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現代性、東方主義、后殖民主義

趙軼峰

提 要：本文在回顧19世紀后期以降朝鮮早期民族主義史學與隨后形成的殖民地史學，以及20世紀50至80年代兩個朝鮮交織而又差異的民族主義歷史編纂學概況基礎上，通過梳理晚近時期英語學術語境中的韓朝歷史編纂學研究狀況，呈現韓朝歷史編纂學重要觀念和研究范式的推演流變。西方學術界的韓朝歷史研究在50年代以后長期受現代性話語、西方中心主義、東方主義主導，80年代以后逐漸受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人類學研究方式等影響，出現歷史修正思潮，與韓朝史學界自身以民族主義為中心的歷史研究取向交錯感染，辯難糾纏，形成非常復雜的學術狀態。晚近韓國歷史學家對西方的韓朝歷史編纂學已經做出較有深度的評析。透過西方韓朝歷史編纂學的推演歷程，可以看到現實價值取向與歷史客觀性取向之間的復雜糾結。

關鍵詞：韓國；朝鮮；歷史編纂學；西方學術

毗鄰中國的朝鮮半島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戰爭之后分為兩個分治的國家，這兩個國家的歷史學，既因共同的歷史、民族淵源而有共同的基本內容，也因處境和意識形態的差異而有重大的闡釋取向差別。50年代以來，中國雖與朝鮮保持緊密政治關系，然而純學術聯系并未切實發展；與韓國的政治和學術聯系也都不密切。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學術界與外部世界聯系增多，與南北兩個朝鮮的歷史學交流都有增加，然而對于韓朝史學理論的介紹和評論并未常態化，尤其是對其史學理論觀念的深度和整體性分析有所不足。西方學術界在50年代以來一直密切關注朝鮮半島歷史和歷史學，韓朝研究（Korean Studies）1很早就形成了一個具有穩定的機構、學術傳統和為數眾多學者的專業，其中包括一些曾經接受歐美學術訓練的韓朝學者——有的在歐美供職，也有人在韓國的大學任教。這些機構和學者與韓國歷史學界保持緊密交流甚至合作，對北朝鮮歷史編纂學也保持關注，時有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發表。2因此，對西方學術界的韓朝歷史編纂學進行研究是必要的。由于歐美，尤其是美國對韓朝歷史的研究歸屬于其“東亞”研究這個更大的領域，西方學者關于韓朝歷史編纂學的研究與其對于中國、日本歷史的研究受相關分析模式和同一理論方法支配，故相關考察對了解西方史學界關于整個東亞歷史研究的理論觀念也有意義。然而相關文獻系統龐大，需要逐步進行。本文盡量運用可以查見的英文學術文獻，包括韓國、日本、中國裔而任職于西方的學者及韓、日學者用英語所發表的研究文獻，對20世紀后期，尤其是80年代以后西方學術界關于韓朝歷史編纂學的基本研究概念、理解方式進行梳理和評論，旨在從中透視韓朝歷史編纂學的主題、基本概念、演進歷程及其對歷史研究的影響，同時了解西方史學界在韓朝歷史編纂學領域研究的方法、觀念，進而理析其史學理論含義，為更深入、系統的研究構筑一個初步的基礎。其中疏誤不足在所難免，望專家指正。

一、20世紀80年代前韓朝歷史編纂學的概況

在呈現和分析晚近韓朝歷史編纂學狀況之前，首先需對更早時期韓朝歷史編纂學的基本情況做一個大致的回顧。

19世紀以前朝鮮的歷史學受中國文化和中國傳統歷史學影響，以資治為目的的官史學為主，并且以中華歷史為中心，自居藩屬。朝鮮最早的歷史書籍出現在高麗時期，受儒家影響，開始用比較冷靜的方式書寫歷史。其后的朝鮮王朝是一個高度儒家化的王朝，其歷史學也在儒家思想和中國歷史學影響下發達起來。其中，官方史學占主導地位，在朝廷派系爭斗中失勢的儒家學者也會以私人身份撰寫歷史?，F代西方研究者常將朝鮮王朝的歷史學概括為“儒家歷史學”（Confucian historiography），認為這種歷史學與中國傳統歷史學有共同的特點。具體而言，一是以朝廷為中心；二是以編年或者紀事本末為方式，更多關注發生了什么，而不是試圖解釋為什么發生或者把發生的事情置于長時段敘述中考量；三是道德化，傾向于以儒家道德準則判斷過去歷史故事，為當下和將來提供道德教訓。1

朝鮮王朝后期，朝鮮民族意識有所覺醒，歷史學家試圖以朝鮮民族為中心重述歷史，開始出現民族主義史學的跡象。但朝鮮王朝不久終結，朝鮮成為日本殖民地，民族覺醒、殖民統治、社會現代化發展、馬克思主義傳播在20世紀前半期的朝鮮并存，遂形成民族主義史學（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殖民地史學（Colonial Historiography）以及馬克思主義史學交織的狀況。

民族主義歷史編纂學強調從朝鮮歷史上的王朝更迭背后看到朝鮮人的認同心理，強調朝鮮文化的獨立性和內生進步因素，認為朝鮮王朝末期已經發生向現代社會的轉變，但其過程被日本攫取東亞地區霸權并將朝鮮置于殖民地地位所打斷。一些民族主義歷史學家如申采浩、崔南善等人，試圖把朝鮮人歷史活動的地域向朝鮮半島以外大大擴展，把傳說中的人物檀君說成朝鮮的始祖以取代原來的箕子朝鮮起源說，有人甚至宣布發現了檀君的遺骨。這種歷史編纂學重構民族文化的心理雖然不難理解，但其試圖抹殺顯而易見的中國對朝鮮歷史文化影響的做法，缺乏實證基礎，過于依賴辯論術，在韓朝以外的國際學術界很少得到認可。

從1910年到1945年日本帝國垮臺的近半個世紀時間中，朝鮮歷史的職業性研究處于日本學者的領導下。日本學者在京城帝國大學等地培訓了一些朝鮮學者，這些朝鮮學者不能對日本殖民統治略

有微詞，而且被迫接受日本官方歷史學信條：朝鮮人在朝鮮王朝約500年間處于落后和停滯狀態，這種落后停滯不是偶然因素所造成，而是由于朝鮮人內在的倫理弱點，這可以上溯到久遠的過去，因而朝鮮人不能自己實現社會改變，要等待日本人的解救；晚近時代的朝鮮，處在中國、俄國、日本之間的特殊地緣位置，缺乏獨立自主發展的能力，永遠要依附于他者。這種殖民地史學為戰后兩個朝鮮的歷史學家留下了沉重的包袱，他們都需要在民族教育中抹去低矮者的污點，找回自己的過去，重構民族自豪感的基礎。因而，戰后兩個朝鮮的歷史學皆為民族主義所主導是不難理解的。

