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高校文科研究所的學術成績述論

鄭善慶

(寧波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 寧波 315211)

20世紀20年代的整理國故運動，促成了中國史學研究機構的創建，北大國學門、清華國學院等高校學術研究機構紛紛建立，其他高校多效仿籌設。另一方面，國家背景的史學研究機構,如中研院史語所、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等也形成規模*相關論著有：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朱洪斌《清華國學院與民國新史學》(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王傳《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初探》(華東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刁婭君《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初探》(華東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等；相關論文，比較代表性的為胡逢祥的《現代中國史學專業機構的建制與運作》一文(《史林》，2007年第3期)。。與此相對應的是，學界對高校文科研究所的關注顯得較為薄弱*據筆者所見，除卻相關回憶錄、紀念性文章對文科研究所略有追述外，專門性探討的文章僅有王傳《民國時期史學專業研究生培養述評——以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為例》(《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10年第2期)一文，且是從研究生培養的角度，以中大文科研究所為個案，進行了較為系統的分析。除此之外，胡逢祥亦在《略論現代中國史學機構之建制與運作》一文中有所述及。，對其創建緣由、運作方式、學術成績等，缺少全面的總結。故而，筆者不揣淺陋，試圖從整體上對輔仁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東北大學等高校的文科研究所予以論述。

一、高校文科研究所創設的背景

可以說，文科研究所的創建，既是國家政權進行學術統合與整體控制的手段，又是學界以西方學術為基準，對學術專業化與規范化強烈呼吁的結果，更是中國學術現代化發展道路上的必然選擇。

(一)國家對學術整合的結果

國民政府北伐以后，取得了政治與經濟上的相對一統，進而把對文化上的有效統合與控制擺上前臺，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在此背景下，國民政府教育部將高校中原有的國學院、研究院所進行了整合和規范。

1931年，國民政府頒布了學位授予法，將文科學位分為學士、碩士、博士三級[1]。當時亦有博士的培養的討論，但并未真正實施[2]。隨后，教育部規定各大學經部核準設立研究院、研究所[1]1408-1409。法令對學生的入學考試、學習年限、畢業論文審查、學位授予均作了具體規范，完成了中國學位制度的基本建設。在此背景下，各高校的學術研究機構紛紛建立。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為了激勵愛國精神、團結御侮，推行“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 教育部次長吳俊生即言“對于吾國文化固有精粹所寄之文史哲藝，以科學方法加以整理發揚，以立民族之自信”[3]。時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推行高校教育統一化的方針：“戰事發生后，各大學因遷校關系，研究工作多未能繼續進行。至三十三年，大學研究所增至四十九所。各所共設八十七研究學部。研究生共有四百二十二人。比較戰前，數量增加幾倍?！盵4]當然，這一整合過程亦出現任人唯親的弊端，顧頡剛即指出：“非其私人必加以困厄，逼其脫離，屬其私人，則無論如何辦得壞，亦與維持?！盵5]陳立夫藉此控制教育界的野心，可見一斑。

(二)學人倡導與學術專業化的要求

高校研究所的籌設，既是國民政府對教育整合的需要，亦與學界名流的鼓吹倡導密不可分。從源流上看，這些文科研究所，多由國學院、文史研究所等研究機構轉化而來。

蔡元培、汪敬熙等人，皆極力鼓吹各大學設立研究所的必要性，“藉作留學政策之轉趨，漸達我國學術之獨立”[6]。蔡元培還列舉了不設研究所的弊?。?一)大學無研究院，則教員易陷于抄發講義，不求進步之陋習；(二)大學畢業生除留學外，更無求深造之機會；(三)未畢業之高級生，無自由研究之機會。蔡元培亦言“歐美各國，除獨立研究院外，各大學無不有相當之研究院。其研究院中方面之多，導師之努力，既為我國所望塵莫及”[7]。實則在學術研究上存有與歐美各國相競爭的心理。傅斯年在表示稱許的同時，更顯現出了某種憂慮：研究生淪為“不是兼職掛名之求‘科名’者，便是不得職業之可憐蟲，或是本校畢業無出路，戀戀于宿舍之無房租者”；如果“研究所但為招收之研究生而用，則大學本身難免更要高中化了”[8]。究其原因，或又體現了傅斯年對文科研究所與中研院史語所等研究機構相競爭，進而爭奪師資、生源的潛在擔憂。當然，亦有持反對態度者：“吾人鑒于種種困難，以為各大學無須設立研究所，一切學科之研究所概由中央研究院辦理?！盵6]但是，上述質疑并未能阻礙國家力量之下高校研究所籌設的進程。

研究所亦非泛濫而設。為了保證質量，教育部《大學研究所暫行組織規程》要求，“各研究所應與各學系打成一片”；研究所“設主任一人，由有關學系主任兼任之，系內之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等均為研究所之工作人員，不得另支薪俸津貼”[9]411。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東北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等紛紛設立了文科研究所。

