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舒爾茨的《郭沫若與浪漫主義美學》譯介

楊玉英 廖 進

（樂山師范學院，四川 樂山 614000）

1978年前英語世界研究郭沫若的學術期刊論文共有四篇,發表在《東方文學》1955年第2期上威廉·舒爾茨的《郭沫若與浪漫主義美學：1918-1925》是其中較早的一篇，也是英語世界研究郭沫若詩學與美學思想最早的文章。文中所闡發的關于郭沫若的創作背景、思想狀態、詩學與美學主張以及對所涉及的詩歌文本與詩學文本的全文或部分英譯，有些已經成為其后郭沫若研究學者所了解的常識。對于這些相關的內容，筆者權作精簡或省略。也因為同樣的原因，本文作者會在行文時將其觀點，包括文后的注釋中那些新穎的有價值的理念、錯誤或值得商榷之處一一指出。

這篇長達33頁的文章從“簡介”、“傳略”、“1918-1925年”、“觀念的構成”與“詩學理論與實踐”五個方面對郭沫若浪漫主義美學思想的發生、發展及其在詩歌創作中的體現進行了翔實的闡發，文本涉及到對《天狗》《創造者》《鳳凰涅槃》《地球，我的母親》《筆立山頭展望》《立在地球邊上放號》和《我是個偶像崇拜者》等7首郭沫若詩歌的全文翻譯。文后注釋翔實，有91條，共8頁，是論文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簡介”部分有兩處值得注意。一是作者認為，郭沫若靈巧的、時刻準備好的筆常常以詩歌的形式來號召同胞們關心國家和民族大事。他現在的政治地位使他在政治和文化宣傳方面的杰出才能得到了體現，但也正是這個政治地位阻礙了他從政早些年在學術上的發展。二是浪漫主義的文學理想在1925年的時候突然遭到遺棄，代之以“應該積極為社會的進步服務”的申明，但這只不過是包含在辯證唯物主義術語中的“革命文學”的短暫前奏而已。

“傳略”部分指出，郭沫若在最初充滿熱情的創作歲月里所信奉的浪漫主義，是結合了他自己的充滿激情的觀點，他所閱讀的中國作家，以及泰戈爾、年輕的歌德和惠特曼的作品的。在這種精神與影響下創作的郭沫若詩歌和戲劇，正是本文所研究的主題。郭沫若的激進傾向和當時彌漫在20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和文學家中的那種思想的漂移不允許他保持一種將藝術本身當成目標的藝術信仰（即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信仰）。

“1918-1925年”一節有多個需要注意的觀點。作者認為，1925年郭沫若戲劇性地背離自己的浪漫主義的信條,被好些批評家認為是其所謂的早“期”結束的標志。由于對郭沫若生平和創作的最初的調查研究以及對他已經出版的作品的批判性的研究版本都還沒有確定，這個必須得等待他停筆為止，將其生活進行分期是完全沒有意義的。而且，這樣的事更多僅依賴于觀念的轉變。郭沫若1925年后的戲劇和詩歌繼續在總體的語氣和感覺上反映出那種潛在的浪漫主義的氣質，這就使得將其創作進行分期變得更加的牽強。

要是郭沫若從醫學院畢業之后選擇文學和公眾生活沒有反映他的氣質和心理性格的話，它們是不會引起文學研究者的關注的。他在不同的時候對此選擇給出了兩種不同的理由。是少年時代就有的耳疾阻礙了他的醫學實踐嗎？還是因為他相信文學能夠為中國的需要提供更好的服務呢？前一個理由會引發對后一個理由的真實性的質疑，而且兩個理由本身都不完全正確。作者在文后的注釋第19中指出，在《郭沫若選集》第一卷第152-166頁的《歧路》中，郭沫若有力地譴責了那個繁殖連醫生也不能治愈的疾病的社會體系。這種疾病只能通過社會行動和社會改革才能根治。這個觀點也被如白英和袁家曄（Yuan Chiahua）這樣的批評家所引用。然而，這更多似乎是對過去行為的一種辯護，而非對在經過幾年的學習之后為什么要放棄學醫這個問題的回答。

