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與學術的因應

黃磊

[摘要]目前有關戊戌維新的著述，基本皆以康有為為中心展開敘事，康氏也皆以高大光輝的領導者形象展現在世人面前。然而通過學術史的梳理可知，康有為“領導者”形象是通過“層累的”文本構建不斷豐富和飽滿的，而這又強化了以其為中心的戊戌維新史實構建。這種“層累的”文本構建能夠不間斷的持續且為人們所認可，與近代以來的政治變遷和近代史學科自身的發展密切相關，而自晚清以來激進思潮中“對新的崇拜”的思維模式，則是其深層次的原因。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和學界對學術獨立的強調與追求，以康氏為中心的敘事模式面臨著嚴重的危機。

[關鍵詞]戊戌維新，康有為，敘事框架，政治，語境轉換

[中圖分類號]K2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0457-6241（2014）02-0033-0R

陳寅恪對戊戌維新曾有所論述，稱“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其一為“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如“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以及陳寶箴等；其一為“南?？迪壬谓裎墓蛑畬W，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涤袨樽鳛槲煨缇S新的重要參與者，以其為中心敘述這段歷史自有其學術價值。然而，自梁啟超在最早對戊戌維新從整體上進行描述的《戊戌政變記》中，構建了以康有為為中心的戊戌維新敘事框架后，后世史家基本都自覺或不自覺的沿用，并逐漸形成以康有為為中心的經典闡釋體系，康氏之變法形象也通過“層累的”文本構建逐漸飽滿高大。而作為變法另一源頭的“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如張之洞等人，則長期處于反面或從屬地位，其作用也未得到應有的重視，直到近十余年才逐漸得到關注。此種現象的出現絕非偶然，其背后滲透著政治、近代史學科自身發展及近代以來激進思潮等因素的影響。英國歷史學家卡爾所說歷史“是現在跟過去之間的永無止境的問答交談”，是“過去的事件跟前進中出現的將來的目標之間的對話”，似為一直以來維新變法研究的寫照。

一、“當代史”著述中的康有為及

戊戌維新

維新變法夭折后不少著述對其皆有記載描述，其中較完整專門的大體有《戊政變記》《戊戌履霜錄》《清廷戊戌朝變記》等。作為“當代人”撰寫的“當代史”，通過對這三個文本的解讀，可知時人對康有為及戊戌維新的認識不盡相同。

