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東煤炭資源開發的時空特征及其運銷格局

裴廣強

(中國人民大學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清代，山東的煤炭資源開發在全國來說居于領先地位。以往學界雖對此有所涉及，但如《中國古代煤炭開發史》、《中國近代煤礦史》、《中國古代礦業開發史》等論著重點闡述全國礦業開發總體進程，但對山東煤炭業發展情況論述則略而不詳，研究的相關度較弱。而山東省一些地市編寫的礦業史著作，如《棗莊煤礦史》、《棗莊煤礦志》、《淄博煤礦史》等雖對本地的煤炭開發史論述較詳，但缺乏對全省煤炭資源開發特征的宏觀性分析。再者，煤炭業是近代化過程中的基礎性行業，其在經濟史研究中占據重要位置。因此，本文嘗試在學界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對清代山東煤炭資源開發的時空特征與運銷格局進行有針對性的探討，以期求證于方家。

一、煤炭開采的時空特征及產量估計

衡量一地煤炭生產水平的標準關鍵看開采活動的時空跨度，即持續的時長及涉及的范圍。時間長短，可通過以朝代為節點進行考察，但煤炭不像金、銀、銅等貴金屬礦可以統計具體礦廠(點)數，只能以縣為單位作為衡量其開采范圍的主要指標。此外，因生產過程中所用工具不同，可將煤礦分為土法、西法兩類。土法煤礦指在煤炭開采過程中基本用人力，或使用簡單勞動工具協助進行生產的一種煤礦。與此相對應的西法煤礦指在提升、通風、排水三個主要生產環節上使用以蒸汽為動力的提升機、通風機或排水機，而其它生產環節仍然是多靠人力或畜力的煤礦[1]1。清代山東兩類煤礦的數量差距明顯，時空分布也頗有特點，概述如下:

表1 清代山東煤炭開采府縣(州)統計

(一)時間分布特征

土法煤礦是清代山東煤炭開采的主要形式。據表1可知，順治朝時有1個縣采用土法采煤，康熙朝有8個縣，乾隆朝有21個縣，嘉慶朝有4個縣，道光朝有8個縣，咸豐朝有3個縣，同治朝有10個府、縣，光緒、宣統朝有17個直隸州、縣。其中雍正朝有關山東煤炭開采的記載尚無見諸史籍?？傮w言之，清代山東煤炭土法開采具有“四起三落”的發展特點，即從順治朝至康熙朝呈發展態勢，雍正朝衰落；乾隆朝迎來發展高潮，嘉慶年間衰落；道光朝再次回升，開采縣份增多，但咸豐年間又漸衰落；同治之后達至另一發展高峰。

個別地區，如嶧縣、博山縣、濰縣、章丘縣的采煤業尤其興盛，且相對持續時間長。這從相關史料及實地調查的古煤井數目中也能推測出來。乾隆初年，嶧縣棗莊一帶便因長期的采煤作業，導致“混茫開鑿地底空，老屋綿亙懸當中”[2]卷二十三。到光緒年間，圓山東西數10里的范圍內，竟出現了“幾無實地”[2]卷五之景。淄博地區的古煤井數量也多的驚人。當地礦務局曾在1953年和1955年對涉及淄博煤田大部分地區的古井進行了一次普遍調查，發現仍遺存廢煤井達3000(余)個，可以估計出屬于百年前者尚有1000多個，“像蜂窩狀毫無規則地漫布于山嶺之間”[3]14。此外，英國駐煙臺領事馬奇雅木(John Markiiam)于1869年參觀了濰縣附近的一個煤礦區，看到“礦區在一個寬廣的平原上，西南6英里外有些山丘，目前只有10個礦坑在挖掘，但平原上滿布舊的礦坑”[4]。像“地底空”及“遍地煤井”之類微觀地貌的形成，是短時間內煤炭開采無法達到的。

