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山行旅

趙珩，1948年生于北京，出版家，收藏家，多年來從事文化史、北京史、戲曲史的研究，著有《老饕漫筆》、《彀外譚屑》等。本篇選自他的《舊時風物》一書。

小時候聽評書，記得最牢的就是評書藝人描述旅人路途活動的高度概括——“饑餐渴飲，曉行夜宿”，接下來便是不一日到達某某地界。細究這八個字，其實是廢話，但數百里行程中只要不遇強盜劫掠或突發事件，這樣八個字的概括也就足夠了。

古人遠行的目的何在？大抵是遷徙、逃難、游歷、商貿、科考、訪友、求學、發配，無論是自愿或不自愿的遠行，都是十分艱苦的行為。至于仗節出使、兵戎遠戍與嫁娶和番，當有儀仗隨行，條件就要好得多，故而不在此列。

遠行的交通工具雖有舟車騾馬，但一般情況下多是步行。徐霞客作山川游記，談孺木作《北游錄》，大多是靠步行，如此才能遍訪勝跡，收集軼事趣聞，經數年或數十年之久的行程，其艱辛更是可想而知了?！皶孕幸顾蕖?，宿在哪里？只能隨遇而安了。城鎮通衢，可以投宿館驛旅舍；曠野荒村，大約只能棲身于古寺農舍了。像戲曲小說中那種“進得店來，大聲喝問可有上房安歇”的客人，必定是行囊中有大把銀子的。大凡此類行旅，多是帶有隨行仆傭，或有臨時雇來的腳夫。至于那些行囊羞澀的行路之人，只能借宿寺觀農舍，甚至櫛風沐雨，匆匆趕路，節約些路途盤纏?！按毫黠嬋ヱR，暮雨濕行裝”，“雞鳴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都是古人對關山行旅最生動的寫照。

早在秦漢時期就已形成的傳舍驛亭制度對政府官吏和官府文書傳遞人員提供了諸多便利，至于普通百姓外出旅行則只能投宿在私人開設的逆旅客舍。唐代的水路交通發展十分迅速，至玄宗時“凡三十里一驛，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這一千多處驛站中，既有陸路驛站也有水路驛站，白壽彝先生在《中國交通史》中正是以此推斷唐代的正式陸路干線有五萬里之數。由于唐宋以來道路的發展，私人開設的旅店也十分發達。旅店在古代有眾多稱謂，如逆旅、邸舍、客店、旅邸、客棧、旅館、邸店種種。唐宋以來，中原地區大約二三十里至五六十里就有幾處旅店，與館驛之間距離相似。中國古典小說與戲曲里，有許多故事是發生在館驛旅店之中的，如馬連良的《春秋筆》、《清官冊》等。有的戲曲如《辛安驛》雖名為“驛”，實是地名，其故事絕對不可能發生在館驛之中，大約只是在驛站附近的私人旅舍里。其他如《四進士》中的宋士杰是訟師而兼營私人旅店，至于《三岔口》、《武松打店》等所見大多是些荒村小店了。

大都市中的旅店業極為發達，如唐代長安、洛陽，宋代的汴梁、臨安，明清的北京、南京、揚州、安慶，都是人口數十萬乃至百萬以上的水路碼頭。這些城市的旅店多集中在城市中繁華地域及城廂內外，接納的客人十分廣泛，行旅之中有宦游的士人、科考的舉子、經商的行賈，乃至行蹤不定的游俠。寄宿的時間或一日至數日，甚至有因種種緣故滯留在旅店中長達數月之久的?？瓶嫉呐e子有在店中從應考直至等待發榜，戲曲《連升店》中那位王明芳“王大老爺”就是在旅店中從落拓舉子忽然成為新科進士的。宿店客人如果因盤纏用盡或生病滯留店中，也是件十分麻煩的事隋。秦瓊倒霉時不得不讓“店主帶過了黃驃馬”，幫忙賣掉坐騎以償還店資。

驛站的設施有的優于旅店，也有的不如旅店。因公務住宿驛站，可以不用花自己的錢，但碰到邊遠古驛，也只能將就。陸游在《劍南詩稿》中曾多次述及驛站，如“凄涼古驛官道傍，朱門沈沈春口長”，“夜行星滿天，晨起雞初唱，槁枝燒代燭，凍菜擷供餉”。陸游那首膾炙人口的《卜算子·詠梅》也是在驛站中所作。因此古時也有不少達官顯宦寧可選擇官道驛站附近的私人逆旅，挑揀高大寬敞的屋舍安歇。

