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豫籍留學生群體在河南教育近代化轉型與建構中的作用

楊曉軍

(河南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南焦作 454000)

教育的近代化，是指教育教學理念、教育管理體制和教育教學方法從傳統教育模式(以私塾、書院和貴族學校為主的精英教育)向現代教育模式(以學堂或學校為主的平民教育)的轉變。河南地處中原腹地，傳統經濟基礎牢固，歷史文化氣息濃厚，千百年來以私塾和書院為代表的傳統教育體制發達，以新式學堂教育為時代特色的近代教育起步較晚，受清末改革的影響才緩緩起步。在河南教育近代化的進程中，豫籍留學生的貢獻功不可沒，他們作為河南教育近代化的拓荒者，在教育管理體系的構建、新式教育設施的推廣和新式師資力量的儲備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極大地促進了河南教育的近代化。

一

科學有效的教育管理體制是教育事業發展進步的重要保障。河南教育管理體制的近代化開始于清末新政時期。1905年，清廷實行新政，正式設立學部，負責新學興辦和教育管理事宜，這標志著清政府主導下的教育體制改革正式開始。同年，“河南學務公所”成立，取代了先前的“河南提督學政”，河南的教育管理體制開始了近代化起步。1906年，河南省學務公所在各府、廳、州、縣設立勸學所，作為各級地方教育行政機構。受其影響，河南教育總會及各地分會、宣講所、閱報社、視學、師資培養等教育輔助機構紛紛涌現，初步搭建了具有近代色彩的教育管理平臺。

為推動河南教育事業的近代化，部分豫籍留學生積極參與河南近代教育管理平臺的搭建，為河南教育管理體制的近代化轉型提供了優秀人才的支撐。對于河南各級教育管理平臺任職人員的資格，河南當局明確規定將“出洋留學畢業者”、“師范學堂畢業及中等以上學堂畢業者”和“曾于學務有經驗者”作為重要的選擇標準［1］，這為留學人才進入教育管理領域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此情況下，大批河南籍留日歸來的優秀人才參與到了河南近代教育管理體制的構建工作中，并積極傳播革命思想。寶豐籍的王治軍(1906年入日本法政大學學習)于1908年歸國，后任寶豐縣教育會會長，經常與同盟會會員劉積學等從事革命活動［2］771－772。許昌人沈竹白(1905年留學日本)歸國后歷任中州公學總辦、河南提學使署督學等職，在開封的中州公學、河南優級師范學校、東岳廟等處集會，啟迪民智，商討時政［3］112。南陽籍的王庚先1907年回國后，在鄧州高等學堂任堂長，積極改良教育，倡導新學，傳播革命思想［4］150。鞏縣籍的張仲友曾任河南省第一師范學堂教務長。洪繩祖曾任河南省第二師范學堂監督，付贊樞曾任密縣官立高等小學堂校長，蘇甲林曾任汝寧府中學堂監督兼教員，熊庭杰、陳文斌、葛宗瀛曾任汝寧府中學堂監學［5］13，13，24，67。他們積極參與河南近代教育管理平臺的建設工作，對于充實和完善河南近代教育管理體制的科學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民國時期，中央政府進一步完善了教育管理體制，相繼頒布了新的學制系統和各類學校的課程標準，并對全國教育行政管理機構進行了相應調整。1917年，河南省政府正式設置教育廳，專門負責全省的教育行政事宜，并將各地勸學所改為教育局，具有近代色彩的各類教育機構和團體相繼出現，河南教育管理體制日益科學化和系統化。在河南教育管理機構近代化的過程中，不乏接受近代西方新式教育的留學生的身影?！逗幽鲜?912－1948年教育行政長官名單》記載的28位教育廳長中，有留學經歷的便有5位，均為河南籍，分別為固始人凌冰(留美)、張鴻烈(留美)、凌勉之(留日)，汝南人李敬齋(留美)，孟津人王公度(原名王世杰，留蘇)［6］78－79。還有一部分留學生承擔了新式教育的具體工作，通許人胡石青，1921年11月至1924年6月在歐、亞、美38國考察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事務，回國后先后擔任河南公費留學生考試委員會委員、河南高等學?？荚囄瘑T會委員等職務，系河南近現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實業家和社會活動家［7］466－467。汝南人羅季余(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高等師范科)曾擔任河南省教育廳教育科主任、科長等職務，同時還兼任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的教員［8］399。新式教育管理機構吸納接受過新式教育的留學人員，能夠發揮他們對西方近代教育管理熟悉的優勢，對近代教育管理體制的科學化和制定適合本地實際的教育發展政策具有積極意義。

二

留學生積極創辦和管理新式地方學校，對完善近代河南的教育體系具有重要貢獻。培養創辦新式學堂所需要的師資力量是近代以來河南政府派遣大批留學生出國深造的最初目的。清末民國時期，大批豫籍留學生學成歸鄉，紛紛走進學校，努力傳播新式教育思想，創辦各類新式學堂，肩負起了推動河南新式教育發展的重任，成為了河南教育近代化的主要拓荒者。

