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I逆向技術溢出的母國區域吸收能力分析與評價

仇怡　吳友

[摘要] 基于ODI逆向技術溢出的視角，構建母國吸收能力綜合評價模型，運用中國2003—2011年的區域面板數據，從獲取能力、同化能力、再創新能力三個分能力細分而成的21個指標測度各區域吸收能力，并分區域考察吸收能力對中國ODI逆向技術溢出的影響程度。研究表明：影響地區吸收能力的主要因素為市場對外開放度和發展水平、產出集聚效應、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和現有技術能力；東部沿海地區吸收能力最強，西部地區（四川除外）最弱；地區吸收能力是影響ODI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重要因素，中部地區吸收能力的促進作用顯著于東西部地區。

[關鍵詞] ODI；逆向技術溢出；母國；吸收能力；評價體系

[中圖分類號]F831. 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673-5595（2014）02-0021-06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正從以往的吸引外資為主轉為對外投資與吸引外資并重階段，對外直接投資（ODI）流量逐年增長。據2012年發布的《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7465億美元，躍居全球第6位；截至2011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42478億美元，位居全球第13位?？梢?，國際資本的雙向流動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形式。已有的大量理論與實證研究論證了國際資本流動會帶來技術外溢效應。盡管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滯后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但作為一種重要的技術擴散渠道，ODI的技術外溢效應已逐步為學界重視。Kogut和Chang以日本在美國投資的企業為研究對象，最先考察且實證模擬了逆向技術外溢的存在。[1]隨后Teece、Fosfuri等也從企業投資動機角度論證了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的存在。[23]為更加準確地測度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學者們分別從不同的層面進行分析，如Pottelsberghe和Lichtenberg基于國家層面，Braconier、Driffield 等人基于產業層面，Branstetter基于企業層面的研究。[47]國內討論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的主要有：馬亞明、趙偉、劉凱敏、王英、白潔、何一鳴、沙文兵等。[814]

隨著技術外溢問題研究的進一步深化，學者們開始考慮影響技術溢出效應的相關因素。已有研究也充分表明，一國能否通過各種國際技術外溢渠道促進本國技術進步，關鍵在于本國的技術消化與吸收能力。Cohen和Levinthal將企業R&D成果對技術進步的貢獻表現在增強企業獲取、學習和運用外部新知識的能力稱之為企業吸收能力。[15]Head等分析發現日本企業投資在美國集聚關聯度越高的區域，對日本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就越大。[16]Olfsdotter認為基礎設施狀況、經濟開放度、人口增長率、政府政策乃至行政效率對母國ODI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吸收能力起著重要作用。①Borensztein等分析驗證了ODI與人力資本共同作用能提高生產率。[17]也有學者從技術擴散的角度，驗證了國內研發投入和人力資本水平、知識產權保護和貿易開放政策是影響國內技術擴散效應的重要因素。[1819]國內學者基于母國吸收能力視角對技術溢出的影響因素也展開了一些探討，主要有：白潔、周春應、劉明霞、劉偉全、歐陽艷艷、陳巖、李梅等。[2025]

可見，目前國內外學者對ODI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對ODI逆向技術溢出的母國吸收能力分析還有待進一步完善：第一，盡管實證研究已經表明ODI逆向技術溢出存在區域差異，但關于ODI逆向技術溢出母國吸收能力的研究大都基于國家層面展開，這種對整體數據的分析可能會掩蓋省際差異；第二，吸收能力的測度一直處于動態、整合的發展過程中，已有研究大多孤立地考察某一個或某幾個因素各自對吸收能力的影響，在實證分析中也大多只建立單一回歸模型，但實際上影響吸收能力的因素相互影響、共同作用于區域吸收能力；第三，從已有關于ODI逆向技術溢出母國吸收能力影響因素研究結果來看，學者們選擇了大量的指標來測度吸收能力，但實證檢驗顯示一些指標的統計結果并不顯著，如金融水平發展等指標。因此，本文基于ODI逆向技術溢出的視角，在已有文獻的基礎上，剔除統計結果不顯著的指標，從獲取能力、同化能力、再創新能力三個維度選擇21個指標來測度吸收能力，構建母國吸收能力綜合評價模型。然后運用中國2003—2011年的區域面板數據，測度全國層面、東中西各區域層面的吸收能力大小，并進一步分區域測度吸收能力對中國ODI逆向技術溢出的影響。