梁啟超所撰《戊戌政變記》系第一部對戊戌維新從整體上進行描述的著作。梁氏追隨老師康有為全程參與了變法，倡言變法影響甚大，世人以“康梁”并稱。在《戊戌政變記》中他詳細敘述了維新變法的全過程，康有為如何因力主變法而受光緒帝賞識并一躍而為其倚重之能臣，慈禧太后如何處心積慮謀廢光緒帝發動政變等。被認為是“建立了一個以康有為為領袖和主線的戊戌維新運動宏觀敘述框架”并為后世所沿用，奠定了以康有為為中心的戊戌維新史實構建的基礎，呵謂是以康氏為中心戊戌維新史實構建之淵藪。蘇繼祖輯錄的《清廷戊戌朝變記》也對戊戌維新持肯定態度，但對部分問題的認識與梁啟超有所不同。其一是查其全文蘇繼祖強調了翁同穌、張蔭恒、張之洞等人在維新變法中的作用，以及榮祿、剛毅等人對變法的阻撓，并未對康有為等人做特別的強調，亦未將康有為當做核心人物對待；其二是蘇繼祖認為“然推之太后之心，未必不愿皇上能勵精圖治也，未必不愿天下財富民強也，至法當變不當變，未必有成見在胸也”，并且提到“正月，康初上之書，上呈于太后，太后亦為之動……變法調理，曾有懿旨焉”，這與梁啟超認為慈禧太后極端頑固守舊，阻撓變法截然不同；其三是蘇繼祖將政變原因歸結為守舊大臣在光緒帝和慈禧太后間挑撥離間，他們“假公濟私，群相糾合，以譖誣我皇上于素有嫌隙之皇太后前。以結黨密謀，將不利頤和園，激太后之怒；以變亂成法，眾心不服，悚太后之聽；以聯外夷，惑邪說，動太后鄉疑懼”，以致“禍起蕭墻”，發生政變，這又與梁啟超認為慈禧太后對光緒帝“久蓄廢立之志”迥異。胡思敬的《戊戌履霜錄》亦較詳細地記載了維新變法，但對戊戌維新及康有為持批判態度，他認為：“一二行險僥幸之徒，托名忠愛，鼓煽公卿；于是李端菜言學，榮祿、胡燏棻言兵，翁穌和議設昭信股票，新政始萌芽矣?！逼渲袑涤袨橛葹閿骋?，稱其“素行不檢，頗干予外事，陰持大吏短長，粵人挪手咤罵比之邪匪”，且設“康有為構亂始末”專章詳敘其“亂政”過程，對康氏之貶辱、攻擊隨處可見。同時，他也揭露了康有為狂妄自負的個性和不少朝野人士對其失之孟浪行為的反感，如“或傳其字長素，蓋以素王自比，爭呼圣人揶揄之，有為益喜自負”，“御史安維峻見其書，大惡之，密具書糾參”，“至上海，立強學分會，遣使四方游說，湖廣總督張之洞，輦金助之，附者漸眾。所出月報，不用國號，以孔子降生紀年，之洞不悅，有責言”，“其疏發明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四說，末斥帝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偸鸬檬?，大驚，指其疵，令刪汰以進”諸如等等，認為他“雖名詭譎，其借以煽動流俗，不外勤請竭，結設黨，卒亦無他技能”。

從上面可以看出在“當代人”撰寫的“當代史”中，對康有為及維新變法若干關鍵問題的認識不盡相同，并未都將康有為當做維新變法的領導人，對其評價亦是褒貶不一。這種現象的出現與著者個人政治立場或處境的迥異有著莫大的關系。梁啟超在戊戌政變后遭清廷通緝被迫流亡日本，《戊戌政變記》正值其流亡日本期間所撰，當時國內盛傳康有為“結黨謀徙置太后事。蓋先欲剪太后黨羽，故撰密旨，令袁世凱擒榮祿，即以新軍入都移宮。袁不從，以告榮祿。榮密奏太后。太后震怒”，故而遭到緝捕。梁啟超作為康黨中最重要的成員，在其政治盟友慘遭殺害，輿論上亦處被動之際，為了爭取外援、反擊輿論攻擊、推脫在政變中的責任、洗刷罪名和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故而將康有為塑造成力主變法卻慘遭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迫害的維新變法領導者的光輝形象?！拔煨缌印敝粭钿J系輯錄《清廷戊戌朝變記》的蘇繼祖之“外舅”，該記系由蘇繼祖在戊戌年間于楊銳之子楊思永處抄錄，此后由于各種原因逾二十余年才出版，故而該書不可避免地對戊戌維新持肯定態度。當時楊思永說“先父殉難，中朝外人，言者莫衷一是，此記紀月書日，默采精搜，至真且確，細讀之，自知底蘊，無煩不肖泣述也”，且其文中多次為光緒帝、楊銳等人為國家富強銳意變法，卻被“污蔑”為謀害慈禧太后鳴不平，作為被“冤殺”的楊銳的后人，他更多的是要為父親正名，并未對慈禧太后持以敵意。撰寫《戊戌履霜錄》的胡思敬則是清末政壇上著名的保守派人物，反對戊戌變法、抵制立憲，清亡之后又以遺老自居參與過張勛復辟，故而對維新變法及康有為持批判態度，《戊戌履霜錄》則是其一貫之保守思想在戊戌維新上的反映。然而，其對康有為的冷眼旁觀亦有其獨到之處，代表了部分人士對康氏之看法。

