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洋貨流行”與消費風氣演變

李長莉

[摘要]晚清開口通商后，“洋貨”開始大批輸入并逐漸流行，經過初銷、流行階段，直至清末的普及，從作為奢侈品進入上層“剩余消費”領域，到普及于廣大民眾生活日用“必需消費”領域，使工業機器制品進入民眾日常生活，形成近代工業和市場經濟的社會生活基礎。由此引起人們消費風氣的演變，從被國人視為有害道德的炫耀性消費風氣，到人們逐漸接受洋貨，群相趨從，新奇相尚，形成流行時尚性消費風氣，直至洋貨進入日常生活一般消費品領域，形成實用性消費風氣。市場的消費規則，貫穿傳統與近代的日常生活的“經濟實用”消費原則，引導民眾通過與日常生活相連接的市場接受了近代工商業制度，體驗到了近代工商業給人們生活帶來的福祉，認識了近代工商業技術進步的趨勢。這就是洋貨流行給晚清中國人的生活啟蒙，也為當時社會變革與轉型奠定了民眾生活基礎。

[關鍵詞]晚清，洋貨，消費方式，社會生活

[中圖分類號]K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457-6241（2014）02-0003-09

自鴉片戰爭后開口通商，西洋各國開始向中國大批量輸入推銷西洋機器制品——時稱“洋貨”，中國人的生活世界開始發生巨大改變。此后迄清末的70年時間里，隨著洋貨輸入銷售持續增多，中國人購買使用洋貨的人數也持續增多，地域日廣，形成“洋貨流行”并日益擴展的景象。與此相伴隨，中國民眾的日常生活及消費方式也發生了極大改觀，由此形成了民眾日常生活的啟蒙，成為晚清近代工商業發展及社會轉型的民眾生活基礎。對此問題以往少有關注，本人在以前的論著中曾對若干側面作過一些討論，但對于“洋貨流行”的發展過程及引起民眾消費方式的變化，以及與中國社會近代化轉型的深層聯系，均尚需作深入的考察剖析，本文即擬對此作一嘗試。

一、洋貨初銷、流行與普及

歐洲器物早在明末清初就通過海上貿易運到中國，主要是鐘表、八音盒、溫度計、玻璃制品、毛織品等，因制作奇巧，為中國所無，一般稱為“西洋奇器”或“西洋奇貨”。又因數量有限，價格昂貴，一般不是生活必需的實用物品，而主要是供人觀賞的“玩好之物”，故被視為域外奢侈品，有的作為貢品進獻于皇帝，或藏于宮廷，或賞賜給親貴官宦，也有一些與對外貿易有關或貿易口岸的富商官宦購買，用以賞玩炫耀，而一般百姓難得見到，更無力購買。

鴉片戰爭后開口通商，西方列強開始向中國批量輸入西洋制品，并向各地市場銷售，成為在市場上流通、人們在街頭商鋪里可以看到或購買的貨品，人們通稱之為“洋貨”。在1842年開口通商直至1912年清朝滅亡的70年間，洋貨從開始批量輸入銷售，到日漸推廣行銷而流行開來，直至普及到城鄉民眾的日常生活，經過了一個持續發展過程，呈現洋貨日漸流行的趨勢。這一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一）洋貨初銷時期（1840～1860年代）

自五口通商以后，原來僅有廣州一口狹窄渠道的中西通商大門，首先從東南沿?；砣欢撮_，英、法為首的歐美各國商人通過這些口岸開始批量輸入商品。1860年后東北沿海和長江流域又增開多處通商口岸，初步形成覆蓋全國東部和中部廣大地區的洋貨輸入主干線。在此二三十年間，進出口貿易逐年增長，洋貨輸入的數量和種類持續增多。據統計，僅從主要對華進口國英國每年輸入商品量來看，1845年時輸入總值為240萬鎊，1860年增至436萬鎊，到1869年時增至800萬鎊，二十多年間增加三倍多。

但是，千百年來，中國人在小農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條件下，一般民眾的衣食住行生活日用物品，基本上是自產自用、自給自足，只有少量不能自產自制的物品，通過本地集市交換補充也基本可以滿足，因而生活日用品對外來物品需求甚少。又由于人們普遍生活不富裕，對超出必需生活物品的需求十分有限，生活日用品的市場狹小，所以輸入的洋貨起初銷售并未很快增長。通商初期進口的洋貨，原有的鐘表、玻璃制品、毛織品等非實用的“玩好之物”，仍然是少數人問津的“奢侈品”，輸入量增加不多。新增及輸入量增長較快的是具有一定實用性的生活日用品，開始批量輸入。其中鴉片由于是新開辟并具獨占性的依賴性嗜好消費領域，沒有舊貨的市場競爭，吸食人數也不斷增多，因而通商初期一直是進口洋貨的大宗，約占一半左右。后來隨著輸入日用雜貨種類增多，特別是棉織品及其他一些低端日用雜貨批量輸入，市場逐漸擴大，銷量日增，鴉片的比例有所下降，日用洋雜貨的比例持續上升，特別是一些適用而又價格不高的低端日用洋貨，因銷售量增大而進口量有所增加。如價低實用的洋針，上海在1867年時進口21百萬枚，兩年后增至89百萬枚，可見這類日用小洋雜貨行銷日廣。

