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信息場理論的發展與演進研究

馬巖王錳

（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江蘇南京 210093）

1 引言

信息場（information ground）這一概念最早是由費希爾（Fisher）在1988年提出的。她通過對足療診所的老年人和護士、其他人之間如何獲取和分享信息的現象進行分析，從情境的空間層面提出了這一概念。簡單地說，人們為了完成某一特定的任務而聚集在某個地方，但卻無意識地偶然地分享到信息，這一暫時形成的可供人們分享信息的社會環境就是一種信息場［1］。近10年來，費希爾利用信息場理論探討了家庭主婦、大學生、移民等人群的信息查詢和分享行為。這些研究反過來也推進和完善了信息場理論的發展，并使其日益成熟。在對信息場理論進行研究和擴展的過程中，費希爾和她的同事借鑒了多種比較成熟的思想，與此同時，不少國外學者也利用信息場理論對日常信息查詢行為進行了研究。

目前國內學者對信息場理論的介紹和研究還很少，只在有限幾篇研究國外信息查詢行為理論的綜述中涉及到這個概念，例如中山大學肖永英［1］在其對2001年到2010年間國外日常生活信息查詢行為研究進展綜述中，在介紹理論與模型時，總結了信息場的定義、特點；山東師范大學孫玉偉［2］在對用戶信息行為的社會學基礎探討中提到了存在信息場景理論等。但是這些文章沒有系統地深入地對信息場理論進行完整介紹，西南大學李鵬［3］利用場所理論對信息場進行了分析，但是沒有對信息場具體應用案例進行介紹，沒有提出信息場理論的實踐意義。探討和分析國外對信息場理論研究的現狀、研究領域對我國今后信息場理論研究和實踐的發展具有參考意義。因此本文試圖通過文獻調研和分析，對國外有關信息場理論的成果進行系統梳理，以期對國外在該方面的研究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2 信息場理論的產生

2.1 信息場的理論淵源

哈里斯（Harris）和杜德尼（Dewdney）的信息查詢六原則。哈里斯和杜德尼在其1994年出版的《信息障礙》（Barriers to Information）一書中，總結了信息查詢行為的六個原則［4］。①信息需求產生于能夠幫助查詢者獲取信息的情境；②尋求幫助或不尋求幫助的決定受多種因素影響；③人們愿意查找最容易獲取的信息；④人們更愿意從人際來源處獲取信息，特別是愿意從那些和他們自身有相似之處的人那里獲取信息；⑤信息查找者期望情感支持；⑥人們在尋求信息時遵循習慣模式。尤為重要的是原則⑥，它指出，人們在尋求信息時遵循習慣模式，這意味著人們傾向于堅持根深蒂固的信息搜集模式。也就是說，過去，當一個信息來源是有益的，用戶有其他需求時就會再次使用這個來源，除非會有一些障礙阻礙他們使用這個來源，這是信息場研究的奠基思想。

查特曼（Chatman）的信息貧困與日常生活信息行為研究［5］。查特曼利用“小世界”的概念對日常生活中移民的信息獲取與分享行為進行了研究，這深刻地影響了費希爾，使得她在其研究過程之中重點關注弱勢群體，因此她早期的許多研究對象是老年人或是面臨經濟貧困、信息貧困的人群。在信息場理論的最初構建中，費希爾就重點關注了社區診所中的老年人，研究她們的信息行為。

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的聯結理論［6］是用戶信息行為分析中的重要理論。根據信息行為者彼此聯結的強度,可以分為強聯結和弱聯結。強聯結是指具有相同或相似社會背景、彼此相互信任、互動頻率較高、情感親密度較高的群體結成的關系,一般講來，它維系著群體、組織內部的聯結。強聯結中的個體的優勢是容易獲得信息,但是由于處于同一圈子,信息的重復性會很高，這就限制了個體對外界新知識的獲取。而處于弱聯結中的個體之間由于社會背景、經濟特征不同,擁有的不同性質的信息會比較多,獲取新信息的幾率相較于強聯結個體比較高。信息場是弱聯結優勢的一個集中體現。