然而，自清廷于1901年實行新政以來，不少舉措“實際并沒有超出百日維新的范圍，不過把百日的時間延長到五年，或把戊戌的一件命令，分作幾次頒下罷了”，“其有超出戊戌維新的范圍的，都是百日以內想做而尚未的”，至于康梁等人大力宣傳的憲政主張已經蔚然成為潮流，為梁啟超所構建的以康氏為中心的敘事框架得到廣泛認同提供了土壤。胡思敬固然仍對戊戌維新及康有為竭盡詆毀（其著作于1913年刊?。?，但在輿論界基本肯定維新變法及康有為時，他的這種做法恰恰強化了康氏在維新變法中的核心地位（恐怕這是他沒想到的），他在著述中對康有為不足的揭露則亦易被人忽略。同樣，在此背景下蘇著《清廷戊戌朝變記》與《戊戌政變記》中的不同，也常被后世學者所忽略，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

二、從“新思想界勇士”到

實現近代化的典型人物

維新變法期間傳人的進化論思想，對康有為領導者形象的塑造，及其在戊戌維新敘事中核心地位的強化有重要影響。當嚴復將進化論思想介紹人中國后影響甚巨，蔡元培曾說“五十年來，介紹西洋哲學的，要推侯關嚴復為第一”，“自此書出后，‘物競‘爭存‘優勝劣敗，成為人人的口頭禪”?！拔锔偺鞊?，適者生存”的社會發展理論使人們認識到社會是不斷發展進步的，史學界也突破循環史觀的既有認識形成進化史觀。如顧頡剛曾說：“到了新史觀輸入以后，人們才知道歷史是進化的，后世的文明遠過于古代，這整個改變了國人對于歷史的觀念?！眴⒊苍f：“中國數千年學術之大體，大抵皆取保守主義，以為文明世界在于古時，日趨而日下”，而在進化觀的指導下才“以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進而日盛”。正是在新興的進化史觀的指導下，梁啟超認為近代中國思想界在對中國不足的認識上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霸诘诙?，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等輩，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陣頭最前的一排”，而被部分學者認為拿出《勸學篇》作為維新運動指導思想的張之洞，則被認為“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風氣的一個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斑M化史觀”顧名思義即認為歷史是不斷由低級向高級，向“前”發展演進的。在經過清末立憲思潮洗禮過的人們看來，維新變法期間提出開國會、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等主張的康梁，自然要比主張“中體西用”的張之洞等人更能代表“前”。既然康梁等人更能代表社會發展的趨向，于是乎在進化史觀的指導下作為當時“立在陣頭最前的一排”的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新思想界勇士”，也就自然成為后世學者關注的重點，同樣主張變法的翁同穌、張蔭恒等人成了陪襯，至于慈禧太后、榮祿等“頑固派”和以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派則被直接打入另類，成為阻礙歷史發展的勢力，在此背景下以康氏為中心記敘維新變法更是理所當然。中國近代史早期的通史著作基本皆以此史觀為指導，同時由于近代史作為新興學科，當時對其并不重視，“近代史中的史實，離開我們的時代最近，與我們的關系最密切；就理論上而言，似應最受我們的重視”，“但是我國的史學界，卻嗜古成癖，注意上古史而忽視近代史”，故而研究不足，早期的近代史著述一般都非常簡略。在這些簡略的著述中，有關戊戌維新的內容基本完全按照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如孟世杰1926年版的《中國最近世史》中，雖然“列出專章進行詳細介紹的重視，但他基本上是根據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和照抄康有為的奏折和《光緒政要》，只是史料的堆砌，而缺乏分析和評論”；李泰棻著《中國最近世史》中所載戊戌變法事宜，無論從內容上看還是從思想性上看，基本上都采用梁氏《戊戌政變記》所載，文中注釋也都全引自《戊戌政變記》；高博彥著《中國近百年史綱要》認為“甲午戰后，我國國勢益形頹危。憂時之士，乃有變法圖強之主張……君憲派，康有為為之魁”，諸如等等，不勝枚舉。