隨著輸入量增多，洋貨作為一種新商品日漸進入銷售市場。首先是在通商城市里，出現了專門售賣洋貨的洋貨行和洋雜貨店，或是原來的土貨店也增加了洋雜貨品。如上海在開埠數年后，租界地區已隨處可見中外商行店鋪里，擺放著各種奇巧洋貨。1860年代一位上海人記述道：“闐閱間所陳西洋奇器……如觀星鏡、顯微鏡、寒暑針、風雨針、電氣秘機、火輪機器、自鳴蟲鳥能行，天地球之類，下至燈瓶盂碟一切玩具，制甚精巧，亦他地所無?！边@些還屬于實用性不強的奢侈品，而在一些日用雜貨零售店鋪里，也可以看到日用洋雜貨。如1862年《上海新報》上刊登一家商行售賣“外國雜貨”的廣告，開列有“新到什錦餅干、酸果、洋醋、呂宋煙、罷（白）蘭地、小面鏡仔、東洋竹籃仔等”。

但是，在開埠初期的一二十年間，像洋布、洋針、洋皂、玻璃制品等日用洋貨，雖多制作精致，外觀漂亮，有的也比土貨更好用，但由于售價比土貨貴，普通人家還很少購用，人們只是把它們看作有錢人為好奇炫新才會買的奢侈品、高檔品。所以，這一時期進口的洋貨大多銷售不旺。例如作為洋貨中比較普通的洋布，直至上海開埠七八年后，上海才出現了第一家專門賣洋布的清洋布店。所以，到1849年，上海進口總值才增為1209千鎊，比五年前只增加了一倍多。只是到了五十年代后半期，特別是六十年代以后，增長幅度才開始增大。

（二）洋貨流行時期（1870年代—1894年）

進入1870年代以后，一方面洋貨市場持續開拓，一方面洋貨制造和運輸成本降低，使零售價普遍下降，遂使洋貨銷售進入了暢銷期，洋貨的輸入量呈激增態勢。如據一項統計，1870年進口洋貨總值6400萬海關兩，比六年前增長了近38%，1880年增至7900萬海關兩，1890年更增至12700萬海關兩，比1870年增加一倍。貨物品種的比例也有變化，初期一直占進口貨物大宗的鴉片比例有所下降，棉織品及其他雜貨的比例上升。

這一時期洋貨暢銷表現在銷售量大且種類繁多，一些經濟實用的日用洋貨更多地散布于市場。如上海70年代專門經營進口雜貨的洋廣雜貨店就不下百十家。在1872年4月30日《申報》創刊號上，一家“衡隆洋貨號”刊登的廣告上可以看到，這個洋貨號所售的有鏡子、洋紡織品等日用洋貨，洋紡織品的品種即有哈唰大呢、哆啰彩呢、羽毛、嗶嘰、花素羽紗、羽繭、羽縐、羽綾、新式五彩花布、各樣牌子原布、粗細斜紋、洋標布等十多種。武漢于1860年開埠后，雜貨行號也廣泛經銷日用五金、鐘表眼鏡、火柴肥皂、假珠寶、化妝品、玩具、針織襪等日用洋貨。

通商城市的周圍地區，因商賈販運之便和受城市風氣的影響而隨之出現洋貨流行之風。有人記上海周邊地區洋貨流行情況，如松江府：“上海番舶所聚，洋貨充斥，民易炫惑。洋貨率始貴而后賤，市商易于財利，喜為販運，大而服食器用，小而戲耍玩物，漸推漸廣，莫之能遏?！?880年代中期，有人記鄰近天津的玉田，人們日常所需洋貨“至不可勝數”，甚至說“飲食日用日洋貨者，殆不啻十之五矣”。到了1870—1880年代以后，日用洋貨不僅成了城市居民的日常流行用品，而且也流行于內地村鎮。在深居腹地的四川，就有從武漢沿長江運來的洋貨銷往各地。1870年代后期，一個外來游客在鄰近四川的偏僻地區云南昭通，就在商店里看到陳列著不少洋貨，有洋布、鐘表、鈕扣、玻璃、洋鐵器等。

但這一時期，多數洋貨還被視為時尚物品和中高檔用品，在城里人和鄉鎮中上社會流行，在內地、特別是鄉村下層社會，由于購買力有限，一般生活日用品還大多沿用成本極低的舊物。在廣大內地城鄉地區，購用洋貨被人們視為是趕時髦、追時尚的過度消費。