信息場理論的另一個靈感來源于歐登伯格（Ray Oldenburg）的暢銷書《最好的地方:咖啡館、書店、酒吧、發廊和其他放飛心靈的社區》，該書最初是在1989年出版的，在書中歐登伯格闡述了像咖啡廳、餐廳等這些公共場所，即“第三場所”的作用。區別于“第一場所”——家，“第二場所”——工作場地，從表面上看，“第三場所”不一定擁有特別吸引人的環境，但是卻能夠產生和推進廣泛的、具有創造性的社會交往，幫助人們在彼此交往中形成密切的社會關系網絡。

2.2 信息場理論的提出

信息場這個概念最先來自于佩蒂格魯（Pettigrew后來使用Fisher這個名字）1999年到2000年對加拿大社區足療門診的護士和老年患者的日常信息分享行為的研究［7］。佩蒂格魯和她的同事通過幾年的實證調查建立了這個概念。

費希爾對社區足療診室的研究，較多地借鑒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注重主位和客位觀點的并用，以保證全方位地研究。通過對社區診所的物理環境（包括建筑物類型、甜點和飲料、天氣等）、診室活動（包括候診、治療）、護士情景（包括對當地資源的了解、對患者的了解、專業視角和忙碌程度）和老年人患者的情景反應（包括患者個人情況和愿意互動的程度）四大因素的分析，發現特殊的環境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信息流動。在從整體的角度對這些因素及影響進行了審視后，費希爾提出了信息場的概念。她最初定義信息場為“一個人們偶然創造的協同環境，人們聚在一起為了某一個單一的目的，但是他們的行為卻創設出一種社會氣氛，這種氣氛自發的和偶然的信息分享行為”［8］。

3 信息場研究的深化和發展

在上述基礎上，為了更系統的構建信息場的理論，研究者從社會認知角度對信息場特性框架進行了發展，即信息場理論的空間和社會因素研究和“三元論”視角下信息場的研究，具體成果如下:

3.1 信息場理論的空間因素和社會因素研究

3.1.1 信息場空間因素研究

由于信息場剛開始是作為一個人們偶然的信息共享場所構建的，所以空間因素是信息場的重要因素。在這個空間中，會產生一種社會氛圍，這種氛圍會推動自發的和偶然的信息尋求和分享行為?？臻g因素在具體信息場環境中包括很多細節。比如具體信息場的地理位置、建筑物的類型、環境中具體物理設施的擺放和設置等［9］。這些因素可以對信息尋求和分享行為有促進或者限制作用，影響著人們在信息場中信息交換的程度。

在關于紐約皇后區的移民信息行為研究中，費希爾等人確定了一組信息場，比如醫藥診所、發廊、理發店和一個日托中心；另外，關于城市和農村居民的電話訪談，指出他們最普遍的信息場是禮拜場所、工作點和各種活動場所，比如俱樂部、健身房和一些與興趣有關的場所。上述場所都是信息場活動者較易進入的地方。以大學生為中心的研究也表明信息場地理位置的方便性是十分重要的［10］。這個因素也對其他因素有所影響，比如參與到這個信息場的人的熟悉程度、離家近帶來的舒適感等。作為信息搜尋和分享的場所，信息場應該是積極的、有吸引力的、自由的和沒有限制的。從這個角度來講，在尋求和分享信息時具體信息場的地理位置、建筑物的類型是十分重要的影響因素。

研究也表明，信息場中的活動者感覺到的可以涉及隱私的程度也會影響人們參與信息場的意愿。例如，那些設置有供談話的私人領域的場地可以更好的促進涉及個人的談話，從而可以更好地發揮信息場的作用。相反，“噪音”很大的場所，比如說喧鬧的小飯館，可能會減少人們進行信息交流和信息分享的舉動。因此，在營造良好的信息場時，要特別注意環境中具體物理設施的擺放和設置［11］。

總之，從空間因素分析信息場為信息場概念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其獨特之處在于它把具體信息場的空間因素和實踐因素結合起來，并且在作為信息場的日常環境中研究二者的相互作用，從而營建更佳的信息場。

