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發事件的新聞報道和輿論引導

孫正

在政府工作報告和新聞媒體上，不斷出現“突發事件”的字眼，重大突發事件報道不同于一般的新聞報道，其引起的社會輿論具有無比巨大的威力，輿論引導出現偏差容易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重大突發事件輿論引導問題不僅是政府處理危機公關的重要議題，也是新聞傳播界理論研究的熱點之一，對于當前的我國媒體進行了嚴峻的考驗。

那么突發事件究竟意味著什么？一旦發生突發事件，我們該怎么辦？本文試圖從當前我國媒體對于重大突發事件輿論引導的環境、重要性、艱巨性、優勢以及存在的局限，找出合理的應對策略。

一、新聞報道與輿論引導

社會輿論是指社會一定群體內相當數量的成員對社會事物所發表的帶有傾向性的議論、意見和看法，它對有關事態的發展能產生影響。社會輿論有正向和負向之分。正向社會輿論是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負向的社會輿論是片面、極端、虛妄的與民意相反的意見。社會輿論中正向和負向并存、正確引導和錯誤引導并存的事實，以及社會輿論對鞏固政權、穩定社會、促進經濟、傳承文化的重要性，要求必須重視并正確引導新聞輿論。

突發事件具有極強的時間性、震撼性、社會性和不可預料性，而且常常帶有負面性質。突發事件發生后，通常對整個社會的各個方面產生很大影響。這個時期的輿論引導就顯得十分必要和關鍵。正確的輿論引導可以妥善、迅速地處理突發事件，甚至化危機為轉機，推動社會更好地發展。而對于輿論進行失之偏頗的報道和引導，就往往會激化事件本身，造成難以挽回的影響。

二、突發事件——媒體報道面臨轉型

隨著社會轉型期的到來，我國已進入了一個突發事件高發時期，突發事件同時也在考驗我們的新聞媒體。新聞媒體是信息與公眾之間的橋梁，同時新聞媒體通過選擇信息時“把關人”的作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公眾對世界的認知。媒體報道面臨著新形勢、新任務、新考驗、新挑戰，因此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和轉變。

1.媒體報道必須體現理論創新要求

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突發事件中的新聞發布、輿論引導和媒體管理工作，我國構建突發事件應急處理機制的工作逐步加快，各類相關政策文件、法律法規不斷出臺。2006年的《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200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200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都對突發事件中的新聞發布、輿論引導和媒體管理工作予以高度重視，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規范。

從國家政策層面來看，國家對重大突發公共事件進行了制度上的規范，同時增強了信息的公開化和透明化，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國內突發事件報道的環境正處于寬松狀態，也為媒體報道突發事件提供了很大的活動空間。

2.媒體報道必須滿足社會公眾需求

2008年9月12日，石家莊三鹿集團三聚氰胺事件遭到曝光，震驚了整個中國。在三聚氰胺遭到曝光，全國各大電視、網站媒體不斷跟進報道之時，據稱，當年3月份三鹿集團就接到消費者的反映，6月份反映人漸多，8月份偷偷摸摸地停產并私下收回。從三鹿自己公布的信息來看，他們對自己的奶粉有問題早已知情，可是全國眾記者們好像都是一無所知。是真不知，還是假裝不知？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隨著一篇《甘肅14名嬰兒疑喝“三鹿”奶粉致腎病》真相終于被徹底揭開以后，仍然有媒體與廠商相互勾結，百度公司的“屏蔽門”凸顯了媒體社會責任感嚴重缺失的弊端。值得注意的是，三鹿奶粉事件中，新聞媒體的反應與汶川地震時播報的廣泛贊譽大相徑庭，為什么4個月以后，媒體不但沒有從經驗中吸取有益成果，反而越陷越深呢？兩相對比，只有及時準確公開信息，用坦誠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進行準確的報道，占據了輿論的制高點，才能防止謠言，爭取民眾信任，才能占據主動，形成合力，才能維護好社會秩序的穩定。

三、輿論引導應對措施

作為媒體，應當以鮮明的輿論導向融入到新聞傳播的各個環節中。同時，輿論引導的復雜性和特殊性決定著如果要把輿論引導好，單靠媒體本身是不切合實際的，必須構建強勢媒體，引導對外宣傳，完善機制體制，著重信息收集，充分調動各方積極因素，團結合力面對并最終戰勝各種突發事件。

注重“把關人”的角色，建立突發事件報道協調機制和信息收集機制?，F代傳播雖然削弱了把關人對信息的掌控力，但這并不等于說把關人的社會職能的終結。傳統媒體的階級、文化和道德立場的本身還是會受到種種社會團體及個人因素的影響。即使是在網絡世界中，新聞媒體四通八達的關節點上仍然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把關人”（如網絡記者、網絡編輯、網站論壇的管理者等），他們對于網絡媒體宣傳科學理論、傳播先進文化、塑造美好心靈、弘揚社會風氣方面有著神圣的職責。

與過去相比，“把關人”的引導方式應有變化，即在充分尊重人們言論自由、允許各種不同觀點和意見的前提下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在面對突發事件時，公眾知情權必須得到充分滿足?！鞍殃P人”向“引導人”轉變是引導社會輿論向積極方面轉化的有效手段。

（作者單位：遼寧廣播電視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