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官員的建言去官與起復封贈

李佳

提 要：晚明士人群體好諫諍，因建言而導致去官者眾。針對這種情形，在朝群臣一再要求皇帝起復去官之人，或者封贈逝者，此類呼吁往往在朝廷出現政治變局與皇位更迭時，獲得落實。從長時段的視野看，士大夫掌握了輿論話語權，士論砥礪，皆暗含著鼓勵臣下直諫的思想。起復、封贈之議也反映出晚明中、下級官員與高級官員間的政治隔閡愈深，君臣關系隔膜愈甚的情形。但是，試圖挽救晚明朝廷危局的主體終究是那些敢于建言，不惜去官，以及待詔起復的士大夫，他們無疑是晚明那個時代主流政治文化的傳承與實踐者。

關鍵詞：晚明；建言；起復；封贈

明中期以降，以臣下建言，皇帝不聽為核心的君臣沖突多發，許多官員因此被罰俸、謫遷，甚有被廷杖致死者。亦有一些官員因與皇帝發生爭端，遂主動乞休以明志，皇帝不留，終至致仕去官。官員因建言而去官者，往往被輿論定位為直臣，在朝群臣一再要求皇帝起復這部分官員，或者封贈逝者。本文關注晚明官員建言去官與起復封贈之事的發生軌跡，在此基礎上，探討有關官員起復、封贈言論的政治寓意，深化對晚明士大夫政治價值觀與政治文化的認識。1

一、建言去官

明初，太祖、成祖鐵腕治國，在君臣關系領域內，皇帝專制色彩濃厚。至明中期以后，皇權統治依然強固，然輔政班子漸由功臣群體向士人群體轉移，士氣經百余年涵養，又經土木之變等政治危局砥礪，士風趨向張揚，君臣關系格局與明初已有迥然不同之勢。2遇有君臣意見不合，往往大批官員起而諫諍，并因之去官，構成凸顯于晚明的政治景象。

發起于正、嘉之際的大禮議事件，深度影響了此后通嘉靖一朝的政局走勢。大禮議焦灼時，閣臣楊廷和、蔣冕、毛紀主張世宗當繼承孝宗、武宗之統系，反對世宗推崇本生父母的一系列做法，世宗不用其言，三人先后乞休去官。此后，閣臣石珤繼續上疏反對世宗建世廟，以及奉生母拜謁太廟等事，世宗益不悅，石珤致仕離京時，世宗免其馳驛、夫廩等一切閣臣所應獲得的常規恩典。除去閣臣群體外，在朝許多官員因在大禮議過程中反對世宗所為，而受到貶黜。胡吉勛在《“大禮議”與明廷人事變局》一書中考察了參與嘉靖三年（1524年）左順門哭諫群臣的遭遇，指出世宗此后屢興大獄，逐步清洗了與自己意見不合的官員。3

萬歷五年（1577年），張居正父張文明去世，張居正欲奪情留京視事。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四人先后上疏，反對神宗允準張居正留京，神宗不聽，四人受杖去官。鄒元標時任刑部辦事進士，在四人受廷杖當日，繼續上疏批評張居正奪情之事，神宗為安撫張居正，命將鄒元標廷杖八十，鄒元標因受杖而跛足終生，并被謫居貴州都勻衛。

萬歷朝中期以后，神宗在國本、礦稅等問題上與群臣意見不合，建言之臣屢被貶黜。以國本之爭言之，萬歷二十年（1592年）正月，禮部員外郎董嗣成對神宗貶黜官員之道有過評論，云：“今降調不止，至于削籍，削籍不止，至于廷杖，一人而罰屢加重，一官而盡逐無存”。1萬歷二十年春，給事中李獻可偕六科諸臣請求神宗允準皇長子出閣讀書，神宗得疏大怒，諭令內閣擬旨，欲降調李獻可，其余諸臣罰俸。王家屏封還御批，疏言：