3.1.2 信息場社會因素研究

信息場的社會因素涉及:信息場中人們之間構建的強弱關系；情感因素；信息場中活動者扮演的角色和信息場的社會類型等方面。

關于信息場中人們之間構建的強弱關系這一方面，與格蘭諾維特的聯結理論是一致的，強聯結中的個體之間容易獲得信息,但由于處于同一圈子,信息的重復性較高；弱聯結中的個體獲取新信息的幾率較高。這在前文中已作出闡述，在此不再贅述。

在信息場概念提出之初，當調查足療診所信息場時，費希爾注意了護士與老年人的談話，并把這當做信息尋求和分享的背景。應該注意的是，在這里，老年人和護士以及其他參與者的互動意愿是構成信息尋求和分享的社會情感因素。對于老年人而言，足療診室不僅僅代表一個得到治療的一次訪問，對大部分人而言，這也是一次與新老朋友進行交流的機會。這些情感因素被之后的研究更深入的建立了。例如，對紐約皇后區移民的信息行為的研究揭示了這樣的現象:當問及他們最傾向的信息源時，這個研究的大部分參與者更喜歡人際信息源。在回答“為什么喜歡這個信息源”時，參與者強調了可靠性、易獲取性和熟悉性、便于使用和交流。在這個案例中，移民更樂意使用從同類的資源中得到的信息，信息源一般跟他們擁有共同的文化興趣，比如他們在西班牙天主教堂社區遇到的人。這都體現了信息場活動者的情感強項，是社會因素中的情感方面。

費希爾等人也探討了活動者的角色和信息場的社會類型在分享信息中的作用?；顒诱呓巧鞘种匾?，它表明個人在這些場所的位置，在信息交流中影響著其他參與者的信息角色。而信息場的類型可以提供獨特的信息場入口。研究表明，人們傾向于自發地參加信息場，在自發性的信息場中，人們會比較活躍。但是，在一些被動的設置中，比如公交車站牌或者在商場等候排隊，人們的信息交流和分享行為也很積極，并且在信息提供者和信息接受者兩個角色中轉換頻繁，這是因為一個人除了出現在這個信息場沒有別的選擇?？傊?，信息場是一個社會結構，它根植于個人，結合地點、人群和信息。和人相關的因素是信息尋求和分享的中心社會因素。

通過對信息場空間因素和社會因素的探討，我們得出構建良好的信息場要從以下方面著手:自發地建立，對所有人開放，可以讓活動者自由地選擇，最少的限制，提供機會，難忘的，靈活性等［12-13］。

3.2 三元論視角下的信息場理論研究

盡管對信息場的研究目前還比較少，至少從信息行為的角度探討其性質的研究很少，但是信息場并不是一個新現象，和人類構建和分享信息的自然傾向有極強聯系的信息場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通過個案分析和因素研究，信息場的概念框架逐漸走向成熟?；谏鲜鲅芯砍晒?，費希爾基于“個體特征——場所狀況——信息特征”三元論提出了較新的信息場概念。

從社會因素視角探討信息尋求和分享的環境，和人相關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因此，構建信息場理論，首先應從個體特征入手。個體特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信息場中參與者的職業、信息敏感度、知識水平等。其中，職業是個體信息需求和行為的決定性因素。參與者的知識水平決定著其行為方式。知識水平則往往決定用戶個體的特殊信息需求和行為。

信息場是在具體的環境中構建的。作為潛在的影響因素，場所狀況作為信息場的實現條件決定著行為的方向和強度。與場所相關的因素有物品布置的舒適度、地理位置的便捷性、場所的持久性、周圍的噪聲、對隱私的保護裝置等［8］。

用戶的信息行為必然涉及到符合某些條件的信息。這也是構建信息場的重要方面。信息場發生的一個基本條件就是存在可獲取的信息。與信息相關的因素包括:信息是如何被創建和共享的、信息被討論的頻次高低、話題是個人的、本地的還是世界的等等［14］。