在接受近代西方教育理念的基礎上，部分留學生回國后積極宣傳國外的教育思想。在當時，以開封(開封公學)為中心的豫東地區，以洛陽(洛陽中學、洛陽小學)為中心的豫西地區和以南陽(南陽中學堂)為中心的豫南地區的新式學堂中，均有留學生擔任教員。鄧縣人王庚先(留日)回國后擔任鄧州高等學堂監督，大力提倡新學，改良教育，并宣傳孫中山的政治主張［9］。1910年，許昌人沈竹白(留日)曾擔任督學和法政學堂教習，并出資開辦了醒豫閱報社、白話演講所，免費向群眾提供各類進步報刊和資料，適時地宣傳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在社會上起到了開啟民智和解放思想的積極作用［10］150。南陽人任白濤(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創設了中國新聞學社，并為《教育雜志》、《婦女雜志》撰稿，譯述外論，介紹國外情況，闡釋自己對教育、婦女和社會問題的主張，積極宣傳新式思想［11］331。清豐縣人李建勛(留日、美)關注教育行政、教育統計和學務調查，力主“教育救國”，積極宣傳新式教育。他認為:“一個國家在任何時候都必須辦好教育，教育就是國家的命脈。中國是一個貧弱的國家，近百年來的本國史，幾乎是一部國恥史。我國教育落后，文盲遍地，教育不發達是國貧民弱的主要原因之一?！保?2］252在進步留學生的積極努力下，新式教育思想在河南得到了廣泛傳播，推動了河南新式教育的迅速發展。

還有部分留學生，歸國后慷慨解囊，創辦或資助新式學堂。河南早期留日女學生劉青霞熱心推廣新式教育，1908年2月回國后在家鄉尉氏縣城創辦了華英女校，是為河南境內的第一所私立女校。她還創辦了蠶桑學校，在河南大力推廣植桑養蠶技術。她還捐資尉氏縣高等小學堂、中州女學堂、中州公學和河南公立旅京豫學堂，對于推動近代河南新式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13］166。西華縣人王拱璧(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教育科)回國后專門從事新村建設，力主普及農村教育工作，一方面改本村崇實小學為青年公學，實施農教合一;一方面設高等補習班，為地方培養新學教師200余人，且組織暑期體訓班兩期，為各校培訓體育教師百余人［14］447。鞏縣人王摶沙(留日)于1907年協助革新派人士劉蓮青、宋經裕、李顯白等開展新學活動，創辦了公立高等小學堂、女子小學堂、黑石關蠶桑學堂和回郭鎮工藝學堂。1918年，王氏出資在家鄉創辦了一所初級小學，后改為完全小學，并改名摶沙小學，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本村人民的文化素質［12］208－211。在一些留學生的帶動下，河南出現了社會各界人士紛紛捐資助學的高潮，各級各類新式學校紛紛涌現，推動了河南新式教育近代化的歷史進程。

三

充當新式學堂的師資力量，是豫籍留學生推動河南教育近代化的另一表現。清末以來，大批豫籍留學生歸國后積極投身新式教育事業，成為各類新式學堂的重要師資力量。在新式學堂的創辦過程中，師資短缺成為新式教育發展的重要障礙。為解決師資不足問題，河南政府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他們歸國后紛紛投身教育領域，成為新式學堂的教學人員。

晚清時期，河南境內公費與自費留學運動的規模有限，在政府的號召下，大批留學生擔任了各級各類新式學堂的教職員。滎陽人張登云(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曾在河南法政學堂任教員、教務長，后在河南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原法政學堂)任教并擔任教務長、校長多年，為河南培養了大批法政人才［15］276－277。據資料記載，晚清時期河南南陽府官立中學堂有3名留日畢業生擔任教職員，汝寧府中學堂有熊庭杰、陳文斌、葛宗瀛3名留日畢業生擔任監學，衛輝府中學堂有2名留日畢業生擔任教職員，南陽縣官立崇正高等小學堂、南陽縣白莊公立女子兩等小學堂、鄧州蠶桑實業中學堂、密縣官立高等小學堂、安陽縣官立高等小學堂、內黃縣官立高等小學堂、河北中等蠶桑實業學堂、河內縣西王街兩等小學堂各有1名留日畢業生擔任教職員［5］9－72。民國時期，隨著河南境內的留學運動迅速發展，新型學校多有留學人才作為教員。當時河南教育界的數學教師黃敦慈(留日)、法文教師徐旭生(留法)、國文史地教師王北方(留日)、哲學教師馮友蘭(留美)、國文教師嵇文甫(留蘇)、體育音樂教師王拱璧(留日)、西洋哲學史教師徐炳昶(留法)、地質學教師馮景蘭(留美)、生物學教師郭須靜(留法)、建筑工程教師李敬齋(留美)、農學教師王直青(留美)、政治經濟學教師王廣慶(留日)、教育學教師田培林(留德)、歷史教師姚從吾(留德)、醫學教師郝象吾(留美)等人均為杰出的留學人才［16］119－230。此外，南陽人張清漣(又名張文濤)留學美國科羅拉度礦冶學院冶金系，回國后長期從事教育事業，在河南一中(開封)、西北大學、河南大學、焦作工學院等院校擔任教學和管理工作［17］412。衛輝市人杜秀生(留學美國攻讀政治經濟學專業)1918年學成歸國后擔任衛輝中學外語教師，后到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任教員［18］427。優秀豫籍留學人才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河南師資隊伍的綜合素質，加速了河南教育的近代化進程。