二、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

在研究所的創辦過程中，北京大學無疑引領潮頭*對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綜述，最具代表性的為《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記事》一文，載《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7卷第1號，1950年7月；后來，王學珍、郭建榮主編的《北京大學史料·第4卷(1946-194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567-574頁)曾有收錄。。早在1918年北大即創設研究所，時有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1932年國學門改稱為研究院文史部。1934年研究院文史部改稱文科研究所[10]。1935年通過《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暫行規程》，規定所長由院長兼任，研究生的指導與管理亦由各院教授擔任；同時，在研究所的運作，研究生入學、考試、畢業之要求、教授之職責等方面，皆有詳盡的規定[11]19-22?？箲鹬?，北大文科研究所已取得豐碩的成果：(1)參加西北科學考察和整理居延漢簡。(2)整理藝風堂金石拓片并編輯成書。(3)編輯清代漢文黃冊目錄。(4)整理甲骨、封泥、古錢，并編寫釋文。(5)設計語音實踐儀器，調查綏遠、江陰方言。還出版了《國學季刊》、《北京大學研究院文史叢刊》[12]。

七七事變后，北大南遷，研究所一度停頓。時至1939年8月，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復活動并招收研究生。研究機構一度由昆明靛花巷遷往東北郊龍泉鎮寶臺山，1944年又遷回昆明才盛巷，1945年隨校遷回北平，1952年停辦。歷任所長有胡適、傅斯年、湯用彤、羅常培等。

(一)北大文科研究所與史語所

無論從師資來源、研究生培養，還是從研究方法與理念，乃至領導者的角色而言，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與史語所之間，有著密切而復雜的學術關聯。對此問題加以辨析和厘清，有利于對民國學術機構與學人關系，有一個更為清晰的認知*值得注意的是，尚小明曾撰《中研院史語所與北大史學系的學術關系》(《史學月刊》，2006年第7期)一文，對兩大學術社群間的師資、生員的合作，學術精神的關聯，有所述及。文中所述的時間范圍主要限定在七七事變之前的20世紀30年代前后，故而對文科研究所未能論及。。

按照戰前《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暫行規程》，各研究所需由院長兼任，胡適即任文學院院長兼研究所所長。研究生之指導需由各校院系教授負責。也就是說，北大文科研究所理應歸西南聯大管理。而實際上的運作并非如此?？梢哉f，北大文科研究所隸屬北大，并不受西南聯大領導?？箲鸷?，胡適轉任駐美大使，文科研究所所長雖然仍由其名譽兼任，實則由蔣夢麟推薦的傅斯年負責。未幾，傅斯年辭職，主任一職又由北大出身的湯用彤接任?？芍?，在顛沛流離的抗戰時期，北大文科研究所的運作，以“院長兼任研究所主任”*1935年頒布的《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暫行規程》即言：“各研究所主任，由本校文學院理學院及法學院院長分別兼任?！眳⒁妳⒖嘉墨I[10]第19頁。而言，實際上并未完全按照規章制度去實施。

北大文科研究所導師陣容甚為強大，囊括了陳寅恪、傅斯年、湯用彤、楊振聲、羅庸、羅常培、唐蘭、姚從吾、向達、鄭天挺、董作賓、李方桂、丁聲樹等文史界一流學人。其中，董作賓、李方桂、丁聲樹，因為是史語所研究員，故而以所外導師的名義聘請。

在地理位置上，北大文科研究所、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和史語所，一度地理位置毗連，前兩者在司家營，史語所在落索坡，相距不過二三里，從而形成了小規模的學術文化區域[13]。研究環境雖然艱苦，然師生濟濟一堂，交流切磋頗為便利[14]255*在昆明的那段時間，北大文科研究所設在昆明城內青云街靛花巷3號一座小樓中。樓共三層，每層六間，原系史語所租用。該樓一樓系師生各自的食堂及學生住處。鄭先生住在二樓西屋中間，傅先生在鄭之北，正屋之南為學生讀書室。羅常培先生住鄭屋對面，僅幾步之遙。陳老及湯用彤、姚從吾等先生則在三樓。參見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錄》，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55頁。?？箲鸷笃?，文科研究所下設中國文學部、語言學部、哲學部、歷史學部。當時，在文科研究所的實際運作中，因負責人傅斯年兼任多職(中研院總干事、史語所所長、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具體事務多由副所長鄭天挺負責。