皇上誠念諭教當早，則宜俯納其言，即未合圣心，亦宜寬貸其過，乃怒其煩激，遽加降罰，傳之中外，實駭聽聞。使獻可等止以奏請諭教，遂此重懲，若使奏請冊立，當加何罪？臣等竊恐嚴旨一出，群情驚異，益起疑端，眾口沸騰，轉滋爭論，嘵嘵煩聒，當無寧時，不將益溷宸聽，而增圣怒耶。臣等敢封還批札，冒懇天恩，伏乞垂憫狂愚，特從矜宥，姑準留中。2

神宗得疏，數日不下，王家屏遂言乞休，神宗大為不悅，降旨切責，諭云：“徑駁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禮體，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想卿真欲以此挾君廢政，沽名逸臥，豈人臣之義哉”！3王家屏得諭后，又連上四疏乞休，神宗不再挽留，王家屏致仕歸里。

國本之事一直延續到萬歷朝末年，仍有余波，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一名男子（張差）持棍闖入太子朱常洛宮中，毆傷太監，史稱梃擊案。此事發生后，審訊張差所得口供皆指向皇三子朱常洵生母萬貴妃，當時，又逢神宗生母李太后逝世，宮廷諸事頭緒萬端。為了結梃擊案，神宗在慈寧宮太后靈位前，召首輔方從哲等官員入見，《明神宗實錄》記載當時情況，云：

從哲等未及置對，御史劉光復跪于后班，突出“皇上慈愛”等數語。上驚異，詰問為誰？中使以御史某對，光復猶大言不止，上斥之至再，光復不聞，復申前說。上怒，遂令拿下，猶戒左右勿毆，第押至朝房候旨。4

群臣皆為劉光復求情，神宗不聽，諭：“御史劉光復在慈寧宮圣母幾筵前高聲狂吠，震驚神位，命錦衣衛拿送刑部，從重擬罪具奏”。5此后，在沒有明確劉光復罪名的情況下，劉光復被長系于獄，直至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正月，方被開釋。

綜上所述，明中期以降，官員因建言而去官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這從幾場大規模的君臣沖突可見一斑。較為凸顯者，如前文所言嘉靖朝楊廷和、蔣冕、毛紀，萬歷朝鄒元標、王家屏、劉光復等等。諸臣位重者如幾任首輔，位輕者如觀政進士鄒元標；諸臣所言具體事宜，如大禮議，如奪情，如國本，雖有差異，然明知違逆皇帝意愿而言之，卻又理路一致；諸臣皆因建言而去官，境遇顯著不同，鄒元標受杖謫戍，劉光復被長系于獄，楊廷和、王家屏雖堅辭乞休，然還是受到一定禮遇，得以原官致仕。通過上述事例可以看到，這時的士人群體，無論中、下級官員，還是高級官員，他們敢于以較為激烈的方式建言，楊廷和之后有蔣冕，蔣冕之后有毛紀，毛紀之后又有石珤，鄒元標在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受杖當日進言，不惜一死。王家屏去官后20年間，朝野爭言國本不止。晚明士大夫敢于建言，前赴后繼之勢明顯，承續了明中期以來士氣趨向張揚之風。諸臣去官之后經歷如何，輿論如何評說，又有何種政治寓意，構成有待深入研究的課題。

二、輿論與起復封贈

在君臣沖突中，諸臣觸怒皇帝，隨后去官，在他們被謫戍、幽囚與退居鄉野的歲月里，大批在朝官員一再上疏，要求皇帝起復、封贈諸臣。

嘉靖四年（1525年）三月，此時距離左順門群臣哭諫事件發生不足一年，御史王懋言：“廷臣以議禮死杖下者，如編修王思、給事中張原等十有八人，其父母、妻、子顛沛可憫，乞賜優恤，并贈官、錄蔭”。1此后，御史張袞、喻茂堅、吏部尚書廖紀等人皆上疏言當“起復”議禮得罪諸臣。2世宗不聽。通嘉靖一朝，大禮議依世宗心意定論，楊廷和與其他建言諸臣至死未得起復。直到穆宗繼位后，下詔存問諸臣之家，楊廷和得謚“文忠”，蔣冕得謚“文定”，石珤在嘉靖時得謚“文隱”，穆宗改謚為“文介”。3