自進化史觀成為指導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理論方法后，在逐步發展過程中形成“近代化敘事模式”。蔣廷黻在撰寫構建了“近代化敘事模式”的《中國近代史》時正值艱難抗戰時期，在“抗戰救國”這一時代主題下，以蔣廷黻為代表的學者認為中國未來的出路在于必須實現近代化，他說：“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再者他還認為“甲午之戰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戰勝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國”。蔣廷黻將中國近代史歸納為“中國為擺脫外國侵略而向對手學習”的歷史，認為國人曾先后提出四個“救國救民”的方案，即“自強運動”“康有為所領導的變法運動”“拳匪運動”和“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國救民的方案”，而這幾個方案中除“拳匪運動”外都是向西方學習的近代化方案，而“拳匪運動”的失敗恰也說明反對“西洋化”、近代化是行不通的。在此框架下蔣廷黻將維新變法解讀為“主旨是要變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憲”，認為“變法運動無疑的是比自強運動更加西洋化近代化”，認為康有為“提出一個偉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訓，又適宜時局，其文章是我們所佩服的，其論調正合乎我們的胃口”。在蔣廷黻構建并在1949年以前居于主導地位的“近代化敘事模式”中，維新運動又具有了追求實現近代化的意義，并成為近代國人以實現近代化為主線的，環環相扣、步步遞進的救國方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康有為也從“新思想界勇士”成為近代中國實現近代化的典型人物，維新變法領導者的形象也更加高大。在“近代化敘事模式”下，維新變法及康有為等人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抬高且被固化，在此體系下若要對康有為及以其為中心的敘事框架表示質疑或否定，動搖其地位實非易事。因此，在“近代化敘事模式”下康有為的地位和作用得到空前的鞏固，同時也強化了以其為中心的戊戌維新史實構建。

三、“資產階級”性質的康有為及維新變法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馬克思主義傳人中國，部分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觀察中國社會、研究中國歷史，在近代史方面逐漸形成一套完整的革命話語體系。其基本內涵即“一個主線”（以階級斗爭為主線）、“兩個過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雖然革命話語體系早已飽受批判，但若考察其產生之時代背景對其“了解之同情”也許就更多些?！?0世紀的中國以‘革命的多而頻繁著稱”，“可以說，20世紀中國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革命，很多通史或教科書也都捕捉到這一主線”，“1920年代開始，革命成為多個政黨的共同訴求……革命不僅為多數黨派所認同，也為多數無黨派的知識分子所信奉，而且迅速形成一種普遍觀念，認為革命是救亡圖存、解決內憂外患的根本手段。革命高于一切，革命受到崇拜”。就算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革命也一直是美國漢學界歷史解釋的范式，近代中國史都是以革命史為中心寫的，據此來解釋、批判其他歷史問題；在大多數情況下，革命也被按照其成就被正面評價。20世紀二三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在知識分子中備受歡迎。在“革命”蔚然成風的語境中，馬克思主義者以“革命”為指導解讀中國近代史亦情理之中，雖然不同政黨、階層以及個體所理解的“革命”并不相同。在革命話語體系下，從“20世紀中國最早運用唯物史觀撰寫的一部完整的中國近代通史著作”——李鼎聲著《中國近代史》認為康有為“的確是比較帶有資產階級意識的知識分子與新官僚的代表”，戊戌維新具有“資產階級意識之改革運動”性質始，在不斷的演繹和構建中其所具有的資產階級性質日益明顯。范文瀾著《中國近代史》中認為戊戌維新具有“改良主義的民權運動”@的性質，1953年翦伯贊等人主編的《戊戌變法》資料叢刊中則直接說：“他們企圖運用政權的力量……并從而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苑書義的《中國近代史新編》也將康梁等人稱為“資產階級改良派”，說戊戌維新“是‘維資本主義之‘新”；湯志鈞的《戊戌變法史》雖然精于具體史實之考證。但在闡釋戊戌變法時仍說：“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開始作為新的社會力量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才出現了康有為所領導的資產階級變法維新運動?！痹诰哂小百Y產階級”性質的維新變法中，康有為等“資產階級”理所當然成為變法的領導者和核心。在此背景下有關戊戌維新著述幾乎都以康有為為中心展開，對其迭次上書、著書講說、創辦報刊、設立學會等舉動生動的描摹使得其維新變法領導者形象更加高大。