朝鮮的第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是在日本學術體系中接受教育形成的一些左翼學者，他們偏重在人類歷史普遍規律意識支配下考察朝鮮歷史，而關于人類歷史普遍規律性和本質進步性的認識給他們帶來對于朝鮮民族獨立與發展的希望，所以這個時期的朝鮮馬克思主義史學，與殖民地史學、民族主義史學都有牽連。不過，馬克思本人認為東方是停滯的，這與日本關于朝鮮文化落后的說法過于接近，留下了后來北朝鮮歷史編纂學發生重大變動的一個因由。朝鮮馬克思主義史家白南云在30年代就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提出，朝鮮的三國時代是奴隸社會。其后，白南云等人對先前觀點加以修改，提出朝鮮在三國或者高麗王朝之后進入了封建社會。當時多數左翼歷史學家接受了這樣的看法，并主導了朝鮮戰爭前的韓朝歷史學。

20世紀50年代初朝鮮戰爭之后，兩個朝鮮的歷史編纂學既受不同意識形態和大國政治作用影響而出現巨大差異，又基于共同歷史和民族文化淵源而保持著深層關聯和共鳴，雙方都致力于清除殖民地史學造成的知識和心理陰影，形成民族主義基調相似而意識形態色彩不同、牽連而又沖突的復雜形態。1

在韓國，殖民地史學隨著新的獨立國家的建立而成為清理的對象，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流向北朝鮮，民族主義史學遂成為最主要的史學范式。其間，在20世紀80年代，伴隨民主運動和經濟快速發展，曾經興起民眾史學（Populist Historiography），與民族主義史學交織并行。這種史學范式與民族主義史學相似，也體現出強烈的現實政治社會干預傾向。差別是，民眾史學是在相對和平、經濟繁榮的背景下形成的，強調實現韓國社會發展不能僅僅考慮民族整體性，還需要考慮個體權利與社會公平、公正及民主政治的實現。在具體研究層面，民眾史學注重底層社會文化因素，包括農民文化習俗、民間宗教禮儀，關注社會體系中的統治支配與被統治支配關系。不過，民眾史學并沒有撼動民族主義史學的主導地位。2001年，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高級講師肯尼斯·M.韋爾斯（Kenneth M. Wells）發表了一篇題為《申采浩的民族、世界及其解體——韓國的民族主義歷史編纂學》的文章，2文章的第二部分專門論述韓國的民族主義歷史編纂學。文章指出，殖民地時期的朝鮮史學具有抵抗殖民主義運動的特色，到20世紀60年代，此前主要書寫獨立運動中的英雄人物的史學讓位給更多以專門問題為中心的歷史分析著作。到70年代，韓國史學分化為研究民族主義突出事件，如“三一運動”的“純粹”史學和研究殖民經歷中宗教、資本主義、教育、十九世紀后期發展等問題的“一般”史學。在這樣的演進中，反日的“克服朝鮮歷史的殖民史觀”努力一直是一面旗幟。李基白的研究是其中的一個突出代表，不過，李基白本人和其他一些學者都對過分使用民族主義口號來從事朝鮮歷史研究會造成的危險提出了警告。有人認為民族主義成了獨裁者鎮壓民主的工具，威脅到學術研究

的客觀性，也有人強調包括殖民地時期歷史的復雜多面性。70年代后期，姜萬吉提出，要用“分裂”時期作為理解朝鮮過去歷史的基點。他在1978年出版的《分裂時代的歷史認識》中提出，歷史學的終極目標是對歷史做出分期，20世紀前半期的朝鮮歷史是殖民地時代，后半期的朝鮮歷史是分裂時代。相應地，20世紀后半期的意識形態沖突強烈影響了朝鮮人的生活，也包括歷史學家。他認為當下韓國歷史研究的目的就是幫助本民族實現其合理的歷史發展目標，歷史學家必須充分看到分裂是背離朝鮮合理歷史道路的，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在關于民族主題的歷史理論中找到通往重新統一的學術原則。為此，他主張將殖民地時期的共產主義運動視為整個朝鮮民族歷史運動的組成部分，并認為這一轉變會使整整一代年輕歷史學家的能量得以抒發，是一種“進步的歷史編纂學”。姜萬吉還進一步提出了關于分裂究竟是帝國主義的后果還是資本主義的后果的問題。如是前者，則問題的關鍵是民族矛盾，如果是后者，問題的關鍵就是階級與民族雙重矛盾。這又引出另外的問題：現實的民主是否應該等待統一之后實行？隨后就是尋找一種在考慮到朝鮮特殊性基點上的不同于越南和德國的統一理論問題，以及關于韓國特色資本主義與北朝鮮的某種退化的社會主義結合的理論問題。

北朝鮮的歷史編纂學是朝鮮戰爭之前已經形成的民族主義史學傳統與蘇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北朝鮮特殊政治體制影響的綜合體。根據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利奧尼德·A. 彼得羅（Leonid A. Petrov）于2001年9月在墨爾本舉行的澳大利亞韓朝研究會雙年會上發表的《危機中的北朝鮮歷史編纂學（1956-1967）》，1可將50年代到80年代的北朝鮮歷史學推演勾勒出如下的大致輪廓。

50年代蘇共二十大之后，金日成提出“主體思想”，把擺脫外國影響作為現實政治目標，同時提升金日成及其家族在歷史敘述中的地位。到60年代末，領袖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敘述取代了階級中心的民族主義敘述，先前強調從社會經濟角度闡釋歷史的方式也隨之式微。這時，一些新生代學者開始反對白南云等人的觀點。白南云1951年出版的《朝鮮古代史》（Ancient History of Korea）也遭到了尖刻批評，說他機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并缺乏愛國主義思想。1956年，第三屆全國黨代會明確要求歷史學家去除教條主義，確立主體思想，研究并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把北朝鮮歷史學家引入了“主體思想”主導的歷史編纂學范式。朝鮮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提出的1957到1966年十年發展計劃指出，歷史學家的基本任務是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傳統、愛國主義、國家統一和朝鮮文化遺產。相應地，封建社會的社會經濟本質、資本主義萌芽、民族資產階級構成、無產階級斗爭等，成為亟待研究的課題。這時，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把朝鮮歷史視為“反常和落后”的觀點以及歷史編纂學的社會經濟學派都被認為是過時甚至有害的。在這種情況下，白南云承認，不存在表明朝鮮歷史上存在古希臘那種奴隸社會的證據。1973年，白南云在《朝鮮封建社會經濟史》（The Feudal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Korea）中，將朝鮮封建社會之開始定位在10世紀的高麗王朝，把當時諸如中央集權官僚體系這類非封建因素含混說成是朝鮮封建制的特點。這種說法不僅在北朝鮮，而且在諸多韓國朝鮮史著作中保留到現在。一些社會經濟史家也逐漸修改其早年關于朝鮮落后的觀點，開始主張早在17世紀朝鮮就在礦業、農業中出現了資本主義因素，并且逐漸開始主張那些資本主義因素完全是朝鮮內部社會發展的結果。北朝鮮歷史學家還積極尋找證明朝鮮具有東亞地區最悠久精致歷史的考古學證據，并且聲稱東到鄂霍次克海，西到揚子江的區域都是古朝鮮政權擁有的區域，有人甚至認為他們的首都平壤最初是坐落在遼東半島的。與此同時，金日成及其家族也在歷史敘述中地位愈來愈高。

