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統論視野下的郭沫若詩歌翻譯

張慧

（樂山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四川 樂山614000）

郭沫若是中國現代史上卓越超群的文化偉人，在文學、歷史學及古文字學等領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郭沫若還是著名的翻譯家，在詩歌翻譯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詣。郭沫若的翻譯實踐從1919年翻譯歌德的《浮士德》開始到1947年結束，歷時約三十年，翻譯介紹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及政治、經濟、哲學和自然科學著作。在翻譯理論方面，郭沫若在贊同嚴復的“信、達、雅”翻譯標準的同時，提出了“風韻譯”的詩歌翻譯標準，對中國的文學翻譯理論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就“信、達、雅”而言，郭沫若更加注重“雅”的標準，然而，“雅”僅限于文字層面，而“風韻譯”的標準是從審美的角度提出的，指的是詩歌翻譯要注重譯詩的美學要素，再現原詩的整體美感，所以說“風韻譯”標準要高于“雅”的標準。此外，郭沫若還提出“詩人譯詩”，即譯者在深刻理解原詩之后與原作者產生心靈感應，在譯述之時涌動創作沖動和激情，把原作的精神實質和藝術風格融入筆端，進行思想和藝術的再創造。筆者擬以埃文-左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為參照，思考郭沫若的翻譯觀、翻譯策略，探析翻譯規范如何影響譯者選擇不同的翻譯策略。

一、多元系統論概述

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爾在20世紀70年代初就提出了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該理論直到21世紀初才真正引起國內學術界的關注，在翻譯研究領域，一些學者將其置于中國文化語境中，檢驗其解釋力。埃氏理論核心內容之一是把各種社會符號現象，如語言、文學、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視作一個系統。該系統的集合是由不同的子系統組成的多元系統，是一個開放結構。子系統之間又相互交叉、互相依存，并作為一個有組織的整體而運作。子系統間的動態運作方式導致有的子系統處于大的多元系統的中心，有的居于邊緣。處于中心的可能會移向邊緣，處于邊緣的也會努力走向中心。整個人類文化是最大的多元系統，各個民族文化成為其子系統。各民族文化子系統又由政治、經濟、語言、文學、意識形態等子系統構成。以動態運作的多元系統為語境的翻譯研究打破了以往靜態的、孤立的、共時的、文本內的，以“怎樣譯”為中心的文學翻譯研究模式，將文學翻譯研究引向一個極其廣闊的嶄新領域。根據該理論，翻譯文學系統是文學多元系統的一個子系統，而后者又是一個民族文化多元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這一組成部分最終是整個人類文化大系統的一個因子。由此可見，翻譯文學研究及文學翻譯研究不能再如以往一樣局限于文本之內，而應把翻譯與譯作所產生和被接受的文化語境、社會條件、意識形態等諸多因素聯系起來綜合考慮。

多元系統論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充分性（adequacy）（即復制原文的主要文本關系）。當翻譯文學處于文學多元系統邊緣時，譯者主要工作就是為原文找到最佳的現成二級模式，此時譯者采取規劃策略，其結果是譯本的充分性不足。反之，翻譯文學在多元文化系統中占據中心位置時，翻譯就參與創造新的一級模式，譯者的主要任務不僅僅是在本國的文學形式庫（repertoire）中尋找現有的模式，而是樂意打破本國的傳統規范，此時，譯者傾向于采取異化策略，譯文在充分性上更接近原文。圖里針對這個假設增添了“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這個術語，并補充說，“譯文傾向于充分性還是可接受性，取決于譯者的initialnorm”。