作為誕生于革命戰爭年代的革命史觀，隨著政治斗爭的需要其重要的政治使命是要論證：“革命、造反的合理性，以便為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提供合法性的依據?！碑?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革命話語體系取代近代化話語體系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指導思想。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生活中，歷史科學發揮著重要作用，它作為意識形態的重要載體是形成社會意識的一個主要工具。政治爭論往往依賴于追溯歷史事件，政治對手總要從歷史中尋找合法性的證明，而社會發展的規劃和綱領則反射著‘過去的教訓。歷史學家集科學工作者和政治意見的代理人兩任于一身，他們的工作始終帶有政治使命”，故而新中國成立后，革命史觀指導下的近代史研究最重要的政治使命就是要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真理，于是乎在革命史觀下被解讀為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的維新變法又增添了政治上的任務。政治與學術的交織使得在革命話語體系下，若要突破以康氏為中心的戊戌維新史實構建困難重重。如當房德鄰在反駁鄺兆江對康有為領導地位的質疑時，曾說：“如果他不是核心人物，那么一向被認為是康有為為首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發動的戊戌變法還具有資產階級性質嗎？抑或它僅僅是洋務運動的擴大而已？”雖然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諸多因素影響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現代化視角”興起，補充著傳統“革命”話語體系不足。在“現代化視角”下雖然過去所謂的頑固派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一定的提升，戊戌維新的研究范圍也擴大到思想文化、社會等領域，然而在“現代化”這樣趨新的的探討中維新派仍居于主導地位，洋務派和所謂的頑固派幾乎處于失語狀態，似乎戊戌維新時期對近代化之貢獻都是嚴復、梁啟超、譚嗣同、康有為等維新派所為，而康有為又是維新派的代表人物，無疑這又強化了康有為的地位和作用，使他身上的光環更加耀眼。當然，值得注意的是“現代化視角”的興起打破了革命話語體系一統天下的局面，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為日后對以康氏為中心的敘事框架的質疑聲音的產生埋下了思想的伏筆。當然總體而言，在革命話語體系占主導地位的近代史研究中，“現代化視角”的引入擴大了維新運動研究領域方面，但并未動搖在革命話語體系定下的基本基調。

四、學術語境轉換下的危機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近代史研究出現了所謂的“史學危機”，其主要表現為對革命范式的質疑和否定，致使革命話語體系的“歷史中心地位岌岌可?！?。這種危機的出現一方面是文革期間“不僅中國史學受到嚴重的摧殘，中國大陸史學工作者所遭受的侮辱和損害，更是史無前例的”，在對文革史學進行批判的過程中也蘊含著“史學工作者個人十年積怨的宣泄”。如此背景下劫難重生后的史學工作者在對文革史學進行反思時不僅僅是要求告別“文革”，“進而要告別前十七年，甚至要反省整個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史”。另一方面是學人們也逐漸認識到“革命畢竟只是近代中國變革的一個方面”，實難從整體全面統攝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歷程。各種因素最終導致嚴重的“史學危機”。然而，“史學危機”的出現，更深層的思想根源則是學者們意欲擺脫政治因素對學術的干擾和影響，追求學術自由。