二、東方主義與現代化論

——美國傳統主流學派韓朝歷史編纂學的核心概念

美國的亞洲研究，始終受東方主義的制約。東方主義的歷史學淵源于中世紀后期及殖民地發展時代到達亞洲的西方傳教士和旅行者的記述，建構起來的是充滿異域風情，可能繁榮富庶但缺乏發展能力的東方意象。西方人到達朝鮮半島較晚，大致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來到朝鮮的西方傳教士和旅行者，建構起西方人心目中最初的韓朝意象——一片奇怪的蠻夷之地，處于歷史和世界其他部分之外的“隱士王國”（Hermit Kingdom），進而西方人的使命，就是使這樣的一個朝鮮文明、開化。1在那之后，美國的朝鮮研究不斷有新的成果，但始終回響著東方主義的基調。

美國位居第一的韓朝研究中心在哈佛大學。50年代，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賴肖爾（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在哈佛大學建立起亞洲研究的核心機構，同時把現代化理論運用到東亞研究領域。這種理論的基本預設是，所有國家都必須經過同樣的朝向現代性的歷史階段，政治、社會、經濟相互依賴，是完整的有機體，民族國家是基本的歷史分析單位；一些傳統社會缺乏主動發展的能力和適應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環境的能力，是現代社會發展的障礙。他們用“刺激—反應”模式來分析東亞晚近的歷史，認為東亞只有日本成功地對西方挑戰做出反應，快速現代化，而中國則是失敗的案例，朝鮮王朝作為中國的附庸，反應更為遲鈍。至于日本的法西斯時代和太平洋戰爭，不過是日本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偏差。

在這樣的學術語境中，美國第一代專業韓朝學研究者嶄露頭角，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愛德華·瓦格納（Edward Wagner）。他在二戰結束被征召加入美國駐朝鮮占領軍時還在哈佛大學讀本科，退伍之后開始專注于朝鮮研究，后來成為哈佛大學韓朝歷史研究的領導者，在1981年主持建立了哈佛大學朝鮮研究所（The Korea Institute）并擔任其主任，直至1993年。另一個重要人物是詹姆斯·帕萊（James Palais）。他在50年代末來到哈佛大學，在愛德華·瓦格納指導下從事朝鮮研究，后來到華盛頓大學任教，成為與愛德華·瓦格納并駕齊驅的美國朝鮮研究領軍學者。2

帕萊強烈批評朝鮮的軍事獨裁，并不贊同美國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而資助朝鮮研究，同時，其學術研究又植根在現代化理論基礎上，特點是將非西方國家的變化活力歸結為現代化世界歷程作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帕萊的《傳統朝鮮的政治與政策》的基本論點就是：朝鮮王朝的傳統政治系統非常強大，以至于王室根本無法克服貴族勢力的反對去實現哪怕具有保守性的改革。因為朝鮮自己無法改革，所以朝鮮的現代性變革，必須等待外國勢力的到來。3他在其另一部著作《儒家治國經略與朝鮮制度》中，4毫不掩飾地反駁朝鮮歷史的內在發展論，認為現代社會的常態例證就是英國以及美國，除非模仿西方，其他國家無法展現出現代性征。帕萊在華盛頓大學培養的許多人，在70年代末80年

代初構成了美國新一代朝鮮研究者的中堅，1其中有人因擔任美國亞洲學會韓朝委員會的成員或《朝鮮研究雜志》（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的編輯而具有更大的影響力。

1994年，詹姆斯·帕萊在哈佛燕京中心做了一次題為《尋找朝鮮獨特性》的講演，2在考慮到迄于當時已經出現的一些對傳統哈佛學派朝鮮歷史觀點的批評的基礎上，他看到的朝鮮歷史有如下獨特性。

第一，奴隸社會。東亞其他地方都不存在名實相符的奴隸社會。然而對于1663年漢城郊區一個小區域的統計卻表明，當時該地總人口的大約三分之一是作為動產的奴隸（chattel slaves）。世襲奴隸制開始于高麗王朝早期，現在找不到最早建立這種制度的政令文件，但是可以找到1039年傾向母系統治的關于奴隸與庶民婚姻所生子女從其母親身份的政令記載。顯然，在此之前，一對奴隸夫婦的子女也是奴隸。朝鮮和日本的學者都知道朝鮮歷史上的奴隸制度，但是都不把朝鮮稱為奴隸社會，因為這對現代思想者說來是令人尷尬的，提示著朝鮮的落后性。韓國歷史學家有時把這種情況看做是等級社會關系的一種另類形態，北朝鮮歷史學家承認奴隸制存在但拒絕將之稱為奴隸社會，因為它存在的時間點與他們的基本觀念不相支持。雖然朝鮮在18世紀末擺脫了奴隸制，但即使在18世紀后期，兩班仍然保持著家內奴隸和少量農業奴隸，甚至在1894年日本人支持的甲午改革以后也是如此。

第二，兩班制和貴族制。多數學者贊同朝鮮王朝興起了一個新的與明清時代中國縉紳相似的士大夫階層的看法，原因是這標示著比落后的貴族制進步的社會狀況。只有少數朝鮮學者追隨愛德華·瓦格納在1974年提出的朝鮮王朝兩班構成身份精英階層的看法。愛德華·瓦格納研究了科舉高階中榜的榜目，發現主要兩班階層家族地位的驚人連續性。他指導的一個本科生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稍少于半數的科舉高階中榜者屬于范圍很小的幾個與全州李氏有婚姻關系的家族。這種情況很容易被說成是中國官僚統治階級的一個變種，但是延續幾個王朝的體現在統治階層遴選中的世襲原則超過了中國制度變種的程度而構成朝鮮歷史的一個獨特性。

第三，世代繼承的派系主義。從1575年開始，派系歸屬的繼承性成為一種傾向，并且可能在1680年達到頂峰。這發生在朝鮮王朝中期，并不是儒學傳入朝鮮的時候發生的。中國人容忍派系，但是從來沒有創造出世襲的派系，也不曾允許這種現象持續200年之久。日本人也強調人際忠誠，但是那主要來自封建軍事時代男子間的紐帶關系。

第四，絕對君權的羸弱。三國和新羅時代的君主是軟弱的，高麗王朝建立強大君權的努力也在大官僚家族及與其同盟的京城衛戍軍隊和世襲的地方官僚階級鄉吏的阻撓下破產。隨后發生系列軍事政變，結果是若干軍事家族在唐朝式的文官系統之上建立類似幕府的軍人統治。從1170到1351年，由于軍人勢力、派系斗爭和蒙古征東府的控制，高麗國王基本上是傀儡。朝鮮王朝時期，因為兩班階層的延續及其地位的穩固性，絕對君權在朝鮮依然無法實現。