“規范”（norms）是多元系統論另一核心?！皀orms沒有絕對的真假、對錯、好壞之分，而是由社會、文化、意識形態構建的，也就是有文化特殊性（culture specificity），只反映一個文化、一個時代的價值觀，會隨著價值觀的變化而變化?！标P于norms的復雜性，該理論認為，規范有強弱之分，規范的約束力由權利決定，“在文學翻譯的范疇里，意識形態規范通常比詩學規范強.……意識形態規范通常由贊助人親自控制，而詩學規范因為對當權人士而言比較無關痛癢，所以控制權就下放給專業人士了……翻譯界里的實踐家、批評家、理論家，可以在‘怎樣譯’的問題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說，大家都在爭著制定規范，但在什么不能譯的問題上，大家都沒什么可說了——就是說，大家都只能遵守規范?！睆囊陨险撌隹梢缘贸鲞@樣的結論，各種規范相互作用，共同組成了一個規范系統，在該系統內，有的規范處于中心，有的則在邊緣?！澳承┤后w可能因為人數多或得到權力中心的支持而享有較大的影響力，因此他們提倡的規范就占了上風，成為主流規范”，“規范的強弱，還得看對誰而言……有經驗、地位的詩歌翻譯者，可能比年輕的新手勇于無視編輯或出版社的意愿和建議?！北疚膶糇g《魯拜集》和《西風頌》從語義、意境和詩體三個方面進行分析，考察翻譯規范對郭沫若譯詩的影響。

二、郭沫若的創造性詩歌翻譯

根據多元系統論，一個時期，甚至一個譯本會有不同的規范在同時運作。譯者翻譯策略的選擇則是規范多元系統中諸多因素合力的結果。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沃土培養了郭沫若良好的文學素養，是郭沫若成為偉大的翻譯家的前提。郭沫若童年便在綏山館中接受舊學傳統的基礎訓練，六歲開始做對子，七歲做試帖詩，為其后來的古典詩詞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嘉定中學時，郭沫若閱讀過林紓翻譯的西洋小說，“讀外國作家的東西很要緊，無論是直接閱讀或是間接閱讀負責的譯文，都是開卷有益的，據我自己的經驗，讀外國作品對于自己發生的影響，比起本國的古典作品來要大得多?！贝送?，郭沫若在日本留學時正是日本譯介歐美文學的高潮時期。1915年，郭沫若從同學手中讀到泰戈爾的《岸上》《睡眠的偷兒》《嬰兒的世界》等英文課外讀物?！霸谒脑娎锾兆磉^兩三年?！笨梢哉f郭沫若的中西方文化、文學背景是其走向文學翻譯道路的首要因素。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隨著五四運動的發展，個性解放、思想革命成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配合反帝反封建斗爭，文學革命運動蓬勃興起，眾多文學界知名學者積極投身翻譯活動，將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科學等現代觀念引進中國。正是在這樣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下，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等成立了創造社，積極譯介西方浪漫主義文學作品：“他們翻譯詩歌主要還不是基于文學因素的考慮，更重要的是鼓舞民氣，呼喚國魂，宣揚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當時的郭沫若思想充滿了強烈的個性主義，熱烈追求個性解放。對郭沫若而言，個性解放不僅僅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尋求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的途徑。1922年郭沫若譯《魯拜集》，吸引他翻譯的原因是詩歌中自我和生命寓意的張揚。1924年出版的郭沫若譯《西風歌》反映了譯者同樣的思想狀況。在《西風頌》里，雪萊用飽含激情的筆觸和蓬勃的想象描繪了西風的形象，歌頌了西風摧枯拉朽，同時又培育新事物的精神，表達了詩人對自由的渴望，以及對未來充滿信息。郭沫若在《雪萊詩選》小序中寫到：“我愛雪萊，我能感聽得他的心聲，我能和他共鳴，我和他結婚了……我譯他的詩，便如像我自己在創作一樣”?？梢姽舴g雪萊的詩是其自身的思想狀態與志趣同雪萊反抗黑暗勢力、厭惡社會的不公正的精神不謀而合。正是自由、民主、平等的“五四”精神影響了郭沫若的翻譯選材。