可以看出，這三個方面與之前的研究有重復的地方，但是，之前的研究都是散亂的、逐點存在的。而“個體特征——場所狀況——信息特征”三元論可以從一個系統的角度構建信息場的概念框架，并且個體特征、場所狀況和信息特征可以視為變量，這樣可以使得構建的信息場框架隨著時間和社會的發展隨時更新和擴展。這樣就在保持了系統性的同時又增添了靈活性，可以看成是信息場理論的突破性進展。在此框架下構建信息場理論將趨于成熟。

需要補充的是，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不同形式的信息場都是來自于現實空間。然而毫無疑問，當今時代，互聯網已滲透進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人們獲取信息的常用信息源，因此，費希爾等人在最近的關于移動社交網絡的研究中，開始將信息場的概念引入虛擬世界［15-16］。在該項研究中，費希爾指出移動社交網絡也是一種信息場。但是作為一種新的信息場類型，與現實空間信息場不同，這些移動社交網絡虛擬信息場的主要功能就是信息共享，而不是像現實空間信息場一樣，信息共享作為社會交往的“副產品”。

4 基于信息場理論的信息行為研究實例

信息場理論概念內涵的提出和發展，為信息用戶及用戶信息行為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在2000年到2010年間，費希爾和她的伙伴以信息場理論為指導，對不同類型的人口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反過來也豐富了信息場理論的發展和完善。以下是以信息場理論為支撐，對不同群體的信息場構建特點的具體介紹。

4.1 華盛頓東國王郡城鄉居民的信息行為和信息場

費希爾和她的伙伴在一個名為美國聯合之路（the United Way of America）組織的協助下，對612名華盛頓東國王郡的城鄉居民的關于健康和服務的信息需求進行了電話調查和問卷調查。這次調查主要基于“用戶中心”的思想進行。即把情景中的個人作為研究的中心，圍繞“人”展開研究。通過對訪問數據的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最常見的信息場是禮拜場所，工作場所和與愛好有關的活動區域。這些地方的共同點是可以激發人們交流的渴望。（2）人們會基于不同的考慮選擇自己所屬信息場。例如，一些人重視分享共同興趣或需求的機會，他們認為教堂是一個可以遇到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的場所；醫療中心是一個可以與跟他有類似經歷的人交流的場所。也有一些受訪者重視社會狀況的多樣性，一個受訪者描述他的工作地是一個有各種各樣的人聚集的地方，在那里有很多不同的觀點。有些人注重他們在分享信息時經歷的友誼質量。例如，一個人說她孩子的學前教育中心是她分享信息的場所，因為那里可以更深入的認識一個人，結成更牢固的友誼。由上可以得出，交流的特定場所、特定需求性信息源的可靠性和可信賴性、方便、易于獲取性、是該地居民信息場的重要特征。

4.2 拉美裔移民農場工人及他們的家庭的信息場

移民屬于信息貧乏的一族，但是，很少有學者從信息行為的角度對他們進行研究。這是因為存在語言、文化差異和其他一些因素使得移民成為一個不易接近的群體。費希爾、坎寧安等學者通過實地觀察和對一個主要農業區社區技術中心的用戶和員工進行訪談，探究了拉美裔移民農場工人的日常信息行為和他們的信息場［17］。研究表明:

（1）教會和工作場所是移民的首選信息場。由于移民對自身的文化有很強的認同感，他們一般會樂意出現在那些由和自己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價值觀的人群構成的場所中，因此教會和工作場所成為他們的首選信息場。在那里他們能遇到可以給他們提供所需信息的人，借此可以和人們成為朋友，建立強關系，并能連接他們所需的信息和其他資源。這與貝茨（Bates）的“采莓模型”理論［18］是一致的。信息尋求經常從自己的經驗入手，然后再到與自己類似的人，包括他們的朋友和家庭。研究還發現，移民在得知某個陌生的地方有自己熟悉的人之前是不會移居到這個地方的。他們把自己的家人留在墨西哥，因為他們要確保有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另外，他們也不想把自己的家庭暴露在不必要的危險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沒有親友在美國的墨西哥移民農場工人，只能在工作中或是禮拜場所中構建信息連接，尤其和那些講英語的并且擁有家庭的墨西哥同胞建立信息連接。這些朋友成為移民主要的首選信息源并且是以人際形式交流的。移民根據現有的信息生活，直到有新的更淵博的或者更值得信賴的熟人的到來。