清代北京至承德避暑山莊之間的行程大約需要兩三日時間，在途中帝后大多歇息在中途驛站，至于扈從大臣只能暫宿于附近的旅店之中。辛酉政變時，顧命大臣肅順等人護送大行皇帝梓宮稍后回京，途中梓宮暫厝于館驛，諸臣只能包下臨時的旅店過夜。肅順就是在密云縣城的旅舍中被捕的。

僧人游方可以寄居沿途寺廟，多數廟宇可以接待持有度碟的和尚，或言山門內天王殿背后的護法韋陀手持金剛杵的姿態能暗示該寺是否準許游僧掛單。也有許多寺院能為旅中的俗眾提供清靜的客房，成為一種特殊的旅中客舍。據說西方客棧業的興隆與朝圣活動有關，最初的客棧就是教堂或修道院，而中國的旅店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出現，除了商旅之外，恐怕科考應試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能夠接待這些應試舉子的，除了私營的旅店，大約就要算是寺廟道觀了。

《清明上河圖》是反映北宋汴梁社會生活的生動畫卷，但從汴河至虹橋一帶卻找不到正式的旅店，只有一些供人歇息的腳店和食棚。一過虹橋，就出現了規模宏大的兩層歇山頂式旅館，進入城門內也有如“久住曹二”和“久住王員外家”等旅店，門前轎馬往來迎送，十分興隆。中國山水畫中有許多名為行旅圖的作品，如五代關仝的《關山行旅圖》、北宋范寬的《溪山行旅圖》和明代戴進的《雪山行旅圖》等，大多采取高遠或平遠法構圖，畫中的旅行者比例極小，成為巨幅山水的點題之筆。

旅人的絕大部分時間無疑是行于道間的，古代官道多從大城市向外部呈放射狀拓展，是連接各大城市之間的要道。秦代的咸陽、漢代的長安、唐代的長安與洛陽、宋代的汴梁與臨安、明清的南京與北京，都是官道聚集的中心，旅人或乘車馬或步行都是十分方便的。行則有騾馬車轎，宿則有驛站旅邸，大抵只帶隨身行裝就可以了，正所謂“旅行者取給于途，工商貿販于道”。但是，一旦離開官道，行于山野之間，旅途將會十分艱苦。

古人旅行時的隨身之物多裝在行囊或行篋之中，行資富足者可以在路上雇腳夫身背肩扛，或挑擔而行。這些行李多是路上常備之物。古典小說和戲曲常常描寫書生上路要攜帶琴劍書箱。琴可悅性，劍可防身，至于書籍文章和文房用品，不可或缺，都會置于書箱之中?！读a記》（梁山伯與祝英臺故事）中的兩個書童在旅途中除了要照顧好梁、祝二人的生活，還要負擔肩挑琴劍書箱的任務。

行囊與行篋有各種不同形式，最簡單的是使用包袱包裹，系于肩背或腰間。我們看到劉旦宅所繪的武松，正是以這種形象走在景陽岡上。短途的旅行有以褡褳暫作行囊，前后各放些途中所用之物。凡有仆傭隨行的，行囊與行篋則可不用自己背負。至于商旅，大多隨身攜帶貨物，必是有車馬同行，行篋可與貨物一并用車馬馱載。關外苦寒，行于天山大漠之間，行囊只能靠駱駝馱運。我永遠難忘華喦的《天山積雪圖》，冰天雪地，四野空曠，只有一位著腥紅斗篷、腰挎寶劍的旅人和一匹雙峰老駝，天涯孤旅，雪山飛鴻，何等的感人。

古人行篋見于圖畫之中最奇特的，莫過于玄奘西行取經的背架，這副背架以藤條編制，上下三層，頂部有探出的傘蓋，既可遮陽，又能擋雨。架的下部有四條短足，如果放下便能安穩地立于地上，如同小型書架一樣。最近有兩位法師和俗眾數人重走玄奘的西行路，臨行時復制了畫圖中玄奘大師的行架和傘蓋，由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親手授予兩位法師，意在重新擔起玄奘大師衣缽，而這兩副行架的實用價值恐怕已經不大了。實際上，當年玄奘西行，也不可能靠這樣一副行架背起行囊跋涉千山萬水到達天竺。從敦煌壁畫和日本大繪卷《玄奘三藏繪》中描繪的玄奘西行，都無獨有偶地表現出在西行途中有行者同行，而且都是由行者肩挑行篋擔子緊隨其后。敦煌壁畫中的行者似猴，而日本大繪卷中的行者如同常人。行者在佛家是專指佛寺中服雜役而未剃發的出家者，稱之為“畔頭波羅沙”，敦煌壁畫中的猴行者與日本大繪卷的行者形象、姿態與所擔行篋隨行取經大約皆有所本，也是后來吳承恩創作《西游記》的原始素材。