再來看萬歷朝的情況，萬歷十一年（1583年）春，張居正去世，神宗下詔起復先前彈劾張居正的諸官，鄒元標應詔任吏科給事中。十二月，因慈寧宮災，鄒元標上疏時政六事?！爱斒菚r，帝方壯齡，留意聲色游宴，謂元標刺己，怒甚，降旨譙責”。4鄒元標被貶南京，后因母去世，鄒元標歸家守制。此后30余年間，朝臣屢次薦舉鄒元標，如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郭良翰疏言：“首劾江陵如鄒元標者，獨暫起而旋罷，屢推而不復起”。5然終神宗一朝，鄒元標未獲起復之詔。熹宗繼位后，鄒元標還朝任左都御史，后因其為魏忠賢等人所忌，漸失熹宗信任，天啟二年（1622年）十月，乞休獲準，遂致仕。天啟三年（1623年），南京吏部缺官，廷議推舉鄒元標出任，熹宗得疏不報，半夜時，傳諭內閣，諭云：“如鄒某衰老蹣跚，何宜復用”？首輔葉向高得疏后，隨即反對熹宗不用鄒元標之議，力求罷歸。御史劉思誨亦上疏云：“陛下奈何以蹣跚棄元標，元標自由向者抗忠受杖，壯已蹣跚，豈關衰老？陛下誠以元標蹣跚，宜益重元標，且元輔以不得其請求去，陛下終不用元標，是速之去也”。熹宗不聽。6天啟四年（1624年），鄒元標卒于家中，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

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四月，此時距離王家屏離任已越兩年，首輔王錫爵言：

原任大學士王家屏其年正在壯強，其才又甚敏練，而其望又大為人情物論所歸。先年止以在閣未久，驟當事任，偶見皇上一時圣怒，匆匆揭解，詞氣之間不暇委曲，致蒙切責，引罪而歸……臣不勝一念薦賢，為國之忠心，謹具密揭奏聞，有如家屏他日負臣所舉，臣甘連坐，伏乞圣裁俯允。7

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七月，山西巡撫魏允貞言：

心膂之臣，以德望勝則王家屏。股肱之臣，以才猷勝則陳有年、沈鯉、李世達、王汝訓。耳目之臣，以忠讜勝則史孟麟、張棟、萬國欽、馬經綸。郎署之臣，以清議勝則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此數臣者，或德可佐圣，有論道經邦之謨?；虿抛銤鷷r，著率屬倡牧之績?；蚯灞缺?，一介不肯傷廉?；蛑邑灲鹗?，百折不能易志?；蛞詧谭ㄊ芤?，或以直言被放。誠慨然起之廢閑，列于有位，將不為司馬光、宮之奇、汲黯諸人者乎？且諸臣之賢，群臣舉者多矣，陛下一不見信，豈以群臣所舉皆私所好耶？諸臣去任已久，而公論僉推，正所謂國人皆曰賢也，陛下何疑焉？乞將王家屏等亟賜起用，庶顯忠遂良風”。8

然而，神宗終不聽群臣起復之議，萬歷三十

一年（1603年），王家屏卒于家，喪訊至京，神宗命贈少保，謚文端。熹宗繼位后，再贈太保。

最后，說明劉光復的起復情況如下。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起，劉光復被幽囚于獄，“部、寺、臺、省諸臣，俱以頒歷、令節，懇上釋劉光復，自是以后，每遇冬至、元旦、圣節，為劉光復祈請者，章滿公車”。1在萬歷朝，甚至出現了專門輯錄申救御史劉光復的奏疏合集，名為《朝野申救疏》。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正月，劉光復獲釋，當時有“永不敘用”之詔。2然神宗死后不久，就出現起復之議，閣臣范景文言：