1940年秋，史語所遷往四川李莊，傅斯年亦辭去文科研究所主任之職。隨著史語所的遷徙，研究生的去留問題也就凸現出來。傅斯年曾對剛入學的王利器說：“看你去昆明還是去李莊？昆明有老師，李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那里，有書，由你選擇?！盵15]202最終，王利器選擇了去李莊。當時選擇去李莊的研究生還有：任繼愈、王明、馬學良、劉念和、逯欽立、胡慶鈞、王樹岷、李孝定等人。而王玉哲等學生，則選擇了留在昆明；傅斯年本打算為王玉哲的導師，因此之故，改由唐蘭擔任。從當時的抉擇來看，更多的學人隨史語所遷徙。故而，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分散于昆明和李莊兩處。為了加強兩大學術機構的聯系，北大文科研究所在李莊設有辦事處，負責人為鄧廣銘。

對于兩大學術機構的微妙關系，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學風，也在一定程度上沿襲了史語所時的治學旨趣，即一切從史料入手，注重史料的搜集，重考證、訓詁等手段。王叔岷初見傅斯年時，即被告誡“研究《莊子》當從?？庇栐b入手，才切實”，“要把才子氣洗干凈，三年之內不許發文章”[16]48。使得他不得不改弦易轍，以?？庇栐b為基礎研究《莊子》，進而廣輯資料，漸入學術之門。時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學生，雖然分割兩地，仍多有交流與合作。如王叔岷于1943年秋撰就碩士論文《讀莊論叢》，先評審通過，再由湯用彤、羅膺中兩先生從昆明寄來筆試題目。當僅以筆試而言，當時研究所的負責人為湯用彤。鄭克晟對文科研究所與史語所的關系，倒是有著較為貼切的描述：“三十年代史語所的人員，大多系北大出身。又有傅先生的關系，因此與北大形同一家，北大文科研究所與史語所更是如此?！盵17]419故而，王叔岷認為“北大文科研究所附屬于史語所”[16]48，亦非全然如此。

除卻學人交流外，兩大學術機構間也互通有無，資源互補。研究所有著名學者坐鎮，而史語所當時藏書最為宏富，當時史語所“人員不多，但書籍不少，且多善本，這對北大師生進行研究，亦極有利”[14]254。西南聯大與史語所制定了“圖書閱覽及借書辦法”，規定“史語所之漢文普通閱覽室得由聯大教員前往閱覽，往閱讀者，史語所適用本所同人之待遇；聯大教員向史語所借書時，由聯大圖書館開書單向史語所借用，每周一次，個人不能直接向史語所借書”[18]。這一舉措對史學學人的撰述裨益匪淺。194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合作，組織西北考察團，也是兩大學術機構合作的見證。

(二)文科研究所的成績

與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注重文學相較，北大文科研究所則更為注重史學一門。招考的部門分史學、語學、中國文學、考古學、人類學、哲學六門。工作室分文籍校訂、中國文學史、中國語言、英國語言、宋史、明史、中國哲學與宗教七室，各由文學院教授負責主持。

抗戰之際，研究所學人仍相互砥礪、著述不輟。例如，傅斯年主持北大文科研究所期間，一度對研究明史頗有興趣。1939年夏，他曾約鄭天挺一起，擬編輯新編《明書》。后因戰事緊迫，計劃未能實現[14]261。鄭天挺則致力于西南邊疆史地之研究，他讀《新唐書·吐蕃傳》，“疑發羌即西藏土名Bod之對音，乃草成一文，名《發羌之地望與對音》。寫完后隨即就正與陳寅恪先生，頭天晚上送去，次日下午陳即送還，并為文中訂證梵文對音及佛經名稱多處”[14]254。該文獲得陳寅恪等一流學人的贊許，并獲得國民政府教育部學術著作三等獎。

自1939年至1945年，研究所印行的論文達20種，分別為：向達《唐代俗講考》、羅常培《貢山俅語初探》、湯用彤《言意之辨》、鄭天挺《隋書西域傳附國之地望與對音》和《隋書西域傳緣夷之地望與對音》、唐蘭《王命傳考》、朱自清《文選序“事出于沈思，義歸于翰藻”說》、高去尋《漢崖墓題識“內”字之一解》、陶元珍《張江陵書牘詩文解題舉例》、許維遹《釋釁》、容肇祖《唐貞元冊南詔使袁滋題名拓本跋》、吳曉玲《元曲作家生卒新考》、葉玉華《院本考》、謝文通《現代英文詩》(英文)、馬大猷《國語中的語音的分配》、張清?！吨苣┑囊裘c樂調》、王崇武《跋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陳忠寰《論柏拉圖巴曼尼得斯篇》(德文)。除室內研究工作外，研究所在外調查方面也成績斐然：其一是考察西北史地，中央研究院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發掘敦煌、民勤、張掖、武威等處古墓，文科研究所派向達、閻文儒即參加。其二是調查西南少數民族語言[19]。