行篋以竹藤編制，大約是為了減輕重量，篋與笈都是指竹藤編制的箱子，而笈專指書箱，故而后來將求學與就讀稱之為“負笈”。而行囊則有以皮革制成。我在新疆霍爾果斯口岸的商店見到過這種皮革制成的行囊，有的十分古樸，大約是仿制絲綢之路出土的革囊。

直至近代，以藤條和柳條編制的行篋依然在使用，后來有了皮箱，最初是由歐美興起，后逐漸成為人們旅行時必攜的行裝。舊時歐美和京滬的大飯店都有自己的標志，客人每下榻一家大飯店，門童自會將客人的皮箱貼上一塊飯店標記。如此走的地方多了，皮箱上就會被貼得花花綠綠。有些人并不取下，反而以此來炫耀自己旅行能夠出入豪華飯店。

今天的交通已經十分發達，從東半球到西半球乘飛機至多二十個小時的時間，因此旅途之中已經無需自備食品。在沒有火車、汽車之前，以車馬或步行走上千里的路程，就要備好途中飲食。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年），林則徐自三月河工任上西戍新疆伊犁效力贖罪，途經洛陽、西安、蘭州、嘉峪關、玉門、哈密、烏魯木齊，沿路走走停停，至十一月初九才抵達伊犁。我看見過一些此間林則徐的家書私札殘件，其中涉及不少生活瑣事，有幾處提到途中路菜的食用。所謂路菜，即是上路前備好的菜肴以佐干糧。這種路菜必是能經較長時間存放而不會腐敗的小菜，既能下飯，又便于保存。除了一般腌制的醬菜之外，還能有些葷腥，如江南的蝦子鲞魚、塞外的牛肉干以及風雞、臘肉。有些則是經過加工的自制小菜，如野雞瓜子炒醬瓜、辣子炒云南大頭菜、干煸豆豉等。林則徐家書中就曾提到食用云南大頭菜和炒醬。

路菜也曾發展為家庭生活中的佐餐菜肴，如《紅樓夢》中提到的“茄鲞”，實際上就是路菜的演變。主料茄子必須是曬干切丁，合以各種干果，再以鵝油拌，香油收，封入壇中其目的就是使之不會變質。

路途遙遠，常備的藥品也不可缺少。舊時藥鋪有常備成藥出售，如保和丸、四正丸之類以治脾胃和四時不正之氣，尤其是避瘟散和諸葛行軍散，更是旅途中的常備藥。

最后說到傘。有人說，傘是流動的屋檐。行旅之中，陰晴雪雨變化莫測，一把傘雖不能起到真正的棲身作用，總可以暫時遮擋雨雪的侵擾，烈日之下，尚能遮陽，所以行路之人是離不開傘的。中國和日本傘的發明似乎早于西方，漢代畫像石中已經出現了傘的形象。帝王出行更是有華蓋覆于車上用以遮蔽雨雪和驕陽。能夠收展開合的傘多有竹骨架撐于其間，上覆布或紙，為防雨水和潮濕，布或紙上要刷上桐油，這種工藝起碼魏晉時已出現。日本和韓國傘的應用大約與中國在同一時期。

古時御雨的行裝還有蓑衣和斗笠，其應用肯定是早于傘的?！对娊洝分幸延小芭_笠緇撮”之說?！芭_笠”即指蓑衣和斗笠，“臺”是莎草，又稱夫須，用以編織蓑衣，雨水順流而下，不會滲入衣衫。斗笠以茅蒲為之，實際就是以竹皮編制而成。山東武梁祠石刻的夏禹像頭戴斗笠，用以遮陽擋雨，沿用至今己有數千年。蓑衣和斗笠雖可御雨，但分量沉重，又不如傘之收展方便，并不適宜旅途攜帶。

“文革”中最為廣泛流行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曾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印行了九億張，堪稱印刷史上的奇跡。我們姑且不去評論藝術和政治內容上的短長，且就畫中人物形象而言，毛澤東步行在陰霾密布的山巒之間，只有一把油紙傘倒執于右手，一襲長衫飄逸，顯得格外瀟灑，作者劉春華將那個時代的“浪漫主義”發揮到了極致。其實，舊時行遠路攜帶的傘多有傘套，套的兩端釘有布帶，就能將傘斜挎在肩上，不必拿在手中，否則時間長了是吃不消的。我在南方廟里遇到過不少進香的農村婦女至今還保持著這種習慣。

數千年關山行旅，在近百年發生了巨大變化，空間倏忽之間縮短。無論是“小橋流水人家”，還是“古道西風瘦馬”，在行程兩端之間會被霎時忽略，這大概是古人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