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蒙地緣經濟發展路徑探析

摘 要：隨著蒙古多元平衡外交戰略的實施，中蒙兩國在睦鄰友好關系基礎上，不斷鞏固的地緣政治助推地緣經濟持續發展，2011年，兩國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蒙古國關于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標志著中蒙戰略伙伴關系的確立，兩國地緣經濟的發展研究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但同時也面臨著世界大國對蒙古政治影響嚴重、投資環境有待改善、中方投資結構失衡等問題的困擾。依托于東北亞開發新的歷史階段，可以探索以邊境口岸為基點，沿邊開發開放帶為軸線，拓展和轉型升級中蒙跨境地緣經濟體模式等切實可行的發展路徑，更加有效地將中蒙地緣政治關系上升到中蒙地緣經濟關系。

關鍵詞：地緣經濟；地緣政治；跨境經濟區；口岸

中圖分類號：F112.7 文獻標識碼：A

地緣經濟理論（Geo-Economics）最初由美國學者愛德華·盧特沃克在《從地緣政治到地緣經濟》一文中提出。他認為“隨著海外投資替代軍火，民間創新替代軍事科技進步，市場滲透代替駐軍和基地，現在每個人都同意商業工具正代替軍事工具推動國際社會的發展”[1]。同時他還指出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導致的恐怖主義、環境污染、貿易爭端等問題在世界范圍的擴散，只有以共同利益和戰略合作為工具的地緣經濟才能解決這些問題。理查德·所羅門與斯蒂芬·柯亨等人在探尋美國外交政策的過程中也涉及了地緣經濟。他們認為，地緣經濟理論就是研究如何在固定的地理環境下通過經濟互動來實現國家利益。國際組織、跨國公司乃至個人均可以影響到地緣經濟發展。目前，地緣經濟理論的研究重點是美、日、歐等世界市場的中心地區，“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逐漸成為新的研究對象[2]。國內陸大道、杜德斌對我國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研究進行思考后，剖析了我國當前地理學領域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領域研究的不足[3]。陸俊元重點研究了中亞地緣政治格局及其對我國戰略的影響[4]。高小強等針對中國與20國集團的地緣經濟關系與對外經濟聯系度的匹配度作了定量化研究，提出了中國需要鞏固和加強與周邊國家的經濟聯系，將與周邊國家的地緣劣勢轉化為地緣優勢[5]。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地緣關系，加強與鄰國合作，應該從地緣政治上升為地緣經濟這是我國外交戰略的重要途徑之一。鑒于此，筆者以中蒙地緣經濟關系的建立為研究對象，回顧了中蒙地緣經濟發展過程和存在的問題，探索中蒙兩國地緣經濟關系發展路徑，為促進中蒙兩國地緣經濟發展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提供參考。

1 中蒙地緣經濟發展歷史過程與特點

蒙古自1921年建國，到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一直走“一邊倒”的親蘇外交路線。進入新世紀以后，蒙古根據地緣政治的現狀和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開始重新調整其外交政策。

1.1 蒙古國多元平衡外交格局的形成

進入20世紀以后，地處中俄兩個大國之間的蒙古就一直是大國較量和博弈的場所。為保障自身的安全和民族獨立，1994年，蒙古議會通過了《蒙古國對外政策構想》，構筑以“不結盟”、“等距離”、“全方位”、“多支點”為核心內容的、層級分明的對外戰略體系。2010年，蒙議會又對《蒙古國對外政策構想》進行了補充和修改，將“第三鄰國”正式以法律文件的形式納入國家戰略之中。

蒙古國的新型外交戰略總體上包括三個層次[6]，第一層次，發展同中俄的睦鄰友好關系是蒙古外交戰略的首要目標。蒙古強調在中俄之間實行等距離睦鄰友好關系政策，“等距離即蒙古不同兩大鄰國的任何一國結盟，也不與任何一國為敵，嚴格執行“中立不結盟”政策；第二層次，尋求以美日為代表的“第三鄰國”戰略。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蒙古“多支點”外交政策的實施，美國主動拋出“第三鄰國”論調，蒙古對此極力迎合。2005年，美蒙兩國正式確認互為鄰國，蒙古在其外交政策中也將“引入美在蒙利益確保國家安全”作為外交政策的優先方針。1998年以后，日蒙雙方建立了面向21世紀的全面伙伴關系。2005年，蒙古成為唯一支持日本加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東亞國家。日本連續15年成為蒙古最大的外援國，日本的援助額高達蒙古受援總額的1/3，日本也成為最受蒙古國民喜歡的國家[7]；第三層次，積極參與地區合作。加強同亞太地區國家、聯合國及國際經貿、金融組織間的合作關系。20世紀90年代末，蒙古一方面與德國、瑞士、加拿大等歐美國家加強經濟合作，并獲得相關援助資金與政策；同時將亞太經合組織作為對外政策的優先目標之一，將與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新西蘭等亞太國家經濟合作、政治對話、安全協商作為其對亞太外交的重要內容。

