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對制定和實施中國科技發展戰略規劃的貢獻*

樂山市社科聯課題組

（樂山市社科聯，四川 樂山 614000）

在中國科學院成立之初，郭沫若1949年11月14日在對科學院同仁講話時如此說道：“國家施政有緩急輕重，我們的國家現在必須要盡速恢復戰爭瘡痍。因此，現在的政治重點應放在經濟建設方面。提高發展生產需要技術科學、自然科學?，F在人才太少，我們得趕快訓練大批人才，掌握住進步的技術以達到發展生產的目的?！?978年3月31日，郭沫若在全國科學大會閉幕式上的講話中如此說道：“科學需要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更需要科學技術?！弊鳛橹袊茖W院第一任院長，郭沫若為中國科技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本文擬對此進行簡單論述。

一、提出并參加制定我國第一個科學發展遠景計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全國僅有30多個科研機構，科研機構的人員不足5萬人，其中專門從事科研工作的人員僅600余人，尖端科學基本沒有。毛澤東曾感慨地說：“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盡管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科研狀況有所改善，但仍然無法滿足新中國各項建設的需要。

在面臨我國科技落后于國家建設和國民經濟需要的現實現狀下，作為科技事業領導者之一的郭沫若，產生了一種極其強烈的中國科技現代化的使命感和緊迫感?！?955年1月，中科院院長顧問Β·Α·柯夫達向中科院提交了《關于規劃和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性的科學研究工作的一些辦法》，對規劃與組織工作有著豐富經驗的柯夫達在報告中提出了關于學科建設、科研機構布局、根據生產力和資源合理配置產業、加強科研與產業部門的合作等多項建議，其中最重要的是柯夫達在報告中建議中國規劃全國的科學研究工作、編制15年科學發展遠景規劃，以解決國民經濟建設15年計劃中提出的最重要的科學技術問題?！?/p>

柯夫達的建議立即得到了郭沫若的重視，他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應該制訂中國科技發展遠景規劃，并且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加快這一規劃制定的進程：1955年2月12日、4月7日，中科院黨組和院長郭沫若先后向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匯報了此項建議；6月，在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上，郭沫若在工作報告中就發展我國科技事業提出了5項重要建議，第一項建議就是“研究并制定我國科學發展的遠景計劃”。該建議以中科院學部成立大會總決議的形式，向黨中央、國務院報送，很快被黨中央、國務院采納，并決定編制《十二年科技規劃》。

隨后，1956年3月14日,在周恩來、陳毅、李富春、郭沫若等領導下，經過充分醞釀，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正式成立：由陳毅副總理任主任（其后，由于陳毅副總理調外交部門工作，中央和國務院在1956年11月任命聶榮臻為副總理兼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主任），由副總理李富春、國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在1956年6月15～30日召開的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副院長李四光任副主任，張勁夫為秘書長，科學規劃十人小組的其他九人任副秘書長，負責起草全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的制定工作。

在郭沫若的大力支持下，包括中科院全體學部委員在內的400多位科學家，積極參與到了全國十二年科技發展遠景規劃的編制工作之中。4月，又邀請了16位蘇聯科學院專家來中國對規劃提出意見和建議。8月，完成了《規劃綱要（草案）》并召開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擴大會議，對《規劃綱要（草案）》進行結論性討論，并通過《關于科學規劃工作向中央的報告》，從而完成了編制任務。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后執行，在全國掀起了“向科學進軍”的熱潮。該規劃對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及科技體制的形成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二、支持并貫徹“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

原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回憶，在制定《十二年科技規劃》時，有一個大難題：“在規劃中，采用什么方針來體現趕上世界先進科技水平的號召呢？經過科學家的反復討論，大家贊成‘迎頭趕上，重點發展’的方針，即起點要高，并要突出重點。當時在許多重要領域，我國還處于空白或者很薄弱的狀況。因此，有的同志對‘重點發展’表示贊成，但對于‘迎頭趕上’，則認為脫離了中國實際情況，是不現實的，他們主張應從打基礎開始?！睆垊欧蛘f，在激烈的爭論中，郭沫若堅決支持：“重點發展，迎頭趕上”方針，隨后又得到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批準。

1958年初，郭沫若帶領科學技術代表團訪問蘇聯后在報告中如此說道：“由于科學技術研究工作的范圍無邊無際，而人力財力總是有一定限度，因此在一定時期內，必須圍繞某些和經濟建設、國防建設關系重大的科學部門進行研究，使這一些重點部門在比較短的時期內以最高的速度向前邁進。同時以這些部門為骨干來帶動其他有關的科學部門，從而促進一般科學水平的提高。這樣，重點發展并不是孤立的發展，而是圍繞著一定重點對有關的科學部門作全面安排”。

因此，在郭沫若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十二年科技規劃》從13個領域提出了57項重要科學技術任務，并從其中抓住更帶有關鍵意義的12個科學研究重點：（1）原子能的和平利用；（2）無線電電子學中的新技術；（3）噴氣技術；（4）生產過程自動化和精密儀器；（5）石油及其他特別缺乏的資源的勘探，礦物原料基地的探尋和確定；（6）結合我國資源情況建立合金系統并尋求新的冶金過程；（7）綜合利用燃料，發展重有機合成；（8）新型動力機械和大型機械；（9）黃河、長江綜合開發的重大科學技術問題；（10）農業的化學化、機械化、電氣化的重大科學問題；（11）危害我國人民健康最大的幾種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滅；（12）自然科學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論問題。在“重點發展”的方針下，這些領域都取得了重要的進展。分子生物、核物理、高能物理、高分子化學、半導體物理、計算機、自動化、生態環境、空間技術等世界科學前沿的研究也都開展了起來，為我國國民經濟、國防建設和科學技術事業，特別是為一些新技術的發展和“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堅實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重點發展，迎頭趕上”里面又涉及到四項緊急措施，即：加快發展計算機、半導體、自動化和電子學四個領域，在郭沫若的大力支持下，科學院調出了一批科學家主持或參加研究，并動員有關的各個研究所接受任務，配合做研究工作。郭老當時對科學院的一些著名科學家，如錢三強調到二機部主持原子能科研工作，錢學森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主持導彈科研工作，以及調出一批相應專業的科學家參加“兩彈”研制工作，都從大局出發，堅決支持黨中央、國務院的決定。上述四項緊急措施，當時在我國都屬于空白或極為薄弱的領域，郭老對于加強這些領域的科學力量和研究工作，十分重視，全力支持科學家們提出的緊急措施方案。

