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科學計量學的官產學研合作研究*

蔣 勛 潘云濤 蘇新寧

（1.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江蘇南京 210093）

（2.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 北京 100038）

（3.江蘇省數據工程與知識服務重點實驗室（南京大學） 江蘇南京 210093）

（4.無錫城市職業技術學院電子信息工程系 江蘇無錫 214153）

1 引言

我國正努力實現由“制造大國”向“創造大國”的轉變。一方面，國家持續增長的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的投入，表明了政府對創新的重視與期待；另一方面，核心技術依然嚴重依賴外國，說明我國尚未形成與制造能力相對稱的技術創新能力。為什么持續增長的R&D經費并沒驅動我國產業創新能力的提高，特別是核心技術創新能力的同步增長問題并非R&D經費投入的簡單增加就能徹底解決，我國整體核心技術創新能力要提升，最終要成為創造大國，不能僅依靠政府的投入和企業的技術創新，而是要匯聚政府、產業、教育、科研、經濟多方力量，形成協同創新的合力：增加有用的知識存量、培養具備創新能力的人才、創造適應性強的科學規則和方法、形成網絡并推動社會資源的互動、提高科學和技術問題的解題能力、扶持新興產業企業的成長，最終集結多方優勢資源拓展政府、企業、大學、科研院所等各主體的組織邊界、知識邊界和地理邊界。

國際經驗表明，一個國家若沒有自己原始創新成果，其技術與工業的進步將是緩慢的，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將是虛弱的，經濟的繁榮將是短暫的，最終陷入技術依賴不可逆的局面，在全球的角逐中失利。為此，我國正努力通過構建國家頂層設計形成政策引導和機制約束，促進企業、大學、科研院所發揮各自的能力優勢、整合互補性資源，加速技術推廣和產業化進程。在這一背景下，本文從官產學研合作研究在我國創新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出發，通過科學計量學的手段分析國內外相關文獻、聚類主要研究領域，發現官產學研合作研究的存在規律，透析合作的特點及各主體關聯，最終為我國官產學研合作提供政策與建議。

2 官產學研合作研究領域的現狀分析

現階段，官產學研合作研究從兩個研究視角切入：一是從技術需求方的視角，企業視為技術創新主體，大學與科研院所作為外部創新源，揭示不同企業乃至整個產業在不同發展階段通過官產學研合作獲取專門知識、核心技術、扶持政策等要素創新發展；二是從知識及技術提供方的視角，將大學與科研院所視為知識創新主體，從學術研究到商業應用進程中，深度揭示科學發現、技術論證、發展性研究、商業化等演變發展中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深層發展規律的研究。將兩個研究視角融于官產學研合作整體，更清晰地透視出創新要素投入，經官產學研合作多階段、多要素的創新價值鏈傳遞的過程（見圖1），創新的政策環境驅動創新知識的產出，創新知識凝結新成果的形成，新的成果最終聚合創新產品的實現。

官產學研結合組成合作創新有機整體，政府、大學、科研院所、企業各主體彼此間呈現出優勢互補、協同創新的顯著特性。例如，圖1所示的知識創新過程，一方面由科研創新和產品創新獲得的信息通過市場的反饋機制對知識創新投入形成新的引導和影響，另一方面政府各部委結合國家頂層設計驅動知識需求助推知識創新，三個創新主體通過驅動與引導協同改善知識創新的效能。

本節主要通過檢索到的國內外有關“官產學研合作”的文獻中，分析國內外對“官產學研合作”領域的研究現狀，分析所采集到的文章討論主題領域、研究視角、研究觀點，進行歸納、總結，為本文提出我國研究官產學研合作研究的策略奠定理論基礎。

2.1 國外官產學研合作的研究現狀

產學研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51年由斯坦福大學副校長特曼（Frederick Terman）倡導建立的斯坦?？茖W園，是大學的智力和工業界的財力結合起來的產物，是全球最早建立的產學研基地，相比我國啟動產學研的研究早了40年。到1997年由學者Etzkowitz和Leydesdorff提出的“三螺旋模型”將大學、企業、政府融合為一體。政府融入產學研合作的利益共同體，更將充分調動企業、大學、科研院所等各類創新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深度實施跨行業、跨學科、跨部門的合作和開放創新，對不同行業以及創新鏈中各環節的技術融合和擴散，顯得更為重要。

