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王朝的命途悲歌

郭大章

鄭德庫講了一個故事，一個末代秀才的故事，更是一個四面楚歌的時代的故事。

黃鴻是一個鄉試落榜秀才，經道臺大人的推薦，來到“東永茂”商號當“外柜”，由于聰明能干加上有文化，深受掌柜和他女兒的喜歡。在和助手于英外出采買貨物的時候，黃鴻遭到助手的設計陷害，但他卻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化險為夷，不但以德報怨，還為商號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在此過程中，黃鴻結識了山東賣杏的義和團成員，后來回到商號，得到重用，被派往上海開創自己更大的事業。

不可否認，鄭德庫是個講故事的行家，一個簡單的故事被他講得跌宕起伏，極具懸念和張力，一步步的牽著讀者走進他早已預設好的“迷局”之中。

鄭德庫用一個“偈語”，亦即是“預言”，串聯起了整個故事。從一開始，便讓讀者深陷其中。預言和陌生都會讓我們產生神秘，而且越是陌生的東西越神秘。鄭德庫深諳此道，于是，他用他的“偈語”帶著我們走進了他的“杏黃”世界。

黃鴻初來之時，給自己占了一卦，掛簽上說：順風同行，和而不同。東南西北，宜取其中。

——這便是那個“偈語”。

隨之，故事便圍繞著這個“偈語”展開：在黃鴻第一次外出采購的時候，便遭遇助手陷害，采買“杏黃”；而賣杏的山里漢子穿的小褂也全是清一色的“杏黃”色，而這種顏色屬皇家專用，民間除了死人裝殮是不會用的；再遇賣杏山里漢子時，得知他們竟是專跟官府和洋人作對的義和團成員，黃巾黃布黃褂是他們的標志，瞬間偈語再現，潮水一般涌來。

鄭德庫便在這個“偈語”中，牽著我們的閱讀期待，一步一步走向故事的高潮。

故事很簡單，但很顯然，鄭德庫要展現的，并不是這個故事本身，而是隱藏在這個故事背后的東西。

這是一個關于文化的故事。

這是一個關于個人命運和時代特征的故事。

這更是一個關于末代王朝命途悲歌的故事。

黃鴻是一個秀才，他是有文化的，這是一種特定時代的文化，可他的這種文化卻面臨著極大的危機：想謀個差事竟困難重重，只得違背意愿去做個“外柜”，走上從商之路。傳統的中華文化正面臨著外來文化的沖擊：中西合璧式的洋樓夾雜著舊式的閣樓，中式飯店原是一家西餐廳……各地獨有的地域文化在貿易中融合：遠在遼寧的地界卻有著晉商的關公廟和福建的媽祖廟，在上海的精細文化之下還有著粗獷的東北文化。

這篇小說很有年代感，背景交代得清楚明了——十九世紀的清朝末期。正是在這個特定的時代下，黃鴻的命運被左右，變得無法自控，個人命運的風云際會，映襯在強烈的時代特征里，更加凸顯出那個時代的風雨飄搖。個人命運和時代特征在此交疊，形成一道獨特的風景。

一個末代王朝，內憂外患四面楚歌，幾乎到了窮途末路之地，在小說里演繹著一支逐漸走向衰落的命途悲歌。繁華之下，暗潮涌動：甲午一役……現今我堂堂中華，四周列強環伺，山雨欲來；專跟官府和洋人作對，在山東已成半公開狀態……吶喊著向潮水一樣涌來。杏黃偈，杏黃偈，何嘗不是一個末代王朝之“偈”呢？

可以看出，為了這篇小說，鄭德庫煞費苦心，甚至連取名字都隱含寓意，暗合“杏黃”“偈語”，黃鴻黃鴻，姓“黃”名“鴻”，乃鴻鵠之志啊。同時，為了讓小說不落悲戚，鄭德庫把黃鴻寫得很勵志，更像是個人命運沖破了時代的阻隔一般。

誠然，鄭德庫這篇小說算得上是成功的，但其中問題也值得商榷：小說的框架搭得是否過于龐大，以致于呈現的內容，令一個小中篇的承載勉為其難。其次，小說的收束略顯倉促。當揭開黃小褂之謎時，故事進入高潮，是否應該繼續沿著這條線敘述下去，暗合“偈語”之題，把小說推上一個全新的高度，而不是讓故事到了原點。

然而，瑕不掩瑜?！缎狱S偈》情節意蘊悠長，地域文化特色鮮明。讀罷如同欣賞了一部精彩跌宕，波瀾起伏的年代大戲。曲終人散，余韻卻盤桓縈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