（2）學校是移民的第二大信息場。由于語言障礙是移民及其家庭信息獲取的重要障礙。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文件，比如住房、教育等都是用英文寫的。因此，移民必須找到一個翻譯，但是這樣對于信息尋求成本往往是得不償失的。于是移民往往只是等待，直到有人主動提供幫助。例如，年齡較大的兒童入學時，雙語教師有可能成為一個有用的信息來源，因為老師會幫助孩子進行作業輔導，很有可能進行家庭訪問。那些設有移民特惠工程的學校就成為移民農場工人的信息場。

（3）移民信息場提供的信息十分廣泛。對信息場可以提供的信息類型，受訪者描述的差別很大，從關于一般的八卦、時事、家庭問題等日常信息到當地的歷史、就業、法律信息。這也說明信息場信息的廣泛性和實用性。

5 信息場理論研究的擴展及對我國的啟示

費希爾等學者關于信息場理論的研究為日常信息收集和分享行為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框架，豐富了用戶信息行為研究的理論和實踐。它為我們認識特定社會環境中的人類信息行為的復雜性提供了有益的工具。在費希爾的信息場理論提出后，不少學者也在借鑒其思想的基礎進行了大量研究，如薩沃萊寧（Savolainen）［19］將小世界理論和信息場理論進行了對比，探索了信息場與小世界的聯系與差別。威廉姆森（Williamson）［20］提出了人們應該有意識地主動創建信息場的觀點。里尼（Lilley）［21］將信息場理論應用于澳大利亞毛利人的研究中，認為毛利人聚集地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信息場。威廉姆森（Williamson）與羅伯特（Roberts）［22］在其論述中也注意到了天然信息場的存在；費希爾的學生林（Lin）等［23］在對Second Life中合作信息行為的研究中分析發現，人們聚集在Second Life中是為了社交與尋找感興趣的社群，查詢、共享和利用信息是一種“副產品”，認為Second Life是一種信息場。由上可知，信息場理論正在逐步成為一種研究人類信息交流行為的新穎理論。但是由于其研究時間尚短，目前尚未形成清晰的完善的理論框架，我國學者對信息場的研究，可以從以下方面入手:

（1）加強對網絡信息場的研究。費希爾雖然提出了移動社交網絡信息場的初步構思，指出了其與傳統信息場的不同，但并沒有針對網絡社交特點構建完整的虛擬信息場定義。如今微博、微信、豆瓣、人人網、QQ等社交網絡平臺大行其道，并有成為主流信息獲取渠道的趨勢，我們應對不同平臺聚集的用戶群特點、不同平臺信息流動特點以及用戶選擇該平臺的原因等方面開展調研，逐步構建完善的網絡信息場概念框架。

（2）信息場生命周期研究。由于網絡信息場的主要功能就是信息共享，其作為信息場的生命周期與其本身生命周期是一致的，故這主要針對傳統信息場而言.一個物理場所擔負起信息交流的職能是受哪些因素影響的，這些因素的變化對信息場的維持產生多大的影響，不同類型的信息場持續的時間會有多大的不同，這些都是我們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

（3）對非弱勢群體信息場的研究。費希爾信息場理論的研究對象主要是面臨經濟貧困、信息貧困的人群，例如家庭主婦、移民、老年人等。對于非弱勢群體的研究很少，其實信息豐富的人往往不單是處于一個信息場中，他們作為紐帶連接著多個信息場，通過對他們在不同信息場中行為差異的追蹤，可以研究不同信息場之間的關聯等。

（4）信息場理論的實踐意義也不容小視。用戶信息行為研究的目的是滿足用戶的信息需求，幫助用戶解決所面臨的問題，毫無疑問，通過對信息場的構建特點、信息場中活動者行為的了解，我們可以人為地加強與行為者的互動，關注他們現實和潛在的信息需求，主動創建信息場，將原本分散的各類資源整合在一個空間內，進而為信息場參與者提供集信息資源獲取、信息技術支持、信息素養提高、推動學習研究和交流等多種功能于一體的服務。這樣可以節省參與者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為他們提供整合后的信息資源和良好的交流空間。對于具體物理空間而言，可以通過人們喜歡到信息場的原因分析，構建自身吸引力，人為地營造條件吸引更多的用戶到此，圖書館可以借鑒此點，提高用戶的到館率，進而提高圖書館資源的利用率，與此同時提高用戶的滿意度。

［1］肖永英,何蘭滿.國外日常生活信息查詢行為研究進展(2001-2010)［J］.圖書情報工作,2012，(5):112-118.