2.1.1 文獻狀況分析

選擇Springer Link作為檢索數據來源，Discipline統計源為“Social Sciences”、“Business&Management”、“Economics”、“Education&Language”、“Law”，檢索詞為 university-industry-research collaboration、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research collaboration、collaboration innovation，采集 2004～2013年發表的文章（Content Type選擇 Article），除去不同檢索詞所獲得的相同文章，共計獲得樣本778篇。歸類778篇文章中關鍵詞詞頻，得到高頻詞統計樣本（見表1）。

圖1 官產學研合作過程

表1 2004年～2013年Springer Link數據來源中反映國外“官產學研”高頻關鍵詞（詞頻大于19）

可以看出，國外對官產學研合作研究關注的焦點比較集中在“大學能力”、“社會市場需求”、“研發投入”、“技術轉移”、“政府資助”、“產業群”、“合作績效”等方面。根據表1，進一步分析高頻詞代表的含義，并聚類高頻詞呈現的主題領域，再由相關主題領域歸納形成研究領域，如表2所示。

表2 聚類高頻詞所呈現的主題領域

由高頻關鍵詞獲得了國外官產學研合作研究的主題領域，再提煉出其研究領域，進一步深入文獻調研透析關于各研究領域國外學者的主要觀點。

2.1.2 國外學者主要觀點分析

（1）微觀視角：政府、企業、大學、科研院所各自行為特點與績效。與單個組織相比，官產學研合作拓展了各主體的組織邊界、知識邊界和地理邊界。能實現“跨界”合作，政府、企業、大學、科研院所各自行為特點及在合作中的績效貢獻對官產學研合作高效運行起著支撐作用。

政府是科技創新的領導者也是官產學研合作運行的頂層設計者，對企業、大學、科研院所的資源起著調配作用。學者們逐漸把政府支持這個外生因素納入研究范疇，形成官產學研合作的研究范疇。政府除了提供資金資助，更從金融服務、合作網絡、中介咨詢等方面引導、扶持、激勵各合作主體，規避合作創新過程中的風險因素。政府已成為官產學研合作重要角色。Shyu認為政府的各類創新政策工具，如科技與教育、財政與稅收、公共計劃、法律政策等對企業、大學、科研院所間的合作創新有著顯著影響，包括對合作行為的引導、中介機構對合作的促進等，從而幫助產學研各主體降低搜索成本和減少風險水平。Geisler注意到企業的經濟要素與大學的科技要素使得彼此長期被分割，政府在官產學研合作中的角色實質是打破雙方的組織界限，進行融合與重組，使得學研雙方在價值觀和文化上認同感增強。Nelson認為，政府的作用是隱形的，表現在資金流動、法律和政策的聯系、技術與科學信息的流動、商業與科技方面的接觸，這些終將推動國家創新系統的建立和進步。

企業參與官產學研合作是為了減少技術創新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以及由此帶來的風險及產生的超額成本。企業將官產學研合作視為克服技術資源困境的重要途徑，實現自身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企業的規模和研發投入兩大要素影響著企業建立和維持官產學研合作關系。Cyert認為企業通過官產學研合作短期利益是提升技術、改善工藝，但長期利益是提升企業的戰略思想、組織文化和解決問題的能力。Mowery所提到的企業官產學研合作動機中就有降低交易成本，另外還有獲得知識溢出效益、贏得研發規模經濟收益和降低研發成本。Cohen實證支持了研發投入大的企業更傾向于與學研機構進行合作。Mohnen提出企業的創新性和所屬行業會影響企業與學研機構的合作傾向，創新性高的行業（如IT和生物技術等）更依賴于領域前沿的新知識。

大學與科研院所其職能包含著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和社會服務。學研機構的三個職能成為其參與官產學研合作的關鍵驅動力，學者們對其研究也主要考察五個方面：①籌措教學、科研經費；②調研分析市場信息；③獲得各項專利，豐富研究成果；④視機會成立衍生公司；⑤增加學生實踐機會、提高就業能力。針對學研機構的參與，學者們的研究焦點在機構整體特征及研究人員的個體特征。Bruno發現影響意大利大學獲得企業資助的原因是研究質量，并由此推論：意大利官產學研合作程度不高，是因為意大利大學的研究質量較低。Schartinger研究發現，規模大的大學或科研院所擁有了產業界所需要的豐富的研究資源，對企業的吸引力較大；而規模小的學研機構希望通過官產學研的合作來解決其資金或市場資源不足的問題，因而具有較明顯的合作傾向。Sampat指出大學、科研院所主要通過公開出版物、會議和非正式交流等方式向企業傳遞技術開發所需的學科知識和方法。學研機構參與官產學研合作是在幫助企業選擇研發項目或確定研發方向方面發揮了作用。D.Este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研究人員的個體特征較學研機構整體特征更容易影響官產學研合作。揭示了學術地位高的研究人員有更多的機會利用他們的聲望來提高知識商業化的概率；能獲得較多的科研經費，說明研究人員在某一研究領域比較活躍，研究質量較高，因而更容易引起企業的注意。