（三）洋貨普及時期（1895—1911年）

中日甲午戰爭后直至清末，全國又增開了數十處通商口岸，全國通商口岸達到百余個，遍布南北各地，洋貨通過這些口岸源源輸入，持續增長，銷售地域也更廣。同時，中國本土出現發展近代工商業的熱潮，中外商人設廠仿造一些低端日用“洋貨”，如火柴、洋布、紙煙等。這些本土“仿造洋貨”成本比輸入品低，因而價格更低廉，雖然往往質量比輸入品差，但功能仍優于土貨，因而受到消費能力不高的中下層人歡迎。這時人們俗稱的“洋貨”，既有西洋貨，也有來自日本的東洋貨，一般也包括本土以西法仿造的“仿洋貨”（包括我國商人設廠制造的“國貨”），實為西式機制品的總稱。洋貨量多價廉促使更廣更快地持續流行，導致洋貨的普及。這一時期，一些生活實用洋貨，特別是一些物美價廉又經濟實用的低端日用洋雜貨（包括仿洋貨），日漸普及到了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有的基本取代了原有土貨而成為人們的日用必需品，特別是本土的“仿洋貨”以經濟實用的優勢，加速了機制品在人們生活中的普及。

這一時期日用洋貨的普及，體現在無論城鄉上下各個階層民眾，普遍購用洋貨作為生活日用品，而且涉及面廣。如1904年有文論道：

自通商以來，洋貨之灌入中國者，幾不可以數計，大約外自各城巨鎮，內至窮鄉僻壤，上自豪商巨賈，下自窮戶小民，惟一日三餐或猶守其舊俗，不盡喜食西人之物，其余則身之所衣，手之所用，殆無一不于洋貨是賴?！`謂近人喜用洋貨之習業已滔滔皆是，不可復挽，而洋貨亦實有可以暢銷之理，更非人力所能禁遏。

進入人們生活的洋貨不僅數量大增，而且種類豐富多樣，幾乎遍及人們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各個方面。如據在北京的日本人1905—1906年調查，北京市場上的日用雜貨只有少部分土產品，多數已經是來自上海、廣東、天津的機制品，即俗稱的“洋貨”。其種類繁多，常見的生活日用品如火柴、洋燈、鐘表、棉布、衣服、帽子、毛巾、手帕、紐扣、洋針、顏料、紙煙、蠟燭、香皂、香水、玻璃鏡、洋傘、紙類、文具、機械類、皮包等。

城鎮居民由于生活日用品大多需要購自市場，因而購用洋貨更為普遍，特別是通商城市居民，衣食起居生活日用更是普遍購用洋貨，有的已經成為日常生活必需品。時人有記云：“家居都會商埠者，則起居衣服飲食及一切日用品奢侈品，更無一而非洋貨，其心目中，固以為非舶來之品，無一適用也?！?/p>

日用洋貨的普及由城市擴展到鄉村。有記上海附近的嘉定縣自光緒中葉以后洋貨逐漸普及的情形道：“取火之物，向用火石……光緒乙未（1895年）、丙申（1896年）之際，始改用火柴，俗稱‘自來火，為歐洲之輸入品?！匆氯ス?，曩日皆用本地所產之皂莢，自歐美肥皂行銷中國后，遂無用皂莢者?！案衽f用蠣殼，亦有以紙糊者；光緒中葉以后，則多用玻璃矣?！币恍┤粘Ｉ钏璧牡蜋n細小、花費不多的生活日用品，已經銷往城鄉各地，廣為普及，即使是窮鄉僻壤也可見到。有記云：“晚近以來……洋貨進口日增月盛，人之起居衣食，無論富貴貧賤，幾無一人不用洋貨?！蔽闹辛信e火柴、洋布、食糖三種外洋輸入的日常用品，謂：“雖窮鄉僻壤，求之于市，必有所供?！绷碛腥擞浀溃骸把筘浭⑿杏谥袊?，凡鄉僻之地吾人茍能涉足者，如香煙、洋燈、珠絨、面巾等類皆能具之?！?/p>

清末時期雖然洋貨（機制品）在全國各地城鄉日益普及，但城鄉之間、大城市與邊遠鄉村之間還是有差別，甚至有很大差別。一些比較偏遠，特別是交通不便的內地鄉村，人們仍然主要沿襲著傳統自制自用的消費習慣，購用洋貨種類既少，數量也有限，特別是生活貧困的下層鄉民，除衣食生存之外，往往無力有其他消費，生活日用習慣也少有變化。洋貨機制品由城市向鄉村呈階梯性普及，普及程度依不同地區而有較大差距，使得城鄉間生活方式的差別也更拉大。