1.2 中蒙兩國睦鄰友好關系不斷加強

中蒙兩國于1949年10月16日建立外交關系，到2014年中蒙兩國關系走過了65年的發展歷程，雙方關系雖經歷過一些曲折，但睦鄰友好始終是主流。尤其是近些年來，兩國關系發展迅速，成果顯著（表1）。

通過表1中可以看出，2003年為中蒙關系重要轉折點，雙方將“政治互信、經濟互利、文化互鑒、安全互助”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2011年，中蒙雙方宣布建立戰略伙伴關系，使兩國高層互訪制度化，互利合作空間不斷擴大。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始終是蒙古最大的貿易伙伴和投資國。2013年10月，在中蒙兩國總理共同簽署的《中蒙戰略伙伴關系中長期發展綱要》中，李克強總理再次表示，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發展同蒙古的關系，愿與蒙方一道，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推動兩國戰略伙伴關系向前發展，主要包括五方面內容：一是增進政治互信，開展戰略合作。保持高層交往勢頭，開展多層次、寬領域、高水平的交流與合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鍵問題上，繼續相互堅定支持。二是大力開展互聯互通等基礎設施建設，就連通兩國的鐵路、公路、天然氣輸送、電力輸送等進行統籌規劃和建設。三是以大項目合作為龍頭，帶動經貿合作全面發展。中方支持蒙方工業園區和經濟區建設，愿同蒙方探討建立邊境自貿區。四是加強金融合作，完善投資環境。積極研究擴大雙邊本幣互換規模，開展兩國企業本幣貿易結算。為對方企業在各自國家投資創造良好條件。五是深化教育、文化、青年、地方等交流與合作。以2014年兩國建交65周年為契機，辦好“中蒙友好交流年”等活動，實現青年交流常態化，支持兩國互設文化中心，夯實中蒙關系的民意基礎，不斷豐富兩國戰略伙伴關系的內涵。同時蒙古總理諾羅布·阿勒坦呼亞格也表示，蒙方將發展對華友好關系作為外交優先方向，愿深化兩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拓展貿易、能源、金融、農牧業、人文等方面合作，實現互利共贏，推動雙邊關系長期穩定向前發展[8]。這表明建立在睦鄰友好關系基礎上的中蒙關系已上升到國家戰略的更高層面，未來的合作領域與機遇將更加廣泛與深入。

1.3 不斷鞏固的地緣政治助推地緣經濟持續發展

從地理位置上講，蒙古屬于中亞，但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來看，蒙古是東北亞的一部分，也是東北亞地區唯一與其他國家沒有較大分歧和政治爭端的國家。從歷史來看，蒙古是最早承認我國是獨立主權國家的國家之一。雙方的地緣政治關系經歷了五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上世紀60年代前期的友好互助階段，以1960年雙方簽訂《中蒙友好互助條約》與1962年簽訂《邊界條約》為標志[9]，奠定了中蒙關系的里程碑。第二階段，疏遠和敵對階段。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蘇關系惡化，蘇軍重兵進駐中蒙邊境，導致中蒙關系處于疏遠和敵對狀態。第三階段，恢復正常階段。1989年，兩國關系和兩國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與蒙古人民革命黨相互關系實現正?；癁闃酥?，兩國關系逐步改善。第四階段，以2003年胡錦濤主席訪蒙為重要轉折點，睦鄰互信伙伴關系成為此后中蒙關系的主題，僅在2003年～2005兩年間，中國就為蒙古提供了近30億元人民幣的援助和貸款，遠超過過去50年的總和。第五階段，戰略伙伴發展階段，以2011年中蒙聯合聲明發布為標志。在全球金融危機以后，中蒙兩國的地緣政策和外交關系共同推動地緣經濟關系不斷深化，同時中蒙兩國都意識到加強經貿合作才能促進雙方共贏。通過表2可以看出，2008年～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外，其余年份雙邊貿易額呈逐年上升趨勢，尤其2010年之后，中蒙貿易額實現了翻倍增長的發展態勢，其中蒙古對中國出口額占蒙古出口總額的60%以上，中國已連續十多年成為蒙古最大貿易伙伴和投資來源國，說明中國市場已成為帶動蒙古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中國還是蒙古最大的外資來源國，中國自建交以來向蒙古提供各類援助超過60多億人民幣，中蒙雙邊貿易額從2002年的2.6億美元增長到2012年的66億美元，其中蒙古向中國出口額為39億美元，約占蒙古出口總量的70%，2012年中國對蒙投資總額超過20億美元，說明兩國的經濟聯系正不斷加深。