實際上中國近代史自其誕生起就“是為了服務于現實的政治需要”，“是為了直接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歷史主題”，就連標榜客觀中立的陳恭祿也曾說其撰寫《中國近代史》的目的之一是要為“將來建設之途徑”提供借鑒參考，遑論在“抗戰救國”背景下蔣廷黻所構建的近代化敘事模式和為無產階級革命服務的革命史觀了。然而自1949年新中國建立后政治因素對歷史學科的干涉和利用更趨嚴重。從1958年始史學領域就出現“拔白旗，插紅旗”“以論帶史”“打倒帝王將相”等激進作法，大批學者被當做“反動學術權威”被打倒。文革興起后“影射史學”盛行，歷史研究完全喪失獨立性與學術性，歷史學科受到肆意摧殘和踐踏。文革結束后1979—1981年間興起的“回到乾嘉去”史學思潮，可以說是對政治過分干預歷史研究的強烈反彈。當然，“在今日中國的條件下，是不會有人公開舉起‘回到乾嘉去的旗幟的”，但“我們可以從史學界1981年開始提倡呼吁強調必須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歷史研究，批評、指責、抑制‘重史輕論的現象中”，“看出這股潛滋暗長的思潮影響之大”。雖然并未有人公開打出“回到乾嘉去”的旗幟，明確提出具體的主張，但若剝去對其批評聲音中的指責語調，對其主張也還是可以管中窺豹在。他們認為“搞歷史是純粹學術，著重搞考據、?？薄?，“理論不重要，只有史料才重要，有了史料就有了一切”，“歷史科學只憑史料說話”，“好研究小問題”，“強調所謂‘乾嘉考據”，“以‘史為‘實而以‘論為‘虛”，最終在當“回到乾嘉去”思潮被認為是要擺脫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研究的指導時，結局不言而喻?！盎氐角稳ァ彼汲笨梢钥醋鍪窃诋敃r特殊政治環境中，部分學者對學術脫離或疏遠政治干擾，追求學術獨立的曲折表達。然而，隨著時代的變化，學界學風突變“乾嘉傳統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當代中國史學的主流”，“這種說法雖有夸大之處，但也表達出當代學人的切身感受”。20世紀90年代對陳寅恪的推崇很能說明時人的學術取向，陳氏之所以廣受歡迎固然因其學問淵深，但時人更看重的似乎是以其為代表的學人所標榜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為學術而學術”的價值觀，以及其敢于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向當時最高權威提出“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的不媚權貴的品性，甚至有學者說“‘陳寅恪熱實際上是90年代中國學術研究范式變化的信號與標志”。無論如何評說，自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政治氛圍的日漸寬松學術語境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開始意欲擺脫功利性因素的影響，“強調學術研究的獨立，強調學術自身的價值”，在研究方法上“由‘詮釋到‘實證”是無疑的。