舒爾茨在提及郭沫若讀中學時被《史記》所吸引時的表達不太清楚：“在他自己對學生時代的記敘中，郭沫若回憶起年輕時被《史記》《屈原列傳》所吸引，(屈原)對他此后登上共產黨的文化英雄萬神殿是有幫助的。還有項羽、伯夷及其他人物的傳記?！妒酚洝分械摹洞炭土袀鳌穼粢灿泻艽蟮奈?。除了反映出郭沫若對古代典籍的興趣之外，文中他列舉的這個清單還試圖反映出他自己的精神特質?！痹脑凇妒酚洝罚⊿hih-chi）之后緊跟著的是對《屈原列傳》的英譯（biographies of Ch’u Yuan），讓讀者一看以為是對《史記》的英譯。將其改為“the Biographies of Ch’u Yuan in Shih-chi(史記,The Historical Records)”更準確，也不易引起讀者的誤解。關于《史記》，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中是這樣記敘的：“把《史記》讀了一遍的也怕就是在這個時候。那時候我很喜歡史太公的筆調，《史記》中的《項羽本紀》《伯夷列傳》《屈原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信陵君列傳》《刺客列傳》等等，是我喜歡讀的文章。這些古人的生活同時也引起我無上的同情?！笔鏍柎木o隨其后評論道，只有極個別例外，所舉的這些歷史人物，包括出現在《刺客列傳》中的那些，都是以他們對無望的事業的支持和與《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的感傷情緒相似的悲觀厭世而出名的。這或許也是對中國時代精神的反映，這種精神要求人們對民族的覺醒和年輕祖國的復興作出無私的奉獻。

“觀念的構成”一節主要梳理了郭沫若詩學和浪漫主義美學思想的形成過程，對其《王陽明禮贊》《創造十年》和《文藝論集》中的詩學和美學觀點進行了引用，對《湘累》中的兩處屈原自白進行了引用，并對《天狗》《創造者》《鳳凰涅槃》《地球，我的母親》《筆立山頭展望》《立在地球邊上放號》和《我是個偶像崇拜者》等7首詩進行了全文英譯。

舒爾茨認為，從整體的思想發展來考慮的話，浪漫主義在現代中國是個異常的現象，它的產生是對藝術與非藝術需求的回應。它是對早期的那種秩序井然的自滿的反對，是對逐漸灌輸的新鮮感、活力以及藝術世界之意義的尋求。分離與對美學價值的奉獻對其存在來說是必要的，但是一種要求藝術完全自治的生活方式卻發現社會理想在喧囂的現代中國是被限制了的。中西思想相融合的遺產能夠明顯地在郭沫若創作于日本時期的詩歌和文章中看出來，在他的自傳體作品中這兩種不同的思想來源甚至更加顯而易見。

在舒爾茨看來，郭沫若接近王陽明哲學在本質上是基于感性而非理性。而郭沫若在他說到自己對泰戈爾和歌德詩歌的喜歡，指出是通過這兩個詩人，他發現了哲學上的泛神論之后講，“或者可以說我本來是有些泛神論的傾向，所以才特別喜歡有那些傾向的詩人的?！彼谇楦猩弦栏接谝环N理想的自然的體系。有人認為，他的思想，正如在他的詩歌和戲劇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更適合與19世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的感性的泛神論相比較。舒爾茨在文后的注釋第37中提及，朱自清編輯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第8卷《詩歌卷》第5頁上指出了郭沫若詩歌的兩個顯著特征：一是泛神論思想；二是20世紀的反抗精神。這兩個特征都是與中國的傳統和詩歌相異的，也即是它們都是從外國引進的。