第五，王朝穩定性。中國的王朝在周以后，一般持續200到300年，而朝鮮的新羅、高麗、朝鮮王朝都延續了500年上下。其原因，在于世襲家族在朝鮮統治階層中的地位以及外國的影響與入侵。后者包括非中原王朝勢力常常把與中原王朝的競爭放在首要地位而滿足于接受朝鮮處于藩屬地位，而不是將之徹底吞并。

把前述特點與哈佛學派早期關于朝鮮歷史的分析模式加以比較，可以看到帕萊在開始尊重、注意朝鮮歷史的“獨特性”，試圖克服早期哈佛學派學者把朝鮮簡單看做中國的變體、附庸的做法。但

是這種努力，并沒有影響他依然把殖民地時代以前的朝鮮歷史看做是停滯性的，東方主義情懷和現代化理論依然構成其韓朝歷史分析的兩個基本工具。

與帕萊的前述研究旨趣相似者大有人在。約翰·鄧肯（John Duncan）在其《朝鮮王朝的起源》

中，拒絕將朝鮮王朝看做是由一個新型士大夫階層建立起來的看法，把高麗到朝鮮的轉變視為又一次由邊緣性改革演變為新舊妥協結果的變動——其核心觀點也是主張朝鮮王朝歷史停滯論。1卡特·?？颂兀–arter Eckert）的《帝國的后裔》批判“資本主義萌芽”論，主張朝鮮的資本主義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開始的。他強調資本主義與技術相關的作為經濟體系的性質，忽略資本主義同時也帶來人際關系轉變的事實——把問題從人際關系轉移到工廠和機械使得作者可以凸顯外部因素并且建構起一種把人類苦難作為不幸的副作用而非資本主義發展根本弊端的資本主義敘述。2

最初在華盛頓大學任教，在80年代后期轉到芝加哥大學的布魯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依稀表達出一種與哈佛學派不同的研究方式。他的兩卷本《朝鮮戰爭的起源》深受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思想的影響，認為一個民族國家的發展必須在充分考慮該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時才能理解，而美國對朝鮮分裂為兩個國家以及在南朝鮮出現李承晚獨裁政權負有責任。3這多少挑戰了現代化理論和美國關于朝鮮的冷戰思維式的說教?？魉沟牧硪豁椮暙I是推動了美國學術界以學術的眼光對北朝鮮進行研究。先前美國學界的主流看法是把北朝鮮視為一個無理性的野蠻他者，卡明斯則認為要正視北朝鮮自身政治的理念以及解釋其自身行為的發展理論。他在自己的關于整個朝鮮的通史性著作《日光下的朝鮮》中首次設立了關于北朝鮮的一章。4這為后冷戰時期加強對北朝鮮研究奠定了基礎。他并不認可朝鮮王朝時期歷史停滯說，認為農民抵抗運動和農民中的民族主義顯示出一些活力，商業發展也帶來一些有利于后來資本主義發展的變化。

三、從現代性到殖民現代性

——對韓朝歷史的修正性重述

80年代以后，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話語在西方學術界大行其道。從一般意義上說，后現代主義試圖對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及其更深程度地滲透到社會生活領域這一現象進行重新說明，闡釋個人在對現代國家權力做出反抗行為時的無力感。在思想領域，后現代主義批判啟蒙思想和任何形式的本質主義。在歷史編纂學方面，后現代主義拒絕所有以均質的民族國家為焦點的歷史追述，把目光投向被國家史忽略的人群，強調國家內部人群認同的差異性。后殖民主義學者強調殖民地認同的多樣性，努力尋求反抗竊取了民族主義旗幟并將之轉變為統治工具的后殖民地國家本身的歷史資源。與此同時，后現代主義與后殖民主義在推進文化分析、跨學科研究和“邊緣”現象研究的同時，也在沖擊著歷史學敘述的客觀性尺度本身。到90年代初期，關于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的研究在美國已經蔚為大觀，各個領域都充斥了?？率降摹皺嗔Α?、“抵抗”之類詞語。在韓朝研究領域，年輕一代學者努力從各種各樣的專業角度，對韓朝歷史加以重述，而其試圖超越的對象，一是韓朝本土自言自語的民族主義歷史編纂學的偏激狹隘性，二是老哈佛學派的民族、國家中心取向。至于其大致

的結果，則甚為吊詭，竟然與先前的殖民地史學若合符節。

1993年，木村光彥（Kimura Mitsuhiko）發表《殖民地時期朝鮮的生活標準——民眾在日本統治下生活改善了還是惡化了？》。文章認為，日本統治朝鮮時期，朝鮮農民每戶平均收入、農業勞動報酬、以及人平均從主食中攝取的卡洛里量下降，而小學入學率、識字人口比例、人口存活率提升，平均身高則至少沒有下降。因為識字人口比例、人口存活率和平均身高是比其他情況更與生活狀態直接關聯的變量，所以結論是：朝鮮民眾生活標準在殖民化時期提高了。1

1999年，申起旭（Gi-Wook Shin）和邁克爾·魯濱遜（Michael Robinson）合作主編了一部論文集，題為《朝鮮的殖民現代化》。主編者在序言中指出，韓國主流史學界關于殖民地時期歷史的編纂學深深植根于反日立場中，以至于不能正視殖民地時期統治策略的有效性和現代性與現代民族國家興起之間的復雜關系，“民族的”（national）被當做朝鮮現代歷史的一個基本前提，從而使韓國史學不能更全面理解朝鮮民族的認同及其本質。2該文集中的文章一致強調，殖民霸權（colonial hegemony）必須被視為一種不斷協商、競爭、辯護、重建、改造并在內外挑戰下發生改變的歷史過程，朝鮮在復雜的篩濾機制調節下形成一種獨特的殖民現代性。該書在學術界引起不小反響，已經發表的評論都對該文集做了肯定性評價，認為此前研究者常常把殖民地時期朝鮮的歷史簡化為作為抵抗者的朝鮮民族與日本殖民國家之間的斗爭史，近年興起的年輕一代學者才開始改變這種方式，這部論文集體現著這種努力；并且認為該書主編用追求多元化包容的殖民地歷史研究方式，用生態學的方式把握歷史蹤跡，注重重建這個領域相關問題的豐富和復雜性。3