在這種學術語境轉換的背景下，以康有為為中心的戊戌維新史實構建受到極大的沖擊。以康有為為中心來認識和解讀戊戌維新作為學術研究的一個取向當然是很有價值的，然而自這種解讀模式與近代化和革命話語體系發生密切聯系后，當學界追求擺脫現實政治的影響更加注重實證時，其不足日益顯現不少學者都提出質疑。較早如鄺兆江教授曾在《歷史研究》上撰文質疑康有為的領袖地位，雖論說牽強但還是給人不少啟發；再如清華大學戚學民教授曾說：“在原體系（以康有為為中心敘述體系一筆者注）中，維新運動史和康有為思想和政治經歷被視為同一個過程，康有為的活動被當作連綴戊戌變法史的時間斷限內不同地域（北京、上海、湖北、廣東等地）的政治和思想事件的內在邏輯。但是這個包含價值評判的系統，除了康有為一系的活動能夠保持時空和意義的完整之外，其他的派別和人物都化為康有為活動的背景，或被摒出研究的視野。而從維新力量的多元視角來觀察維新運動，原有體系則存在大量欠缺環節和空白地帶。例如既然維新派不只有康有為一派，為什么只能從康有為的角度而不能從張之洞的角度來敘述戊戌變法史呢？而且李鴻章派和張之洞派在維新變法運動期間的活動對于全局有比康有為等更加重要而持續的影響，為什么不對他們做完整的研究呢？”明確提出以康有為為中心戊戌維新史實構建的不足，表達了重新構建敘述中心的呼聲。江中孝教授認為：“以往有關戊戌維新歷史的著述總把康有為視為維新運動的領袖，康氏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也理所當然地成為戊戌維新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這不符合歷史事實?！痹俦热鐝埡ｙi主編的《中國近代通史》第四卷《從戊戌維新到義和團1985—1900》（馬勇著），在闡述維新變法時雖然形式上仍以康氏為中心，但在內容上早已突破以康氏為中心的限制，較大篇幅的客觀記載了當時各方面人士的變法主張，如文中曾列舉胡燏棻《變法自強疏》中的變法舉措，并且說明其意義在于“主要是為了說明維新運動的發動并不是單純是康梁系維新派和帝黨領袖翁同穌等人之間的密謀和策劃”，“議論改革、倡言變法在《馬關條約》簽訂，尤其是換約之后已經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經過光緒皇帝的鼓勵，上書言事在官僚層、知識分子曾已經成為一種風氣”，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對以康氏為中心的戊戌維新實施構建構成強大沖擊。

通過學術史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以康有為為中心的戊戌維新史實構的形成和強化，受到政治因素、學科自身發展等方面的影響。然而，究其根源這一切都與近代以來的激進思潮是分不開的。無論是“革命”、“近代化”還是“現代化”等主張，無不都是當時較為新銳或激進的思潮，近代國人在內憂外患的刺激下思想是日趨激進，越來越激進的。在這種爭相趨向激進、不斷趨新的語境中，致使“中外過去對近代中國史的研究……基本只給新派一邊以發言權，而很少予舊派以申述的機會，使舊派基本處于程度不同的‘失語（voiceless）狀態之中”，“盡管這一傾向近年來可見明顯的改變”，但“晚清開始形成的‘新的崇拜在史學界顯然仍有極大的影響”。正是在這種對“新的崇拜”的影響下產生的，在敘事和對人物、事件進行價值評判時不可避免地會傾向于更“新”的一方，以“新”為代表、為標準，“舊”則被忽略或處于從屬地位。而具體到維新變法史時無論從近代化方面講還是從革命史觀方面講，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無疑是更“新”的，因此在這種對“新的崇拜”的思維模式下，以康有為為中心進行戊戌維新史實構建是完全正確且毋庸置疑的，這也正是長期以來學界自覺或不自覺采取此敘事模式，甚少有人懷疑或就算有質疑的聲音但難引起人們重視的根本原因?，F在隨著學人逐漸意識到這種思想傾向，注重對“失語”群體的研究和關注，客觀上也動搖了以康氏為中心的戊戌維新史實構建的思想基礎。

維新變法運動作為清廷面對嚴重的統治危機進行的自我救亡，當時幾乎朝野內外臣工士人都參與其中，就連被視為最頑固的徐桐也曾提出變法的主張?！皬娜珖Z境看，甲午戰爭后真正純粹的守舊派幾乎已不存在”，諸多主張變法人士問的分歧在于如何變以及變法的步驟等問題上。在這種氛圍中，言行激進且引起諸多非議的康有為只是諸多力主變法官員士大夫中的一員，只將其作為最重要的中心人物看待在當時環境下確實顯得過于突兀。楊師天宏在探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系統性缺失時，曾談到他所理解的系統性包括“建構了能夠將多層面的歷史事實擺放在合理位置的邏輯框架”。此語雖針對宏觀的近代史敘事而言，在具體的微觀的史實構建上，難道我們不也應如此嗎？

【責任編輯：吳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