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現役部隊危機傳播中的人本思想研究

●李獻惠

(武警學院科研部，河北廊坊 065000)

一、危機事件、危機傳播與人本思想

一般來講，當一個國家由一種社會形態向另一種社會形態轉變、社會由非現代化向現代化過渡時，容易引發各類危機事件。［1］何謂危機事件?“我們把凡是會給社會造成負面影響的、具有不確定因素的災難和事故通稱為‘危機事件’”，包括自然災害和各種社會危機事件，如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等。［2］中國目前正處在農村向城市、封閉向開放、單一向多元、人治向法治急劇轉型的發展時期，轉型期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政治體制的逐步調整、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及思想文化的巨大變化，使我國原有的利益格局不斷分化重組，各種思想觀念相互交織碰撞，多種矛盾凸顯，危機事件頻仍。再者，隨著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的開放進步，特別是新媒體的廣泛應用和多媒體平臺的大大拓展，傳統的組織傳播正在向個人傳播轉型，政治傳播在向多元化傳播轉型，傳播主體由政企領導、傳媒專業人士正在向普通受眾轉型，受眾獲取信息不但更加自由，而且可以普遍參與到信息生產與傳播中來，信息的開放透明與廣泛傳播正在由表及里地觸及并引發社會中積累和隱藏很久的各種結構性矛盾與問題，使社會危機事件易發多發。

由公安邊防、消防、警衛部隊組成的公安現役部隊，是公安機關的組成部分，是危機管理的重要力量。而危機傳播管理是危機管理的重要環節。危機傳播管理也被通俗地稱為危機傳播，是指在危機前、中、后期，在政府部門、組織、媒體、公眾之內和相互之間進行的信息交流過程。從傳播學的角度看，危機管理的每一個階段都離不開信息的傳播，危機信息傳播貫穿于危機管理的全過程，是危機管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只有進行有效的傳播管理，才能進行有效的危機管理”。［3］因此，本文將著重探討公安現役部隊危機傳播理論。黨的十八大報告要求把以人為本作為核心立場，要“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同時強調，“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是檢驗黨一切執政活動的最高標準”;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主體地位……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把“以人為本”上升為執政理念，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核心價值觀。以人為本，即一切以人為尺度，以人的生存和發展為指針，就是要尊重人、關愛人并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以人為本的“人”包括全體社會成員，即受法律保護的一切社會成員。以人為本、尊重人權不僅是人類文明的特點，也是全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潮流，更是人類社會的出發點、價值基礎和奮斗目標。研究公安現役部隊危機傳播中的人本思想，不僅對公安現役部隊完善危機傳播理論、提高危機傳播水平，而且對危機事件預警、成功處置及善后反思，都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和現實參考價值。

二、人本思想在公安現役部隊危機傳播中的滲透

危機事件是有生命周期的。美國學者斯蒂文·芬克提出了危機生命周期的四階段分析理論，即危機事件的發生過程通常經過潛伏期、爆發期、延續期、痊愈期四個階段。危機事件的生命周期告訴我們，任何危機的發生都不是毫無根據、一蹴而就的，都有一個孕育、發展、程度加深，直至突然爆發的過程。因此，科學的危機傳播不只是危機爆發后的應急傳播，而是一個全流程的系統傳播過程。筆者認為，科學的危機傳播應當包括危機預警傳播、危機應急傳播和危機善后傳播，而重點在于危機預警傳播。

(一)危機預警傳播:以人為本，常態化傳播危機預警信息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這類閃爍著中國人生存智慧的格言，也內蘊著危機傳播最基本的指導思想和重要方法。危機預警傳播是根據危機事件發生和發展的規律采取的傳播策略。危機管理學家羅伯特·吉爾指出:“開展危機研究和管理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降低人類社會悲劇的發生?！保?］所以，從人本思想的角度看，只有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積極進行危機預警傳播，才能避免或減少人類社會悲劇的發生。