作者認為郭沫若的《天狗》反映了他的創作思想——將那個完全可以理解的自我與無限的、唯心主義的、在詩中甚至有些自我本位的“我”進行了詩意的認同，將宇宙看成是包蘊了個體的宇宙靈魂的世界。舒爾茨在注釋第40中提醒讀者，不能將郭沫若的“天狗”與弗朗西斯·湯普森(Francis Thom pson)的“天堂獵犬”混為一體。在英國詩人湯普森那首作于1893年的著名詩歌《天堂獵犬》（The Hound of Heaven）中，詩人將天主比喻成天堂里的一條高貴的獵犬，它是一個不屈不撓的追求者，一直在獵取人心。

在舒爾茨看來，盡管《天狗》一詩在詩學高度上沒有可比性，但蘊含在創作于《天狗》之前和之后的那些詩中的詩人的觀點卻可與威廉·華茲華斯詩學的泛神論的表達相比：“在所有人都與上帝同在的那種內在生活中，人自己就是上帝，存在于一個強大的整體中，正如正午時分，當整個半球都呈現一片天藍色時，無法分辨出無云的東方與無云的西方一樣?！被蛘吲c《創造者》一詩中想要表達的創造社的詩學宣言相比。郭沫若自己稱受到了惠特曼的影響而創作的《鳳凰涅槃》一詩，表現出了與19世紀歐洲浪漫主義和惠特曼的超驗主義的烙印相同的幾個基本的構成特征?！耙磺械囊?，一的一切”的重復，反映出了作者郭沫若的現實的一元論的觀念。那群聚集在瀕死的偉大鳳凰四周的貪得無厭的小鳥，象征著外國帝國主義勢力瓜分衰弱、一盤散沙的中國之企圖。而重生的鳳凰則預示著一個嶄新的、現代的、輝煌的中國的再生。民族主義在郭沫若的詩中，同時也在中國的時代精神中有著強烈的共鳴。從總體的效果來看，《鳳凰涅槃》一詩的樂觀多于悲觀，但是受浪漫主義的鼓舞而對貧窮、疾病和骯臟的抨擊仍然是存在的。19世紀的歐洲浪漫主義作家大都是貴族，他們遠離下層階級，發現用他們的信條來批判人類的貧窮以及造成貧窮的原因是必要的。同樣的顯而易見的矛盾也在郭沫若的作品中有所體現。

相互作用的宇宙靈魂，現在表現為人同時也表現為自然，在郭沫若的詩《筆立山頭展望》中被呈現為“自然與人生的婚禮”，而在《地球，我的母親》中則是在對地球母親說，“我的靈魂便是你的靈魂”。人的個性、自我的超越和自我的肯定在如《地球，我的母親》和《立在地球邊上放號》中可找到表達。⑧(p66)

舒爾茨在英譯《筆立山頭展望》時將原放在詩末注釋中對“筆立山”的說明“筆立山在日本門司市西。登山一望，海陸船廛，了如指掌”放在了詩的正文之前，但是他對“海陸船廛”和“了如指掌”的翻譯都不準確：“船、陸地和海洋，像手掌一樣明亮，一目了然?！薄扳堋痹诠糯傅氖且粦羝矫袼〉姆课?，這里可通指岸上的房屋?！傲巳缰刚啤币鉃閷η闆r非常清楚，好像指著自己的手掌給人看。

在舒爾茨看來，郭沫若在歌德的影響下創作的三幕劇《湘累》，不僅表明了他在觀念的強調上的轉變同時也顯示出他氣質的變化?，F在，他不再讓自己不停歇地狂喜地高歌，而是以一種更加克制但仍然充滿感情的口吻來述說：“我又盼不得早到天明，好破破我深心中不可言喻的寥寂。啊，但是，我這深心中海一樣的哀愁，到頭能有破滅的一天嗎？哦，破滅！破滅！我歡迎你！我歡迎你！我如今什么希望也莫有，我立在破滅底門前只待死神來開門。啊??！我，我要到那‘無’底世界里去！”此外，郭沫若作品強調的重點也變了。他從在惠特曼的影響下贊美和陶醉于自然的善與人的進步，到現在對人與人類社會給予更多的批判。