（2）宏觀視角：官產學研合作整體的行為特點與績效。從官產學研合作模式看。模式存在形式多樣如會議披露成果的獲取、研發契約、技術許可、技術咨詢與服務、科技園研究園技術園等孵化器。國外學者將其歸納為兩類：以大學為主導的企業模式（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based enterprise）、以企業為主導的集成創新模式（integrated innovation based on enterprise-oriented）。第一種模式是大學和科研院所的研發人員以自己開發的新產品新技術為依托，在風險投資與企業的支持下創辦企業實體，實現科研成果的有效轉化；第二種模式基于官產學研各方利益信息的長期披露，為減少交易成本而建立穩定的合作關系，為此雙邊關系與控制權是這類模式的研究焦點。官產學研間的關系反映經濟交易中社會因素的影響，在合作間建立信任和相互承諾的認知和情感基礎，修正單從短期利益出發的經濟行為，促進彼此間的協作配合、相互適應。

從官產學研合作外在環境分析。合作整體的成敗越來越依賴于他們所處的外在環境，不同官產學研合作模式之爭演變為所處的配套環境之爭。國外學者認為官產學研合作整體與其所處外在環境是互動互補的關系：一方面，優勢環境既充分融合了保障系統（政策、金融、稅收），又調和著創新人文支撐系統（法律、制度、觀念），從而提高了官產學研合作整體的創新邊際效應；另一方面，隨著官產學研合作創新邊際效應的不斷提高過程，進一步改變了產業鏈的價值創造和分配方式，由此演變了存在于官產學研合作所處環境價值鏈體系。

從官產學研合作績效評價研究。官產學研合作勾勒的不僅僅是各主體間的靜態合作關系，更是以創新為導向的互動行為過程，針對合作的動態性，比較有代表性的是 Hoegl提出的六要素績效評價，即溝通、協調、跨組織員工平衡貢獻、相互支持、努力程度和凝聚力。以此為基礎，針對合作的任務的復雜性及高風險性的特點，需要更加突出衡量合作關系的穩定性，國外學者通常合作績效評價劃分成兩類：一類是合作創新的任務績效，測度官產學研合作的中間成果與最終成果；另一類是學習成長績效，測度官產學研各主體獲得成長的情況及對合作的滿意度。

2.2 國內官產學研合作的研究現狀

我國在1992年啟動“產學研聯合開發工程”標志著國家層面從無到有全面展開對產學研合作的研究工作。借鑒國外發展經驗：協調發展產學研合作需要依靠知識的流動來實現，為此處理好知識的生產、轉移和利用對三者的協同發展非常重要。1992年我國正處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度階段，需要政府協調企業、大學、科研院所之間的關系使之合作發展。為此，“產學研合作”離不開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融入參與，“官產學研合作”的提法切合我國當時的國情；2011年胡錦濤同志提出了“2011計劃”更堅定了“官產學研合作”在我國未來發展的趨勢。

2.2.1 文獻狀況分析

選取CSSCI來源刊物中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管理科學部認定的重要刊物（占樣本總數95%），除去未刊登關于官產學研文章的刊物。檢索關鍵詞“產學研”、“官產學研”、“政產學研”、“區域創新”、“產學”、“協同合作”、“技術轉移”等，文獻時間跨度為下限為“任意”，上限為“2013年12月”，檢索時間2014年3月9日，共獲得697篇文章。通過閱讀文章題目、摘要和關鍵詞，剔除不相關或相關性不大的文章65篇，最終獲得文獻632篇，以此作為文獻計量分析的數據源。由高到低排列是：《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B類）147篇、《研究與發展管理》（B類）108篇、《科學學研究》（A類）102篇、《中國軟科學》（A類）97篇、《科研管理》（A類）61篇、《教育研究》41篇、《管理學報》22篇、《中國工業經濟》8篇、《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7篇、《管理世界》6篇、《工業工程與管理》5篇、《情報學報》4篇、《外國經濟與管理》4篇、《管理科學》3篇、《運籌與管理》3篇、《農業經濟問題》3篇、《系統工程》2篇、《數理統計與管理》2篇、《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篇、《經濟研究》2篇、《管理科學學報》2篇、《預測》1篇。統計發現發文量排量前5位的期刊發文量占了所有22種期刊發文總量的81.46%，該5種期刊均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管理科學部重要刊物，其中A類3種、B類2種，且5種期刊所屬領域均為G3（科學、科學研究）?？梢苑治龅贸?，本研究中檢索獲得的文獻具有對我國官產學研合作研究情況的正確、權威反映，在這些文獻基礎上進行科學分析可以得到具有說服力的結論。