1．準確把握社會心理，辯證看待社會危機事件

要科學地進行危機預警傳播，首先必須用以人為本的理念，準確把握社會心理，辯證看待社會危機事件?！暗溬飧Ｖ?，福兮禍之所伏?！比魏问挛锒季哂袃擅嫘?，社會危機事件同樣如此。它既是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也能夠起到社會安全閥和社會預警的作用。美國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認為:那種不沖擊核心價值，不會導致社會解體和崩潰的，不是社會變革的社會沖突，在社會系統中具有正面的功能。這種社會沖突可以使敵對情緒得到發泄，從而起到安全閥的作用。當前我國在城鎮化、工業化過程中，許多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被無償或低價征用，面臨著失去生活來源的困境。這些利益受損的群體，心理嚴重失衡，必然要尋求解決問題和情感發泄的途徑，在正常途徑得不到解決的情況下，必然引發社會危機，正如中醫講的“痛則不通，通則不痛”。這類社會危機事件是弱勢群體對現實不滿的一種情緒宣泄，是自身訴求的一種極端表現。公安現役部隊應該深懷愛民之心，從民眾情感發泄、意在解決問題的角度看待這類社會危機事件，并進行辯證分析，只有這樣，才能在危機傳播、危機管理過程中，真正做到體察民情、以人為本。

2．警鐘長鳴，實現危機預警信息的常態化傳播

莫菲定律告訴我們，有可能出錯的事情遲早總會出錯。按照莫菲定律，危機事件都是先產生隱患，由隱患形成征兆、苗頭，由征兆、苗頭發展導致危機的。所以，在危機發生前，公安現役部隊若能夠及時發現危機隱患或任何征兆、苗頭，及時傳播危機預警信息，使公眾增強安全防范意識，豐富安全知識，掌握安全防范措施，提前消除隱患，化解矛盾，就能夠防止社會危機的發生，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為提高公眾的危機意識和安全素養，提高危機預警傳播效果，公安現役部隊必須把傳播危機預警信息作為一項重要的日常工作，實現常態化傳播。而要實現危機預警傳播的常態化，必須提高傳播質量，使危機預警傳播更加準確、科學、專業，能夠長期堅持下去。所以，公安現役部隊必須結合自身優勢采取一系列措施。

第一，密切關注社會動態，廣泛收集情報信息。信息是媒介的生命，信息的傳播則是媒介有機體保持生命、健康發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證。因而，為使危機預警傳播常態化，公安現役部隊新聞宣傳部門必須持續不斷地更新和傳播危機預警知識和信息，尤其應注重信息的收集工作。以公安邊防部隊為例。公安邊防部隊在危機預警傳播中具有極大優勢。邊防基層警官長期深入轄區，與廣大邊民群眾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邊民愿意把自己的困難、苦悶向邊防警官傾訴;同時，由于治安崗、責任區、信息收集等制度的建立，一般情況下，邊防基層警官對轄區情況、動態能夠及時掌握。這些都為邊防部隊危機預警傳播中的信息收集奠定了良好基礎。在信息收集過程中，邊防部隊應始終貫徹民本原則，牢固樹立憂患意識，把發現危機隱患、矛盾苗頭作為維護邊境地區社會穩定的一項重要措施，早發現、早預警。在信息收集過程中，公安邊防部隊應注重利用網絡、手機等新媒體，密切關注網絡輿情。如今，互聯網和手機已成為媒體家族的翹楚，同時網絡媒體本身也衍生出博客、微博、MSN、QQ、Facebook等以人際交互傳播為主要特征的自媒體，媒體的信息傳播環境變得越來越開放、豐富與自由。新媒體能夠吸引比傳統媒體更多的“被解放了”的自由受眾，匯聚起更大的輿論傳播力量，其穿透力和影響力更大。因此，通過新媒體關注網絡輿情，是公安現役部隊收集危機預警信息的一條捷徑。

第二，對收集到的信息進行認真、準確地梳理和研判，搞好危機事件的預測和分析，及早發現危機事件的苗頭。尤其要密切關注社會熱點問題。對公眾反映比較強烈、帶有傾向性的問題，對涉及公眾切身利益的熱點問題，如伴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而出現的弱勢群體、城鎮建設征地搬遷、企業改制和涉法信訪等問題，要進行深層次、綜合性、超前性的研究，進一步掌握危機事件發生、發展的規律，預測可能引發危機事件的苗頭;及時分析重大政策措施出臺可能給社會帶來的影響，通過社情民意調查了解社會情緒和社會心理。