該文集的前半部分從不同的實踐側面考察殖民霸權與朝鮮獨特的殖民現代性的形成，后半部分集中于在殖民現代性語境中考察新認同的建構。李哲雨（Chulwoo Lee）的《日本統治下朝鮮的現代性、合法性和權力》（Modernity， Legality， and Power in Korea Under Japanese Rule）通過政府系統的現代化過程來考察殖民霸權的社會紀律建構，發現殖民地朝鮮不僅存在社會內部和解而且存在精神的一體化。邁克爾·魯濱遜所作的《1924到1945年間朝鮮的廣播、文化霸權與殖民現代性》（Broadcasting， Cultural Hegemony，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Korea， 1924-1945）展示出廣播這種新媒體怎樣服務于殖民國家的同化政策同時也開啟了反對殖民霸權的門戶。申起旭與Do-Hyun Han合作的《殖民組合——1932到1940年的朝鮮鄉村復興運動》（Colonial Corporatism：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Campaign， 1932-1940）進一步考察同一主題，討論了國家通過鄉村復興運動向鄉村的滲透，認為這一運動強化了殖民霸權，使得國家在強制性弱化情況下實現了對地方更有效的控制和動員。邁克爾·施奈德（Michael Schneider）寫的《文化統治的局限——日本對朝鮮稻米反應體現的國際主義與認同》（The Limits of Cultural Rule： Inter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in Japanese Responses to Korean Rice），通過對具有象征性和實物性的稻米的考察，強調殖民統治的協商性（negotiated nature），認為殖民者一方面將自己看做亞洲的殖民強者，另一方面又將朝鮮等殖民地的稻米出口到帝國的核心區域，從而使殖民地與殖民帝國核心區聯系起來。Soon-Won Park的《殖民地工業增長與朝鮮工人階級的興起》（Colonial Industrial Growth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Korean Working Class）展現了殖民地朝鮮與后殖民地韓國之間民族構建的承續性，暗示獨立后的朝鮮民族具有復合性。楊大

慶（Daqing Yang）所作的《日本帝國電信網絡中的殖民地朝鮮》（Colonial Korea in Japans Imperial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也指出，朝鮮精英同樣利用了這些把殖民地與宗主國聯系到一起的龐大的電訊網絡?？夏崴肌ろf爾斯（Kenneth Wells）的《合法性的代價——女性與1927至1931年間的槿友會運動》（The Price of Legitimacy： Women and the K?nuhoe Movement， 1927-1931）關注的是女性活躍分子尤其是槿友會尋求獨立性的努力。Choi Kyeong-Hee的《既非殖民化的也非民族的——Pak Wanso的<母親的份額>中的“新女性”建設》（Neither Colonial Nor National： The Making of the ‘New Woman in Pak Wanso's ‘Mother's Stake 1）通過對女性小說的詳細考察分析新女性內在化過程中的代際變化，以及殖民地朝鮮女性參加男性主導的民族主義或置身于殖民者主導與男性主導的民族主義之外的選擇。Michael Shin的《內景——Yi Kwangsu的<無情者>與現代文學的起源》（Interior Landscapes： Yi Kwangsu's The Heartless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Literature）考察了民族與文學創作者之間的復雜關系。Clark Sorensen的《殖民地朝鮮的民族認同與“農民”群類的設立》（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ategory ‘Peasant in Colonial Korea）討論了農民作為一類人是如何被區分出來并成為朝鮮民族性的一個基礎。Jeong-Seop Kim的《尋求民權——殖民地朝鮮的白丁運動》（In Search of Human Rights： The Paekchong Movement in Colonial Korea）考察了朝鮮被歧視的人群“白丁”爭取權利的運動。亨利·埃姆（Henry Em）的《作為現代和民主結構的民族——申采浩的歷史編纂學》（Minjok as a Modern and Democratic Construct： Sin Ch'aeho's Historiography）用類似百科全書詞條的方式對被視為朝鮮民族主義史學之父的申采浩思想進行分析，展現出民族作為一個概念同時又作為一種社會思潮的興起過程。

前面提到的兩位評論者都認為該書富有啟發性，包容了大量理論性研究，顯示出如果不對殖民時期的歷史實現深刻理解，就難以充分理解后殖民時代朝鮮的發展，從而把朝鮮研究推到一個新的高度。然而把這樣的一部論文集安排到前面對韓朝歷史編纂學史的大致梳理中看，馬上就可以看到其與殖民地史學的高度相容性。其論題的選擇，顯然有強烈主觀目的性；其試圖展示的，是朝鮮人民對殖民地霸權認可的自然合理性；其傾向于淡化的，是殖民地的統治性、強制性、不合理性。這顯示出，所謂后殖民主義史學在韓朝歷史編纂學中的實踐，指向對殖民主義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認可。

2002年，Hildi Kang出版《在黑傘下——1910至1945年間殖民地朝鮮發出的聲音》，被評論者認為是體現近年韓國和西方歷史學家中挑戰“日本壓迫剝削—朝鮮受害抵抗”模式潮流的一部代表作。1該書作者對洛杉磯地區近50名朝鮮人或朝鮮裔美國人進行了采訪，把采訪獲得的資料加以整理，以之展示處于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朝鮮人經歷的復雜性。書中的朝鮮人“Hong”，在日本統治下的朝鮮上學，受到其日本校長啟發，前往日本接受教育，參加了日本的地下組織，甚至在日本的大學參加了日本共產黨組織的運動，被捕后又放棄了共產主義，出獄后前往美國接受進一步教育，后參加了美國軍隊。作者用這樣的故事試圖說明，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朝鮮人經歷了諸多兩難、抉擇，不能用兩元

對立的方式解釋。還有一些人，不是自己選擇，而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不是意識形態，接受了日本要求的信奉神道、改為日本姓氏等等，順從了日本的同化。作者認為，這些事例表明，即使處于日本統治的黑云籠罩下，生活也從來不是如朝鮮民族主義者所說的那樣僅僅有一個維度，而是復雜的。2評論者認為，該書是一部不錯的口述史學著作。然而情況如上，這樣的研究帶有很顯然的主觀選擇性

和現實目的性，其對讀者了解韓朝歷史的故意導向性，與其所批評的民族主義史學相比，不遑多讓。

2002年，安德烈·施密德（Andre Schmid）出版了《帝國之間的朝鮮》。他通過對知識分子、改革者、政論家如何界定朝鮮國家的考察，展現了朝鮮國家如何在早期民族主義運動中建構起來的歷程。1因為他大量使用了朝鮮王朝的歷朝官方實錄，所以他的研究，一定程度地解構了把朝鮮民族主義史學限于殖民地化以后時期來考察的方式。對這部著作的詳細研究，尚待稍后。

2005年，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生托德·亨利（Todd A. Henry）發表文章《凈化帝國——日本的朝鮮他者話語與殖民地早期首爾的建構（1905-1919）》。文章指出，在過去約10年間，英語世界關于日本帝國的研究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轉變。先前的研究傾向于采取一種東京中心的方式來研究日本帝國主義；而新的研究則在后殖民主義影響下，開始對從大都會向外輻射及移植到殖民地這種相對簡單、單向度的方法論提出質疑，開始認定日本的現代化思想與工程及其帶來的經驗、認同是與殖民地的變化一致的。該文研究日本在殖民地首爾進行水源凈化并重建首爾居民的衛生習俗的歷程，結果一方面凸顯了日本殖民統治在朝鮮殖民地推進社會現代化的情況，同時也討論了這一過程和日本帝國意識形態與朝鮮社會既有制度、行為方式之間發生的交叉、互動和沖突。2