洋貨流行的路線圖，是沿著洋貨的運輸銷售、路線，以沿海沿江通商城市為中心、向周邊城鎮鄉村輻射擴展，伴隨洋貨的輸入量持續增長、售價逐步下降，從初銷到流行、又至普及而逐步推進。洋貨逐步流行的過程，是機制品大市場開拓與形成的過程，也是中國民眾接受洋貨、引入日常生活，最終成為生活日用必需品的過程。在洋貨逐步流行的不同階段中，中國人形成了一些消費風氣，體現了消費方式的演變。

二、消費風氣的演變

洋貨從進入人們的消費生活，到逐漸流行直至普及，成為人們生活消費品的主體，由此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面貌，也改變了人們的消費方式，進而改變了人們的消費規則和消費倫理。千百年來，中國廣大民眾過著耕織自給的小農生活，日常生活消費品大多自產自給、自制自用，只有少量不能自制的物品，一般在本地域內也可交換獲得，因而向外的市場需求很小。城市居民雖對市場交換依賴較多，但人數有限，難以形成大規模市場需求。而“洋貨”作為一種外來通過市場行銷的商品，是怎么打破中國人世代相沿的自產自用的消費屏障，取代人們祖輩相傳的自制自用的物品，成為城鄉民眾的生活日用品呢？在此過程中中國人的消費方式發生了怎樣的轉換呢？這需沿著中國人的消費方式所體現的消費原則，通過考察洋貨流行所帶來的消費方式的變化而尋求答案。

人們的生活消費可分為維持基本生存所需的“必需消費”和超出生存所需的“剩余消費”兩個領域。自古以來中國廣大中下層民眾過著耕織自給的小農生活，大多物質資源緊缺，衣食難得溫飽，特別是廣大農村人口，往往缺衣少食，大多數人僅能支撐維持生存所必需的衣食住行用等“必需消費”，是生存型的生活狀態。與這種維持生存的“必需消費”相對應的消費原則是“經濟實用”，即以最小的代價換取基本生存需求的滿足，由此形成崇尚“節儉”的消費倫理，并得到古往今來、社會上下的一致肯定和推崇。人們在滿足了維持生存的“必需消費”之上，如還有消費余力，還會尋求滿足享受及增加社會價值等心理需求的消費，可稱之為“剩余消費”，與這種消費相對應的消費原則是“增值原則”，即尋求增加享受快樂和社會價值等心理滿足?！氨匦柘M”基于滿足人維持生存的生理需求，在一定物質條件和一般平均消費水平的基礎上有一定的限度；而“剩余消費”則是基于人追求享樂和占有欲的心理欲求，因而是無止境的。人如果過度追求“剩余消費”的擴張，追求奢侈揮霍，便會損害“必需消費”以至危及人的基本生存之需，正因為如此，在“剩余消費”領域中國傳統消費倫理提倡“戒奢”，與“必需消費”領域的“尚儉”相對應。但由于等級制度和禮制的存在，民間實際生活中，一般有“剩余消費”能力的人是居于上位等級身份的人，他們往往遵行“適度消費”原則，即依自己的身份和財力而適度消費，以使這種“剩余消費”既有“增值”效果，又無危及“必需消費”的弊害。最初作為外來奢侈品的洋貨，正是首先從“剩余消費”領域，在“增值原則”的驅動助推下，進人中國人的消費生活之中。而洋貨由流行到普及，最終取代舊物而成為人們的生活日用品，在中國人的生活世界里扎根發展，又是憑借“經濟實用”的傳統消費原則而走進“必需消費”領域的結果。這一過程表現為洋貨消費風氣的幾度變化。

（一）炫耀性消費風氣

洋貨被中國人所接受，首先是從“剩余消費”領域開始的，表現為富人的“炫耀性消費”風氣，即在洋貨初銷時期作為上層的奢侈品消費方式。

在洋貨初銷時期，進口洋貨還被人們視為是超出實際生活需要的奢侈品和高檔品時，因價格一般比較昂貴，一般人沒有購買能力，購用洋貨的主要是直接從事進出口貿易，經手或接觸洋貨的買辦、商人，以及富家、官宦等城市中上層，他們是易于接觸到洋貨，并有一定“剩余消費”能力的人。他們購買洋貨，大多目的不在其應用價值，而是作為滿足享受心理和社會增值需求的“剩余價值”。洋貨作為奢侈品，奇巧精致、光怪陸離、價格昂貴、新鮮稀少、一般人不易擁有，因而標志著財富、身份、資源和能力，擁有洋貨者，就像以往擁有價格昂貴的珠寶玉器、名貴古董的上等人，還增加了洋人勢力、“發洋財”的資源和新的機會等新價值，對于購買者有增值效果。因此，首先吸引那些有“剩余消費”能力的富人競相購買，并樂于向人炫耀，如擺設、展示、穿著、佩戴、贈送等，形成了炫耀性消費洋貨的風氣。