劉光復既以言獲罪矣，彼其赤忠欲灑，臣取其心，犯顏不避，臣取其氣，而孝慈之語奉揚休美，亦舉朝所共欲言者，不聞有大罪也?；虻锲潴{聲越次耳，然覆盆五載，已寓磨勵之微，權而釋系一朝，彌見浩蕩之德意。若竟其所為，必能殫竭忠猷，報答圣明，一以教臣下之忠，一以明圣主之孝，一以廣先帝之仁，一舉而三，善備焉。伏祈敕下，起升光祿寺寺丞，在本官感恩而圖報，在諸臣聞風而作忠，亦風勵一大機括也。3

光宗允準范景文之議，以光祿寺丞起用劉光復，然劉光復未及赴官而卒。天啟初，劉光復被追贈為太常寺卿。

綜合以上內容來看，在朝官員一再要求皇帝起復議禮諸臣，議國本諸臣等等，要求皇帝對生者復還其職，以封贈為手段，恢復死者政治名譽。諸臣因建言而去官，起復或者封贈之事，不在正常遷除程序內，只能系于皇帝特恩，這也是群臣一再上疏請求的原因所在。結合楊廷和、鄒元標、王家屏與劉光復等人情況分析，官員得到起復與封贈之機，主要緣于兩種事由。

第一，政治事件變局。遇有如神宗清算張居正此類重大政治變局發生，前此涉事官員可能獲得起復。當時，神宗諭云：“朕一時誤聽奸言，以致降罰失中，本內有名建言得罪者，俱起用”。4鄒元標因此詔在萬歷十一年（1583年）被起復。

第二，新君繼位。起復與封贈之意多見于皇帝的遺詔與即位詔，事實上，先帝之遺詔多為后來君臣代擬，新君例于詔書中開復前朝獲罪官員。查歷朝《實錄》所載諸帝即位詔，其中明確涉及起復建言去官之臣的條文見于孝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與熹宗。鄒元標里居30年后，再得為官，以及劉光復被召用，皆在光宗、熹宗繼位之后，與神宗無關。

此外，皇室吉慶典禮與遇災變，皇帝照例修省，亦可能有起復官員之詔。如在萬歷三十三

年（1605年）、三十四年（1606年），神宗因皇孫生、上皇太后徽號，接連頒布赦免建言罪臣的恩詔，實際上卻并沒有實行。萬歷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書趙煥言：“自萬歷十二年以來，去國者不下百數十人，三十三、四年俱有分別起用，酌量奏起之旨矣，而實惜恡如故也”。5萬歷末年，御史翟鳳翀言：“林泉廢棄之彥再蒙恩詔，總是空談”。6

總體來看，起復與封贈建言去官之臣，主要依賴于政治事件變局與皇位更迭這兩種事由。楊廷和等人在嘉靖朝被剝奪一切榮銜，直到隆慶時方得謚號。鄒元標雖然在萬歷十一年（1583年）被起復，但旋被罷斥，此中很難看出神宗有重用鄒元標的誠意。王家屏里居十余年間，終不得神宗起復之詔。劉光復被釋放之時，已近萬歷朝之末，起復之事要到神宗死后才得以實現。就此而言，世宗、神宗在世時，群臣種種起復之議雖然活躍，終究流于空談，此類言論的意義主要體現為士人群體一種政治訴求的表達，暨認為因言去官之人應該被起復、封贈，這是當時士人群體的主流認識。通觀諸臣去官之后的經歷，起復與封贈之事多半要到新朝方得落實。這是因為，諸臣皆因建言而去官，各種形式的恢復政治名譽，皆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對當事之君的批評意味，世宗、神宗不愿為之。日久年深后，時易世變，借由皇位更迭之機，士人群體題請起復、封贈，皇帝允準，反而成為新君刷新政治的一種姿態。