2010年，埃弗里特·阿特金斯（Everett T. Atkins）出版了一部著作，題為《原我——日本殖民者凝視下的朝鮮人（1910-1945）》。這本在日本和美國學術界都引起一些反響的著作以大眾文化政策為線索考察日本殖民及后殖民時代與朝鮮發生的互動關系，挑戰關于帝國主義日本通過鎮壓朝鮮文化表現出對朝鮮人的蔑視態度的觀點，對日本在朝鮮的殖民統治進行重新評估。該書認為，殖民地時代日本人關注的許多朝鮮事物，包括民間戲劇、舞蹈、薩滿、音樂以及物質遺產都成為后殖民時代朝鮮民族認同的標志。3盡管對該書出現了許多肯定性評價，然而加利福尼亞大學托德·亨利發表的述評卻是批評性的。4托德·亨利認為：埃弗里特·阿特金斯致力于推翻關于日本帝國對于朝鮮半島及其人民持輕蔑態度進而尋求通過強力措施抹去其任何關于民族文化獨立和自我認同感的看法，認為日本在朝鮮的總督（Government-General）并沒有抹殺朝鮮性（Koreanness）的能力，其屬下的機構也不一定表現出這樣做的欲望；日本“文化統治”戰略的目的是倡建一個安排有警察并處于監督下的有限公共領域，這樣一個殖民地公共領域，鼓勵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精英提倡本土文化因素；為了證明他的觀點，阿特金斯大量依賴日本帝國的文本，這些文本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表述，包括傲慢地認為自己具有“保護”和統治這個半島的權利，而且宣稱這種做法符合殖民地人民的利益。托德·亨利認為阿特金斯沒有對他這種自我服務（self-serving）的主張背后的預設進行任何追問，貶低了朝鮮人自己爭取主權的各種努力，走到了將日本官員及其朝鮮追隨者對朝鮮半島及其文化的判斷做“自由主義化”、“肯定”、“人道主義化”理解的邊緣；該書為了使日本殖民知識重生（revalidation）所提出的“原我”（Primitive Selves）概念也是需要商榷的。托德·亨利指出，阿特金斯是在尋求把已經意識到的日本現代性弊端與關于日本帝國的殖民地中心化的研究歸到同一個框架中；他在把朝鮮人形象描繪成是“現代的”日本人“古色古香”的原版的話語中，實際否定了朝鮮人與日本人的同時代性，他似乎不公開地認可了日本已經現代而朝鮮卻沒有現代這種殖民主義人類學觀點。阿特金斯一直在反對后殖民時代韓國民族主義歷史學關于日本對朝鮮的管理破壞了朝鮮半島的文化財富的看

法，然而他本人承認自己不具備閱讀朝鮮文文獻的能力，主要依賴日本朝鮮總督的官方及半官方文獻，來支持其日本總督“深深地關注其統治對象的精神健康”的主張。殖民機構對文獻肯定進行了選擇，保護適合其官方利益的文化資料，摧毀或忽視大量其他資料。該書的第四章中，作者觀察到殖民地后期朝鮮藝術如何在日本帝國流行的情況，但是忽視了創造一個日本消費者安全愜意地欣賞被統治的朝鮮人的藝術的環境所需要的實力，他將日本化的朝鮮文化作為共同意趣的例證。1托德·亨利的評論是深刻的。

從以現代性為基本尺度，到提出以殖民現代性為核心概念的修正，西方學術界雖然不斷出現反思與批評的思潮，但其試圖超越歐洲中心主義歷史觀的努力在韓朝歷史編纂學領域成就甚微。所謂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的歷史編纂學在韓朝歷史編纂學領域的實踐，雖然呈現出了許多至少在民族主義歷史學視角下難以看到的歷史情節，但卻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明顯無視日本殖民主義歷史活動本身的大量侵略、戰爭罪惡前提下做出的。這些研究過度強調殖民時代社會的容受性、妥協性和經濟技術進步，將20世紀日本在亞洲的殖民統治表述成為現代化凱歌行進的事業。在此過程中，韓朝歷史學界過度偏狹的民族主義，恰好成了這些在西方學術語境中修正韓朝歷史敘述、構建與其相反的歷史圖景的借口。大致看來，后現代主義與后殖民主義在韓朝歷史編纂學領域所展示出來的成果，主要是借用了這兩種思潮質疑理性和歷史客觀性的話語，卻不具有這兩種思潮原本在哲學層面的反省力，也缺乏歷史學本身的嚴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類研究中相當大的比例，是由非歷史學專業的學者，包括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比較文學及文化研究的學者發表的。這是否意味著歷史學與其他學科在學科立場層面的差異，還需要分析更多的例證才能判斷。但無論如何，歷史學家不僅需要看到憑借相關學科概念與方法而對歷史所做考察的啟發意義，也需要正視那些學科的基本方法、立場與歷史學的差別。

四、解構東方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

——韓國學者對西方韓朝歷史編纂學的批評

韓朝歷史學雖然長期處于民族主義籠罩之下，但至少在韓國，也有少數歷史學家對西方的韓朝歷史編纂學有充分的了解，并且在晚近時期做出了頗有深度的批評。

在Michael D. Shin前述文章發表8年之后的2010年，高麗大學（Korea University）朝鮮歷史系助理教授Leighanne Yuh在《朝鮮歷史國際期刊》上發表了題為《美國的朝鮮歷史編纂學》的文章。2文章在回顧美國朝鮮歷史研究歷程的時候，盡量從可理解性角度談論韓朝歷史學家的觀點，同時對美國的韓朝歷史編纂學做出批評性的回顧和分析。根據這篇文章，自19世紀70年代美國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進入朝鮮，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冷戰結束，美國歷史學家一直主要把朝鮮作為基督教開化、民族主義、現代化、反共產主義或階級斗爭的全球敘事中的一個案例，而不是一個獨一無二或者自有理路的對象來研究，忽略了朝鮮歷史的“朝鮮性”（Koreanness）。最早寫作朝鮮歷史的美國傳教士和旅行者都是用西方基督教文明作為尺度來看待朝鮮事物的，沿著這一傾向，19世紀后期美國傳教士早就建