對632篇文獻按時間順序進行排列觀察發現，我國有關官產學研的文獻總體呈上升趨勢（見圖2）。其中，1992年到1994年連續三年中，每年發文都是2篇，而對1991年（包含該年）之前進行相關主題的文獻檢索，結果卻是零?？梢缘贸鼋Y論：1992年是我國進入產學研合作研究起始點，回顧1992年的時代背景，正好是原國家經貿委、教育部、中科院共同發起“產學研聯合開發工程”標志著國家層面的產學研合作工作全面展開。

觀察圖2可以發現1995年開始發文量逐年上升，可以認為，從1992年萌生了對官產學研合作的研究，經過14年的發展我國官產學研合作已經由各地自發性的探求摸索上升至具有國家較強理性的戰略高度。但從2006年之后，發文量明顯成上升趨勢（2006年發文33篇、2007年發文41篇），原因是2006年初召開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和隨后發布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明確提出，把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作為國家創新建設的突破口。

縱觀文獻數量的時間分布，2011年起的增幅最大，當年發表了52篇，2012年達到了69篇、2013年達到了89篇。統計2011年至2013年12月，三年時間內的文獻總數208篇，占歷年文獻總量的32.91%，接近1/3?？梢哉J為，2011年起在我國圍繞官產學研合作的研究掀起了一個高潮。這一高潮的關鍵歷史背景是“2011計劃”的提出，該計劃以人才、學科、科研三位一體創新能力提升為核心任務，通過構建面向科學前沿、文化傳承創新、行業產業以及區域發展重大需求的四類協同創新模式。輿論解讀形象的稱，“2011計劃”是“產學研一體化”的2.0版。由此，從理論到實證上深入探討官產學研協同提升高等學校知識創新效率，成為國家戰略需求的重點課題。

由文獻分析初步判別：國內學者對官產學研合作的研究關注熱度呈現出顯著的時間分布，從1992年開始，兩個拐點分別出現在2006年與2011年。針對文獻情況披露出的演變規律，進一步通過歷年立項情況的調研分析，觀測立項的數目與立項資助力度與文獻情況的對比。

2.2.2 歷年立項情況分析

圖2 我國官產學研文獻的時間分布

選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歷年立項情況為研究樣本，通過對“科學基金網絡信息系統（ISIS）”進行項目檢索，項目主題詞確定“產學研”、“官產學研”、“政產學研”、“協同合作”、“協同創新”等，年限設定：1997年至 2013年，檢索時間：2014年4月21日，統計分析每年關于“官產學研”立項的項目數量及國家的每年的資助力度（見圖3）。

分析圖3可清晰看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從2006年開始資助關于“官產學研”項目，當年獲批1項，資助力度90萬元，這與文獻披露出的情況相符：從2006年起，文獻的數量開始出現拐點快速上升，對官產學研的關注從自發性的探求摸索上升至具有國家較強理性的戰略高度，當年的歷史背景是2006年初召開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2007年、2008年沒有資助，2009年開始每年都有數個項目資助；資助力度與項目數量的另一個拐點出現在2012年，從往年2～3個項目躍升到2012年5個項目且資助力度當年總計480萬元，到了2013年繼續呈現攀升態勢。

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立項情況分析，與2.2.1節中文獻分析的結果一致：我國關于官產學研的研究出現了兩個拐點，兩個拐點都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進一步分析各拐點間的內在關聯，從而透視我國官產學研合作的研究規律。

2.2.3 我國官產學研合作的研究規律分析

綜合文獻分析與立項分析的情況，從我國實際國情出發，官產學研合作與當時的重要歷史背景緊密關聯，對官產學研合作的研究呈現出重要歷史時期的不同特征。為此，以1992年、2006年、2011年為標志時間節點，深入分析官產學研合作的研究在三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呈現的不同特征及演變進程潛在的密切關聯。