三、起復、封贈之議的政治寓意

晚明，皇帝時有荒怠之舉，制度執行趨于松懈，在這種復雜的歷史情境中，眾多官員積極建言，如楊廷和之諫大禮，鄒元標之諫奪情，王家屏與劉光復之諫國本，當然，他們所言諸事并不具有必然的合理性，卻無疑皆為當時舉朝士大夫欲言而難言之事，與士大夫的主流政治訴求契合。諸臣建言的結果是觸怒皇帝，以至于去官，其中絕大多數人至死不得再登廟堂，針對這種情形，在朝官員一再要求予以起復、封贈，他們以這種方式表達對言事之官強烈而持久的認同。就此類輿論的內容及其活躍程度而言，深度影響了晚明政治文化的面貌，具體言之，主要有如下兩方面寓意值得關注。

（一）“忠臣”形象的塑造及其效應

官員因建言而去官后，士大夫群體關于起復該官的訴求，從其存在方式與討論的內容上看，構成一種含義深刻的政治輿論。對諸臣的贊譽、同情，清晰地表達了他們對這種行為取向的肯定態度。毛紀致仕離京時，九卿與翰林諸司官員在崇文門外為毛紀送別，云：“公此行，可謂完名全節矣”。1隆慶初，諸臣要求封贈蔣冕諸臣，稱其“立朝大節，皆無可議”。要求為石珤改謚時，稱其“名德碩輔”。 2于此可以看到，士大夫積極要求恢復建言之臣的政治名譽，即使已經身死得謚，仍然要求改謚，他們對“起復”的意義判定，已然超越了生死的界限。

萬歷時，倪元璐云：“御史安福傅公應禎，劉公臺，進士吉水鄒公元標，彈章相望，俱杖謫去，直聲振海內”。3方弘靜云：“近者許新安、王山陰（王家屏）之去，忠矣”。4馮琦盛譽王家屏，云：“黃扉三疏，照映千古。夫睹事不可而諫，三諫不入而去。使朝廷知有不愛爵祿之臣，天下后世知朝廷有守禮義，明進退之臣。此其為身輕于一羽，而為國重于九鼎”。5諸臣雖因建言而去官，從此失去了直接“言”于君主的官員身份。但是，人雖離于廟堂，意味卻猶存于士林。王家屏說：“人君惟所欲為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群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刑誅，事庶有濟耳”。6這樣不計個人得失的自陳，被傳播于輿論中，實質上構成一種更為激烈的抗爭，使得先前建言中的壯烈凝固為永恒，由此反而增加了他們忠臣形象的感染力，從而轉化為更為持久的政治影響。

王錫爵繼任王家屏為首輔，在國本問題上對神宗有所妥協，一度同意三王并封之策，朱維

京批評王錫爵說：

皇上雖有分封之意，猶不遽行，而以手札咨之錫爵。為錫爵者即不能如李沅之引燭焚詔，獨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反復披陳至再、至三，必求轉移圣意而后已。如其不然，則王家屏之高蹤尚在，皇上優禮大臣，必無韓瓊、來濟之辱也。奈何智不出此，噤無一語，即欲如旨擬敕，若吏書之承行，惟恐后者。絕裾而行，兼程而至，所為若此，難以厭中外之人心矣”。7

在朱維京的言論中，王家屏成為一種當效仿的榜樣。甚至，王錫爵也認同這種價值觀，他在給王家屏的信中寫道：

我丈早高飛遠引，拔足風塵澒洞之場，而不孝乃一出墮名，再出滋垢，以及于今，則天怒神恫，一身剝喪無余，而萬事已矣。譬之失群哀鳥，徒羨翔鴻，敢尚掛時事于齒牙，理折角之如意哉！8

總起來看，建言，去官，至于起復、封贈現象多見于晚明，需要注意到，起復與封贈之事又對潛在的建言構成一種鼓勵。生者重新任職，死者獲得封贈之典，這意味著官員前此的建言之舉獲得了認可，即若劉光復，除御前言事一節之外，其實并沒有更多引人矚目的政績，卻如閣臣王家屏一般，被定位為忠臣的典型。此外，士大夫持續性的起復訴求，不啻于對皇帝的指責，已然是對建言之臣的巨大肯定，構成一種獨立于皇帝是否起復、封贈之外的精神鼓勵。此中一時一事是非勿論，從長時段的視野看去，士大夫掌握了君臣沖突中的話語權，士論砥礪，皆暗含著鼓勵臣下直諫的思想。起復、封贈，雖被視為皇帝行仁政的一種表現，具有緩和一時君臣關系之效，然其更重要的影響卻在于培育了臣下敢于建言的政治氛圍，其激勵士風趨向張揚的內在理路更為值得注意。