(三)研究生的培養

1939年，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復招生，公布招考研究生辦法，包括研究范圍、資格、考試程序、考試科目、修業期限及待遇、考期、報名地點等七項內容。首次招考研究生十名?？荚嚳颇糠质穼W、語學、中國文學、考古、人類學五部，期限為兩年?？荚嚪謨纱闻e行，應試者初審合格后，即分別通知在昆明或重慶考試[20]432*當時考試的范圍包括：(1)史學部分：通史中各段，哲學宗教史、經濟史屬之。(2)語學部分：漢語學各科，邊地語言，英吉利語言學屬之。(3)中國文學部分：中國文學史及文籍校訂屬之。(4)考古部分：考古學及金石學屬之。(5)人類學部分：物質及文化人類學屬之?？荚囐Y格：(1)公私立大學文學院畢業者，但其他學院畢業者有適當之論文者，亦得應考。(2)著有論文者。(3)年齡三十歲以下，身體強健者。修業及待遇：(1)研究生修業期限為兩年，但成績優良而工作未能結束者得延長一年。(2)在第一年修業期中，每人每月給予生活費五十元，并由本校供給住宿。(3)在修業期中應遵守本校各項規則，并服從導師之指導。(4)在第一年修業期滿后，考核成績及格者繼續給予生活費，其成績特優者得外加獎金，成績不及格者停止修業。(5)全部修業滿期后，考試及格由本校依照部章給予證書，并擇成績尤佳者留校服務，或介紹工作。參見：《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招考研究生辦法》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三·教學、科研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32頁。。第一次錄取的研究生名額為：史學部分三名，語言學部分三名，中文部分一名。

從具體的操作層面看，當時北大文科研究生的錄取方式并非單一刻板，甚而有些隨意的色彩。如王利器報考時，因考期已過，故而去拜訪傅斯年，請求予以考試的機會。當時答題不過幾行，即被傅氏定為研究生。傅斯年亦言“你早就取了，還準備給你中英庚款的獎學金”[15]202。傅斯年素以“拔尖主義”選拔人才著稱，王利器的錄取過程不拘一格，體現了當時招考的靈活性。

以1941至1945年為例，時任研究生導師的有羅常培、李方桂、丁聲樹、唐蘭、羅庸、楊振聲、湯用彤、陳寅恪、姚從吾、向達、鄭天挺等，四年中畢業研究生二十余名。出版《國學季刊》(1923年1月至1952年12月，出至七卷三號)。專任教員主要由大學部教授兼任。兼任教授，指由他校教員及其他職員兼任者。當時專職研究員甚少，一度“僅講師二人，講員一人，助教三人”[9]410。以1941、1943兩學期的對比而言，當時的導師與研究生的比例，北大為1:1.3左右，清華為1：0.52左右[20]530-533。由此觀之，當時研究生招生規模，頗具精英化色彩。研究生的招生人數，一直保持在十余人的規模，且多由各學科名師指導，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研究生培養的質量。同時，研究所的教授，兼職者亦多有之，從而可以匯集一流學人從事研究和交流。

北大文科研究生的培養有如下特點：(1)多為一學生而雙導師，甚至是三導師。任繼愈回憶道：“那時的研究生，有兩位導師，一位是本專業的，一位是外專業的，學中國傳統學問的，要配一個專攻外國學術的導師，讀書也是這樣?！盵21](2)學生入學研究的論文方向與今日相較，選題時比較宏觀；論文撰寫時，則多為專門性的探討。(3)雖然研究所分史學、語言學和中國文學三部，但是研究生的論文多與史學有所關涉。(4)招生規模很小。直到1946年北大復員時，在校研究生只有二十人，其中文科研究所九人，理科研究所七人，法科研究所四人而已[9]336。

從研究生的培養方式來看，其資料搜集、論文撰寫，乃至其學術觀點的形成，頗具激勵性和靈活性色彩。楊志玖即回憶說：“入學后主要是自學，可到聯大自由聽課，但不參加考試。一年后導師出幾道題算作學年考試。聯大常舉辦學術報告會，研究生要聽講。這種學習方法使研究生有充分的時間讀書、思考和撰寫論文，平時也常和導師見面，請教、商討問題。這種管而不死、活而不亂，充分發揮學員的學習主動性的方法，到今天仍有可供參考之處?！盵22]此后，楊志玖在撰寫《元世祖時代漢法與回回法沖突》時，即多受其師姚從吾的啟迪，從《永樂大典·站赤》中發現了馬可波羅離華的證據。撰寫成《關于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一文，發表于顧頡剛主編的《文史雜志》(1941年第1卷第12期)，顧頡剛在“編輯后記”中予以鼎力推薦，湯用彤亦寫信褒獎。傅斯年更為看重，不但將此文推薦給中研院學術評議會，更將其推薦給哈佛大學《亞洲研究雜志》[17]785-786，使得楊志玖在學術界嶄露頭角。另外，研究生之間亦多有切磋，王玉哲回憶道：“古聲韻學的知識，很大程度上是與做研究生時的同學馬學良、周法高和殷煥生的幫助分不開的?！盵15]465可謂助益良多。任繼愈賦詩曰：“春雨青燈靛花巷，霜天紅葉寶臺山”[23]，學子們雖敝衣素食，但刻苦讀書、心系天下的精神，傳為后世佳話。