最初熱衷購用洋貨的是通商城市從事進出口貿易的買辦、商人，他們往往出身低微，由于從事貿易而快速致富，即所謂“發洋財”。他們急于向外界展示自己的財富、成功、能力，以及對“發洋財”這一新資源的掌握，希圖提高自己的社會分量，因此他們以易于接觸洋貨的便利和充足的財力，樂于購用被人們視為奢侈品的奇巧昂貴的洋貨向外界炫耀，以此作為達到上述目的的一個手段，遂首先興起炫耀性消費之風。隨之而起的是通商城市里富有的巨紳世宦，富有資財，也樂于購用奇巧洋貨以呈豪斗富。如稍后有人追溯洋貨流行引起奢靡之風的源起情形道：

溯當立約互市之初，濱海大埠，富商巨賈與西商懋遷有無，動致奇贏。財力既裕，遂于起居服食諸事斗異矜奇，視黃金如糞土，見者以為觀美，群起效之?！涫纪ㄉ檀蟛河写孙L氣，繼而沿及內地各處。

隨著富商紳宦競購洋貨以炫耀形成風氣，通商城市文人、商賈及一般市民中也開始追逐此風。商人富紳購用洋貨，主要是作為炫耀富有的奢侈品，文人們購買洋貨，則大多是出于社交需要，作為饋贈、招待親友的禮品。如在上海西人書館助西人譯書的文士王韜，1860年記往某友人家作客，友人“特出西洋名酒為餉，味極甘淳可口”?？梢?，洋酒已成為上海文人雅聚的時尚飲品。王韜喜歡交游，他雖收入不多，但也購買一些西洋玻璃杯、洋皂用來贈送親朋好友。如他返里應試去訪友，即贈以玻璃杯、洋皂。他攜友人訪妓，也帶著一卷洋布作為送給妓女的禮物，“饋以西洋退紅布一端，（妓女）阿珍喜甚，即寶藏于篋”。在洋貨還被視為奢侈品之時，購買這些日用洋貨以作為饋贈親朋的禮品，成為當時的時尚。

在傳統生活中，由于有既定與傳承的一整套等級禮制，人們需依自己的身份等級而衣食穿用，遵行既定的生活秩序。而一些衣食住行用等生活物品消費，也相應的具有一定等級禮制寓意或色彩，有的甚至很嚴格細密，如服色輿制、住宅形制等。如若逾越不尊，則會受到社會的壓力甚至懲戒。但是洋貨這種新的外來物品進入人們的生活中，其社會符號意涵則與傳統物品有所不同。人們在洋貨消費領域，雖然官員儒士或許有一些“華夷之辨”的“政治倫理”負面意識，但沒有等級禮制的約束。人們購用洋貨，不涉及禮制，可以不顧忌等級身份。因此，洋貨消費為社會等級下方之人，在禮制之外打開了一片新的自由消費領域。作為奢侈品和高檔品的奇巧洋貨，其所附有的洋人勢力、商業資源、機會能力等社會價值，在新興商業領域代表著生存優勢資源，因而首先是通商城市的買辦、商人等富有者，競相購買奇巧洋貨，以為炫耀，形成洋貨消費的炫耀性消費風氣。他們也因此在新興的洋貨消費領域居于上端，在這方面提升了自身的影響力。炫耀性消費在洋貨初銷時期，在洋貨數量種類較少、售價較高而被視為奢侈品和高檔品時期，形成了較大的影響力。這一風氣雖后來在奢侈品和高檔品洋貨消費領域繼續存在，但隨著洋貨品類日多、售價日降，越來越多的洋貨日益退去奢侈品光環，進入普通消費領域，炫耀性消費風氣的效應也隨之減弱。同時在此風氣影響之下，越來越多的人追隨這一風氣，并帶入一般洋貨消費中而形成群體規模，遂日益擴展而成流行時尚性消費風氣。

（二）流行時尚性消費風氣

進入1870年代以后，洋貨日漸流行，購買使用洋貨的從原來買辦、商人、富人擴展到通商城市市民，其他鄉鎮中上層社會，人群日益擴大，形成流行時尚性消費風氣。所謂流行時尚消費，即在較短時間內，在較大規模的人群中對某種商品種類或式樣等形成群起崇尚、競相仿效、爭趨購用的群體消費效應，時尚品往往是人們可普遍購用并有一定觀賞性的物品。

1870—1880年代以后，洋貨已由通商城市及沿海一帶，流行到北方和內地廣大地區，尤其是那些適用廉價的生活日用品，在廣大內地城鎮鄉村也受到廣泛歡迎。日用洋貨被人們視為高、中檔品，受到人們崇尚，在通商城市里日漸流行，購用洋貨成為時尚，一些物美價廉的日用品在市民中形成流行之風。這種風氣還日漸擴展到鄉鎮，人們皆以購用洋貨為時尚，形成了洋貨流行之風。90年代初有人回顧通商后洋貨流行的情形道：“道光季年，中外通商而后，凡西人之以貨物運至中國者，陸離光怪，幾于莫可名言。華人爭先購歸，以供日用。初祗行于通商各口岸，久之而各省內地亦皆爭相愛慕，無不以改用洋貨為奢豪?！焙且?，到這時購用洋貨以為時尚的流行風氣已由通商城市而蔓延至內地。