山東省的西法煤礦始創于光緒年間。光緒六年(1880年)時，嶧縣中興煤礦開始采用新式抽水機進行生產，之后此類煤礦不斷增多。據表1，淄川、博山、濰坊、嶧縣、寧陽、泰安、沂州、日照、莒州、萊州、章丘等地都有西法煤礦的建立。綜合來看，采用此法進行開采的主要是一些資本較為雄厚、規模較大的煤礦。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當屬中資嶧縣中興煤礦及德資德華礦務公司。

中興煤礦是山東省內第一家近代化的大型煤礦，其由米協麟、戴華藻及嶧縣士紳于1878年創建。該礦成立之初依靠土法采煤，自1880年始購買4臺抽水機[5]181，逐漸向西法煤礦過渡。但因資金匱乏，經營不善，曾一度遭到封禁。1899年時，改組成立華德中興煤礦公司[6]528。此后幾年，礦內開始安裝發電機[7]，并且有了“起水、提重的小機器”[8]1095。但“汲水雖用機器，而一切工作，挖煤、運煤仍用人力”[9]卷八。據1904年12月的相關調查，發現廠房建筑極簡陋，“沒有升降機，也沒有軌道?！皇瞧胀ㄓ媒g車和畜力的地方代之以蒸汽力而已”[10]。因此，嚴格的說，中興煤礦只能算作半西法煤礦。

相比之下，德華礦務公司的采煤技術要先進的多。該公司由德國政府輔助德華銀行于1899年10月在山東成立，其所需機器運自德國，且基本全部采用西法開采。如下屬的坊子礦區在1905年時即已“開用洗煤機器”，且“亞細亞東方僅有此一部機器”，“每點鐘可洗煤150噸”。到1907年，除洗煤機外，坊子煤礦還裝有“分煤塊大小之機器”、“壓煤機器、風筒”等各種機器，并建有煤磚廠。濰縣的安呢煤井“所用器具一半用電力作工，現正裝配”。淄川礦區“第二煤井業已興工，器具亦已配好”[11]56-57。整個德占煤田，儼然一機器轟鳴的大工業區，其機械化程度遠超中興煤礦及一般小礦。

(二)空間分布特征

清代山東土法煤礦的分布范圍十分廣泛，具體包括濟南府屬的章丘、淄川、濟陽3縣，青州府屬的博山、益都、臨朐、昌樂4縣，兗州府屬的嶧縣、滕縣、泗水3縣，泰安府屬的泰安、萊蕪、新泰、寧陽、肥城5縣，沂州府屬的蘭山、郯城、費縣、莒州、蒙陰、日照6縣(州)，登州府屬的蓬萊、福山、棲霞、寧海州、萊陽、海陽6縣(州)，青州府屬的濰縣、即墨、膠州3縣(州)，萊州府屬掖縣及濟寧州，共計8府32縣(州)，幾占清代山東縣級政區總數的三分之一。

西法煤礦的開辦地區雖也有10余縣(州)，但與土法煤礦相比，其范圍相對有限。具體來說，西法煤礦主要集中在膠濟鐵路沿線的淄川、博山、濰坊，當時籌劃建設的膠沂濟鐵路沿線的沂州、莒州、泰安、章丘以及大運河沿岸的嶧縣、滕縣等地。這些地區交通便捷，煤炭資源豐富且開采歷史悠久，風氣也較為開放，易于引進西法采煤技術。而其它交通落后的山地、丘陵地區則難有西法煤礦的建立。