文科研究所畢業生之出路，亦可有多重選擇。如王利器，畢業后回川大任教，并成為川大文科研究所的講師。楊志玖則有多重選擇：或北大助教，或史語所助理研究員，或齊魯大學講師，最終還是選擇了到西南聯大之一的南開大學當教員。

三、 輔仁大學文科研究所

(一)研究所的創設

輔仁大學，除了院長及系主任外，教員分五種：教授、副教授、講師、教員及助教。輔仁大學文科研究所包括：史學部、人類學部、經濟學部。史學部成立于1937年，當時，整個文科研究所僅有史學部一部。

表1 輔仁大學文科研究所教職員表(1937～1938年度)

表2 輔仁大學文科研究所教職員表(1940年度)

由上表似可作如下總結：(1)輔仁大學文科研究所史學部的師資，多由史學系教職員兼任。同時，又有國文學系沈兼士、余嘉錫，以及人類學系的雷冕(亦任輔仁大學教務長)、史祿國等一流學人的加入，從而充實了學術隊伍。(2)史學部所授課程，雖與史學系多有重疊，但亦體現了更為專精的一面。(3)本土培養的年輕一代學人，成為教師中的新生力量，并承擔本科教學工作。比如，余遜代替其父余嘉錫，柴德賡的授課更多是傳承了陳垣的衣缽，而這些新教員多由文科研究所培養。(4)學人授課更具經世色彩。牟傳楷“魏晉南北朝史”課，講授“漢民族衰落、漢民族自保、民族遷徙”；葉德祿“隋唐史”課，則言“民族之遷徙，文化之移動”，皆具有濃烈的經世當下、以史為鑒的色彩。(5)文科研究所教員，非純粹研治史學者，如施格萊、雷冕等具有其他背景與學科的學人，亦受聘前來授課。且課程非局限于史學范圍，更涉及人類學、社會經濟學等層面。

另外，研究所學人陳垣、張星烺還發起成立史學會，邀請史學系和其他各系愛好歷史學的師生共同參加。該會以研究歷史、切磋學術、聯絡感情為宗旨，將團體研究和個別研究相結合，由本校教授擔任顧問和指導工作，并聘請校內外名人演講[24]，演講題目皆系平日研究之心得。當時演講的題目有：陳垣《官書與私書》、張星烺《歷史之輔助科學與基礎》、余嘉錫《論治史學當自出手眼》。年輕研究生亦多有參與，如牟潤孫、胡魯士、余遜、顧隨、張鴻翔、王光瑋、葉德祿、孫人和、趙光賢等，亦各作專題演講[25]。

(二)研究生的培養

文科研究所對研究生的入學、培養及畢業等，皆有詳細的規定。具體而言，有如下數端：(1)研究生入學資格：凡投考研究所者，須為國立省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教育部承認的外國大學畢業生，至少熟悉一門外國語言，方得入所。研究生入學科目有四種，由部主任審定。(2)培養方法：研究生入所后，即由部主任指定導師，并應于最短時間內與導師商定所應修習的學科及研究計劃。文科研究生修習學分成績最少為二十八學分、五十六成績分。研究生已研究一學年以上，其所習之課程均經審查及格者，得應初試。(3)畢業過程：研究生初試為口試或筆試，由部主任及考試委員二人主持，以驗其是否能進行研究工作。研究生論文辦法由部主任及導師指定，暑假前兩個月交部主任。凡研究生研究二學年，修滿規定學分成績分，必修課均及格，并經初試合格，呈交畢業論文者，得應碩士學位畢業考試。合格者，經本校教務委員會通過，教育部覆核后，授予碩士學位[26]。

史學部的論文題目，并非完全限于史學一門，更有文學、社會經濟學、心理學的內容。當時，研究所史學部第一屆畢業生(1940年)有六名，其中有德籍一人，為豐浮露(Rev.Eng.Feifel, S.V.D)司鐸。茲將論文題目列后：趙光賢《明失遼東考原》、趙衛邦《中國古代喪葬風俗與祖先崇拜》、陳祥春《中國辟疫法術考略》、豐浮露“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the first three chapters of pao p'u Tzu”、劉厚澤《歷代黃河河工制度研究》、葉德祿《唐代社會西域化》[27]。第二屆畢業生為葛益信，第三屆為陳奇猷，第四屆為高福會[28]。第七屆為郭預衡(論文題目為《縱橫家研究》)、劉迺龢(即劉乃和，論文題目為《三國演義史徵》)?？梢?，史學部的研究生規模甚小，當時研究生的培養更具有精英化的色彩。