三、堅持“任務+學科”的方法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迫切需要科學家的參與。中科院成立以后，“理論聯系實際”、“科學研究為人民服務”、“科學研究與實際密切配合”成為科學研究的新方向，因此中科院承擔了大量國家經濟建設中的重大任務。但是，科學研究必須嚴格遵循科學規律?？茖W研究的根本任務是為促進科學本身的發展，還是為經濟建設服務？是為經濟建設長遠發展服務，還是為一時、一事服務？在兩者之間如何尋求一個平衡點？新中國科學事業的組織者和參與者，一直在這個問題上苦苦探索。在這種背景下，《十二年科技規劃》所確定的“任務帶學科”，被認為是解決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

原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撰文披露：對于如何制定12年科學規劃，從事基礎研究的科學家，傾向于從學科角度來進行規劃，而從事技術科學和來自產業部門的科技專家，則傾向于從經濟建設任務出發來進行規劃，各有高見，爭論很激烈。經過多次討論醞釀，這兩方面的科學家取得了共識：以任務為經、學科為緯來進行規劃，擬定一個“規劃綱要（修正案）”作為主件；為防止忽視基礎研究的傾向，專門補充制定了一個“基礎科學研究規劃”，以加強數學、物理學、化學……等學科的研究。在如何制定科學規劃的方法論上，郭老當時是積極支持把任務和學科結合起來的規劃方法的。

這種規劃,打破了常規的按學科分類組織科學技術研究機構的方法,而是按國家建設的需要,提出需要完成的科學技術“任務”,并以此為核心,組織科研力量,建立科研機構,承擔這些“任務”。并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建設起諸多學科的基礎。比如，1957年，蘇聯人造地球衛星上天后，科學院的科學家對研究人造衛星的積極性很高。郭老很支持科學家們的想法，報到黨中央后得到批準。研究人造衛星的任務，就落到中科院，各有關研究所分別承擔了研究任務，并集中了相關的科技專家組建了設計院。到1970年4月，終于實現了中國人造地球衛星上天的任務。人造衛星和相關的火箭、導彈的成功，促進了我國航天學科的發展。又如，1960年，中國打下了美國的U-2飛機，黨中央要求中科院有關研究所進行分析解剖。此任務涉及光學、精密機械、膠體化學等多個學科。為了圓滿完成此項任務，郭沫若指示，抽調一部分中青年科學家，組建起一個新的感光材料研究室，以任務為主，來開展研制，而這些中青年科學家，也以能承擔這樣重要的國防任務為榮。這樣的安排，對各方面的科研人員的積極性都照顧了，都調動起來了。其他的經濟建設、國防科研任務，也常有類似的情況。

然而，科技界對于“任務帶學科”的方法，仍然存在不少議論，對此，郭沫若院長專門派錢學森和中國科學院新技術局局長谷羽，到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考察?？疾熘?，錢學森看到了張存浩教授承擔的固液推進劑及其燃燒機理的研究成果，認為頗有成績和創建，說明“任務帶學科”的提法是站得住腳的，它不排除學科發展對任務的推動。后來張勁夫同志把這個提法補充為“任務帶學科，學科促任務”，就更完整了。郭沫若聽取了錢學森和谷羽在大連的考察匯報后，1966年2月親臨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主持了現場會議，總結推廣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任務帶科學”的經驗，對中科院技術科學各研究所的工作開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歷史證明，郭沫若積極支持并且認真實施的“重點發展，迎頭趕上”方針，和以“任務帶學科”的方法，在當時新中國的有限條件下，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發展科學的道路，大大提高了有關學科的應用價值和科學研究水平，成為大量分支學科發展和形成的基本動力。與此同時，有關工作為政府和社會提供了大量的建議和科學資料，在生產實踐中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現在是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時代，現在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主要是科技實力的競爭，在這一時代背景之下，重溫郭沫若對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所做出的杰出貢獻，對我們如何處理科學技術發展問題無疑是有啟示意義的。

[1]崔伯良.郭老和中國科學院[A].郭沫若故居、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編.郭沫若百年誕辰紀念文集[C].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

[2]郭沫若.科學的春天——在全國科學大會閉幕式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1978-04-01.

[3]楊文利.新中國第一個科技發展規劃的制定、實施及歷史經驗[J].中共黨史研究，2007（6）.

[4]張勁夫.深切懷念老院長郭沫若同志[N].人民日報，1992-11-15.

[5]郭沫若.加強中蘇科學合作為促進科學事業的大躍進而戰斗——訪蘇科學技術代表團總結報告(摘要)[J].科學通報,1958（7）.

[6]張九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對“任務”與“學科”關系的討論：以中科院組織的自然資源綜合考察為例[J].自然辯證法通訊,2011（3）.

[7]王文華.藝術的科學創造的親密伙伴——郭沫若與錢學森的友誼[J].郭沫若學刊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