清末，西法煤礦依靠其政治背景和經濟實力，不時調整礦區范圍，受此影響，土法煤礦的分布范圍也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以德華礦務公司為例，1900年簽訂的《華德礦務章程》規定，公司礦區包含膠濟線、張博支線、津浦線(自濟南起所經山東省內段)和膠沂濟線(從青島經沂州至津浦線濟南以南段)沿線地區。1904年11月，德國駐華公使制定的《礦務續章》明確規定：從青島經濰坊、張店至濟南的膠濟線和張博支線沿線30里內，只準德方用機器開采；在德方開礦15里之內，不準華方開采，華方已開之礦亦得一律停止[3]42。到1907年，德華礦務公司還迫使山東路礦局與之訂立了《關于淄川附近土法開采協議書》，規定在紅線界以外的羅村、牟村、河東等地允許華民開采，而在紅線界以內的地區除可在小窎橋南山一帶“按現有規模的機器任意經營礦業，但不得超過六處”外，其余全予禁止[12]365。1910年11月，山東地方政府遣派代表向德駐濟南副領事提出交還除坊子、馬莊(即淄川)、金嶺鎮三礦山以外的其它礦權。經反復商討，雙方議定淄川礦場南境“由大奎山起，斜線經龍口鎮西北，至淄川東境止。所有礦地，亦讓歸華商自由開辦”[13]1317。次年7 月24日，中德雙方代表簽訂了《收回山東各路礦權合同》。德國人雖然放棄了鐵路沿線的大片礦區，但在坊子、淄川、金嶺鎮礦區有很大擴張，總面積達1229平方公里，并規定在礦區30公里內已開之華礦一律停止，全屬德華礦務公司所有[3]47。德國人屢次要求清政府封禁博山、淄川、濰縣三處新開土窯[14]，致使上述三地土法煤礦的生存空間被迫收縮，原在淄川礦區內分布的近千個井口被全部關閉。另外，嶧縣中興煤礦成立后，也曾做出“公司井口百里內不得再用機器采煤，10里內不許民人用土法取煤”[15]的規定。

值得一提的是，限于某些地區特定的煤層地質條件，一些土法煤礦已“不自覺”的運用了西法排水技術，這可看做是“變相的”西法煤礦的擴展。比如靠近嶧縣中興煤礦的“棗莊郭里集、大小甘林等處，煤苗一脈相連，一處提水，四路干涸”，因此常有民人俟中興煤礦抽水作業后，“即旁開一井，坐享其利”[16]。淄川煤礦亦曾發生類此事件，于是不得不規定：“凡民井出煤百筐，須以四成繳官，以資津貼”[7]。

(三)產量估計

清代，山東某些地區的土法煤礦產量較大。乾嘉時期，嶧縣1年內“連檣北上”的漕船載煤“數百萬石”，自不說銷于省內的煤炭數量?！翱h內大族，如梁氏、崔氏、宋氏，以炭故皆起家，與王侯埒富”[2]卷七。咸豐七年(1857)八月，京師制錢局決定改建爐房，“添鑄鐵制錢”，特令“山東巡撫照直隸官辦煤炭之例，迅即提款，派員趕辦焦子炭800萬斤，解交京局”[18]卷二三三。焦炭需“以煤炭煉成，約四斛煉一斛”[19]。按照10升為斗，5斗為斛，且1升合1市斤，1斤約合現在1.2斤[20]的比例計算，“趕辦焦子炭800萬斤”約用煤3840萬斤，合19200噸。這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可反映山東土法煤礦的產量之大。此外，據李?；舴艺{查，同治年間沂州府有兩個地方開采煤炭，“每天采煤約1萬斤”；博山縣福山村也有兩個地方出炭，“一個坑每天出煤400筐(每筐300斤)，合80噸；另一個坑每天出煤300筐，合60噸”。他進而估計博山縣每年出煤15萬噸[21]159。據蒂姆·賴特計算，到1896年時中國大礦煤的總產量還沒有超過50萬噸[22]15?？梢姰敃r博山煤的產量應該算是很高的了。光緒以后，山東土法煤礦的產量沒有大的提高，仍然維持其百余年前的生產技術，甚至有的地區產量還減少了。據統計，成立于1875年至1911年的11家煤礦，資本總額不過48600元，每日工數不過760人(不包括小新井煤礦和泰興公司)，每年產量不過45906噸，年產值不過62344元[22]383，遠不能與西法煤礦相比。