［2］孫玉偉.用戶信息行為研究的理論基礎探源(下)［J］.圖書館雜志,2011，(11):9-13,32.

［3］李鵬,韓毅.基于場所理論的信息聚集地研究——對于信息交流行為場所的思考［J］.情報資料工作,2013，(1):47-51.

［4］Roma M.Harris,Patricia Dewdney.Barriers to informa tion:how formal help systems fail battered women［M］.Westport,CT:Greenwood,1994.

［5］張海游.信息行為研究的理論演進［J］.情報資料工作,2012，(5):41-45.

［6］Williamson,K.,Asla,T.Information behavior of people in the fourth age:Implications for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J］.Library﹠amp;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2009，(31):76-83.

［7］Pettigrew,K.E.Waiting for chiropody:Contextual results from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the information behaviour among attendees at community clinics［J］.Information Processing﹠amp;Management,2009，(35):801-817.

［8］Savolainen R.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seeking:Approach information seeking in the context of “way of life” ［J］.Library﹠amp;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1995,17(3):259-294.

［9］McCarthy,J.F.et al.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 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ties and Technologies［C］.New York:ACM Press,2009:225-234.

［10］Fisher,K.E.,C.F.Landry and C.Naumer,Social spaces,casualinteractions,meaningfulexchanges:﹠amp;#39;information ground﹠amp;#39;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college student experience［J］.Information Rsearch: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journal,2007，12(2):291.

［11］Yadamsuren,B.Incidental exposure to online news in 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seeking context:Mixed method study［J］.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 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9，46(1):1-4.

［12］Meyers,E.,M,Fisher,K.E,Marcoux E.Making sense of an information world:The 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behav ior of preteens［J］.The Library Quarterly，2009，（79）:301-341.

［13］李月琳,胡玲玲.基于環境與情景的信息搜尋與搜索［J］.情報科學,2012，(1):110-114.

［14］迪莉婭.西方信息行為認知方法研究［J］.中國圖書館學報,2011，(3):97-103.

［15］Counts,S.,Fisher,K.E.:Mobile Social Networking:An Information Grounds Perspective［C］.Proceedings of the 41st Annual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 tem Sciences(HICSS 2008），2008：153.

［16］Counts,S,Fisher,K.E.Mobile social net working as in formation ground:A case study［J］.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2010,32(2):98-115.

［17］Fisher,K.E.,et al.,Information behaviour of migrant Hispanic farm workers and their families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Information grounds,Information behaviour,Behavior,Washington,Immigrants,Information habits［J］.Information Research: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journal,2004.10(1):199.

［18］Bates MJ.The Design of Browsing and Berry picking:Techniques for the Online Search Interface ［J］.Online Review,1989,13(5).

［19］Savolainen R.Small world and information grounds as contexts of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sharing［J］.Library﹠amp;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2009,31(1):38-45.

［20］Williamson K,Asia T.Information behavior of people in forth age:Implications for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infor mation literacy［J］.Library﹠amp;Information Science Re search,2009,31(2):76-83.

［21］Lilley S.The Marae as an information ground［EB/OL］.［2011-06-15］.http://ibec.ischool.washingtion.edu/pubs/maraeInfoGround.Pdf.

［22］Williamson K,Roberts J.Developing and sustaining a sense of place:The role of social information ［J］.Li brary﹠amp;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2010，32（4）:281-287.

［23］Lin P,Eisenherg M B,Marino J.Second life as an infor mation ground:Implications for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behavior［C］.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Work shop on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Seeking，Florida,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