二、ODI逆向技術溢出吸收能力評價體系設定

（一）研究維度確定

在Cohen和Levinthal提出“吸收能力”概念后，很多學者開始對其進行詳細分析。本文借鑒HaroDomínguez等研究吸收能力影響企業績效時采用的四維度[26]，并根據本文研究需要將其簡化為三維度。HaroDomínguez等把吸收能力分為了獲取、吸收、轉化和再創新四個維度，考慮到吸收能力與轉化能力可能存在交叉性，故本文將二者合并為同化能力。獲取能力會影響企業儲存技術知識，同化能力會影響企業學習新知識，再創新能力則聯合吸收、轉化能力共同作用于創造企業價值。

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4月第30卷第2期仇怡，等：ODI逆向技術溢出的母國區域吸收能力分析與評價（二）評價指標選取與數據說明

ODI逆向技術溢出母國吸收能力分析評價體系是一個集多指標的綜合評價體系，本文所構建的體系在已有ODI逆向技術溢出母國吸收能力影響因素研究的基礎上，通過系統討論這些因素對整個技術吸收能力的聚合作用，具體從獲取、同化、再創新三個分能力所涉及的21個量化指標來設定吸收能力評價體系，其中每個指標都從不同角度反映ODI逆向技術溢出吸收能力狀態，如表1所示。

非國有工業占工業總產值比重 注：指標變量選取與歸類是根據張斌盛、趙果慶博士論文整理所得。[2728]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與連續性，本文研究不包括港澳臺和西藏地區，只以其余30個省市區作為研究對象。由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統計始于2003年，故樣本數據選取2003—2011年中國30個省市區ODI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吸收能力相關變量的數據，為剔除特殊年份數據波動性的影響，采用各指標均值。所需數據來源于各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市區的統計年鑒。

三、模型設定、數據處理與實證結果

在ODI逆向技術溢出吸收能力的綜合評價過程中，首先要建立評價模型，本文利用最大元素法對所選取的指標變量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再采用變異系數對變量賦權，然后進一步對計算結果進行評價與分析，以檢驗模型結果。

（一）模型設定

首先，根據上述ODI逆向技術溢出吸收能力評價體系，本文借鑒趙果慶研究中國西部國際直接投資吸收能力的評價模型[29]，建立相應的綜合評價函數

RACit=ACαit ASβit EXγit=f（X1it，X2it，…，Xjit；λ1it，λ2it，…，λjit） （1）

其中，RACit為地區ODI逆向技術溢出吸收能力，ACit為各地區的獲取能力，ASit為各地區的同化能力，EXit為各地區的再創新能力。α、β、γ則分別表示三種能力的彈性系數，即各自對ODI逆向技術溢出吸收能力的貢獻值，且α+β+γ=1。式（1）中ACit、ASit、EXit值越小，說明i地區t年吸收能力越弱；ACit、ASit、EXit之間差值越大，說明各地區發展不均衡程度越大。X1it，X2it，…，Xjit 為地區ODI逆向技術溢出吸收能力度量指標，λjit 為各指標對應的權重，0<λjit <1，且∑21j=1λjit=1。地區ODI逆向技術溢出吸收能力強弱不僅取決于獨立變量的作用，更大程度上取決于各種吸收能力變量的聚合效應。該模型需滿足以下條件才能有效評價區域吸收ODI逆向技術溢出的能力：（1）AC、AS、EX需大于0，即技術吸收結構完整是存在技術吸收能力的前提；（2）AC、AS、EX偏導需存在，即AC、AS、EX需共同增長才能帶動吸收能力提高；（3）如果給定權重結構條件，則分能力增長速度決定著地區逆向技術溢出吸收能力的增長幅度。

其次，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2008年全球經濟展望：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擴散》，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擴散不僅取決于其獲得外國技術的途徑，而且取決于其吸收技術能力。已有研究表明，ODI對國內技術進步產生了積極作用，這說明ODI越多的地區，其逆向技術溢出也越多，因此本文利用計量模型量化這種吸收能力對ODI逆向技術溢出的影響。其函數設定如下：

ODIit=f（RACit）=C+φitRACit （2）

其中，ODIit表示i地區t年的ODI流量，φit為RACit對ODIit的貢獻度。

（二）數據處理

在評價模型中，由于ODI逆向技術溢出吸收能力評價指標的含義各不相同，且其統計口徑與計算方法也存在差異，如果直接采取原始數據計算，會造成結果誤差較大，因此本文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處理。這里采用最大元素基準法，計算公式為：