據表2，中興煤礦自1899年復礦以來到1911年的13年間，煤炭產量較為起伏，產量最多的年份為1909年的163046噸，而最低的年份則為1899年的17229噸，相差近10倍。德華礦務公司自建礦以來，因生產設備先進，故其產量不僅高，且持穩定增長態勢。坊子煤礦自1902年到1911年的10年間，產量由9178噸增長到205185噸，平均每年增長約213%；淄川煤礦自1906年到1911年的6年間，產量由14646.5噸增長到283208.5噸，平均每年增長約183%。就山東省來說，德華礦務公司的產量比所有民營煤礦產量的總和還要多。例如1910年德華礦務公司的產量是43.1萬多噸，而山東所有民營煤礦的產量只有39.5萬噸，只有1912年和1913年其總產量才稍微超過德華礦務公司[23]10。

表2 德華礦務公司及中興煤礦產量(1899—1911) 單位：噸

二、煤炭運銷的地理格局

山東煤炭資源及清代煤礦時空分布的不平衡性直接決定了運銷環節的必不可少。具體而言，煤炭的運輸方式分3種：傳統陸運、水運及鐵路運輸，不同的運輸方式涵蓋的銷售范圍又有所不同。

(一)傳統陸運

傳統陸路運煤全靠人力推送或牲畜牽引，這在水運不便的地區是唯一的運輸方式。道光年間，山東陽信縣知縣恩?！八篁咇R”就用于“拉載漕米、煤炭”[24]卷一九一。李?；舴以诓┥降V區內調查時發現博山煤的“運輸工具幾乎全為手車”，僅在1小時內“裝載煤的小車就有65輛”[21]157。陸運速度緩慢，且運價高昂。正所謂“以人力負載一日能運幾何？即以駝馬裝載而草料人工一一加算，則其煤價不能廉矣”[25]礦務卷一。同治年間，博山地區“由兩人推引的小車載重400斤，運價是每10里200文”，運夫“每天走30至40里，這樣就使每人掙到300到400文”[21]157。鐵路修筑之前，中興公司靠商販承運方式將煤陸運至臺兒莊，“車少費重”，遇到雨天道路泥濘，人車行走困難，“常年載運無多”，導致公司煤炭營銷業績大受限制，“煤質雖佳，銷運不廣”[26] [9]卷八。煤在礦區“每噸一兩六錢”，“由農夫牽牛陸運45公里至臺兒莊運河”，“費一兩”[8]1095，之后才能借助運河行銷遠處。

受低效陸運方式的影響，煤炭很難成為長途販運的主要貨物，大多在礦區臨近縣份就近銷售。如康熙年間淄川、益都所產之煤，即可在鄰近的長山縣市場上見到[27]卷四。李?；舴姨岬讲┥匠霎a的塊煤和焦炭大部分供應到鄰近博山的“山的各支脈之間以及山與大海之間那些居民稠密的平原地帶”，很可能包含魯中山區北部各府縣和處于魯中山區與膠東丘陵之間的膠萊平原地區。沂州府所產煤，除“塊煤供應當地”以外，“末煤”則“煉成焦煤，運往東方銷售”[21]156、159。這應包括沂州以東的萊州府及登州府地區。光緒年間兗州府鄒縣所銷之煤炭和焦炭“悉仰給于”鄰近的滕縣[28]。商河每年經商路自濟南購進煤數千噸[29]。新泰縣所產的煤炭及焦炭除用于本境內居民消費外，還有一部分煤炭運往泰安縣銷售[19]。齊河縣內所銷之石炭，由臨近的“濟南商埠炭行”陸運而來[30]。