1.4 中蒙兩國的經貿關系呈現多樣化的發展趨勢

在不斷鞏固的地緣政治保障下，兩國的地緣經濟關系得以不斷加強。蒙古近年積極參與推動地區合作和一體化進程。2000年，蒙古倡議建立討論東北亞地區事務的機制，還是聯合國發展計劃署支持下的大圖們江流域發展合作項目（Grearter Tumen Initiative，簡稱GTI）的成員國。該項目聚集中國、蒙古、韓國、俄羅斯四個東北亞地區重要國家，是探討東北亞地區經濟發展、和平穩定事務的交流平臺。而中蒙兩國經濟在商品、資源等方面具有互補性的特點。中國工業制品尤其是輕工業制品品種繁多，價格低廉，對于工業欠發達、輕工業產品主要依賴進口的蒙古來說不無吸引力。蒙古富足的礦產資源對于現代化后備資源不足的中國來說也同樣具有吸引力。蒙古一些有識之士也認為，21世紀是“中國世紀”，蒙古應早做準備，把蒙古市場與中國市場聯結起來，利用中國經濟騰飛，帶動蒙古的經濟發展。近年來，兩國簽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并就開展能源領域的合作達成共識。長期以來，蒙古國有超過半數的礦業投資直接來自中國。一些大型合作項目正在進行中[10]。2013年10月，神華集團已與蒙古國額爾登塔本陶勒蓋公司、能源資源有限責任公司以及塔本陶勒蓋公司分別簽署了《關于成立聯合體建設連接蒙古國噶順蘇海圖口岸——中國甘其毛都口岸鐵路項目諒解備忘錄》和《中蒙煤炭企業關于促進煤炭貿易諒解備忘錄》，這是神華集團在耗時近10年競標塔本陶勒蓋未果后與蒙古當地關聯公司簽署的一份重要鋪墊性備忘錄。同年，中國建材集團所屬兩家企業中國建材國際工程有限公司與中國聯合水泥集團有限公司在上海簽署了在蒙古國建設年產100萬噸水泥項目的EPC總承包合同。自1990年以來，中國在蒙古注冊企業已逾6100家，活躍在蒙古礦業、建筑、貿易等領域?？梢?，由于中蒙沒有任何政治上或其他方面懸而未決的大問題，雙方經濟合作的潛力正得到不斷開發。

2 當前中蒙地緣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總體來看，近年依托于經貿關系的中蒙地緣經濟發展雖然取得了明顯的成果，但是由于受國內外特殊因素的影響，如何以共同利益與戰略合作為工具進一步鞏固中蒙地緣經濟，仍面臨許多亟需解決的關鍵問題。

2.1 世界大國對蒙古政經影響加強，制約中蒙經貿關系發展

首先，美國為擴大在東北亞地區的發展空間，開始給予蒙古資金和技術等方面援助。同時蒙歐制訂了2011年～2013年合作計劃。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蒙古指出：蒙古對日本來說是重要的區域伙伴。在自由、民主、互助、價值觀方面與日本擁有很多共同點，將和蒙古進一步發展戰略伙伴關系。致使蒙古成為多國博弈的敏感地區，這為俄羅斯和中國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其次，蒙古具有豐富的鋼、鐵、煤、鋅、鈾、石油等礦產品，其中很多處于未開發狀態，自主開發能力又有限，為此世界大國開始大力發展與蒙古的經貿關系[11]。由于鄰國日本、韓國、中國等經濟大國，爭相獲得蒙古國的資源，致使利益爭奪非常激烈，蒙古國為了平衡多國的利益，如何在激烈競爭中實現中蒙兩國互利共贏，為中蒙經貿關系帶來了很大了障礙。