Yjit=Xjit÷max1≤i≤30[Xjit]（j=1，2，…，21） （3）

考慮到無量綱化處理后的數據，不會影響指標數列的變異系數，本文在變量賦權中選用變異系數。變異系數等于標準差除以均值，均值與標準差公式記為：

Xj=∑30i=1Xij÷30（j=1，2，…，21）（4）

Vj=130∑30i=1（Xij-Xj）2（j=1，2，…，21） （5）

變量的變異系數與聚變量權重記為：

Sj=Vj÷Xj（6）

λj=Sj÷∑21j=1Sj （7）

將選取的指標數據逐年按照式（3）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后，分別依次代入式（4）、（5）、（6）、（7）計算各變量的變異系數和權重，見表2，最后將上述結果分別代入區域ODI逆向技術溢出吸收能力綜合評價模型RACi=∏21j=1Yλjij，計算吸收能力值。表2各指標變量權重值排名

獲取能力（AC）變量權重同化能力（AS）變量權重再創新能力（EX）變量權重 對外直接投資規模00674技術市場發展水平01008技術市場開放度01105 市場對外開放度00562產出集聚效應00932人力資本投入00422 社會流動性00474現有技術能力00657技術制造能力00410 市場規模00364工業市場配套能力00489創新經費投入00366 經濟實力00363勞動力集聚效應00484互聯網覆蓋率00350 經濟發展水平00265交通配套能力00236通訊擴散能力00339 勞動力報酬00116企業資金配套能力00093市場自由度00171 總值02818總值03899總值03163 （三）結果分析

1.吸收能力評價體系結果分析

由表2可以看出，技術市場開放度、技術市場發展水平、產出集聚效應和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權重值均在6%以上，其中技術市場開放度的權重最高，為1105%，這說明區域技術市場的發展、產出集聚效應以及對外直接投資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區域吸收能力。而經濟發展水平、市場自由度、交通配套能力、勞動力報酬和企業資金配套能力權重值均在3%以下，其中企業資金配套能力的權重最低，僅為096%，反映了這些因素對吸收能力的影響較弱。這里人力資本權重值僅在4%左右，說明在技術吸收能力綜合評價體系中，人力資本相對于技術市場開放度和發展水平作用被弱化了，這可能與中國現階段人口基數大、人力資本結構不合理有關。從吸收能力的研究維度來看，同化能力對吸收能力的貢獻最大為3899%，再創新能力排二，獲取能力最小?？偟膩砜慈齻€分能力懸殊不大，這體現了中國區域吸收能力的系統性與均衡性。

根據2003—2011年各地區的吸收能力均值可得到中國區域ODI逆向技術溢出吸收能力排名，前三位的是廣東、上海、江蘇。其中，廣東吸收能力均值高達5763%，上海和江蘇分別為4926%和4068%。而西部地區（四川除外）的吸收能力十分弱，大多處于5%以下，重慶跟陜西的吸收能力介于5%到10%之間。東部地區的吸收能力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這與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相符。東部地區目前技術市場的發展與開放、現有技術水平、對外投資規模、產出集聚效應、工業市場配套能力以及人員物資投入都強于其他省市；西部地區（四川除外）薄弱的吸收能力，與當地技術市場不發達、基礎設施不完善、物質與非物質資源不充足、交通配套能力跟不上等情況密切相關；中部地區的吸收能力處于中等水平，這與中部地區發展比較晚，經濟結構類型、基礎設施、市場配套能力、聚集效應發揮的滯后效應有關。中國區域吸收能力與三個分能力之間走勢相同，見圖1，這說明吸收能力是獲取能力、同化能力、再創新能力共同作用的結果，要提高區域ODI逆向技術溢出的總吸收力，就應重視提高該區域的三個分能力。

圖1中國區域吸收能力趨勢2.回歸模型結果分析

進一步，我們選取30個省市區2003—2011年的面板數據，考察區域吸收能力對ODI逆向技術溢出的影響程度。首先需對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進行檢驗，本文利用Hausman 隨機效應檢驗，檢驗結果見表3。