對于煤炭輸入區而言，其市場上最終銷售來自何地之煤，是由各產煤區之間的價格競爭決定的。光緒年間，東昌府高唐州所銷之煤有一部分由運夫車運自章丘和淄川[31]。由于受到博山煤的沖擊，章丘煤只能在離其很近的濟南市場上銷售。雖然萊蕪也產煤，但博山的煤還是銷往該縣。究其原因，是因章丘煤在“礦地每斤2.5文(合3.12元1噸)，成本較高”，萊蕪煤“價格由于起水以及其他困難的緣故”也大為提高，而當時博山煤不僅生產量較大，且價格實惠，“每筐500文(合2.08元1噸)”[21]156、159，即使再加上運費，其最終銷售價格仍低于章丘和萊蕪出產之煤。煙臺未開埠以前，博山、淄川出產的煤，還有少部分輾轉運至登州府的萊陽，除供當地消費外，尚有一部分進行轉口貿易[32]。由此可反映博山煤強勁的競爭力。

(二)水路運輸

清代山東最重要的通航河道是京杭運河，其次是小清河和衛運河。與傳統陸運方式相比，水運具有低成本、大批量、遠距離的運輸優點。因此，充分運用河道進行運輸，成為沿河各產煤區銷煤的主要方式。

最為典型的當屬嶧縣煤的外運。嶧縣地理位置優越，“被山帶河，南接江淮”，南據京杭運河45公里，水運條件便捷。清前、中期，各省漕船途經嶧縣大多載煤而去，“當乾、嘉盛時，江浙湖廣諸行省漕糧數千艘皆道嶧境，北上商旅歲時往返不絕，……而本地所有麥豆及煤炭諸物，亦得善價而行銷數千里”。到道光年間，由嶧縣過境之船仍很多，且“多挾南貨以易煤、米”[2]卷七，有的大沙船更將煤炭運往清浦江一帶[33]。中興煤礦創辦之后，濟寧成為中興煤的主要集散地，有煤炭商鋪六七十家[34]395，依靠各行商輾轉販運四方。1902年時，中興煤礦已在運河沿岸的臺兒莊、楊閘和碼頭設立了3個分銷廠，1905、1906年增設鎮江和瓜州分銷廠，1909、1910年又增設宿遷、鹽城、泥溝、清江等4個分銷廠。借助水道，中興煤礦建立了一個覆蓋范圍較廣的煤炭行銷網絡，儼然成為“江南銷煤之總匯”[7]。另外，光緒年間東平州內所銷煤炭也是通過運河河道自“楊家閘、韓莊、濟寧等處”運來，“歲銷約數10萬斤”[35]。德州境內銷行的煙煤“由唐山乘火車至天津，又由水(京杭運河)運至州境”，銷量比較大，“歲計州城行銷不下五、六百噸，柘鎮行銷不下八、九百噸”[36]。商河每年也有一部分煤通過同樣方式由天津運來[29]。

小清河源于歷城縣黃臺橋，先后經過章丘、齊東、青城、鄒平、新城、博興、高苑、樂安等縣，至壽光羊角溝入海，水程全長480華里，是一條內通山東腹地，外連渤海諸港的重要水運商路。早在同治年間，博山煤即已“從小清河沿岸的一個碼頭運煤到沿海岸的一些地點”[21]156銷售。到光緒十七年(1891年)，河決小清河，小清河道一度受阻停運。次年，清政府根據盛宣懷的建議，疏浚由省城至羊角溝的河道，修筑石門水閘，以調節水量，便利航運。經過3年興修，小清河全線浚通，成為渤海灣北部諸港通往濟南的最短貨運商路，民船航運日趨興盛。壽光縣也于羊角溝處徙置南碼頭，“挖筑高丈余，以避風濤，于是富商大賈以爭趨焉”，一時成為山東省繼煙臺之后的第二大沿?？诎?。博山顏神鎮之煤自索鎮通過小清河道運至羊角溝，再搭乘“海船販往龍口、煙臺各口岸銷行”，“每歲約值八、九十萬元”[37]。1916年由羊角溝輸往煙臺、龍口等處的煤炭達3500萬斤[38]130。