比如像50年代還很少有中國人購用的鐘表，到70年代以后，在通商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流行起來。如在上海一些煙館、酒樓、妓館等娛樂場所，墻上都掛著鐘表。同時還流行懷表，來往于街頭的士商往往衣服上掛一塊懷表。人們既把它作為計時的工具，同時也作為一種時尚裝飾。如一人記上海人以掛懷表為時尚：“時辰表掛于襟頭，俗式也?！焙髞碓谏虾D女中還流行起女子專用的精致小型“金錢表”，有記道：“光緒中葉，婦女有以小表佩于衣衽間以為飾者，或金或銀，而皆小如制錢，故呼日金錢表?！?/p>

這一時期通商城市人們以購用洋貨為時尚，競相仿效，流行成風。如1872年有人記述在街頭看到時髦的上海人“撐洋傘于路上，掛時表于身旁”。有人記光緒中葉婦女時興戴眼鏡——“自光緒中葉以后，婦女之好修飾者，亦皆戴之以為美觀矣”。又有記洋煙的流行：“光緒中葉，都會商埠盛行雪茄煙與卷煙，遂鮮有吸水煙者矣?！庇腥擞浬虾５馁I辦商賈、富家子弟中，流行購用懷表、墨鏡、西洋香水、紙煙等，以為時尚。有人記這時期時髦的上海人流行打扮：“時新衣服剪紗羅，傾瓶香水渾身灑”，“一段洋煙插口斜，墨晶眼鏡避塵沙”。90年代人們爭用洋貨為時尚的風氣仍不稍減，《申報》刊文諷刺上海富家子弟喜用洋貨而趕時髦趨時尚的風氣道：“一衣服也，綢緞綾羅非不華美，而偏欲以重價購洋綢。一飲饌也，山珍海錯非不鮮肥，而必欲以番菜為適口。圍棋、象戲亦足消閑，而獨以打彈（指西式臺球、保齡球——引者注）為娛樂。水煙、旱煙素所呼吸，而獨以昔加（即雪茄——引者注）為新奇。甚且衣襪、眼鏡、手巾、胰脂，大凡來自外洋者，無不以為珍貴?！?880年代初，有描述天津租界洋式裝飾的時髦打扮道：“原廣東通商最早，得洋氣在先，類多效泰西所為。嘗以紙卷煙葉，銜于口吸食之?！醒笕酥藤遵R夫輩，率多短衫窄绔，頭戴小草帽，口銜煙卷，時辰表鏈，特掛胸前，顧影自憐，唯恐不肖?！蔽錆h也是華夷雜居的通商城市，市民穿戴洋式裝飾之風也頗為盛行。有竹枝詞詠人們流行洋式裝飾和香水的情形道：“不男不女不華洋”，“花露滿身過土擋，一塘臭水也生香。

這種追逐洋貨時尚流行的風氣起于通商城市，后漸延及內地鄉鎮。如湖南興寧縣光緒初年有記衣飾時尚變化過程，以往鄉民皆穿用自家織的土布，但此時卻以穿洋布為時尚，“嗶嘰、哆啰大呢，相習成風，而于婦人尤甚”。還有記北京市郊的順義1900年后衣飾追求時尚化，爭相穿用機織洋布情形道：“自庚子變法，效仿外洋，服布多用洋貨或愛國布?！?/p>

時尚流行性消費風氣，反映了商品市場流通更多地影響人們的生活，人們可以通過大市場流通了解時尚流行風氣，并購買跨地域的流行商品，通過大市場，人們有了范圍更廣的跨地域橫向聯系。人們通過市場與遠方或另一個城市的陌生人群形成超越家族、親緣、地域等封閉性小圈子的消費群體，他們之間雖互不相識，但卻由于市場和流行時尚而形成橫向的無形群體，形成共同的時尚追求、共同的偏好、共同的消費方式甚至生活方式，審美觀和生活情趣也因而趨近。這是對以往封閉、縱向、狹窄的社會人際關系圈子的突破，反映著市場經濟下社會群體擴大，以及個人與社會開放關系的伸展。洋貨跨地域的大市場流通，使消費者得以形成跨地域的社會性群體意識和群體關系，這是以往小市場封閉圈所不可能有的，而個人與社會的這種開放與自由關系，正是近代公民社會的生活基礎。洋貨成為時尚追逐品，代表著精致、奇巧、美觀、時尚、享受、舒適，由這種大規模群體形成的時尚流行消費風氣，意味著橫向聯系的社會群體對洋貨所代表的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使人們形成對洋貨所代表的新生活形態的向往心理，這就是大市場和由此形成的時尚流行風所產生的影響社會的力量。同時，也由于與消費時尚遠近、趨離關系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成為一種新的劃分社會群體的界線，如城里人與鄉下人，“洋氣”與“土氣”等，其中具有新的社會意涵，形成了新的群體偏好與取向，成為動搖舊社會結構，形成多元而富有改良生機的新社會結構元素。