第一階段，產學研合作從無到有，以我國1992年啟動“產學研聯合開發工程”為標志。第一階段里，作為一個完整的合作體，企業、大學、科研院所都在積極探索自身在合作體中的角色，三者的合作都為獲得各自的利益，并且獲利的初衷有著強烈的自發性，即不通過合作獲得更有大的邊際效應，產學研合作名存實亡。從這時期的文獻深入調研也可發現，探討產學研各自角色定位、利益博弈的文獻居多，企業在自己投入研發與購入大學科研院所已有研究成果之間在權衡收益，薛瀾證實1993～2000年，中國企業超過政府成為研發投入的主要資助者，根本原因在于企業從外部研發機構購買比內部開發新產品或新工藝更加節省成本。安同良論證了企業的研發投入比重越高，其參與官產學研的積極性以及自身創新效率也越高。魯若愚從企業的角度構建了校企合作研發利益分配委托代理模型，證明了校企合作創新的不同階段對分配方式具有不同偏好。大學特別學研機構的人員為彌補科研經費的不足與獲取自身感興趣的方向與企業有著項目合作。王毅認為知識日益成為企業的戰略資源，大學的任務是通過產學研合作把外部知識轉移到向我國企業內部并創造價值是贏得競爭優勢。徐華探索了高校為背景的高新技術產業孵化機制，厘清了基礎研究、工程研制、產業化實施內在的科學與經濟規律，解決產學研三者脫節，構造市場與效益為導向、研究為基礎、產業為目標、產品為紐帶的產學研一體化模式，構建共同利益保障下的產業孵化體，豐富并拓展了產學研的內涵。政府的角色自1992年啟動“產學研聯合開發工程”就發生著轉型，從計劃經濟背景下指導性角色開始轉型，逐步以參與者的角色融入到“官產學研合作”，易余胤運用演化博弈對產學研三方在合作研發中的機會主義行為進行了分析，為各級政府提供了監督機制，以及對機會主義行為的防范提供了有效保障。但這個時期政府的角色依舊模糊，主要原因是：雖然由國家層面提出了產學研合作，政府必須給予充分的支持，但這時期政企分開的大方針與政府作為參與者融合官產學研的團隊中有著制約。李建玲以北京為例，分析了北京高新技術產業集聚與發展中的政府作用，包括改善地方軟硬環境、促進官產學研協同創新、推進孵化器建設等?？傮w而言，在官產學研合作的第一階段（1992～2005年），相關研究圍繞著各主體的角色定位作用，合作更多呈現出滿足短期利益的驅動，隨著研究的持續深入，各主體間的合作將萌生出更多新的載體。

圖3 1997年～2013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中關于“官產學研”項目立項情況

第二階段，官產學研的快速發展是從2006年全國科技大會召開，我國頒布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在這之前政府、企業、大學、科研院所各自為政等經過了14年的磨合，從一開始盲目探索進入成熟穩步發展階段，該時期的相關文獻反映出，學者們不再將視角關注個體獲益，而開始深入分析官產學研作為整體的發展規律。徐冠華指出2006年黨中央、國務院召開了進入新世紀的第一次全國科技大會，把建設創新型國家、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為國家戰略，為我國未來科技發展繪就了宏偉藍圖。其中，以制度建設為重點，深化科技管理改革，把促進產學研結合列為重點，通過知識產權的保障機制，促成科技創新能力不斷提高。對該時期“官產學研合作”由內涵到外延的分析，可概括為知識產權、合作模式、兩級政府嚴密的邏輯關聯：明確了利益的分配及和合理權利的保障，官產學研合作有了凝聚力并有了可持續發展路徑；合作體自由地結合領域，持續向深層次、緊密性、實體化方向發展自然沉淀了固定的合作模式；合作模式的良性發展離不開中央政府對各行業總的支持方針和政策，也脫離不了所在地方政府營造的配套服務環境。仲偉俊從企業視角對我官產學研合作創新模式進行了分析。認為官產學研合作中技術創新、人才培養、實驗室共享與利用、信息獲取與市場反饋是關鍵，其中技術創新以聯合開發、委托開發占主導形式。提出成果轉化率不能完全衡量合作水平，彼此合作應有基于成果的合作向注重能力的合作轉型等基本觀點。傅首清以北京中關村海淀科技園區為實證對象，分析了該區合作模式的演變，深入研究了技術貿易為主、集中國外技術的引進和國內二次開發推廣、產業聯盟、創新集群、研發戰略聯盟及全球研發中心各模式的內在機理及演化。魯若愚實證分析了廣東省經過六年（2006～2012年）官產學研合作帶來的成效。在探索完整的官產學研合作創新模式體系的基礎上，以廣東省為例，通過對中山、深圳、佛山、東莞、珠海等城市的調研，針對實踐中出現的問題設計了新的合作模式。我國的官產學研合作在第二個發展階段（2006～2010）走上了穩定健康可持續的道路，基本固定了彼此的利益分配、合作模式，各創新主體從實現了“1+1＞2”的團隊效應，兩級政府的定位層次清晰。曾婧婧指出我國官產學研中政府經歷了中央指令型、引導型兩個時期，第二個時期又可以細分為改革階段、深化改革階段、省部合作科技治理階段3個階段。導致這一演化的因素是中央與地方政府間合作關系的建立，以及我國科技資源的稀缺性、分散性。進一步提出建立符合國際及跨區域科技協調機構，明確合作治理機制中“中央-地方”的角色定位，構建“垂直省部、水平跨域、公私合作”的科技治理網絡。但各地政府都愿意自己的區域創新能力更強、影響面更大，很多相同方向、同一領域、同一合作模式的官產學研合作在不同地區上馬，彼此復制，造成創新力的下降，彼此競爭的加劇，國家整體投資浪費。