圖1 清代山東煤炭運銷圖

衛運河在臨清與運河匯流，向北直達天津。整個河道水流平緩，除4、5月份枯水期無法航行外，其它時節均能通航，特別是8月豐水期，重載商船及小汽船也能暢通無阻。清末武城縣內所銷煤炭即通過衛運河由河南“運入本境，每歲約銷數百萬斤”[39]。光緒年間德州境內亦銷售“由河南道口鎮水運”而來的砟炭，每年州城銷“10余萬斤”，柘鎮“銷7、8萬斤”。德州依靠衛運河的水運優勢，成為沿線重要的砟炭轉運市場。每年轉銷河北地區的砟炭要“12萬斤”，轉銷臨近縣份的煙煤多達“500余噸”[38]。

除以上諸河道外，黃河在特定時段內也能起到一定的通航作用。光緒年間，濟南府齊河縣境內所銷之煤，有一部分即由山西通過黃河運來，“歲售本境約800金”[30]。但由于黃河水量不穩，含沙量較大，河面較開闊且事故多發，其運煤功能不可高估。

(三)鐵路運輸

采用鐵路運輸的主要是德華礦務公司和中興煤礦。德國人將山東劃為其勢力范圍之后，便積極策劃修筑膠濟鐵路，該路于1904年竣工通車。借助膠濟鐵路，淄川、坊子煤礦所產煤炭的銷售范圍大大拓展，銷售量也日益增加。其中坊子礦區在1906年產煤163223噸，其中有10萬噸賣與內地華人及鐵路公司各車站使用，有36000噸賣與青島，有23000噸出口[11]56。1910年，坊子煤礦日產煤160噸，全被德人運至青島，以備軍艦之用[40]。到1913年，該公司共產煤613000噸，銷于礦區周圍、膠濟鐵路沿線及青島地區的煤最多，共有268200噸，約占總數的44%；用于戰艦及出口的煤亦不少，共有170000噸，約占總數的27.5%[41]235。此外，肥城境內銷售的煤炭，“大抵皆有本地坐賈販自省垣、周村、濰縣、青島等商埠”[42](卷九)，可能有一部分借助膠濟鐵路運輸。

迫于市場上德煤的壓力，中興煤礦自復礦以來積極籌劃修筑由棗莊到臺兒莊的臺棗鐵路，到1910年4月26日正式開始運行[43]。礦局方面想憑借此鐵路達到“令所產之煤悉運臺莊，由運河分頭運銷”[16]的目的。臺棗鐵路的通車，大大提高了中興煤的運銷能力。據記載，中興煤礦1912年售煤113871噸、焦14824噸，1913年分別增加到248674噸、29971噸，1914年為290255噸、35707噸[34]258。但由水路至蘇皖各地，仍很遲緩。1911年天津至上海的津浦鐵路通車，中興公司遂自籌資金修筑一條臨棗支線，與津浦線上的臨城站接通。同時，中興煤礦與津浦路局簽訂互惠合同，路局方面允許中興煤以低于一般運價1/4的運費，進入一個北起天津，南至上海的廣闊市場。津浦、臺棗路通車后，中興煤沿運河、鐵路銷售量大增，公司又增設滕縣、兗州、泰安、濟南、徐州、蚌埠、浦口、江陰、通州等分銷廠。從1912 年起，浦口成為中興煤的重要集散地，煤炭在此裝卸后，經由滬寧鐵路或長江運到上海。公司除設立浦口分銷廠外，還設立了浦口分公司和南京辦事處，并在浦口、南京各擁有夏船棧橋式碼頭1 座。鐵路從此取代運河成為中興煤的主要運輸路線，通過該路運銷的煤炭每年都有50萬噸以上，約占總銷售量的2/3以上。

除德華礦務公司和中興煤礦外，為數眾多的土法和西法小礦因本身資本有限，很少有采用鐵路運煤的，況且鐵路公司及以上兩大公司合作壟斷煤炭貿易，設定高昂的鐵路運費，致使很多小礦受其高價運費限制，發展甚為艱難。

