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崖還是斷尾？

鄧海建

對官場人士來說，連降數級，大約類似腕級主角淪為路人甲去跑龍套——境況之別，猶如天壤。8月12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紀委通報，自治區紀委對阿克蘇地委原委員、常務副專員蒙志鵬對他人行賄作出處分：開除黨籍、行政撤職，職級由副廳級降為主任科員。當然，遭遇級別“跳水”的，不僅蒙志鵬一人。今年6月，江西省委原常委、秘書長趙智勇從副省級連降七級到科級；7月，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書記張田欣連降四級，擔任“副處級非領導”職務。

如此降級，似乎大快人心。

中國自古是身份社會，等級森嚴，晉升繁復。讀書人一般中進士后，有“釋褐”一說，即脫掉老百姓衣服、穿上官服，此乃莫大榮耀。因此，一旦被褫奪官籍、貶為庶人，簡直是天崩地裂的事情。這也就難怪時下的輿論將這種降級處理稱為“斷崖式降級”，點贊不斷。反腐專家甚至慷慨陳詞：“斷崖式降級擋住了官員復出的機會?！?/p>

這話說得很討喜。不過細想想，又似乎未必值得額手稱慶：一來，降級或者不降級，總應該“按常理出牌”，官員也是公民，其權益與自由在法治規則內總要有個穩態預期。不是說今天民意高興，就降它幾級。譬如這幾例降級處理，究竟是“典型”抑或是“常態”，最好有個說明，不然，真要區別對待，反而令人尷尬。二來，官員復出之所以弄得民怨沸反，其實并不是民眾眼紅復出這回事，而是復出總要講究理據。降級的目的，是罪當其罰，不是每個問題官員都是壞蛋，也不是降級之后就必須永生壓于“五指山”下。至于“擋住了官員復出的機會”這種小心眼的訴求，不僅是對降級處分的庸俗化解讀，也活生生是以小人之舉度公眾理性之腹。

當然，斷崖式降級之所以引人注目，實在是因為它終于說破了官員問責中的某些潛規則。譬如“三鹿毒奶粉”事件已過去六年。本月初，原三鹿集團董事長田文華從無期徒刑減刑至十七年零三個月。此事牽出另一條消息：當年被免職的三名石家莊市領導，時任市委書記吳顯國、市長冀純堂、副市長張發旺均已悉數復出。三聚氰胺陰魂不散，大頭寶寶理賠未完——這樣的復出，盡管令人憤懣，卻在程序上幾無瑕疵。

更多的例子，有過之而無不及。譬如讓女兒吃了五年“空餉”的山西省靜樂縣原縣委書記楊存虎，免職兩個月后就任忻州市環保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并暫時主持工作；問記者“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的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免職九個月后，官復原職，仍任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媒體梳理發現，五十二起輿論普遍關注的官員免職案例中，有八十五名官員被免，二十九人起復，占比達34.12%。如果再排除生活作風問題無人起復這個特殊現象，被免官員的起復率高達50%。事實上，問題官員復出頻繁且容易，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免職不降級”的處理方式。

可是民眾哪里搞得清，聽起來挺嚇人的“免職”，竟多是虛與委蛇的應急之舉，而級別不降則意味著隨時可以官復原級呢？從這個意義上看，如今的降級頂多算是補漏，并不能算是對問題官員的“補刀”。

只是，如此高調的斷崖式降級會不會成為規避律法的一塊遮羞布？這樣的擔心也非杞人之憂：一是古代有“官當”之說，即高級別的官員犯事，可根據其官職大小，折抵一定的刑事責任追究。二是譬如張田欣事件等，究竟造成多大的國資損失、又謀取了多少私利，類似細節不公開，這究竟是斷崖還是斷尾呢？

還是那句話：依法治腐，清爽的問責才不會總顯得云譎波詭。

【原載2014年8月21日《晶報·筆陣》】

插圖/遲早的事/佚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