表4中RAC的系數都顯著為正，說明吸收能力顯著促進了ODI的逆向技術溢出。從全國整體來看，RAC的系數為7379706，說明RAC每增長1%，ODI就增長73797%。從東部、中部、西部各地區的橫向比較來看，中部地區RAC的系數最大，說明中部地區具有最大的吸收潛力且吸收能力對ODI逆向技術溢出的促進作用最大；西部地區RAC的系數最小，說明西部地區整體發展較落后，其整個吸收體系發展不完善；東部地區RAC的系數居中，說明其發展空間可能漸趨飽和，吸收能力上升空間不大。檢驗結果中，雖然R2與Adjust-R2比較小，這主要是橫截面單元的多樣性造成的，但結合F統計量觀察，F統計量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拒絕回歸元對回歸子沒有影響的原假設，說明該模型合理。通過對各變量及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ODI與RAC的二階差分檢驗結果至少都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序列二階差分不存在單位根，是平穩的，滿足協整檢驗的前提。而殘差序列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區域模型的殘差序列也是平穩的，從而表明面板數據序列ODI與RAC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說明RAC與ODI存在長期正相關關系。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運用中國30個省市區2003—2011年相關省際面板數據，在綜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基于ODI逆向技術溢出的視角，構建母國吸收能力綜合評價模型，通過選取區域獲取能力、同化能力、再創新能力三個分能力細分而成的21個指標測度各區域吸收能力大小，并進一步分區域測度吸收能力對中國ODI逆向技術溢出的影響。根據實證分析的結果，有如下結論和建議：

第一，在吸收能力影響因素分析中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市場對外開放度、社會流動性對獲取能力的影響比較大；技術市場發展水平、產出集聚效益、現有技術能力對同化能力的影響比較大；技術市場開放度、人力資本投入、技術創造能力對再創新能力的影響比較大。因此，筆者認為，一方面各地應進一步加大教育投資力度，注重人力資本積累，通過提高區域創新能力，促進中國區域對外直接投資技術溢出吸收能力；另一方面，應加快對外開放進程，尤其是高技術產品與人才市場的開放，大力加強與跨國公司間的合作，充分獲取并吸收國際技術溢出。

第二，東部地區不僅整體吸收能力顯著高于中西部地區，且對應的各分能力也顯著高于中西部地區。因此，國家應針對中西部地區的落后現狀出臺相應的發展對策，如根據中西部地區特有的比較優勢，加大適合該區域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支持力度，繼續加大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健全中西部地區的科技創新體系，加大對中西部地區企業研發與人員培養的投入，從而提高中西部地區ODI逆向技術溢出的吸收能力，改善中西部地區的落后局面，促進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第三，地區吸收能力是影響ODI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重要因素，且中部地區吸收能力的促進作用顯著高于東西部地區。對比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資源較豐裕，發展潛力和發展空間都比較大，因此中部地區更應實施開放型的科技模式，加大技術市場的對外開放，擴大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合理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中國應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更好地吸收國外技術溢出。

注釋：

① OLFSDOTTER K.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untry Capabilities and Economic Growth [M]. 1998：3.

[參考文獻]

[1] KOGUT B， CHANG 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1，73：401413.

[2] TEECE D J.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Silicon Valley[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92，34（2）：88106.

[3] FOSFURI， ANDREA， MOTTA， et 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pillovers through Workers Mobili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53（1）：205222.

[4] POTTERIE B P， LICHTENBERG F.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nsfer Technology Across Borders[J]. The Reviews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1，83（3）：490497.

[5] BRACONIER H， EKHOLM K H. In Search of FDI——Transmitted R&D Spillovers： A Study Based on Swedish Data[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01，137（4）：644665.

[6] DRIFFIELD N， JAMES H 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echnology Sourcing and Reverse Spillovers[J]. The Manchester School， 2003，71（6）：659672.

[7] BRANSTETTER L. Is Foreign Investment a Channel of Knowledge SpilloversEvidence from Japans FDI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6，68（2）：325244.

[8] 馬亞明， 張巖貴. 技術優勢與對外直接投資： 一個關于技術擴散的分析框架[J]. 南開經濟研究， 2003（4）：1019.

[9] 趙偉， 古廣東， 何元慶. 外向FDI與中國技術進步： 機理分析與嘗試性實證[J]. 管理世界， 2006（7）：5360.

[10] 劉凱敏， 朱鐘棣.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技術進步關系的實證研究[J]. 亞太經濟， 2007（1）：98101.