詩人仍然是樂觀的，因為他呼吁人們起來反對他自己，祛除世界的邪惡。偶爾，在他的作品中女性扮演了男人邪惡行徑的拯救者或精神的復仇者?！杜裰偕愤@部神秘主義與經驗主義的浪漫結合之作，描繪了女神們對美麗新世界的摧毀。舒爾茨在注釋第66中指出，郭沫若曾說《鳳凰涅槃》是中國之新生的象征，《女神》這部詩集中的其他詩歌，如《匪徒頌》和《晨安》，都是對這種精神的委婉的頌揚。

郭沫若的詩集《瓶》中的那種壓抑的、憂郁的味道或許反映了他正在經歷的思想變化。它們似乎與《瓶》之前的詩篇中的那種青春活力和《瓶》之后的詩篇中的“革命文學”的精神完全不同?！镀俊坊蛟S暗示了這些詩歌是寫于他與合法的決裂和與另一個相結合之間的低谷時期。

“詩學理論與實踐”一節闡釋歸納了郭沫若的詩學理論和美學思想在其詩歌創作中的具體體現。作者指出，在郭沫若的折衷主義詩學主張中，藝術是天才詩人以韻律的形式對情感的自然表達：“文藝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藝術家內心之智慧的表現。詩人寫出一篇詩，音樂家譜出一支曲子，畫家繪成一幅畫，都是他們感情的自然流露……”空間藝術和時間藝術都傾向于音樂性，在這種運動中，音樂是最重要的：“音樂、詩歌、舞蹈都是情緒的翻譯，……一是翻譯于聲音，一是翻譯于文字，一是翻譯于表情運動?！笔鏍柎膶簟端囆g的本質》中對詩的三個特征的歸納做了引用：“1.詩是文學的本質，小說和戲劇是詩的分化。2.文學的本質是有節奏的情緒的世界。3.詩是情緒的直寫，小說和戲劇是構成情緒的素材的再現?！薄霸姴皇恰觥鰜淼?，是‘寫’出來的”意指藝術是不能設計的，它是詩人情感以韻律和表達的形式之即時的、自然的投射。

新詞也豐富了郭沫若的創作。詩中現代科技術語被借用，產生了良好的效果。他長期呆在日本和其間接受的醫學方面的教育并不是完全無用的，如“大都會的脈搏呀！生的鼓動呀！”、“我是X光線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總量！”、“我如電氣一樣地飛跑！”等等這些詩行構成了中國新詩的新起點。日本的術語，尤其是關于科技方面的，被引入中國的詩歌中，成了郭沫若的外援。上面這些表達帶給他的詩一種現代的科學文化氣息，這與中國想要將自己從一個落后的國家轉變為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

豐富的、變化多樣的修辭手法可在郭沫若的詩歌中找到?！暗涔省痹谄湓姼柚杏懈叨鹊陌l展，因為對他而言詩歌不是一種技巧的精心之作，而是內心沖動的自由的、不受束縛的表達。郭沫若文學作品的典故主要源自漢朝及之前的經典，如《楚辭》《史記》《山海經》《列子》《說文》、儒家經典等。

在象征性的語言方面郭沫若對中國的詩學語言并沒有什么令人驚異的創新。他采用標準的象征體，如“荷”與“梅”象征純潔與高貴，“鳳凰”象征國家，“群鳥”采用的也是它們通常的含義。

《湘累》中最有趣最令人喜歡的一處明喻是詩人將“腦袋”比作“灶頭”，將“心臟”比作“土瓶”，將“眼耳口鼻”比作“煙筒的出口”。在《天狗》中他則將自己比作可以吞下整個宇宙的“天狗”，比作“月底光”、“日底光”、“一切星球底光”、“ X 光線底光”和“全宇宙底Energy底總量”。在該詩的第三詩節，詩人把自己比作“大?！?、“烈火”和“電氣”。

郭沫若從西方的文學經驗中借用了十四行詩來滿足自己的個體需求。變換不定的詩行長短、不均勻的詩節、跨行的詩句是他詩歌的顯著特征。這些詩明顯地不注意詩歌的形式，其中大多是試驗性的，但有的也被證明是相當成功的。郭沫若最好的詩是用自由體形式創作的，只是基本的韻律、語言的流暢和內在的張力將他的詩結合為一體。