第三階段，“2011計劃”從國家頂層設計上整序了面向科學前沿、面向文化傳承創新、面向行業產業、面向區域發展四個方向，并在各方向嚴格選擇了更具發展優勢的協同創新中心作為實施載體。創新主體依然是大學、科研院所、企業、地方政府，但通過頂層設計，聚合了創新能力，避免了投資浪費。這時期，官產學研合作行為融合在協同創新中心的載體中，建立多元協同的開放、集成、高效新模式。郭菊娥認為“2011計劃”將高校作為了協同創新的組織主體，將創新人才培養過程凝聚在協同創新中心研究的前沿陣地，重點研究了協同創新中心的治理模式、組織管理和互動條件，從而形成一套機制：整合一流的資源，吸取先進的理念、技術，形成一流的成果產出。張玲召探析了具有行業特色型大學協同創新中心的層圈結構概念模型，分析協同創新中心組建要素和運行影響因素，提出科學的創新方向、企業的積極參與、政府的投入等是促進同類中心良好運行的重要因素。得出結論：行業特色型大學所組建協同創新中心是行業開展原始創新的主力軍。協同創新中心遵循“需求導向、深度融合”的原則，各合作主體的目標更明確，整體的發展路徑更合理?！?011計劃”的實施過程將科技第一生產力和人才第一資源的緊密結合，通過協同創新，把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產業創新構成完整的創新鏈。

我國官產學研合作研究的三階段層次分明又內在密切關聯，將三階段演變過程概括如圖4所示：

圖4 我國官產學研合作研究三階段演變過程

2.3 國內外研究對我們的啟示

國內外的研究對我們下一步更好從事官產學研合作的管理有著重要啟示：

首先，對于知識創新與整合而言。官產學研合作突破了傳統的地理邊界、組織邊界及知識邊界，隨著外溢的知識成為整個行業內創新實體的公共知識，產權演變為共有性，不可避免存在“搭便車”現象。各創新實體面臨著巨大的競爭壓力，除了充分利用自身優勢與資源外，必須不斷地通過外部網絡獲取互補性資源，而無論是自己已擁有的知識還是“界外”知識，需要根據自身的戰略導向和資源配置有選擇性的構造知識網絡，只有對知識網絡中的知識資源經過行之有效的解構，與自身知識應用融合，并實現知識結構的重構，企業才能轉化為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政府才能凸顯服務型政府的優勢、大學才能創造切合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各類知識。

其次，對于科學研究而言。承載官產學研合作各類具體項目本身是一個問題導向的學習過程，由官產學研合作驅動的物質資源和知識資源的流入，會影響科學研究綜合的學習能力。而科學研究改變傳統封閉模式，面向市場需求，從官產學研合作中探索理論研究方法和技術研發路徑，有助于從事科學研究團隊緊密結合國家、行業發展的重大急需和學科發展的前沿問題，重新形成研究偏好。更深層次，面向行業產業、面向區域發展、面向學科前沿、面向文化傳承必然驅使科學研究“跨界”發展，對科學研究的管理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的激勵與約束機制，組建突出科研技能互補和學術交流的大創新平臺。