雖然意識形態規范對文學翻譯活動影響深刻，但“有一定地位的人，不但有權參與規范的制訂和維護，還可能享有一定的規范豁免權，就是不那么受某些規范的約束”。郭沫若就是“不那么受某些規范約束”的卓越的翻譯家之一。作為中國翻譯文學史上早期的翻譯者，郭沫若不但譯作豐厚，在翻譯理論方面也有獨到的見解。他的“風韻譯”、“詩人譯詩”、“翻譯是創造性的工作”的觀點至今閃爍著翻譯思想的光輝。在《論詩三札·二》中，郭沫若給詩做出了一個數學算式：“詩=（直覺+情調+想象）+適當的文字”，并用Inhalt與Form分別表示前三項與第四項。這個公式揭示的含義是，詩歌創造要兼顧內容與形式兩個方面。內容與形式兼顧的詩學觀深深影響了他的翻譯觀。此外，對于“風韻譯”，郭沫若認為：“詩的生命，全在那種不可把捉之風韻，所以我想譯詩的手腕于直譯意譯之外，當得有種‘風韻譯’”?！帮L韻”屬于形式美學范疇，包含了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的混沌和感悟性特點。郭沫若主張的“風韻譯”，主要從譯詩的審美角度要求譯作不僅要正確傳達原詩的語義而且要具備形式美，再現原詩的文學性。詩歌審美主要表現在意境和韻律上，所以譯詩的重點除詩歌的思想內容外再現原詩的意境和韻律同樣重要。為了強調再現原詩的整體意境的重要性，把捉原詩的氣韻，郭沫若強調自我表現是詩歌的本質所在，是詩歌的“內在韻律”（Intrinsic Rhythm）。當內在韻律與用韻發生沖突時，不應因形害義，應毫不猶豫地放棄韻腳。郭沫若譯詩有的押韻有的不押，可以看出郭沫若的翻譯觀與詩學觀同時影響了他的翻譯實踐。

郭沫若認為，好的翻譯等于創作，甚至還可能超過創作。郭沫若的譯詩個性鮮明，詩味濃郁，透露出詩人翻譯家自身的情緒，不少詩句融入了中國古典詩歌的風雅，照見譯者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讀郭沫若的譯作感覺好像在讀他自己的創作，這一現象反映了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受到某種翻譯規范影響，如為了實踐自身的詩學觀、翻譯觀，為了支持或抗拒某種主流意識形態而使譯詩在詩體、語義、韻律方面對原詩做客觀背離。下面對比郭沫若、江楓和查良錚翻譯的《西風頌》的第五部分的第三節中的第一行和第二行，考察翻譯規范對郭沫若翻譯策略的選擇的影響：

