的，而且還以書寫人性溫暖來起到心靈凈化與修復的作用。

前面提及的幾部寫孩子“惡”行為的小說中，我們也可以見到，孩子的行為即便是“惡”的，也蘊含著單純而美好的情愫。比如，在《竊》中，因偷竊被警察抓捕后，“我”和小杰還問警察要些錢給在橋下生活的小米，只因為“她父親得了很重很重的病，沒有錢”，他們偷那兩袋錢本來就是想送給她治病的。即便是視匹超為“敵”的“我”（《瘋子》），也在那場追砍風波后，把所有怨恨都拋到九霄云外了。寒假結束后，“我”和匹超去了同一所學校，“同睡一間房，共一張床”。除上述論及的幾部小說之外，《桃花煞》《去武漢》《夢中人》《刺客》《父親的錢夾子掉了》等小說也都在不同程度上透著溫暖的人性。在《父親的錢夾子掉了》 的結尾，到家里來搜查失蹤父親的胖警察先是以糖為誘惑向妹妹詢問父親的去處，但最后臨走時，他回過身主動掏出口袋里的那粒糖遞給了妹妹。妹妹的一句“真甜”不僅給略顯沉重的小說帶來了一絲絲暖意，而且也將這種“甜”沁入了每個讀者心中。而《桃花煞》 中的傻寶姐姐楊秀英是這篇小說中最溫暖的角色，她的純真與樸實更是把其他人的人性自私等進一步突顯出來。

不過，我們還需要特別注意到這樣一點，這種溫暖人性并不是現成的，而是需要一路找尋，同時又是不盡完美的。 《一路平安》 講述了平、超、豐和俊四個大學生一同去湘西北游走的經歷。到預定行程的第一站，這四個小伙子便遇到了深夜蜷縮在圍墻旮旯是哭泣的安。于是，一場本是四人行走的旅程成為了五個人的“奔逃”。有意思的是，這樣一條行走路線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追尋文學大師沈從文足跡的過程。同樣，他們路上遇到的安在某種意義上是沈從文《邊城》 中翠翠的化身。然而，這個叫安的女孩注定不是翠翠。她在深圳做過三陪小姐，后來被一個同鄉賣到了麻陽，錢丟光了，身子也失了。但幸運的是，她最后在“一路平安”的祝福聲中乘上了開往襄樊的火車?？梢哉f，安似乎注定要受到摧殘，然后注定要消失，這也意味著沈從文筆下淳樸的翠翠永遠不可能找尋到了，唯一可以被尋找到的只有真實的自己而已。 《一路平安》 這部小說，有一個鮮活好看的小說故事，也有富有詩意的小說表現方式，更有一個意味深長的小說主題，既積極地調動了讀者的閱讀興趣，又在某種程度上促使讀者去沉思、去發現。

在《我是一個生長在低處的人》 中，吳昕孺這樣談到自己的文學創作：“我從羅嶺山頂看到自己家里的房子，就像一片積木那般大小，我于是明白，我是一個生長在低處的人?，F在看來，那是我一生中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它幾乎同時在我心里埋下了文學和行走兩顆種子。當然，這兩顆種子多年之后才開始萌芽?！庇纱丝梢?，“在低處”與“行走”既是吳昕孺的寫作姿態，又是他文學創作的兩個重要的關鍵詞。不過，在我有限的閱讀中，我也真切感受到了吳昕孺文學創作的不足。也就是說，正是這樣“在低處”的寫作姿態，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制約或限制他的文學創作，比如，如何讓小說創作的視野更加廣闊，以及如何使自己蓄積“向高處”提升的能量等等，都是作者必須直面并解決的問題。好在，“在低處”并非吳昕孺小說創作的唯一的姿態，他的“行走”其實更預示著他向小說“高處”不斷前行與發掘可能性的努力。

注釋：

①陳莉：《中國兒童文學中的女性主體意識》，海燕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頁。

②夢天嵐、吳昕孺：《寫作是一條純凈的河流——訪談吳昕孺》，《文學界》2014年第3期。

③吳昕孺：《天堂納稅人》，敦煌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

④[德]尼采著，雷崧生譯：《查拉杜斯屈拉如是說》，臺灣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505頁。

⑤[德]弗·恩格斯：《路德維?！べM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4頁。

⑥[德]卡西爾著，甘陽譯：《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頁。

⑦陳進武：《“審惡”：當下文學研究的一種新范式》，《云南社會科學》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