第三，進行危機預警傳播。其一，常態化傳播防災科普知識，提高公眾科學素質。當前我國對大眾科普知識的宣傳和普及還是一個十分落后的領域，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造成重大人員傷亡，與人們普遍缺乏對地震的防范措施和自救知識不無關系。向公眾傳播防災科普知識，提高其安全防范意識，并不是公安現役部隊新聞宣傳部門針對某一個具體危機事件某一階段的工作，而應是一項常態的、恒久的工作，旨在給公眾一種心理預警，提高公眾應對各種危機、防災自救的能力，減少危機事件造成的損失。如公安消防部隊新聞宣傳部門可以通過報紙、網站、手機報等進行安全事故防范的知識普及，專門報道對火災事故的消防演練，進行處置各種災難的科學知識培訓，或通過對已經發生的安全責任事故的詳細介紹，為公眾敲響警鐘，防止類似事故的重復發生。其二，及時報道預警信息。根據收集到的信息，及時發現危機存在的前兆，對可能發生的危機事件作出預測，向政府和公眾傳播潛在的危機信息。一方面止之于始萌，絕之于未形，將危機處理在萌芽狀態;另一方面使之產生傳播學的“警鐘效果”，喚起人們的危機意識和緊張心理，為即將到來的危機做好防范準備。其三，寓化解危機于日常工作和各項活動之中。開展思想教育工作是我軍的關榮傳統和強大優勢。公安現役部隊在日常工作中，對容易引發社會危機的矛盾和糾紛，應積極開展化解、疏導和教育工作。如公安邊防部隊在“愛民固邊”活動中，應滿腔熱忱地為群眾排憂解難，對群眾進行有效的教育疏導、矛盾化解工作，防止矛盾激化，盡可能把危機事件化解在萌芽狀態，保持邊境地區良好、和諧的社會生活環境。

通過危機預警傳播實現對危機事件的成功預防比對危機事件的成功處置意義更大，它將危機事件的社會風險和社會危害消滅在萌芽狀態，最大限度地維護了社會穩定，最大限度地維護了公眾的切身利益，真正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思想。

(二)危機應急傳播:體現人文關懷

危機應急傳播是危機事件發生后的危機傳播階段。在此只探討危機應急傳播中的人本思想，危機應急管理措施另文討論。

1．危機應急傳播中的辯證思維: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掌握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走群眾路線

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面對國內外形勢的急劇變化，以巨大的理論革新勇氣，創造性地運用對立統一規律，提出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思想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毛澤東敏銳地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有兩類社會矛盾，他清醒地指出:“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保?］364毛澤東強調:“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保?］365前者是分清敵我的問題，需要用強制的、專政的方法去解決;后者是分清是非的問題，只能用民主的、說服的方法，也就是“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絕不能用解決敵我矛盾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指出:“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就是我黨從來經常說的走群眾路線的問題。共產黨員要善于同群眾商量辦事，在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群眾。黨群關系好比魚水關系?！保?］459-460毛澤東的這些寶貴思想，對我們處置危機事件、進行危機傳播具有無可替代的理論指導意義。

當前，隨著我國改革的逐步深化，一些發展“瓶頸”和體制障礙逐步顯現，各種矛盾和問題可能會出現增加的勢頭。尤其是容易出現歷史與現實問題相交織、合理訴求與不合法手段相交織、群眾正當的利益訴求與少數黨政干部的腐敗問題相交織等復雜情況。但是，公安現役部隊應當認識到，我國發生的多數危機事件暴露的都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應當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去解決。因此，在危機應急傳播中，我們一定要樹立正確的群眾觀點，走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而對于少數境內外敵對勢力、敵對分子插手利用我國發生的危機事件，妄圖煽動、制造混亂，引發“顏色革命”，顛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等復雜情況，公安現役部隊則要以清醒的頭腦，有區別地審慎對待，以有力打擊敵對勢力，最大限度地說服教育群眾、保護群眾。