原詩：

Drivemy dead thoughtover the universe

Like w ithered leaves to quicken a new birth！

郭譯：

請你把我沉悶的思想如像敗葉一般，

吹越乎宇宙之外促起一番新生！

江譯：

請把我枯萎的思緒播送宇宙，

就像你驅遣落葉催促新的生命。

査譯：

請把我枯死的思想向世界吹落，

讓它像枯葉一樣促成新的生命！

郭沫若的譯本《西風歌》出版于1924年?！拔逅摹毙挛幕\動促成了白話文的運動，現代漢語書面語的進入了初級發展階段，這時的提倡白話文，舍棄文言文的主流意識形態在郭沫若的譯詩中留下了明顯的印記。郭沫若的譯詩反映了漢語語言在這一探索階段的特點?？疾烊N譯詩，從語義層次上看，原詩中的“Drive”郭譯、江譯、査譯分別是“吹越乎”“播送”和“向......吹落”?！按翟胶酢庇迷~典雅，有超然不羈的氣韻，透露出奔放的詩風。然而文言介詞“乎”的使用使郭譯文白夾雜，反映了漢語的時代特色；“播送”和“向......吹落”與之相比顯得平淡無力。原詩中的“Drive...over”本意是“驅趕到......”，江譯的“播送宇宙”和査譯的“向世界吹落”在語義上都沒有偏離，而郭譯的“吹越乎宇宙之外”并不符合原意，譯文明顯做了增補，語義上背叛了原詩。然而從審美角度考慮，郭譯含有充沛的激情，能更好地表達出雪萊徹底的革命精神?！按翟胶跤钪嬷狻贝_切而言是要消滅“沉悶的思想”，讓它在宇宙里消失，這個譯文雖不忠實卻美麗，是“風韻譯”標準的實踐。原詩的“quicken”，郭譯為“促起”，江譯、査譯分別是“催促”與“促成”?！按倨稹币辉~附帶感情色彩，有積極向上的含義，透露出雪萊以及譯者充滿希望的心聲，而“催促”“促成”都是中性詞，情緒上遜色不少。原詩中的“a new birth”，郭譯、江譯、査譯分別是“一番新生”“新的生命”和“新的生命”?？垂g的“新生”選詞，與“新的生命”相對比，簡潔有力并帶有時代的烙印，是“五四”時期的代表性詞匯，反映了譯者革命的激情。此外，從語言學縱聚合角度看，“新生”前的修飾語“一番”的常見搭配是“一番折騰”、“一番努力”“一番討論”“一番爭論”等，這些搭配中的“一番”有“狂野”“使勁做某事”的意思，“一番”與“新生”并置顯然違反了常規，但通過對“一番”常規搭配的聯想，不難看出“新生”的野性，生命力之強大和無拘無束，這也是譯者奔放的詩情在豪邁的詩風中的流露。

在句式方面，原詩的“Like w ithered leaves”本是“dead thought”的后置定語，可江譯和査譯都把它當做“quicken”的狀語，放在第二行譯出來。郭譯采用直譯，將“Likew ithered leaves”仍然放在“dead thought”的后面作定語，既忠實原文的語義也忠實原文的語言形式，不管譯者出于何種想法，郭譯又在氣韻上勝出一籌，因為譯詩第一行與第二行形成了鮮明對比，第一行的詞匯組合成靜態的、沉悶的畫面，第二行詞匯展現的是動態的，新鮮的場景，大大增強了譯詩的感染力。正如郭沫若曾經說過的，在他譯述之時，感受過迫不得已的沖動，他的譯品自然能產生感染讀者的效果來。不管是創造性的叛逆還是忠實的或不忠實的美麗，從上面兩行郭沫若譯詩可以看出他的的翻譯觀及意識形態對其翻譯策略選擇的影響。

郭沫若“詩人譯詩”、“以詩譯詩”的翻譯觀也是影響他翻譯實踐的重要因素，在不違反內在韻律的前提下，郭沫若還是很講究韻律的，他用半格律體再現原詩的神韻，將原詩的氣韻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郭沫若說“外國詩譯成中文，也得像詩才行。有些同志過分強調直譯，意譯?？墒窃娛怯幸欢ǖ母裾{，一定的韻律，一定的詩的成分的。如果把以上這些韻律取消，那么譯出來就毫無味道，簡直不像詩了”?！霸鞅臼琼嵨?，我也全部用韻文譯出了。這在中國可以說是一種嘗試。這里面定然有不少勉強的地方。不過我要算是盡了我的至善的努力了。為要尋出相當的字句和韻腳，竟有為一兩行便虛費了我半天功夫的時候?！备鶕嘣到y觀，郭沫若的initial norm（首要規范）是“以詩譯詩”，即強調譯詩的文學性。下面以1924年出版的郭沫若翻譯的根據英國詩人菲茨杰拉德（1809-1883）的英譯本《魯拜集》第四版（101首）為例，考察郭沫若譯詩的“initial norm”（首要規范），即，“詩=（直覺+情調+想象）+適當的文字”的詩學觀以及“詩人譯詩”的翻譯觀對“充分性”的背離：

《魯拜集》第24首菲茨杰拉德的原文：

Ah,make themost ofwhatwemay spend.