三、結語

清代山東煤炭資源開發時空分布特征的形成，與礦業政策、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以及晚清政治局勢的發展變化有深刻的關聯。清初，礦政以禁為主?？滴鯐r，礦禁有些松動，對于地方民眾賴以“糊口之資”的小礦，實際上采取默許開采態度[44](卷二五五)，但總體上仍以禁為主。隨著山東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燃料需求大為增加，到乾隆年間，很多地方已形成“生齒日繁，山林所產樵蘇價值倍于往昔，必須煤炭接濟”[45](卷三一)的局面。如登州府雖“山場寬廣”，但已是“柴薪鮮少”[46]157。棲霞一帶山林早已“濯濯矣”，農夫不得已僅靠割取秋雨后之豐草為炊爨之計[47](卷一)。青、萊兩府至晚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時，也已呈現 “柴薪等項不能不日益昂貴”[48](卷一三)的現象。其時，不獨山東，很多省份的燃料危機都漸漸凸顯。對燃料的強烈需求致使清廷放棄礦禁，以開為主。當時，原籍山東泰安的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趙國麟便上折言及“泰安、萊蕪、寧陽諸郡縣悉皆產煤”，奏請開采煤炭[49]。山東巡撫朱定元亦上疏建議在“章邱、淄川、泰安、新泰、萊蕪、肥城、寧陽、滕縣、峰縣、泗水、蘭山、郯城、費縣、蒙陰、莒州、益都、臨朐、博山、萊陽、海陽各州縣”[50](卷一二四)，領帖開辦煤礦，得到乾隆允準。煤炭業進入第一個發展高潮期。到嘉慶元年(1796年)，國內爆發白蓮教大起義，嘉慶帝認為開礦“聚游手之民，生釁滋事，勢所必然?？v使官為經理，尚難約束多人。若聽一二商民集眾自行開采，其弊將無所不至”[51](卷四三)。礦政又隨之趨嚴。鴉片戰爭之后，出于開拓利源，“以充國課”的目的，道光帝在二十四年(1844年)降旨各直省重廢礦禁，下令除現正開采的礦廠外，“如尚有他礦愿開采者，準照現開各廠一律辦理”[50](卷一二四)。山東煤炭開采點較之嘉慶朝增多，漸有復蘇跡象。然而經過百余年的開采，各礦區內的淺層煤炭已基本被挖掘殆盡，進一步采煤的難度加大，只能通過挖深井作業取煤，但限于當時技術、設備等原因，無力進行。至咸豐時期，官府開始對煤炭征收關稅和厘金，導致煤炭成本和價格被迫提高，銷售受到限制。如原本煤炭業興盛的嶧縣就因“關稅日重”，“厘課多”，導致煤運出境者，“不足以更費”[2](卷七)，陷入困境。同治以后，省內生產、生活等方面，尤其是通商口岸新式工廠、蒸汽輪船對煤炭的刺激作用不斷增加，使民眾擴大了勘煤范圍，開采地區不斷增多，形成了煤炭資源開采的又一高潮，并一直持續到民國時期。

在煤炭的運輸方式上，隨著時間的發展，山東逐漸由傳統的陸運和依靠大運河、黃河及小清河的水運方式過渡到以鐵路運輸為主。到20世紀初，已經形成了一個由膠濟鐵路、張博鐵路、津浦鐵路、棗臺鐵路和京杭運河相互銜接的，較為完整的煤炭運輸網。借助這一運輸網，省內形成了一個較為明顯的煤炭銷售地理網絡：在膠濟鐵路沿線及東部沿海一帶，包括青島、濰坊、淄博、濟南、煙臺及其周邊地區，主要傾銷的是博山、淄川、坊子煤和當地自產之煤。在魯西南沿運河一帶，包括東平、濟寧等地，消費的則主要是中興煤及當地自產之煤。另外，中興煤也在濟南銷售，但再往北的則很少。濟南一帶可以說是華德煤與中興煤銷售范圍的分界點。位于膠濟鐵路及魯西南平原之間的魯中山區一帶主要行銷的則是本地煤。山東西北部的東昌府、武定府及濟南府西北部的德州一帶主要行銷的是河南煤，河北煤和山西煤。

參考文獻：

[1] 中國近代煤礦史編寫組.中國近代煤礦史[M].北京：煤炭工業出版社，1990.