2．公安現役部隊危機應急傳播應遵循的新聞倫理:客觀、公正、誠實、仁愛

危機時刻，是對公安現役部隊新聞人新聞倫理的嚴峻考驗。危機事件的破壞性、突發性和復雜性等特點使危機事件就像一面鏡子，能夠折射出人世間的美好與丑陋、善良與邪惡。愈是面對突發事件，愈是面臨復雜情況，公安現役部隊在危機應急傳播中愈要清醒、冷靜，始終遵循客觀、公正、誠實、仁愛的新聞倫理。

危機事件的強烈破壞性、不可預見性，往往會對公眾的生命財產、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乃至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威脅，因而，公安現役部隊面對不期而遇的危機事件，在應急傳播中首先要懷著以人為本的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兼善天下、悲天憫人的人文情懷，真實、客觀、公正、誠實地報道危機事件的真相，最大限度減少危機對公眾造成的傷害，這是對危機傳播者最基本的道德倫理要求。所以，公安現役部隊新聞人在應急傳播中，就要用典型事實說話，用再現場景說話，借“直接引語”說話，借危機事件當事人說話，以取得真實可信的傳播效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許多危機事件特別是一些人為事件牽涉到各種利益集團和復雜的利益關系，作為危機事件的處置者和傳播者之一，公安現役部隊必須經得起各種利益的誘惑，不為浮云遮目，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以革命的大無畏精神堅持真理、捍衛真理;保持客觀、理智的思考，遵循新聞傳播規律，不偏袒錯誤一方，不隱瞞、封鎖消息，克服一切障礙去尋求為公眾服務的新聞。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公安現役部隊長期奮戰在抗震救災第一線，他們或冒著余震打通生命線，或搶救埋在廢墟下的幸存者，危難時刻方顯英雄本色，他們舍身忘己造福災區人民的社會良知、善意壯舉，也使他們的新聞報道那么真實感人。

危機應急傳播不同于一般的社會新聞或娛樂新聞報道，它關系到公眾的根本利益，“責任重于泰山”。公安現役部隊在應急傳播中應切實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以慈善、仁愛、全心全意為公眾服務為出發點，堅持正確導向，講究報道的政策性、策略性。危機應急傳播講求快速、公開、透明，尤其是在危機爆發初期，應該迅速發布權威信息，包括危情及危機處置信息，以正確引導輿論。否則，各種謠言就會乘虛而入，引發公眾的恐慌情緒。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危機的高度沖突性、不確定性、公眾的“風險想像”等，有時公開危情并不能達到穩定人心的效果，反而加重了公眾的恐慌情緒，這就是危機管理者和新聞宣傳者不得不面對的“透明度悖論”。這就對公安現役部隊的危機傳播策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哪些危情能公開，哪些危情暫時還不能公開，何時公開，公開的程度、范圍及頻率如何等。尤為重要的是，危機應急傳播的過程，也是根據價值觀進行選擇的過程，在危機應急傳播過程中，既要實事求是地報道危機給公眾生命財產造成的損失，告訴公眾所面臨的風險和威脅，又要報道政府、公安現役部隊為消除這些危險已經、正在和即將采取的措施，還要穩定民心、安撫公眾，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鼓勵大家發揚“萬眾一心，戰勝困難”的民族精神，奪取搶險救災的勝利。在“5·12”汶川大地震災難報道中，多數媒體高揚“以人為本”的新聞理念，關注一個個普通的生命，呈現出危難之中人們心靈深處最美好的東西，使人們在災難中眾志成城、同舟共濟，也彰顯了危機傳播的人文內涵和“人學價值”。