起于通商城市、后擴及廣大內地城鄉的流行時尚化消費方式，由于近代工商業品物美價廉，數量品種繁多及市場廣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消費空間。近代社會互動增多，社會流動和社會交往加劇，使人們的相互影響及對社會性消費的需求增多。近代城市生活使消費時尚化，新的消費形式由中上社會引導，遍及市民各個階層。如上海、天津等大商業城市市民流行的消費方式，成為新潮時髦、洋氣洋味的流行時尚標志，在這些城市居民中興起而造成的爭奇斗艷、追趕時尚的消費方式和風氣，被守舊人或外地人目為奢靡之風。傳統以生活必需為限的節儉消費觀念，在洋貨市場及流行時尚消費的強力沖擊下，日漸消減。這種超過生存必需的“剩余消費”，是生活日用工業化和市場化帶來的近代消費主義時代的開始。而這種以工業化和城市化為支柱的近代消費方式，使得城鄉間和貧富階層間形成了清晰的界線。這種消費方式的變化，給社會經濟變動帶來影響，也對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生活帶來了深遠影響。

（三）市場實用性消費風氣

在清末洋貨流行并日漸普及，許多低端小洋貨成為廣大城鄉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進入“必需消費”領域以后，人們購買消費這類日用洋貨，已經不再注重其新奇、時尚、高檔等外在性價值，而依據“經濟實用”的準則作選擇。在這種延續傳統的消費準則下，對一般消費者來說，甚至是洋貨還是土貨、洋貨還是國貨等都已經不再重要，人們更看重的是其實用價值，及與同類商品的“性價比”。這是將洋貨作為實用品的市場理性消費方式。市場理性選擇方式，是大市場下、商品日益數量多、種類多、可比較、自由選擇之下的市場理性消費方式，也是與近代化大生產和大市場相適應的消費方式。從“必需消費”領域適用“經濟實用”原則這一意義上來說，這種“近代”的消費方式與“傳統”的消費方式的原則是相通的，并未發生根本改變，發生改變的是商品和市場，商品由穩定單一變為多樣而多變，市場由封閉狹小而變為開放與大流通，人們的選擇度更高，自由度更大，也更需了解大市場，作理性選擇，這就是近代化市場經濟下的消費方式。這正是洋貨由流行到普及所帶來的人們消費方式的根本性改變。

洋貨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成為人人所要關心、比較、選擇的日用必需品，就需要以市場理性態度，按經濟實用原則，對洋貨與土貨作出比較與選擇，通過比較而認識洋貨性價比優于土貨，洋貨替代土貨成為必然趨勢。如時人所述：

自與各國通商以來，迄今不過七十余年，而洋貨充斥各處，已有洪水滔天之勢。蓋吾國工業素不講究，各種物品，皆粗劣不堪，既不適用，又不悅目，一旦光怪陸離之物雜陳市肆，國人任意選購，儼有拋棄本貨沉溺洋貨之勢。大者佳者無論矣，甚至零星雜物，亦惟洋貨是用。

一部分日用生活用品的洋貨之所以流行，是因為其既適于用，價格又低廉，符合人們“經濟實用”的消費原則傳統，人們自然樂于購買使用。如火柴的流行普及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傳統取火工具是火石或稱火鐮，用鐵片敲擊出火星，引燃紙媒而取火，為各家皆備的日用品?；鹗m經久耐用，但火石礦有限，因而需錢購買，用其取火時需要反復敲擊，不易引燃。而西洋輸入的機制火柴則以小小木棍，一頭粘上少許硫磺，在藥紙板上輕輕一擦，即燃起火苗，可直接引火點用，遠比傳統火鐮輕巧方便，故人稱之為“自來火，因來自西洋，故又俗稱“洋火”?；鸩癯杀镜蛢r錢便宜，所以頗受人們的歡迎，很快便廣為人們使用，以其適用價廉的優勢，銷售不斷推廣，市場需求不斷擴大，日益取代舊火石而成為普及開來的日用品。1872年浙江寧波海關的一份商務報告說：“進口火柴在大部分城市已經侵奪了火石和鐵片的地位，而且火柴的使用正在一年比一年更為普遍?！变徠渌f，這時每盒火柴僅批售一文，價格確實是十分低廉，即使一般下層人也買得起，這樣實用經濟的東西自然受到人們的歡迎，因而其輸入量和銷售量迅速增加。1880年的一份海關商務報告說：“中國輸入的外國制造品中，任何東西都不及火柴這樣受到人們的歡迎并如此迅速地增加的?！雹谠诒狈竭|寧通商口岸牛莊1882年也有報告說：“火柴貿易情況很好，它已完全代替了原來的打火石和鐵片的地位?！睋y計，1870年代以后，各口岸火柴的進口量逐年增加，1867年進口量為8萬羅，到1894年時已達662萬羅。當時火柴包裝是每一羅為144盒，660萬羅總計約9·5億盒，如按當時4億人計算，則年均一人兩盒多，足見這時火柴銷售量之大。