2.2 蒙古投資環境有待改善，影響中蒙地緣經濟效率

在采礦業和礦產品出口帶動下，蒙古經濟近年來實現高速增長。2011年，蒙古經濟增長17.3%。但總體經濟仍處于轉型時期。首先，勘探資料絕大部分是由原蘇聯和蒙古地質工作者于20世紀50～60年代地質普查完成的，地質工作程度低，技術參數準確性差，真正搞過詳勘的礦點較少，對于主要動力源的礦業開發缺少詳細規劃。其次，當前蒙古的礦業權大多在私人手中，其中許多礦地沒有詳細的勘探資料。而2006年頒布的《新礦產法》、2012年頒布的《外資管制法》，均使在蒙古進行礦產勘探和開發的成本大幅度提高，如中國鋁業正是受到這些政策的制約，導致2012年收購蒙古國南部煤礦“敖包特陶勒蓋（Ovoot Tolgoi）”的南戈壁資源有限公司的計劃失敗。第三，有些輿論指出，蒙古國經常出現新一屆政府推翻和否定上一屆政府的政策，造成外資政策不穩定、投資環境不健全，這是外資企業大量撤出的主要原因。據蒙古國家公共電視臺報道，從2012年6月到2013年6月期間，在蒙古國的外資企業總數從476家減少到224家，其中中資企業從214家減少到86家[12]。

2.3 中國對蒙古投資結構缺乏均衡性，分工不明確，導致地緣經濟質量提升緩慢

當前，中國雖然仍然是蒙古的第一大投資國，但在投資領域分工不夠明確。中國對蒙投資中，礦業投資毫無疑問地占主導地位。截至2007年末，中國對蒙投資中，礦業投資占中國對蒙古投資總額的59.5%。蒙古外商投資局的數字顯示：2009年，中國在蒙古投資企業4900多個，投資額超過23億美元[13]，占蒙古全部外國投資的六成，而這些投資大部分在礦產，尤其是煤炭、石油、金、鐵、鈾等方面。但在蒙古投資成功的中國大企業屈指可數，包括中國有色、大慶油田、中金海、東勝油田等。其余的民間中小企業由于急功近利，采取非正當手段獲取采礦權、投資質量差，一方面損害了中方的整體利益，同時也為中蒙貿易帶來了陰影。而對于蒙古經濟發展的另一動力源——基礎設施的投資，對于生產、生活資料投資等方面的合作都缺少詳細規劃，無序競爭的結果，無法落實地緣戰略的互利共贏，雙方地緣經濟質量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

3 中蒙地緣經濟合作實施路徑

3.1 以邊境口岸為基點，整合礦產資源企業為先導的地緣經濟點式開發

中蒙邊境線長4676公里。目前開設的14個邊境口岸中，70%以上進行著礦產資源貿易（表3），由于蒙古礦產地離中國近、儲量大、質量好、礦權成本低、地面附著物少，開采基本上沒有拆遷問題等，吸引許多中方企業蜂擁而上，卻形成了“投資悖論”，公司規模過大，蒙方認為有“地緣戰略”危機；公司規模過小，蒙方又認為實力不夠。針對這種情況，即：國內相關礦產資源開發企業應該在充分調研基礎上，做好企業資源整合，打造針對蒙方市場的新型礦產資源開發、加工企業，不斷完善產業鏈，充分整合民營企業，以現代集團化企業形式入駐蒙方，以規范化、科學化的管理和資金實力參與其國際競爭，將地緣戰略優勢充分轉化為地緣利益優勢。

3.2 以沿邊開發開放帶為軸線，全面推進地緣經濟合作內容

通過表3可以看出，在目前開放的14個中蒙邊境口岸中，內蒙古有10個，分布縱貫內蒙古東西六盟市，2012年，對蒙古國口岸進出境貨運量達3472.5萬噸[14]。2012年，國家第一次明確了沿邊開放的大格局定位，將內蒙古定位為向北開放的重要橋頭堡。目前，以二連浩特為龍頭，東部以阿爾山、額布都格，西部以珠恩嘎達布其、策克等口岸為代表，合作領域也從邊境貿易向資源開發、生產經營、技術人文交流和金融服務等領域拓展，初步形成了國際貿易、跨境旅游、進出口加工、能源開發轉化等口岸特色產業，以邊境商貿為依托，以境內外園區經濟為支撐、以沿邊中心城鎮為后盾的特色鮮明、我國對蒙開放最長的充滿活力的沿邊經濟帶。同時，內蒙古地區和蒙古也有同一祖先和民族文化的淵源，開展文化交流有很多優勢，兩國邊境地區居民多年來以通商、互訪、旅游、祭祀等方式保持著密切聯系。塞繆爾·亨廷頓認為，隨著兩極格局瓦解、全球化進程加快，人們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感下降，建構于地緣空間之上的“文明”取代意識形態，成為決定吸引和排斥的磁石[15]。 因此，以沿邊開放帶為基礎，以健康的民族關系和地緣文化保障地緣經濟的互利共贏，對于中蒙地緣戰略的和諧、健康發展意義重大。