四、燕京大學文科研究所

追溯燕京大學研究部的創設，可推至學校未遷新校之前。此間，招收研究生達十余人，然真正領受碩士學位者僅一人而已，蓋因研究生的修業年限僅為一年，時限短而壓力大，以致多未能畢業[29]。此后，國民政府教育部相繼頒布“學位授予法”、 “大學研究院組織法”，使得燕京大學研究院得以規范化發展。

以燕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而言，1926年，學校開始正式授予碩士學位，此后十年間，畢業者共21人。時至1931年，培養方式方有變更，“設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進行規范的入學考試，畢業年限亦延長為二年，中期有基本考試，此后始得開始專題之研究”[30]8。1935年夏，歷史學部正式成立。當時，研究部各教授皆由本科教員兼任，間或有大部分工作專注于研究指導者，亦必兼課于本科生。

具體而論，燕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史學部研究生，學制兩年，第一年主要為預備基本史學知識和準備課業考試，基本史學內容經考試及格后，方由學部導師一人或二人指導，作專門史學論文的撰寫。為便于師生交流，當時“導師與研究生，每一月或兩月，輪流在各導師住宅聚會一次，個人亦可臨時提出問題，共同討論”[30]4。另外，《燕京大學研究院章程》規定：“本研究院設院長一人，得由本大學校長兼任，各研究所及所屬各部各設主任一人，得分別由有關之院長系主任兼任之?！盵11]195故而，燕京大學研究院院長為陸志韋，設有文科、理科、法科三研究所，文科研究所所長由歷史學部主任洪業兼任。

歷史學部的導師，可謂集一時之選。教師除任教于輔仁外，亦多有兼職。如輔仁大學的張星烺即兼任燕大史學部導師，容庚隸屬于國文系，亦為史學部導師。當時，研究所學人已具備較為成熟的研究意識。趙承信即言：“在好的大學里，只問你研究的是什么題目，而不問你是哪一系，所以在研究領域里，只有研究的對象，而不必顧及研究所屬的范圍?！盵30]43這種既具有學科意識，而在具體的研究中又不受學科掣肘的學術理念，實為精辟之論。

因一年級學生多為基礎課程的學習，所以論文選題多未定；學生的培養基本為雙導師制，論文的選題也并不完全局限于史學一隅。如論文“詩經中蔬菜植物考”，即是交叉性的學科選題。其次，雖然研究生學制規定為兩年，但實際修業年限多為三年。

雖處淪陷之域，師生仍能夠著述不輟。研究生的相關著述及畢業論文，多發表于《史學年報》、《燕京學報》等刊物，或由哈佛燕京學社編印成書，從而激勵研究生進行學術研討，并為其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平臺。當時為便于學人交流治學經驗，組織有歷史學演講會，無論師生，皆可就自身研討所得，廣布于眾，進而相互切磋、裨益學術。

燕大文科研究所學人，畢業后或任教于高校，或任職于學術機構，且在此后的研究中取得卓越成就。比如，歷史學系1940至1941年度新聘教員，“裴文中、翁獨健、聶崇岐、侯仁之、王鐘翰諸先生任教席，分授史前考古學、蒙古史、遼東史、宋史、中外地理、清代政治史等課”[31]。其中，翁、聶、侯、王四人，皆為燕大研究生畢業?？箲饎倮酥两▏院?，這批教員成為燕大學術的中堅力量*時至1950年，哈佛燕京學社北京辦事處代理執行干事兼引得編纂處主任聶崇岐、 編輯王鐘翰，燕大歷史學系教授聶崇岐、侯仁之，副教授王鐘翰，講師許大齡，皆為燕大文科研究所畢業生?！堆嗑┐髮W教職員名錄》，1950年12月，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藏書，第6-9頁。。其他研究生，如蒙思明于1938年畢業后，即離開淪陷區的北平，前往四川成都的華西大學任教，旋又任教于齊魯大學。1938年刊行的《元代社會階級制度》一書，則是最終奠定其學術地位的成名之作。