火柴的流行與普及，是由于其物美價廉的優勢，適應“經濟實用”的消費原則，因而被中國人接受為日常生活的必需日用品，從而進入維持生存的“必需消費”領域，使洋貨取代土貨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扎下了根。稍后有人述及上海開埠后數十年間，人們生活日用洋貨取代土貨的情形道：

優勝劣敗，適者生存，而不適則歸淘汰，此天演之公例也。不必征諸遠，征諸四十年來滬上淘汰之種種事物可矣。試略舉如下事，多不煩引也。如有輪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洋針而本針淘汰，有皮鞋、線襪而釘鞋、布襪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紙煙、雪茄而水煙、旱煙淘汰。

日用洋貨就是憑借著其物美價廉的市場優勢，適應中國人“經濟實用”消費原則，在市場的作用下而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日用領域，取代了中國人祖祖輩輩延續下來的傳統土制生活用品。

由日用洋貨的普及，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必需消費”領域，人們延續“經濟實用”的消費原則，以市場理性的自由選擇，棄土取洋的過程，接受了大工業制品和大市場經濟的消費制度。人們通過這種消費方式與市場相連接，通過了解市場，比較品類，理性選擇，由機制品和大市場而聯結為社會整體消費群體，使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日益趨近并連為一體，從而有了對市場和產品的相同要求，產生了共同的消費愿望和經濟要求，成為推動市場發展，進而推動工商業發展的民眾基礎和生活消費動力。

三、結語

通過考察晚清時期洋貨在人們消費生活中從初銷、流行到普及的發展過程，以及相應的消費風氣演變，我們可以得到以下一些認識。

洋貨進入中國人的生活，最早是以奢侈品而進入高端的“剩余消費”領域，從而避開了廣大中國民眾傳統生活基礎上形成的“自制自用”式維持生存的“必需消費”領域這一長久封閉堅固的消費壁壘，在中國人的生活消費領域打開了缺口。然后，洋貨又以不斷趨近中國人“經濟實用”消費原則的市場優勢而進入日常生活消費領域，直至普及到日用生活必需品的“必需消費”領域，從而使洋貨所代表的工業機器制品，進入民眾的生活日用當中，在民眾日常生活中扎下了根，形成了近代工業和市場經濟的民眾生活基礎。

洋貨以最初的“西洋奇貨”外來奢侈品進入中國人的生活，引起過度消費，形成被國人視為有害道德的炫耀性消費風氣。后隨著人們在消費市場上逐漸接受洋貨，群相趨從，新奇相尚，形成流行時尚性消費風氣。直至洋貨進入日常生活一般消費品領域，人們日益從市場理性態度，以傳統“經濟實用”原則而選擇消費，不再計較洋貨與土貨之別，形成實用性消費風氣。人們開始從市場統一的角度來衡量商品、選擇商品，在關系到生活日用必需品的市場選擇中，任何“華洋之別”的倫理批評和政治阻止都是軟弱無力的。所以，在晚清隨著洋貨的逐漸流行，社會輿論中指責洋貨為損害道德世風的“奇技淫巧”、指責購用洋貨是“崇洋”和“洋奴”的聲音日漸微弱，直至清末洋貨普及之后，隨著最保守的人在實際生活中也不得不用洋貨，這種聲音遂告消失，并且被“提倡國貨”——自己仿造洋貨的上下交相呼吁所取代。市場的消費規則，貫穿傳統與近代的日常生活的“經濟實用”消費原則，引導民眾通過與日常生活相連接的市場接受了近代工商業制度。市場的力量使人們統一了認識，無論新派舊派，從普遍趨同的日常消費生活中，統一了對近代工商業的認可，形成促使近代工商業與市場經濟發展的強大社會內在動力。

人們通過在日常生活中的洋貨流行與普及，認識了洋貨及其所代表的近代工商業和大市場的優勢，體驗到了近代工商業給人們生活帶來的福祉，認識了近代工商業技術進步的趨勢。人們在消費洋貨的日常生活體驗中，也親身實踐了大市場中自由比較、理性辨別和自主選擇的自由意識。作為大市場的消費者和消費群體中的一員，個人開始以相對自由自主的姿態來選擇生活，個人開始與開放的社會相連接，這是個人趨向近代市場經濟和社會化生活的進步，也是走向公民社會的進步。這就是洋貨流行給晚清中國人的生活啟蒙，也為當時社會變革與轉型奠定了民眾生活基礎。

【責任編輯：吳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