3．危機應急傳播的永恒追求:關注、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價值

人世間最寶貴的是生命，而危機事件往往是人生最有價值的東西的毀滅，因此，關注、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價值，應該成為危機傳播的永恒追求。在“非典”危機中，胡錦濤和溫家寶不止一次強調:經濟上的損失是可以彌補的，而人的生命則只有一次，在經濟利益與人的生命之間首先應選擇關注人的生命。這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生命至上的理念。新聞學者陳力丹曾大聲疾呼:“人的一切權利，包括勞動權和休息權，均以生命權作為前提。生命的神圣性應當是全社會的共識，所有人都應當尊重生命、敬畏生命?！保?］因此，第一，公安現役部隊在危機應急傳播中，應該關注一個個普通的生命，表達對逝去生命的惋惜和對人格尊嚴的尊重，大力鞭撻漠視死亡、麻木不仁、見危不救、見利忘義等人性中惡的東西。汶川大地震后，我國第一次為在自然災害中死難的同胞降半旗、設哀悼日，體現了國家對公眾生命的尊重。第二，公安現役部隊在危機應急傳播中應堅持“最小傷害原則”。美國職業新聞工作者協會頒布的守則有如下幾項值得我們借鑒:謹慎地處理兒童和未成年人的新聞;謹慎地使用陷于悲痛和失去理智的人的照片;只在公眾利益迫切需要時才侵入他人的私生活;品位高尚，不迎合無休止的好奇心。因此，公安現役部隊在危機應急傳播中應避免血腥、慘烈等內容的報道，體貼、呵護當事人親屬、受眾的心理感受。西方新聞倫理認為，“新聞工具不應該把新聞人物當做‘材料’看待，而應該把他們當做‘人’來看待”。［7］我國新聞學者閻偉華也認為，“借口新聞專業主義精神，對災難中的恐怖信息大肆傳布，強調恐懼訴求，是違反新聞職業道德規范的”。［8］調查發現，在當今西方主流媒體對即使是“9·11”事件和倫敦地鐵爆炸案這樣的恐怖襲擊事件的報道中，也很難找到血肉模糊、尸體橫陳的內容和圖片。但也有極端的例子。美國攝影記者凱文·卡特的傳世之作《饑餓的女孩》是1993年蘇丹大饑荒的真實寫照:一個被饑餓折磨得皮包骨頭的孩子痛苦地蜷縮著身體，在她的身后，有一只老鷹雙眼放射出冷酷的光芒……這張照片以其無與倫比的震撼力獲得了普利策新聞獎，但也遭致公眾的譴責:慘劇即將發生，旁邊的記者為什么不伸出援助之手?此事也使卡特本人陷入了長時間的自責，后因憂郁癥自殺。

(三)危機善后傳播:進行社會心理疏導，發掘并弘揚人性的善與美

危機善后傳播是危機應急管理階段后的危機傳播。這一階段重在總結與反思，傳播危機事件處置后的調整性信息。

危機過后，危機事件當事人、公眾往往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逐步擺脫危機困擾，走出心理陰影，因而，從人本思想的角度看，公安現役部隊在危機善后傳播中，應著重關照心靈，進行社會心理疏導，重建精神家園，從危機事件中發掘并弘揚人性的善與美。人是物質存在與精神存在的統一體，在滿足物質需求之后，對人精神需求的充分關懷，是人本思想的至高境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其最終目的是實現人類的自由與解放，而人的心靈的自由、精神的解放則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永恒追求。因此，公安現役部隊在危機善后傳播中的努力方向:一是心理疏導，結合危機事件，幫助公眾客觀分析現實世界，正確看待社會改革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消除不良心態，走出思想誤區，在生活觀念、價值取向上積極與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相協調。二是精神文明建設。人之為人，就在于人有自我反思和自我提高的能力，危機事件后的沉淀與反思，是人類逐步走向強大的希望。危機過后，公安現役部隊新聞人應該重視與弘揚人的精神價值，提煉與強化人的道德觀念，讓公眾感受到人性之美。如，挖掘生命在災難中的尊嚴與價值，讓人們感受到智慧、堅強、無私等人性光輝;日本大地震、印度洋海嘯等國際災難發生后，新聞人克服狹隘的民族偏見，作為世界公民，宣揚有難同當、互幫互助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和超越民族、信仰界限的人類博愛精神，等。

［1］王石泉．公共行政與媒體關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4．

［2］趙志立．危機傳播概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3．

［3］羅伯特·希斯．危機管理［M］．王成，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187．

［4］薛瀾，張強，鐘開斌．危機管理——轉型期中國面臨的挑戰［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41．

［5］毛澤東．毛澤東選集［M］．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6］陳力丹．非典報道與生命權意識［EB/OL］．(2007-07-10)［2014 - 04 - 13］．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94037010009t1．html．

［7］約翰·赫爾頓．美國新聞道德問題種種［M］．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1988:151．

［8］閻偉華．面對新聞道德失范［J］．新聞記者，2006，(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