[11] 王英， 劉思峰. 中國ODI反向技術溢出的實證分析[J]. 科學學研究， 2008（2）：294298.

[12] 白潔. 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經驗檢驗[J]. 世界經濟研究， 2009（8）：6569.

[13] 何一鳴， 張洪燕.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逆向技術溢出關系的實證研究[J]. 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1）：5255.

[14] 沙文兵. 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與國內創新能力——基于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 世界經濟研究， 2012（3）：6974.

[15] COHEM W M， LEVINTHAL D A.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35：128152.

[16] HEAD C K， JOHN C R. Attracting Foreign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Agglomeration[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99，29（2）：197218.

[17] BORENSZTEIN E， GREGORIA J D， LEE J W.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8，15（1）：115135.

[18] KELLER， WOLFGANG.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J]. Journal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42（3）：752782.

[19] SEA JIN CHANG.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Strategy of Japanese Firms： Capability Building through Sequential Entry[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5，38（2）：383407.

[20] 周春應. 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吸收能力研究[J]. 山西財經大學學報， 2009（8）：4753.

[21] 劉明霞， 王學軍.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 國際商務， 2009（4）：5762.

[22] 劉偉全. 中國OFDI逆向技術溢出與國內技術進步研究[D]. 濟南：山東大學， 2010.

[23] 歐陽艷艷.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的影響因素分析[J]. 世界經濟研究， 2010（4）：6671.

[24] 陳巖. 中國對外投資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實證研究： 基于吸收能力的分析視角[J]. 中國軟科學， 2011（10）：6172.

[25] 李梅， 金照林. 國際R&D、吸收能力與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基于我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 國際貿易問題， 2011（10）：124136.

[26] HARODOMNGUEZ M C， ARIASARANDA D， LLORNSMONTES F J， et al. The Impact of Absorptive Capacity on Technological Acquisitions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ompanies[J]. Technovation， 2007，27（8）：417425.

[27] 張斌盛. 中國FDI技術吸收能力實證研究[D].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 2006.

[28] 趙果慶. 中國西部直接投資吸收能力研究[D]. 昆明：云南大學， 2004.

[責任編輯：張巖林]

[4] POTTERIE B P， LICHTENBERG F.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nsfer Technology Across Borders[J]. The Reviews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1，83（3）：490497.

[5] BRACONIER H， EKHOLM K H. In Search of FDI——Transmitted R&D Spillovers： A Study Based on Swedish Data[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01，137（4）：644665.

[6] DRIFFIELD N， JAMES H 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echnology Sourcing and Reverse Spillovers[J]. The Manchester School， 2003，71（6）：659672.

[7] BRANSTETTER L. Is Foreign Investment a Channel of Knowledge SpilloversEvidence from Japans FDI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6，68（2）：325244.

[8] 馬亞明， 張巖貴. 技術優勢與對外直接投資： 一個關于技術擴散的分析框架[J]. 南開經濟研究， 2003（4）：1019.

[9] 趙偉， 古廣東， 何元慶. 外向FDI與中國技術進步： 機理分析與嘗試性實證[J]. 管理世界， 2006（7）：5360.

[10] 劉凱敏， 朱鐘棣.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技術進步關系的實證研究[J]. 亞太經濟， 2007（1）：98101.

[11] 王英， 劉思峰. 中國ODI反向技術溢出的實證分析[J]. 科學學研究， 2008（2）：294298.

[12] 白潔. 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經驗檢驗[J]. 世界經濟研究， 2009（8）：6569.

[13] 何一鳴， 張洪燕.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逆向技術溢出關系的實證研究[J]. 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1）：5255.

[14] 沙文兵. 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與國內創新能力——基于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 世界經濟研究， 2012（3）：6974.

[15] COHEM W M， LEVINTHAL D A.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35：128152.

[16] HEAD C K， JOHN C R. Attracting Foreign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Agglomeration[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99，29（2）：197218.

[17] BORENSZTEIN E， GREGORIA J D， LEE J W.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8，15（1）：115135.

[18] KELLER， WOLFGANG.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J]. Journal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42（3）：752782.

[19] SEA JIN CHANG.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Strategy of Japanese Firms： Capability Building through Sequential Entry[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5，38（2）：383407.

[20] 周春應. 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吸收能力研究[J]. 山西財經大學學報， 2009（8）：4753.