重復是郭沫若詩歌自始至終用來表達自己情感的技巧。對詞語、詩行的重復使用發展到了很高的程度，使他的詩產生了一種音樂的效果，遠遠超過了他詩歌的抒情特征?！而P凰涅槃》即是運用這種技巧的典型?！短旃贰分忻恳恍械拈_頭用的都是第一人稱代詞“我”?！兜厍?，我的母親》中每一詩節都是以標題“地球，我的母親”開始的?！读⒃诘厍蜻吷戏盘枴泛汀段沂莻€偶像崇拜者》中重復技巧的使用也是很明顯的。

平行詩行的使用多到不用提醒大家注意，相反，需要提醒讀者注意的是《晨安》中對中國傳統詩歌技巧的運用。

如果對郭沫若詩歌進行歷時的考證的話，可以看出其越來越背離松散的自由體詩的形式，相反，增加了對詩歌形式細節的關注。詩集《瓶》中的詩歌就呈現出了這個事實，從中可看出詩行長短的規律性、每個詩節中數量相同的詩行以及更多運用的是每個詩節是四行的形式。同樣需要給予高度關注的還有他在美學原則和個人氣質方面的轉變。他的詩學才能的這種束縛或許是其詩歌力量總體上下降的原因。

在總體的風格上，郭沫若的詩歌表現出兩個明顯的極端：一是早期詩歌中那種急迫的、強有力的語言上的沖力與《瓶》中平靜的、克制的詩行；二是所謂的“惠特曼”時期的詩歌中豐富的、充滿活力的語言與后期詩歌中憂郁的文字。

郭沫若這些年的詩常常是詩人情感沖突的直接的闡述。這些詩表現出了一種風格，這種風格即是他的強有力的美學思想的直接結果：“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創造，自由地表現我自己。我創造尊嚴的山岳、宏偉的海洋，我創造日月星辰，我馳騁風云雷雨，我萃之雖僅限于我一身，放之則可泛濫乎宇宙?！?/p>

他的詩歌是一種輕率的感情的沖動在詩的外衣下的表現，具攻擊性、傲慢無禮、自信、獨斷而且具有強烈的自我中心意識。他的這些自吹自擂的詩只不過是他氣質的反映而已。

郭沫若的詩，尤其是他所謂的“惠特曼”時期的詩，總體上不如他后期的詩和戲劇那樣在問題的判斷和風格上具有批判性?！杜裰偕分匈x予幾乎所有戲劇人物的夸張且言不由衷的話，使得這種方式幾乎完全不適合現代戲劇或詩歌。而且，詩人在這方面的不足似乎充分地表現在人物膚淺的對話中，尤其是在共工和顓頊之間你來我往的空洞語言上。

總體說來，正如郭沫若這個時期的作品所證明的，讀者可以在其早期詩歌中讀到一些他最好的詩。與散文體作品相比，他的才能更適合詩歌，盡管對話在散文體作品中的使用效果更佳。郭沫若在美學原則上的逐漸轉變，或者在根本上更是氣質和個人性情的問題，與靈感和有效的陳述的衰退是并行的，表明了一種因果關系。他早期的作品中所表現的那種精神和語言上的新鮮感，在后期作品中完全沒有了。后期的作品在總體上可比作是他自己對“屈原”，即詩人自己的“他我”的描繪，是一個“在外表和特征上蒼老、形容枯槁之人”。（12）(P74)

盡管存在諸多不足，文中指出的僅是其中的一些，但他并非完全配不上他所自稱的那些大師。如果不從各個視角去考察去研究他整個的生活和創作的話，要對他真正的地位作出全面的評價都將是不成熟的。然而，下面這個建議或許不算是太早，那就是，郭沫若在世時國內批評家和讀者對他的贊譽在某種程度上是應得的?；蛟S，更可能是他對時代和其他作家的影響比他自己的創作本身使他居于中國現代文學最杰出的作家之列。