（二）政治隔閡與士大夫政治式微

在晚明，尤其是萬歷中期以降，因建言而去官之人多，不得復官之人又多，類如鄒元標等人的起復之事，是舉朝關注之焦點問題。在許多官員看來，皇帝起復之令不下，位高權重之臣，尤其是閣臣群體往往難逃責難，顧憲成曾經致信申時行，云：

然則在朝者君子乎，非君子乎，憲不得而知也。

已徐而按之，賢如鄒公元標，沈公思孝，艾公穆，傅

公應禎，軍伍矣。賢如劉公臺，囚伍矣。賢如趙公用賢、吳公中行、朱公鴻謨、孟公一脈、王公用汲民伍矣。賢如徐公貞明，李公楨，喬公巖，趙公參魯，雜職矣。賢如趙公世卿，王官矣，然則君子者在朝乎，不在朝乎，憲不得而知也。1

顧憲成將這段話錄入文集，之前尚且存有一段題記，云：“此稿已削，適從敗篋中檢得初稿，追念往事，不忍棄也，聊復存之”。2顧憲成何以“不忍棄也，聊復存之”，對申時行不能促使神宗起復諸官的失望不滿情緒見于字里行間，又可以想見申時行如閱此信，又有怎樣一番無可奈何。

相對于顧憲成，翟鳳翀對方從哲的批評，則更為直接，他說：

陛下召對廷臣，天威開霽，千載一時。輔臣宜舉朝端大政，如皇太子、皇長孫講學，福府莊田鹺引，大僚空虛，考選沉閣，以及中旨頻降，邊警時聞，水旱盜賊之相仍，流移饑殍之載道，一一縷奏于前。乃緘默不言，致光復以失儀獲罪，光復一日未釋，輔臣未可晏然也。3

通過上述顧憲成、翟鳳翀的言論可以看到，士論要求朝廷高官在起復問題上做出更大努力。對閣臣來說，或者出于某種考慮，本無申救之意；或者皇帝不聽，申救而不得；或者對群臣起復之議本有微言。第一種情況可能存在，并已然招至類如顧憲成、翟鳳翀的責難。第二種情況無疑是一種事實。最后一種情況，恰好反映出晚明政治時局的特征性要素，在閣臣陳說的語境中，體現為對官員群起起復之議的批評。如葉向高言：“上本無意深罪光復，特欲借之以遏煩言，而臣下以此為好題目，論救紛然，甚至無干章奏，亦扯入其中。上意愈怒，持之愈堅，又數載方得釋”。4李三才時任戶部，亦云：

皇上即逮光復，今日執之，明日舍之，此亦人主馭下之常。廷臣即欲申救，或燕閑一二語，或從容一二人，自可默霽天威，赦此無罪。何至連篇累牘，舉朝共然，且宗室駙馬亦相溷擾，皇上安得而不怒也。蓋激則怒，怒則憤，憤則疑，一則疑其厚以植黨，而敢于抗上，一則疑其陰有所附，而陽借為名，而光復之罪于是乎不可解矣。5

針對中、下級官員好諫的情形，許國云：“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為捷徑，此風既成，莫可救止”。6圍繞建言與起復之議而起的相互指責，反映出晚明中、下級官員與閣臣為主體的高級官員之間存在某種難于彌合的分歧，士大夫群體已然陷入到某種無法言喻，無可解脫的政治角色困境中，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無論官階大小，無論言與不言，皆不免受到輿論的非議?！睹魇贰吩u論此種景象云：“言事者益裁量執政，執政日與枝柱，水火薄射，訖于明亡”。7