五、東北大學文科研究所

東北大學文科研究所設立于1942年，其前身為“東北史地經濟研究室”，主持者為金毓黻。金氏乃著名的東北史地學家，東北情結深厚，此前曾任中央大學史學系主任。后經東北大學臧啟芳的盛情邀請，方來東北大學任教，并組建研究機構。故而，東北大學文科研究所的發展，實與金毓黻關系莫大*從師承上看，金毓黻承學于黃侃、朱希祖等學者，屬章太炎一系。從學人群體上觀之，金毓黻雖與北大同門交往甚密，然又與占居主流的胡適派學人多有不同。從研究方向上看，東北史、宋遼金元史，乃金毓黻所擅長的方面。此外，金氏對中國史學史、清史等亦多有成就，或可稱之為通家。在學術交游上，與金毓黻過從甚密的學者，主要集中于東北同鄉、東北大學學人(如校長臧哲先、雪曼等)、中央大學學人(如沈剛伯等)。金毓黻喜以詩文相唱和，似乎亦可歸之為舊派學人之列。然其學術理念和撰述方式，則又邁越老輩學人，自成一家。由《靜晤室日記》而觀金毓黻的性格，不免多有感觸：一、日記中多有學人唱和之詩作，或即興而發、排遣心情之作，或舊友新知相互贈和之文，可略窺先生舊學功底之深厚。二、以赤子之心究心國事，矢志不移于東北家鄉的收復與重建。無論金氏發表于報刊之時事評論之文，亦或對學子訓誡之言，皆濃濃蘊藏愛國愛鄉之情。三、于日記隱約可知，金氏不惟一卓越史家，更為一癡心的教育家、富于哲思的思想家。其對國事與家事，私情與公事，區分嚴明，雖因家學、師說之影響，不無保守的傾向(如對《雷雨》戲劇、《阿Q正傳》等，多有不理解、抵觸之情)，然亦承襲了傳統士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愛國情懷。。東北大學文科研究所的前身為史地經濟研究室。學者楊曾威曾記述道：“二十八年秋季，遼陽金靜庵先生來東大主持史地系，金先生個人對于遼史用力甚深，著作等身，因此也引起個人對于東北史地的興趣，是年冬便向金先生建議，并合擬東北史地降級研究之計劃，由于校長臧哲先先生之贊助，送呈教育部核準?！盵32]研究室由金毓黻教授主持，另聘史地經濟名教授楊曾威、蕭一山、吳希庸諸氏分任各組研究員，研究生五人，分歷史語言，地理地質，社會經濟三組從事研究工作?！盵34]

從東北史地經濟研究室到文科研究所的轉變，又與國民政府對研究院所的統合密不可分。1942年4月，時為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前來考察，“對本室成績，甚感滿意，且以在東北未收復之前，研究籌劃工作實為將來定復建設之指針，本室使命既重大如此，組織當應擴充，乃依大學研究院所組織法于三十一年八月改室為所，而國立東北大學文科研究所于焉成立，內設史地學部，分歷史，地理，經濟史地三組”[33]。接著，文科研究所遷入城內，并以國本中學舊址為所址。

據當時的教員陳述回憶，“1940年冬，四川三臺東北大學成立東北史地經濟研究室，金靜庵主其事，我被聘為研究員研究東北歷史，地理、經濟分別由該系的兩位教授兼。除了金先生和我，還有幾位研究生。金先生半年在重慶，半年來三臺。研究室附設兩套石印機，一面印《東北集刊》，一面印研究東北的專著如《東北通史》、《東北書征》等，還承印《東大學報》、《志林》等刊物”[15]181-182。當時，東大文科研究所的教員，還有丁山、陸侃如等人。此后，又延聘陸懋德、楊曾威、李光忠三教授分任歷史，地理，經濟三組導師，師資陣容頗為強大*具體而言，(1)陸懋德清華畢業后考送赴美留學，在美威士康森大學，歐亥歐大學研究院畢業，得文科碩士學位，歸國后歷任清華學校北平師大教授，西北聯合大學教授兼歷史系系主任，西北師范學院教授，西北大學教授兼歷史系系主任。(2)楊曾威畢業于北京大學地質系，第三屆庚款留英，獲曼徹斯特大學理科碩士學位后，復在劍橋大學研究院研究，返國后歷任本大學地理系教授，國立西北大學教授，中國地理研究所研究員。(3)李光忠為北京大學商學士，美國伊利諾大學碩士，歷任北大經濟系教授，平大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本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文法學院院長，教務長，貴大法學院長。。東北大學文科研究所亦注重研究生之培養，畢業生自1943年至1945年，已有三屆，共計12人*研究生就業情形：東北大學3人；東北大學文科研究所2人；國立西北大學3人；國立編譯館1人；國立邊疆學校1人；東北教育輔導委員會1人；安東省教育廳1人。。研究所畢業生亦多有專題性撰述，如張亮采《補遼史交聘表》、《宋遼國際關系研究》，楊錫?！稏|北交通地理》、滿穎《東北農業地理》等，多為資料翔實、考訂精核之作。在研究方向上，主要側重于東北地區，論文的經世情結甚為濃厚。