留學生比較系統地接受了西式教育理念和文化知識，充實了各類新式學堂的課程內涵，創新了新式學堂的教育教學方法。就課堂內容改革而言，新式學校取消了一些傳統的文科課程，增添了一些注重學理與實踐研究的理工科課程。新蔡縣人單粹民(1925年赴法留學)曾執教于河南大學等學校，從事教育工作50余年，撰寫出版了《方程式論》、《微分方程》、《理論力學》和《微分幾何》等講義和教材多部，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河南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19］359－360。就教學方法而言，具有留學經歷的教師與傳統教師不同，“這些教師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他們努力實踐，引進西學，帶來了西方教育中的新思想、新文化。并以西方的教育為楷模，注重學生的德育、智育、體育和美育的和諧發展，一掃清末封建傳統教育的腐朽氣息”［17］120－121。西華縣人王拱璧擔任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體育音樂教員期間，以愛國抗暴為中心，自編教材，如《中華男兒》、《馬賽革命》、《美哉中華》、《新少年》和《鐵血長城》等歌曲，深受青少年的愛好和歡迎［17］140?？傊?，大批留學生在國外比較系統地接受了近代西方新式教育，回國后積極投身于河南文化教育建設。除了學堂外，他們還通過辦報刊、組團體、編著述等方式積極宣傳新思想和新理念，對于推動河南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結語

在政府主導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發端于清末新政時期的河南新式文化教育事業迅速發展，從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較為完備的教育體系基本實現，系統的近代教育管理體系逐步形成。在此過程中，豫籍留學生發揮了重要的驅動作用。

其一，留學生主導下的教育近代化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中國傳統教育的核心——科舉制度，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雖曾發揮過重要作用，但伴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其存在的弊端也日益凸顯，并逐步成為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障礙。工業革命以后，西方國家迅速崛起，工業化基礎上的平民教育模式迅速推廣，以留學生為代表的新式知識分子群成為國家近代化的重要動力，而清政府實行的依然是以八股取士和弓馬騎射為代表的傳統人才選拔機制，從而延緩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近代中國的落后，根源在于社會制度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落后，從人才視角來看便是近代中國教育發展模式的全面滯后。封閉僵化的辦學模式使我們不了解世界發展的整體趨勢，使社會發展缺乏具有新式知識的優秀人才支撐。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要想實現真正的民富國強，必須要振興教育事業，切實實現傳統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轉型，這是任何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必經途徑，也是工業化主導下世界各國經濟政治發展的大勢所趨。

其二，教育近代化是河南近代化的重要基礎。教育近代化是推動社會近代化的重要動力，教育興則國強，教育衰則國弱，教育關乎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中國近代化的演進歷程實際上就是教育近代化的進程。為實現民富國強，中國經歷了從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到學習西方社會制度，再到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的歷史過程，中國近代化所經歷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教育近代化的歷程。清末新政以來，河南教育近代化在內憂外患中緩緩起步，在以留學人才為代表的新式知識分子的推動下，新式教育逐漸推廣，加速了河南的教育近代化進程。

其三，以學校教育為主的河南教育近代化是一項復雜而系統的工程。教育近代化是一項內涵極其豐富的系統工程，是實現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變的重要標志。教育近代化需要教學理念、課程設置、教學方法、人才培養和畢業走向等教育環節科學有效。以新式學校為代表的河南教育近代化，借鑒了歐美和日本的教育經驗，實行文理學科均衡發展的普通教育和專業特色突出的專業教育并行模式，在學校類型、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等層面具有不同程度的外來化傾向，在教育近代化的過程中面臨著諸多障礙。一是傳統守舊力量強大。河南傳統文化氣息濃厚，傳統教育體制發達，這使河南新式教育的發展步伐緩慢而沉重。二是教育體系脫離河南社會現實的發展趨向明顯。河南是中國內陸的農業大省，但新式教育體系卻以培養工業化發展要求的都市人才為中心，因其實用性不足而發展相對緩慢。三是經費不足和師資缺乏使河南教育近代化舉步維艱。發展新式教育，充足的財政經費和可靠的師資隊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然河南財政經費嚴重不足、新式師資僅以河南籍留學生為主體，不僅數量嚴重不足，且優秀人才外流嚴重，這便造成了部分新式學堂在教學過程中的“新瓶裝舊酒”問題。盡管如此，在部分河南籍留學生的支持和參與下，河南教育的近代化進程依然能夠緩慢地往前發展，以逐漸適應社會發展的歷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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