注釋：

①除舒爾茨的《郭沫若與浪漫主義美學：1918-1925》外，另有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哈佛中國研究論文》分別在第4期和第11期上刊載了關于郭沫若的研究文章。其中一篇是克拉倫斯·莫伊的《郭沫若與創造社》，發表于1950年。另一篇是戴維·羅伊的《郭沫若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的時期：1892-1924》，發表于1958年。斯洛伐克著名漢學家馬立安·高利克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系列之四《郭沫若的無產階級批評》于1969年發表在《亞非研究》第5期上。其出版信息為：

William R. Schultz. “Kuo Mo-jo and the Romantic Aesthetic: 1918-1925”. Journal of Oriental Literature, 6.2 (April, 1955). pp.49-81.

David Tod Roy.“

Kuo Mo-jo: The Pre-Marxist Phase: 1892-1924

”. Papers on China, 1958，No.11. pp.69-146.Marian Galik. “

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Part IV. The Proletarian Criticism of Kuo Mo-jo

”. Asian andAfrican Studies, No. 5, 1969. pp.145-160.Marian Galik. “

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Part IV. The Proletarian Criticism of Kuo Mo-jo

”.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No. 5, 1969. pp.145-160.

②威廉·舒爾茨（W illi a m R.Schu l tz）.《郭沫若與浪漫主義美學：1918-1925》（Kuo Mo-jo and the Romantic Aesthetic：1918-1925），前面所引書，第74-81頁。

③同上，第75-76頁。白英一書的出版信息為：袁家曄(Y uan Chia-hua)、白英（Robert Payne）.《中國當代短篇小說》（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倫敦：卡林頓（N.C a rri ngton）出版社，1946年版。共 146頁。

④同上，第54頁。英文原文為：“：“In his own accounts of his lower and middle school years, Kuo recalls his youthful attraction to the Shih-chi (史記) biographies of Ch’u Yuan (屈原)，whom he has since been instrumental in elevating to the pantheon of Communistcultural heroes, Hsiang Yu(項羽),Po I(伯夷),and oth er s.”

⑤郭沫若著.《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頁。

⑥威廉·舒爾茨.《郭沫若與浪漫主義美學：1918-1925》，前面所引書，第54-55頁。

⑦同上，第77-78頁。英文原文為：“The Chinese figure must not be confused with Francis Thompson’s ‘Hound of Heaven,’which in that famous poem symbolizes God, the inexorable pursuer.”p.78.

⑧同上，第78頁。注釋第41條解釋該觀點引自朱利安·羅斯((Julian L. Ross)的《文學中的哲學》（

Philosophy in Literature

）一書第183-184頁。書中注明是選自華茲華斯未出版的手稿片段，后收入《序言》（應指華茲華斯(W illi a m W o r dswo r th)為其與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合著的《抒情歌謠集》（Lyrical Ballads）（第2版）所寫的《序言》(The Prelude)，本文作者注）。

⑨同上，第68頁。其英譯為：“Mount Fudetate lies to the west of the Japanese city of Moji. Climbing the mountain, this mark for ships of land and sea, as bright as the palm, is seen at a glance.”

⑩同上，第70頁。引文涉及郭沫若的《文藝之社會的使命》和《藝術的本質》。

（11）同上，第71頁。引用的詩行涉及郭沫若的《筆立山頭展望》和《天狗》。作者在注釋第84條指出，該觀點參照了聞一多的《女神之時代精神》。

（12）同上，第71頁。中文原文為：“從早起來，我的腦袋便成了一個灶頭；我的眼耳口鼻就好像一些煙筒的出口，都在冒起煙霧，飛起火星，我的耳孔里還烘烘地只聽著火在叫；灶下掛著一個土瓶——我的心臟里面的血水沸騰著好象干了的一般，只迸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p>

（13）同上，第74頁。舒爾茨在注釋第91條中例舉了聞一多的《女神之時代精神》、馮文炳的《談新詩》和黃人影的《郭沫若論》幾種國內對郭沫若詩歌的褒揚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