早期文科研究所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于東北地區?！芭e凡有關東北之文獻，靡不多方收集，”[33]成績亦斐然可觀。當時撰述的論文，分為專題研究和專書編纂兩種。前者收集若干專論可匯編成冊者，稱為集刊，如《東北集刊》、《志林》等即為此類。專書編纂則有《東北要覽》、《東北圖志》、《東北交通地理》、《東北農業地理》、《東北風俗叢談》、《東北通史(上冊)》、《東北要覽》、《補遼史交聘表》、《東北文獻拾零》等書的刊刻。同時，為促進世人對東北的認識和淪陷區的記憶，文科研究所還舉辦了文物展覽會。以1944年雙十節舉辦的展覽會為例，三日內來觀者仍達三千人，影響頗大[34]5690。當時研究東北問題，不僅有學術研究之必要，更是流亡學人的一種心理情結所驅策使然。

可以說，金毓黻執教東北大學，不僅是學術研討之故，更是一種東北情結使然的結果，這種地域的認同和情感的歸屬，在《靜晤室日記》中多有流露：“東大文科研究所諸子聯名函促余歸三臺，情辭均摯”[34]5907。此外，身處西南之地的東北學人如金毓黻者，多有流人之感，“今日之敵國外患，不類西晉之永嘉，實同中唐之天寶，異日掃蕩敵寇，收復遼沈，禹域重光，還鄉愿遂，宜如何洗滌積歲之瑕穢，宜如何建立百年之大計，是又為十數年來艱苦掙扎之流人，所責無旁貸者?！盵35]此種東北學人的流亡情結，更使得金毓黻主持東大文科研究所附加了地域認同的色彩。金毓黻主持下的東北大學文科研究所，無論在刊物創辦、史學撰述，還是在研究生的培養方面，皆取得不凡成績。其學術研究注重東北文化之發掘和重建，則又是影響深遠之事。

上述所論，僅以北京大學、輔仁大學、東北大學、燕京大學等高校的文科研究所為例，述其成立始末，學術側重與研究生培養的方式，力圖以此為例來管窺民國高校學術研究機構的運作與成績。當然，其他高校亦多有文科研究所之設，如浙江大學，設有文科研究所史地學部[36]；中山大學、中央大學、清華大學、金陵大學亦設有文科研究所，因篇幅所限，只好付之闕如。

六、結語

20世紀20年代的“整理國故運動”，催生了諸多國學研究機構的產生。30年代以后，學科分野日趨顯現，文科研究所得以普遍創設，其研究生的培養，出現了制度化、規范化的傾向?？箲饡r期，文科研究所的規模并未因之縮減，反而還有擴充的趨勢，實為當時學術的一個重要特色。從文科研究所創建的背景上看，高校研究人才的培養，最早以清華國學院和北大文科研究所為代表，開創了本土研究人才培養的先河。后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學術研究機構的相繼成立，則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兩者皆未形成全國性、制度性、普及性的研究模式。而文科研究所的創設，使得史學專業研究人才的培養模式，由西洋轉向本土，大批本土研究型人才相繼產生，從而奠定了此后中國學術發展的基石。

表3 研究所、學部數量、留學人數一覽

由上表可知，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研究院所、學部的數量呈現遞增的態勢，與此相對應的是，文科留學生銳減，從1936年的463人，降至1944年的34人。究其緣由，與戰爭因素的制約關系莫大?？箲鹨院?，“政府統制外匯，限制留學，大學畢業生出國留學機會減少，而當此抗戰建國正在邁進之際，學術研究需要尤大。教育部有鑒于此，對于國立各大學原設有研究院所者，除令充實外，近并令人才設備較優之各校，增設研究所，由部酌給各校補助費用?！盵37]在此背景下，研究人才的本土培養則是大勢所趨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文科研究所的西化背景亦相當濃厚，如學科課程設置、講授、論文寫作、學位評定等，皆是借鑒西方學術體系并加以融會吸收的結果?？梢哉f，文科研究所作為民國教育系統最高級別的機構，其在全國高校中的普遍設置，一改中國學術人才多由外來培養的模式，對中國學術的自主化、本土化影響深遠。

綜而言之，在紛亂的戰爭時局下，高校文科研究所的普遍創設，促成了中國學術的現代化和史學人才培養的本土化。在史學機構的發展上，則形成了史語所與高校文科研究所史學部并駕齊驅的局面。此外，文科研究所的建立，也使得“國學正式為現代科學體制所取代，史學也因此而與國學分道揚鑣”[38]。同時，專門性學術研究機構的建立和日漸完善，對學術職業化及學科體制化起了重要作用。仿效西方引入并建立的文科研究所，使得中國的史學研究從“個人主義時代”，轉入“團體運動時代”[39]?？梢哉f，文科研究所史學研究生的培養模式，成為民國以來史學人才培養的樣板。今日中國史學研究生的招考方式、課程內容、學業時限、研究方法，即與當時多有契合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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