最后，對于合作環境而言。國際競爭激烈的背景，官產學研合作優化了風險分散機制，完善以風險投資為核心的股權投資體系，官產學研各主體作為合伙人“捆綁”為合作創新的利益攸關體，實現技術創新與環境創新雙輪驅動；官產學研的實質性合作又促使了人才流動，完善的合作環境以合理的分配方式和獎勵形式充分調動創新型人才積極性，最終布局優秀人才在官產學研各主體中的結構；發揮文化的促進功能，更有效的融合“資金與人才”對合作的支撐，同時重振企業家精神，培育“寬容失敗、鼓勵冒險、兼容并包、寬松創業”的創新文化?？傊?，作為合作環境的各要素資金、人才、文化深入融合在官產學研合作進程中。

3 透視官產學研合作研究成果分析我國官產學研合作特點

大學的知識創新推動、科研院所的技術科研帶動、企業的技術需求拉動、政府的創新政策引導都會促進官產學研合作的整體效果及效率水平。透視國內外已有官產學研合作研究的成果，結合我國實際國情，深入分析我國官產學研合作的特點，提取的特點有助于提升官產學研之間的有效互動與連接，提升官產學研合作的強度、深度及可持續性，進而使官產學研合作的層次不斷提升、相互作用模式更加靈活。

3.1 以政府為主合作的特點

科技資源是發展創新型經濟的核心資源，為此，以政府為主合作的特點集中表現的創新平臺構建以支撐資源調配、創新文化與社會環境的營造。

在創新平臺構建中政府為主的合作重在發揮引導公共科技資源供給。一方面，調動大學、科研院所、企業的積極性，面向科技重大專項或重大工程、瞄準目標產品和工程，集成各類科技資源，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主導產業，帶動產業結構調整；另一方面，以知識創新、科技創新，最終帶動產品創新有利于推動地方地方經濟的發展，增加財稅收入，降低失業率，實現資源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以政府為主合作特點的另一個表現就是營造創新文化與社會環境，也是構建創新平臺的內涵，運營創新平臺的保障。營造創新文化與社會環境最重要的是制度環境，制度環境就是產權環境，從產權的賦予到產權的收益再到產權的保護，尤其是產權收益，是以政府為主合作中一系列工作之重。

3.2 以企業為主合作的特點

企業參與官產學研合作往往存在不愿冒險、模仿同質化、急功近利、降低成本等目的，因為從企業盈利的角度看，大學的知識創新、科研院所的技術創新其創新成果存在高度不確定性、復雜性以及實現路徑的依賴性，以企業為主的合作是為實現利潤為前提的，為此，企業的技術創新與能力提升也有特定的路徑依賴，具有累積性以及不可逆性等特點。

以企業為主的合作對市場把握和技術商業化存在著比較優勢，發揮企業的比較優勢需要服務，尋找擁有和具備相關技術和知識或開發能力大學和科研院所，通過聯合開發或委托開發的形式進行合作，由企業推向市場。以企業為主的合作突出企業既是新產品總體方案設計的主體、技術開發主體、市場開發主體，即“三維主體”，大學與科研院所發揮研發能力的優勢，配合企業進行技術創新。

3.3 以大學為主合作的特點

以大學為主的合作顯著特點表現在由大學的知識創新到企業的商業應用的知識流動。知識創新源自國家基礎研究的需求，其結果表現為知識外溢，知識外溢的路徑集中于大學到企業或產業群，企業將獲得的外溢知識通過產品創新獲取利益并由市場反饋機制激發大學再創新，從而產生循環外溢效應，并最終凝結了大學為主的合作關系。

合作的深度與廣度與知識外溢的路徑范圍關系密切。眾多學者關注大學知識外溢涉及的地理距離，研究表明知識外溢主要存在于以大學為中心的臨近區域，技術創新根植于地域空間，地理臨近對知識外溢具有極大的正效應。

大學除了進行知識創新產出知識外溢，另一項重要職能進行人才培養，為政府、企業、科研院所輸送創新人才，這是官產學研合作的基礎，也是維系合作關系的紐帶。研究表明，對大學的資助投入到資產中并不會顯著提升知識創新效率，說明知識創新與人才培養更關注對人員的投入，對人才的引進和培養不足會降低知識創新效率。

3.4 以科研院所為主合作的特點

首先，凸顯科研院所的機構定位?？蒲性核鶠橹鞯暮献鞫ㄎ挥诋a業前景的前沿科技探索與產業發展緊密結合起來。一方面，關注大量應用研究，甚至進入基礎研究；另一方面，面向市場催生產業成果，以衍生企業、孵化企業、所企合作的方式推進轉化前景變成現實。