[21] 劉明霞， 王學軍.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 國際商務， 2009（4）：5762.

[22] 劉偉全. 中國OFDI逆向技術溢出與國內技術進步研究[D]. 濟南：山東大學， 2010.

[23] 歐陽艷艷.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的影響因素分析[J]. 世界經濟研究， 2010（4）：6671.

[24] 陳巖. 中國對外投資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實證研究： 基于吸收能力的分析視角[J]. 中國軟科學， 2011（10）：6172.

[25] 李梅， 金照林. 國際R&D、吸收能力與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基于我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 國際貿易問題， 2011（10）：124136.

[26] HARODOMNGUEZ M C， ARIASARANDA D， LLORNSMONTES F J， et al. The Impact of Absorptive Capacity on Technological Acquisitions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ompanies[J]. Technovation， 2007，27（8）：417425.

[27] 張斌盛. 中國FDI技術吸收能力實證研究[D].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 2006.

[28] 趙果慶. 中國西部直接投資吸收能力研究[D]. 昆明：云南大學， 2004.

[責任編輯：張巖林]

[4] POTTERIE B P， LICHTENBERG F.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nsfer Technology Across Borders[J]. The Reviews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1，83（3）：490497.

[5] BRACONIER H， EKHOLM K H. In Search of FDI——Transmitted R&D Spillovers： A Study Based on Swedish Data[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01，137（4）：644665.

[6] DRIFFIELD N， JAMES H 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echnology Sourcing and Reverse Spillovers[J]. The Manchester School， 2003，71（6）：659672.

[7] BRANSTETTER L. Is Foreign Investment a Channel of Knowledge SpilloversEvidence from Japans FDI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6，68（2）：325244.

[8] 馬亞明， 張巖貴. 技術優勢與對外直接投資： 一個關于技術擴散的分析框架[J]. 南開經濟研究， 2003（4）：1019.

[9] 趙偉， 古廣東， 何元慶. 外向FDI與中國技術進步： 機理分析與嘗試性實證[J]. 管理世界， 2006（7）：5360.

[10] 劉凱敏， 朱鐘棣.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技術進步關系的實證研究[J]. 亞太經濟， 2007（1）：98101.

[11] 王英， 劉思峰. 中國ODI反向技術溢出的實證分析[J]. 科學學研究， 2008（2）：294298.

[12] 白潔. 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經驗檢驗[J]. 世界經濟研究， 2009（8）：6569.

[13] 何一鳴， 張洪燕.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逆向技術溢出關系的實證研究[J]. 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1）：5255.

[14] 沙文兵. 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與國內創新能力——基于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 世界經濟研究， 2012（3）：6974.

[15] COHEM W M， LEVINTHAL D A.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35：128152.

[16] HEAD C K， JOHN C R. Attracting Foreign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Agglomeration[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99，29（2）：197218.

[17] BORENSZTEIN E， GREGORIA J D， LEE J W.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8，15（1）：115135.

[18] KELLER， WOLFGANG.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J]. Journal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42（3）：752782.

[19] SEA JIN CHANG.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Strategy of Japanese Firms： Capability Building through Sequential Entry[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5，38（2）：383407.

[20] 周春應. 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吸收能力研究[J]. 山西財經大學學報， 2009（8）：4753.

[21] 劉明霞， 王學軍.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 國際商務， 2009（4）：5762.

[22] 劉偉全. 中國OFDI逆向技術溢出與國內技術進步研究[D]. 濟南：山東大學， 2010.

[23] 歐陽艷艷.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的影響因素分析[J]. 世界經濟研究， 2010（4）：6671.

[24] 陳巖. 中國對外投資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實證研究： 基于吸收能力的分析視角[J]. 中國軟科學， 2011（10）：6172.

[25] 李梅， 金照林. 國際R&D、吸收能力與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基于我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 國際貿易問題， 2011（10）：124136.

[26] HARODOMNGUEZ M C， ARIASARANDA D， LLORNSMONTES F J， et al. The Impact of Absorptive Capacity on Technological Acquisitions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ompanies[J]. Technovation， 2007，27（8）：417425.

[27] 張斌盛. 中國FDI技術吸收能力實證研究[D].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 2006.

[28] 趙果慶. 中國西部直接投資吸收能力研究[D]. 昆明：云南大學， 2004.

[責任編輯：張巖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