構了一個落后的、迫切需求啟蒙開化的朝鮮形象。朝鮮殖民地時期，在美國發表的朝鮮研究著作為數不多，且帶有情報或者初期冷戰的色彩。1朝鮮戰爭之后，現代化理論成為50、60年代主導美國韓朝歷史研究的潮流。約翰·W. 霍爾（John W. Hall）、馬里厄斯·詹森（Marius Jansen）、賴肖爾、愛德華·瓦格納、詹姆斯·帕萊都沿著這個方向做出了一些深湛但又缺乏通貫視野的研究，都不能解釋為什么韓朝的現代化在很長時期中并非導向民主、資本主義和社會公正，而是孵化出了獨裁政治。韓朝民族主義學者大多拒絕承認朝鮮殖民地化的必然性，認為朝鮮王朝在17、18世紀已經發展起了一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舊有的身份體系處于瓦解之中，知識界也已經開始了“現代”思維；如果沒有外國勢力，尤其是日本勢力的入侵，朝鮮會自行走向現代工業和民主社會。美國的韓朝歷史研究者則總體上說不認可這類看法，他們認為朝鮮的現代化開始于日本殖民占領時期。詹姆斯·帕萊和馬丁娜·多伊希勒（Martina Deuchler）等人，都把朝鮮沒有能夠抵御外國侵略歸因于朝鮮保守的土地貴族主導的社會政治體制，或者是新儒家教義的頑固性。2冷戰結束以后，美國學者開始更嚴肅地考慮朝鮮民族主義歷史學關于朝鮮自行實現現代化的可能性問題，但他們的結論仍是否定性的。帕萊承認，傳統朝鮮的改革思想家曾經構想過現代經濟改革，也的確發生了關于賦稅和市場體系的改革，但是在土地所有權和社會體制層面都沒有重大結構性變動。直到90年代，隨著各種批判性理論的傳播，美國韓朝歷史研究才走向多樣化，有逐漸擺脫現代化模式的跡象。查爾斯·阿姆斯特朗（Charles Armstrong）的《北朝鮮的國家與社會轉變》透過意識形態的遮蔽，揭示了一個紀律化社會創建的歷程，而不是蘇聯強加給一個無助而又木訥的社會的政權。阿姆斯特朗強調，南北朝鮮的現狀都無可否認地脫胎于其儒家和殖民地時代的共同過去，朝鮮人不是在日本殖民地時代或者在面對西方帝國主義時才意識到自己與他者有差別，他們的認同發生在更早的時代，即使那時還沒有現在所說的“民族主義”。3

韓國漢陽大學教授林志弦對于現代民族主義、殖民主義所做的研究更具有理論深度。他在2008年發表了《全球民族史系列中的東方與西方——東亞民族史的編寫》一文，在理論方法角度剖析了在觀念層面密切糾結著的西方、日本、韓朝歷史編纂學。4

林志弦認為，盡管現代歷史編纂學總是自詡客觀、科學，但自蘭克的時候開始，其內在的邏輯就是去發現通向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歷程，人民的歷史是民族國家歷史的附屬品，民族國家成為人類進步的目標。因而，現代歷史編纂學從一開始就在推動民族歷史的構建。從這種意義上說，現代人敘述的歷史其實是從一種“原點的現在”（originary present）開始的民族國家演生的傳記——當下的民族國家成了所有先前歷史的祖先。這種方式賦予歐洲中心主義合法性，因為它用回溯的方式去看以往，當下占主導地位的現代歐洲就成了尺度。1945年以后，西歐各民族史書寫消沉，但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盛行的把各民族史裝入通向歐洲軌道的歷史范式，在后殖民主義時代毫發未損。在這種研究范式支配下，非歐洲地區的歷史學家幾乎無例外地致力于在與西方比對的語境中界定自身民族的特征，無論民族主義歷史學家還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都通過尋找類似中產階級、城市、政治權利、理性主義、資本主義生產的方式，在自身歷史中找尋歐洲因素，以求克服本民族歷史的“缺失”，論證自己民族屬于歷史性的民族，并使自己的歷史敘述成為西方人能夠理解的東西。歐洲殖民主義和第

三世界民族主義共享的一個現代歷史編纂學關鍵概念是，民族國家是普遍的和最可取、最自然的政治形態。這種思維模式把民族主義歷史與歐洲中心主義歷史以及東方主義歷史聯系起來，結果是非歐洲的民族主義歷史學在反西式東方主義形態下分享東方主義的價值編碼，從而在認識論意義上與歐洲中心主義歷史成了雙胞胎。日本在蘭克學派影響下形成的現代歷史編纂學，試圖證明日本與歐洲的平等對應性，同時強調日本與亞洲其他地區的差別。在這樣做的時候，它把中國和朝鮮視作了自己的“東方”——讓中國和朝鮮替代日本承擔東方的形象，其自己則可以歸入西方。所謂“東洋史”，就是日本對其鄰國的東方主義或準東方主義的體系。就是在這種語境中，中國從“中國”變為“支那”——從中心之國變為作為日本邊緣的充滿困境的國家。東洋史研究主要關注中國，日本殖民政策史則主要關注朝鮮，后者的目的是把作為文明國家的日本與作為野蠻國家的朝鮮區分開，把朝鮮作為映襯日本發展進步的鏡子。所以，日本的亞洲歷史觀是歐洲東方主義亞洲觀的一個翻版。美國東亞研究主流學者頗受日本東亞觀的影響，費正清等人所寫的傳播最廣的東亞史書，《東亞——傳統與變革》中就用了一章篇幅來寫“脫離中國模式的封建日本”。戰后日本歷史編纂學基本繼承了戰前日本的歷史編纂學，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在反省全面戰爭體系和日本法西斯主義過去時，將之歸咎于前現代殘余作祟和日本偏離現代性帶來的災難。東亞歷史編纂中存在著一種民族主義的競賽，各國在尋找共同歷史的嘗試中發生的爭論，其實是各自以民族為中心理解歷史在匯流之后發生的不可避免的沖突。沖突背后是韓國和日本的民族史結成的一種“敵對性合謀”（antagonistic complicity）。朝鮮歷史寫作在1895年發生重大轉變，政府指導下編制的小學和初中歷史教科書將對中國的稱謂從“華”改為“支那”，對日本的稱謂從“倭”改為“日本”。在日本于1905年將朝鮮變為保護國之后，泛亞洲主義成為朝鮮知識界批評日本殖民主義及冒犯亞洲團結的武器，但日本作為西方事務代表者的地位并沒有動搖。這時，朝鮮歷史學家日益強調民族靈魂、本質、精神，尋求朝鮮文化的特殊本質和對據稱存在了5000年之久的檀君始祖的認同。亞洲的馬克思主義者并未置身于這一潮流之外，馬克思將東方與西方的空間性差別變為落后與先進的線性階段對比差別，那些民族主義革命者將馬克思主義看做一種現代性理論，采用馬克思主義作為邊緣“趕上”中心戰略的武器。所以，朝鮮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會非常重視“資本主義萌芽”和“資本主義的內源發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努力去發現鄉村人口的分化，尋找可能演變為農業資本家的大規模農場和農業無產者，尋找特殊作物的商品化生產、供應市場的手工業以及具有現代性的思想，并沿著這類線索向古代中世紀追溯去發現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這樣，朝鮮和日本的馬克思主義者實際都依靠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敘述并且投入了“紅色東方主義”（Red Orientalism）的泥潭中。無論朝鮮還是日本歷史學家，愈接近西方就愈發現自己與西方的差別之巨大，在東方主義的話語中擺脫邊緣地位而在穩定的西方獲得自己位置的愿望從來不曾實現。只要邊緣地區的歷史學家糾纏在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模式中，他們就一定要使用東方和西方這種話語，中間加入線性的歷史進步階段論，他們就一定得承認東方和西方的差距。這種困境表明，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學必須被解構。否則，邊緣地區民族史的歷史敘述就會不斷地鼓勵其自己的歐洲中心主義的民族主義或者反西方的東方主義。