[2] 光緒嶧縣志[M].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2004.

[3] 淄博礦務局，山東大學.淄博煤礦史[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

[4] John Markiiam，Notes on the Shantung Province, Being A Journey from Chefoo to Tsiuhsien,the City of Mencius”[J].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No.Ⅵ, 1871：6.

[5] 蘇任山、學武.“嶧縣中興礦局”創辦始末[J].山東史志資料，1984(1).

[6] 張玉法.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1916)[M].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7] 光緒嶧縣鄉土志[Z].

[8]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上冊[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9] (清)朱采：清芬閣集[M].臺北：文海出版社，1987.

[10] 捷報[N]，1904-12-30.

[11]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上冊[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12] 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第2冊[M].北京：三聯書店，1959.

[13] 山東鐵路各線礦權議定劃清合同事辦理原委，宣統三年閏六月十一日.礦務檔·山東[M].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

[14] 丁文江.外資礦業史資料[M].1929:21-23.

[15] 山東路礦述聞[J].東方雜志，1911(6):143.

[16] 直隸總督裕祿.奏為籌辦山東嶧縣煤礦大概情形事，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Z].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光緒朝朱批奏折.檔號：04-01-36-0111-018，微縮號：04-01-36-005-0609.

[17] 益文錄[N].1888-11-3.

[18] 文宗實錄(四)[M].北京：中華書局，1987.

[19] 新泰縣鄉土志.光緒三十四年石印本.

[20] 郭松義.清代的量器和量法[J].清史研究通訊1985(1).

[21]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M].北京：三聯書店，1957.

[22] (澳)蒂姆·賴特.中國經濟和社會中的煤礦業：1895～1937[M].丁長清,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

[23] 山東各煤田歷年產額估計表，山東礦業報告[M].濟南:山東省政府建設廳，1933.

[24] 宣宗實錄(三)[M].北京：中華書局，1986.

[25] 宜今室主人.皇朝經濟文新編[M].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

[26] 張蓮芬稟覆直督查勘嶧礦籌辦情形并繪呈圖說文并批，光緒二十五年六月五日[Z].中興文牘.第1冊.無頁碼.

[27] 康熙長山縣志[Z].康熙55年刻本.

[28] 光緒鄒縣鄉土志[Z].光緒33年石印本.

[29] 光緒商河縣鄉土志[Z].光緒34年刻本.

[30] 光緒齊河縣鄉土志[Z].石印本.

[31] 光緒高唐州鄉土志[M].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32] 民國萊陽縣志[M].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33] 捷報[N].1887-9-17.

[34] 棗莊礦務局志編委會.棗莊礦務局志[M].北京：煤炭工業出版社，1995.

[35] 光緒東平州鄉土志[Z] .光緒33年石印本.

[36] 光緒德州鄉土志·商務[Z].抄本.

[37] 民國壽光縣鄉土志·商務[Z].抄本.

[38] 莊維民.近代山東市場經濟的變遷[M].北京：中華書局，2000.

[39] 民國武城縣鄉土志略·商務[Z].抄本.

[40] 山東礦產(節錄)[J].地學雜志，1910(4).

[41] 王守中.德國侵略山東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42] 光緒肥城縣鄉土志[Z].光緒34年石印本.

[43] 山東路礦述聞[J].東方雜志，1910(6).

[44] 清圣祖實錄(三)[M].北京：中華書局，1985.

[45] 皇朝文獻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M].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46]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文獻股.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17輯[M].1983.

[47] 乾隆棲霞縣志[M].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2004.

[48] 道光重修蓬萊縣志[M].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2004.

[49] (清)趙國麟.奏請開煤礦以裕民用事,朱批奏折[Z].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檔號：04-01-36-0083-026，微縮號：04-01-36-004-0198.

[50] 清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85.

[51] 清仁宗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