Beforewe too into the Dust descend;

Dust into Dust,and under Dust to lie,

SansW ine,sansSong,sansSinger,and-sansEnd！

郭譯：

啊，在我們未成塵土之先，

用盡千金，盡可盡沉湎；

塵土歸塵，塵下陳人，

歌聲酒滴——永遠不能到酒泉！

原詩第一、二、四行押韻，譯詩第一、二、四行也有相同的韻腳，都以“ian”作韻尾，類似中國的絕句。原詩的第二行中的Dust和descend，第三行中的三個Dust,首字母都是字母“D”，押頭韻；譯詩第二行“用盡千金，盡可盡沉湎”中用了三個“盡”，一個“金”，都以/j/”開頭，第三行“塵歸塵，塵下陳人”中有三個“塵”，一個“陳”，都以/ch/開頭，接近漢語的雙聲修辭，最大限度地獲得了與原詩類似的節奏感和韻律美。原詩末句的四個sans與Song,singer構成了頭韻，幾個清輔音/s/連用營造出一種清冷與無奈的情緒來。在典故的翻譯方面，譯文出現了漢語典故“酒泉”，很容易使中文背景的讀者產生共鳴。但仔細推敲原詩“sansEnd”，它是個時間概念，譯成“酒泉”時，表達的是個空間概念，譯文不但在語義上發生了變化，而且文化內涵也改變了;此外，郭譯對“whatwemay spend”進行了具體化處理，譯成“千金”，很容易使譯者聯想到李白的詩句“千金散去還復來”，中國古典詩歌的意境便呈現出來了?？傊?，通過對原詩韻律、意象的歸化，郭譯展現給讀者畫面很貼近《詩經》中的《山有樞》，語言生動形象，意象清新亮麗，內容上感嘆人生苦短，勸誡友人要現世享樂。然而，《魯拜集》是11世紀波斯詩人歐瑪爾·海亞姆（Omar Khayyam）的代表作，詩歌展現的是11世紀波斯風情，可郭譯并沒有拘泥于原詩的意象、意境，將原詩的意境淳化為中國古代文化所特有的意境，采用的和中國絕句相似的韻律。郭譯通過創造性的叛逆再現了原詩的文學性，實踐了自己的翻譯理念和詩學觀。

根據多元系統論，在當時中國文學系統中，文學翻譯應該占據中心地位，譯者應傾向異化策略，就充分性而言，譯文應接近原文?？墒菑囊陨系姆治隹梢钥闯?，郭譯的《魯拜集》最大限度地體現了漢語詩歌的韻律和節奏，意境也同《詩經》十分貼近，然而在思想內容方面，郭譯忠實地傳達了原詩的主題指向。譯詩有忠實也有背叛，忠實是因為波斯民族與漢民族對人生感悟的共性，即《魯拜集》對人生哲理的探索及審美趣味與郭沫若的儒家文化觀念產生了共鳴。而這種共鳴通過歸化達到了譯詩與原詩在文化內涵上的一致，在韻律與意境方面獲得了中國古典詩歌的審美效果。郭沫若幼時便受到的儒家文化文學的熏陶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深深積淀在郭沫若心理，“五四”時期，郭沫若找到了與儒家倫理“知性合一”相近的泛神論，并把它們融會貫通——人神合一，即張揚個性，表現自我，以求實現自我，進而達到一種永恒。這不僅是‘五四’時期郭沫若人格精神的寫照，也是‘五四’時期‘人’之覺醒的標志?！惫魧Α遏敯菁愤x材這樣解釋：“我的譯文又是英文的重譯，有好幾首也譯得相當滿意。讀者可以從這些詩里面，看出我國的李太白的面目來?！笨梢哉f郭沫若借翻譯《魯拜集》來抒發自己的人生志趣與志向，這種志趣與志向恰好與當時的主流規范不謀而合。所以譯詩最大限度地傾向了“可接受性”，產生了讀者與原作者、譯者之間的互動效應。

郭沫若留給后人眾多傳神的譯詩與以及他對文學翻譯規律的真知灼見至今值得人們學習與研究。以多元系統理論為參照，使郭沫若文學翻譯成為中國文學多元系統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可以拓寬人們對郭沫若文學翻譯研究的視野，可以從一個嶄新的角度更好地理解郭沫若翻譯中的創造性與叛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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