目前可查看的林志弦的相關研究都是用英語寫作的，這多少使人難以判斷他的前述頗有深度的分析對于韓國本土的歷史編纂學產生了怎樣的實際影響，因而也就還不能以他的研究作為韓國歷史編纂學觀念主潮的動向標。即使如此，他的研究，構成了韓國史學家對西方韓朝歷史編纂學的正面反應。這一反應，通過將當代西方的韓朝歷史編纂學置于韓朝歷史和歷史編纂學長期演變的景深之中加以剖析，查見了西方韓朝歷史觀的意識、概念之核心，顯示出韓朝歷史學家歷史編纂學意識的自覺性。然而，林志弦的研究，并沒有對韓朝史學界自身的民族主義話語進行同樣深入的剖析，而如果不能深刻反思這種民族主義，對于西方歷史編纂學的評論就不能有效地引發韓朝歷史編纂學整體的新探索。

五、結語

西方學術界，尤其是美國學術界，在二戰以后，發展起了對韓朝歷史進行深度研究的體制。其中包括，韓朝研究在許多高校已經成為穩定的專門學科領域，有專門化的學術機構和專業化學術期刊，能夠持續性地推出研究新成果并培養出專業人才。20世紀50年代，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成為西方韓朝研究的核心機構，其韓朝歷史編纂學的方法論作為第一代哈佛學派學者的亞洲歷史范式的組成部分影響了數代西方學者，甚至亞洲學者。東方主義，迄今滲透在西方學者看待包括韓朝在內的亞洲歷史的基本觀念中?，F代化理論則直接支配了哈佛學派學者的韓朝歷史認識，費正清、賴肖爾、瓦格納都是如此，并通過其培養的人才傳布全國。華盛頓大學的詹姆斯·帕萊在稍后成為美國韓朝歷史研究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他完全了解學界對于經典哈佛學派韓朝史觀的批評，比第一代哈佛學者更多地關注了韓朝歷史本身的特質，嘗試改變把20世紀以前的朝鮮作為中國附庸來研究的做法，將之作為單獨的對象來總結其歷史特點。但是在保持現代化歷史觀的前提下，帕萊重新總結出來的朝鮮歷史獨特性實際更強化了朝鮮傳統社會內在落后性和現代歷史外塑必然性意象。80年代以后，隨著新一代亞洲研究學者的成長和各種批判性理論的跨學科彌漫，包括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歷史人類學等等，西方學術語境中的韓朝歷史研究呈現出多樣化的局面。其特點，一是改變關于韓朝歷史的線性解釋方式，關注其各種側面和多樣、復雜性；二是針對韓朝歷史學家的民族主義提出各種各樣的反向論述；三是更多地把關注點放到現代韓朝而非更早時期的朝鮮。這些新派學者在對韓朝民族主義史學進行批判，并對哈佛第一代學者單純從民族國家整體現代化角度對韓朝歷史的線性描述做出修正的同時，有意或無意地重申了20世紀前期殖民地史學的諸多主張。后者可以被看做晚近各類批判性理論與冷戰國際關系格局造成的思維定式混合的表現。后殖民主義作為一種晚近的批判理論，在歷史研究中的基本取向是批判性地分析殖民主義的歷史事實及其后果，這在基本方面屬于對被掩蓋在“現代”社會成就背后的霸權、統治關系的后現代反思潮流。但是，前述由韓朝歷史編纂學晚近動向折射出來的西方韓朝歷史編纂學，注意了殖民地歷史中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關系的復雜性、混雜性，弱化了民族與民族國家話語的合理性，卻也重新確認而不是解構了殖民主義時代的主導敘述，以一種詭異的話語方式重申了歐洲中心主義、現代性霸權，甚至殖民主義本身。

總體而言，西方的韓朝歷史編纂學的支配概念，從20世紀中期的東方主義加現代化論一元格局，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加入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的歷史修正思潮的多元格局，始終與韓朝學術界居于主流地位的民族主義歷史編纂學保持清晰距離，而與日本學術界從殖民地時期史學脫胎過來的以現代化和變異的日式東方主義為基調的東亞歷史觀糾纏不清。在對東方主義和現代化一元歷史觀沒有完成的反思過程中，西方學術界頗具規模的韓朝歷史修正潮流，不僅向韓朝歷史編纂學，而且向亞洲歷史的編纂學，乃至整個歷史學，再次提出了那個古老的問題：歷史是什么？

朝鮮王朝后期的歷史學家比以前時代強化了對朝鮮自身文化特質的關注，獨立民族意識趨于覺醒。20世紀前半期處于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朝鮮歷史編纂學主要有三種思潮。一是民族主義歷史編纂學在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訴求與現代事物增多交互刺激下繼續生長；二是日本殖民者為同化朝鮮而推行的殖民地史學占據官方主導地位；三是作為一種現代化理論并在韓朝歷史學語境中能夠與民族主義史學、殖民地史學都形成通路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有所發展。二戰結束以后不久，形成南北兩個

朝鮮的政治格局，大國出于自己的政治考量盡量對韓朝施加影響，這種狀況為南北朝鮮人民帶來諸多痛苦體驗。在這種情況下，兩個朝鮮的歷史編纂學都具有的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是一個其來有自的社會心理現象，并非全由學術、理論所引發。受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演變方向差別影響，兩個朝鮮在以民族主義為基調而演奏的歷史編纂學曲目并不相同。北朝鮮的歷史編纂學將個人與家族政治統治需要以及蛻變為朝鮮主體意識的民族主義取向安置在自稱的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用民族主義加社會發展規律學說話語來敘述朝鮮歷史。韓國則在從軍事獨裁政權到民主化以及洗滌殖民地史學污跡的過程中，重新確認了民族主義歷史編纂學的主流地位，致力于強化甚至建構朝鮮民族的獨立譜系、文化獨特性和現代因素內生性。與此同時，殖民地經歷與殖民地史學、西方社會與思潮的影響對韓國歷史編纂學構成復雜的影響。晚近韓國學術界已經出現一批具有國際眼光的學者，對韓朝歷史編纂學本身以及西方學術界的韓朝歷史編纂學都在進行具有深度的剖析。其研究對于在韓朝歷史研究中，實際主要關注國際關系而忽略其歷史編纂學理路的中國學者，是值得更多注意的。

在現代世界中的自我定位，是數代韓朝歷史學家的心結，現實價值立場支配的歷史觀問題迄今嚴重遮掩著韓朝學者對于史學理論根本問題的純學術研究。與此同時，從本文的梳理和討論可以看到，運用各種解數去批評、解構韓朝民族主義歷史編纂學的西方學者在韓朝歷史研究中的主觀性和現實價值立場，也并不弱于韓朝歷史學家本身。史學理論，包括歷史哲學、歷史知識論、歷史學方法論嚴謹透徹的思想光芒一旦照射到韓朝歷史編纂學這塊土地上，就被迄今糾結的各種現實趨勢、訴求、兩難組合而成的多棱鏡折射回來，成為學術追問與現實訴求混合的心理現象和政治問題。迄今還沒有什么理論，能夠化解這種困境，這是韓朝歷史編纂學乃至整個東亞歷史編纂學理論乏力的癥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