其次，創新組織運行機制?？蒲性核鶠橹鞯暮献魍ㄟ^體制機制的創新，實行一定程度上的企業化運作和管理。在具體的組織方式上，采取了理事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理事會由政府與發起單位組成，保證了機構本身的社會公益性，更盤活了成果孵化、資本運營、金融創投等運行過程。

再次，聚焦核心研究領域。運行機制只有與研發本身有機結合才能發揮力量?？蒲性核⒅貐R聚各合作主體的力量，綜合學科交叉，最終形成自己的核心研究領域。許多合作將基礎性科研成果到產業化、商業化應用的進程縮短了距離。

最后，引入資本重視商業模式。以科研院所為主的合作更凸顯出科技成果的產品化、商業化在科技創新中的重要性。理事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引入產業資本、風險資本，重視商業模式的探索，以期實現科技成果的轉化。

4 對策與建議

根據前面的文獻分析與合作狀況分析，發現目前我國在官產學研合作中存在的問題，并借鑒國內外官產學研合作研究的經驗，提出今后我國官產學研合作研究的對策和建議。

4.1 完善官產學研合作的政府職責

完善稅收優惠政策，如合作創新發生的費用可列入技術開發費；合作創新產生的收入免征所得稅、營業稅；合作創辦的實驗室購置實驗設備等科學研究用品免征進口關稅、增值稅。加強地方政府的科技投入，明確科技投入幅度及資金用途，加強對科技投入資金的監管力度，引導社會資金投入，設立“官產學研合作”專項計劃，資助官產學研聯合創辦的實驗室、子公司、創新中心等實體。

完善政府采購對合作創新產品的優選、首選制度。有效降低創新企業進入市場的風險門檻，采購對象為創新產品或產品生命周期早期階段的創新以及政府是新產品最終使用者的創新。

激勵創新的金融政策著重解決企業創新風險和后發企業的融資問題。引導金融機構對合作項目的扶持力度，放寬融資條件，增強對官產學研合作轉化科技成果項目的信貸力度。鼓勵金融機構開展知識產權抵押業務和支持技術創新開發金融產品和服務。

建立官產學研合作的公共服務平臺。一方面，大力推進政府引導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專業分工與網絡協同為原則為官產學研合作提供各類技術服務、技術評估、信息咨詢，推動資源與各創新生產力的緊密結合，加快先進實用技術向小微企業的輻射和轉移；另一方面，制定科技資源公開及共享使用制度，并對以財政性資金購置大型科學儀器、設備的聯合評議工作。

4.2 調和官產學研合作中各種社會關系

利益分配機制與合作文化建設是官產學研合作各種社會關系的牽引力。利益分配不合理，合作就難以持久進行，在現有法律法規基礎上完善相關政策法規，細化、增加各創新主體之間的知識產權歸屬和利益分配方式，規范官產學研合作內部收益分配的參考標準和收益分配比例，建立風險與收益一致的官產學研合作機制，約束官產學研各方權益，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營造良好制度環境。研制知識產權價值評估方法、程序和標準，為知識產權糾紛的解決提供依據。

合作各方來自政府、企業、大學、科研院所等不同組織，在文化上存在顯著差異，文化沖突會阻礙彼此耦合互動的效果，推行政府官員、企業管理者、學者、科研人員、商務人員相互協作的人才網絡建設并通過官產學研合作的文化建設，維系網絡關系、增強文化交融，培育“敢冒風險、善于創新、誠實守信、寬容失敗”的合作文化，形成官產學研伙伴關系兼具較高兼容性、優勢互補、優化配置的共生共長的動力優勢。

4.3 培育官產學研合作的人才團隊

官產學研合作更是基于在各方人才能力上的合作，制定“嚴進、寬容”的人才政策：嚴格引進、耐性培養復合型科技人才和高端管理人才是官產學研合作的人才途徑，特別培養懂科技、會管理、善經營的企業家，將“企業家計劃”納入官產學研合作績效考核的重要指標。通過培育優秀的企業家穩定企業中研發團隊；通過待遇、住房、福利、職稱等激勵政策鼓勵人才團隊投入官產學研合作中；通過寬容與支持的氛圍勉勵創新人才，放寬嚴格急功近利的考核指標。塑造一個尊重知識、寬容失敗、長期導向的官產學研合作的人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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