3.3 以建設各類跨境次區域經濟體為依托，實現地緣經濟模式轉型與升級

蒙古地廣人稀、經濟欠發達，資金量不足，人民生活水平不高；而中國人力資源豐富，經濟發展強勁，資金量充足，人民生活相對富裕，兩國區域市場互補性不斷增強。同時，蒙古實施的開發資源與吸引外資的一系列政策與中國快速發展的能源需求，使兩國區域資源互補性凸顯。目前，依托于互市貿易區的各類地緣經濟體均處于初期階段，2010年，滿洲里確定為國家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之一，二連浩特由于毗鄰蒙古國最大的自由經濟區扎門烏德市，正在積極打造邊境經濟合作區，巴彥淖爾正在推進進出口資源綜合加工示范區建設，2012年，甘其毛都口岸的邊民互市貿易區開始建設。同時，滿洲里、二連浩特正在積極申請建設中俄、中蒙綜合保稅區、自由貿易區。這些地緣經濟體的建設，可以有效發揮其兩側的梯度勢能，充分挖掘資源、市場等互補性特點，促進地緣經濟貿易的增長。

3.4 以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的新機遇，為中蒙地緣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20 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冷戰結束，地區合作在全球又掀起了一股新的浪潮，東北亞地區的合作模式也出現了很多新變化。一方面， 隨著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國際分工的進一步深化以及中國的迅速崛起，東北亞地區的貿易流向以及產業分工模式等都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另一方面，隨著能源消耗的逐年遞增，能源供給問題日益嚴重，又使得東北亞各國認識到尋求區域合作來解決本地區所面臨能源問題的重要意義。2000年4月，蒙古在大連正式加入“太平洋經合理事會”，2001年，成為博鰲亞洲論壇發起國之一，2004年蒙古國獲得上海合作組織觀察員國地位，一個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的蒙古在新型東北亞關系中地位正在不斷提升，這一點即符合中蒙兩國共同的戰略利益，也能更好地挖掘地緣經濟利益，實現共同發展。

4 結語

本研究通過梳理中蒙睦鄰友好合作關系至戰略伙伴關系的形成過程，認為在不斷鞏固的地緣政治的保障下，中蒙地緣經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從以邊境口岸為基點的“點”式開發，到以開發開放帶為軸線的“線”上推進，最終以自由貿易區等新型跨邊界次區域經濟體的轉型升級為目標，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及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新機遇的推動下，中蒙地緣經濟發展路徑呈現多樣性與復雜性，表現在未來的空間擴展和時間延續上，雙方不應單純選擇一種路徑來構建一體化，而要在一定時空階段以一種路徑為主，其他為輔，由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不斷延伸，用點—線—面梯度拓展的運行模式，循序漸進，多渠道、多領域、多形式地推動依托于地緣經濟的區域經濟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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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Mongolian Geo-economic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WANG Nan

（Institute of Tourism and th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Hulunbeier University， Hulunbeier 02100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ngolia multiple balanced diplomatic strategy， the bilateral good neighborly and friendly rela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solidate the geopolitical boost regional economic.The bilateral ties between China and Mongolia has upgraded to a strategic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a joint statement from the two nations in 2011. The study of geo-economic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enters a new stage. But it is also faced with the problem of world powers to Mongolia seriou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for investment， the investment structure imbalance problem.Relying on the Northeast Asian development new stage， can explore to the border crossing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development and opening of border with Mongolia axis， expand and cross-border economic model，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feasibl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more effectively the geopolitical relations to the geo economic relationship.

Key words： geo-economic； geopolitics； cross-border economy；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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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Mongolian Geo-economic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WANG Nan

（Institute of Tourism and th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Hulunbeier University， Hulunbeier 02100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ngolia multiple balanced diplomatic strategy， the bilateral good neighborly and friendly rela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solidate the geopolitical boost regional economic.The bilateral ties between China and Mongolia has upgraded to a strategic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a joint statement from the two nations in 2011. The study of geo-economic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enters a new stage. But it is also faced with the problem of world powers to Mongolia seriou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for investment， the investment structure imbalance problem.Relying on the Northeast Asian development new stage， can explore to the border crossing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development and opening of border with Mongolia axis， expand and cross-border economic model，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feasibl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more effectively the geopolitical relations to the geo economic relationship.

Key words： geo-economic； geopolitics； cross-border economy； 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