除去士人群體的內部紛爭外，君臣關系亦隔膜愈甚，其實，皇帝雖然有起復之詔，卻往往缺乏用人的誠意，這部分官員已難于獲得皇帝的信任，如鄒元標在萬歷時旋起，旋貶。申時行云：“皇上能容直言，前者斥逐憸邪，錄用忠直，起元標于投竄之中，今未數月，復以修省建言罪之，一人之身倏用倏舍，似非所以慎舉措，而慰人心也”。1甚至有一些官員因起復之議，而遭皇帝貶斥。如顧憲成，“錫爵將謝政，廷推代者，憲成舉故大學士王家屏，忤帝意，削籍歸”。2如孟麟，太常寺少卿孟麟“以直臣愚戇當容也，救御史劉光復。上覽疏大怒，下旨切責，降五級調外任”。3

晚明士人群體好言，因言而去官者眾，復又有朝野起復之議活躍。但是，起復之議往往也僅是一番議論而已，既救不得建言去官之人，君臣關系也隨之隔膜愈甚。其間又難免官員群體內部的競逐名利，互成黨派，中、下級官員與高級官員間的政治隔閡愈深。就在君臣猜忌，官員相互指責的聲浪中，明之將亡的跡象愈發清晰。由此看到，晚明士風張揚的另一面，是士大夫逐漸陷入到一種難于言喻的政治困局中，他們一再要求皇帝起復、封贈建言獲罪之臣，但看似強勢的輿論話語權卻經常游離于具體政治運作之外，無力扭轉危局，這些行為取向匯聚一處，為晚明的士大夫政治添一抹壯烈悲涼之色。

四、余論

官員因建言而去官，可以想見，內心是難免苦悶的。鄒元標自陳云：“臣自癸巳歸里，灰心槁形，坐以待盡”。4因此，新君繼位后，忽有起復恩詔，其報效國家之心亦切。鄒元標言：“臣老且盡，豈復有世間念？為國為民，情不容已矣”。5王家屏退居鄉野之后，寄信其友李棠軒，表達對國事的掛懷，信中云：

既出春明，回首清光，遂成永隔。徘徊瞻戀，何能不黯然銷魂乎？抵里以來……家人、生業、耕織、婚嫁之事，掩耳不愿聞。于于徐徐，粗覺閑暢，惟國本未定，時事多艱，揆席久虛……弟私憂隱衷又可知矣。6

但是，遇有起復恩詔，并非所有的士人皆奉詔而起，亦有一部分士人以患病，或者養親為名，累征不起。若其事由為真，則無可議論之處。但實際的情況是，之所以遇起復而不起，多半因其懷有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志趣，如羅欽順事例，“時張璁、桂萼以議禮驟貴，秉政樹黨，屏逐正人。欽順恥與同列，故屢詔不起”。7萬歷末，顧憲成因薦舉王家屏而被神宗罷官，此后專心講學?！皯棾杉葟U，名益高，中外推薦無慮百十疏，帝悉不報。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祿少卿，力辭不就?！?

晚明，時局愈壞，士大夫不得其志，他們中的多數，仍然心系朝廷，即使因皇帝摧折，已然退居于野，遇有起復恩詔，仍然欲盡臣子之心，如鄒元標之應詔，亦如王家屏關于國事的種種焦慮。但是，如此為之，并不是士大夫的唯一選擇，在當時，縱情山水，乃至放浪形骸者皆有之，或者如顧憲成，懷有講學救世的別樣情懷與實踐。此時，起復為官，已然不再成為他們實現政治理想，亦或人生價值的唯一途徑。這樣的行為取向，與本文所討論的官員建言、去官與起復的仕途軌跡有所不同，展現出王朝末年一部分士人疏離于國家制度體系之外的情緒，但畢竟不是士人群體之主流。晚明士大夫政治活躍，卻又漸漸流于式微，不免于與明王朝一同沉淪，試圖挽救危局的主體終究是那些敢于建言、不惜去官，以及待詔起復的士大夫，其間或有名利之欲，或有黨派之爭，但他們無疑是晚明那個時代主流政治文化的傳承與實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